蘇東坡的最終流放

公元1098年的一個夏天的雨後清晨，中國文學史上的一位巨人，再一次受到貶斥，從已經謫放多年的嶺南，渡瓊州海峽，往海南島的昌化軍安置。在宋代，海南島不像現在這樣風光，而是朝廷發配刑徒的邊鄙之地。把這位文豪流放到荒蕪不毛、人煙稀少、瘴霧肆虐、土地貧瘠的儋耳，實際上是讓他老死海南，永不回還的了。

流放，是與砍頭差不多的刑罰，兩者的區別，一是立刻斃命，一是慢慢死亡而已。曆代中國不聽話的文人，受此處置者多，讓你不死不活，而活著比死還難受。縱觀世界，好像各國統治者都很喜歡采用這種不馬上傷筋骨的辦法，俄國沙皇就把赫爾岑送到西伯利亞的冰天雪地裏去。宋代，因為北方在異族手裏統治著，就隻好往大陸南端的蠻鄉夷域押送了。

自秦始皇焚書坑儒以後，中國的皇帝，盡管事實上大興文字獄，收拾知識分子，但不願承認自己是暴君。帝王們很明白，殺頭固然簡便快捷，但為此承擔後人沒完沒了的唾棄，還不如采用使其自斃的辦法較好。把那些總跟皇上過不去，總跟當局唱反調，總愛發出不同聲音的作家、詩人，送到遙遠的邊陲，一去不回，讓他們在那裏謀生維艱，饔飧不繼，恐怕就湧不上來詩情和文思，也就沒工夫和沒精力寫那些皇帝不喜歡的東西了。

於是，一紙流放海南的文書，從開封急遞惠州，年已五十二歲的這位大文人，風雨兼程，由雷州半島那煙雨濛濛的徐聞港登船，踏上他生平第三次的流放途程。在大陸南端的這片海域上，曾經不勝榮幸地，有兩位在文學史上屬於重量級的人物泛舟而過，給這片蔚藍的世界，增添了前所未有的文化色彩。第一位是“初唐四傑”之一的王勃。公元676年，他經過此地往交趾探望受他牽連而被謫的老父，在海途中，遇到颶風，不幸溺水，驚恐而死。但四百年後，第二位大文豪途經這片海域時，本來還是雨急風驟、驚濤駭浪的天氣，突然變得平靜而又溫柔。雲消雨散，風平浪靜，一葉扁舟，揚帆急駛。站立船首眺望的寬服髙笠、長髯廣額的長者，就是第三次被朝廷放逐的蘇東坡。

東坡先生當然留戀著身後漸漸遠去的雷州半島，那裏大概還癡癡站立著剛剛握別的弟弟蘇轍。但眼前雲水盡處的新天地，更吸引著他。他不禁吟誦起他幾天前寫成的給他弟弟的詩，其中表露出這樣的胸懷：“平生學道真實意，豈與窮達俱存亡。”“他年誰作輿地誌，海南萬古真吾鄉。”這恐怕又要讓那些再次流放他的中書省官員大大地感到失望了。這一幫小人，以為他厭絕這蠻夷未化、瘴氣彌漫的海島，並因而一蹶不振。哪裏想到一個精神上的巨人，絕非蟲豸們那些卑汙伎倆所能壓倒的。他還未踏上海南島，已經燃起生活的欲望，打算從此永遠住下去，把這裏當作他的故鄉了。

當初，他們攛掇皇帝，將他遠戍惠州，以為能挫折蘇軾的豪放不羈的膽氣，能摧敗他海內仰慕的文學聲名，能使他噤若寒蟬，銷聲匿跡，再不能鋒芒畢露，所向披靡。誰知他根本沒把這貶謫放在心上。“日啖荔枝三百顆，不妨長作嶺南人。”情致更佳，詩興不減，佳作泉湧，文章尤健。這些在嶺南的筆墨，不僅抄錄者多，刻印者眾，而且很快傳入都城，流入禁中，一時間，“士大夫不能誦蘇詩，便自覺氣索”。那時，不但整個中國都在詠讀他的詩篇，傳抄他的文章，甚至在都城開封住著的外國使者、商賈，來求學的朝鮮、日本、西域人，也不惜重金收購他的文集。

那些整不倒他的官員兼同行們，臉皮發青，氣急敗壞。翻一翻《宋史》，當然也不僅這部史書，凡整人為業者，無一不是小人。若非小人，也就下不去手整人。而中國的小人手中有權時，便要居心叵測地想法整人，即使失勢旁落，也會挾嫌報複，一息尚存，便咬人不已。因為他們整多了人，整久了人，整了一輩子，成了一種職業病，不整人，手癢；不咬人，牙更癢。所以，他們發現這位東坡先生未被整倒整死，居然活得還挺自在，到處發表文章，經常出席飯局，書籍屢禁不止，仍有海外影響，就歇斯底裏起來，更瘋狂地整他了。開封城裏中書省的小人們，簡直坐臥不安地告禦狀，打報告，於是將他第三次發配。當他們簽發這份流放令時，肯定是竊竊私喜，心底暗笑。這下子，你蘇東坡的文學影響，將壓縮到最小範圍，而且，讓你在那個島上，生活無著，吃足苦頭，不死也得剝層皮。

小人發出猙獰的笑聲，正直的人就要遭難了。

所有敢對大師發難的小人物，都有一種性變態式的施虐欲，而如果這個小人物同時又是舞文弄墨的作家或詩人，那麽，報複心理便愈益的強烈可怕。“文革”期間，一些有聲望的老作家被押上台揪鬥，下手最黑最毒的，多是些不成氣候的三四流或不入流的作家，便是一個證明。蘇東坡的對立麵，諸如舒亶、李定，以及等而下之者，也奇怪了，都是文人。而文人型的小人，或小人型的文人，就要更多一份刁鑽促狹的齷齪心理。他們因為寫不出，寫不好，而手中握有權杖，便以此宣泄一己的私憤。休看他們在文學上無力較一短長，在整人上倒頗有才氣。“十年浩劫”中，寫作班子、大批判組，都用他們當筆杆子，就是這個道理。

不過，他們能夠把蘇東坡發送到一海之隔的不毛之地，以為交通阻絕，音耗不通，就可以把他從精神上摧毀’文學也就終結了。但小人們失算了，蘇東坡那不羈的獨立人格，洋溢的文學力量，以及在讀者中的地位，決不是一紙命令能夠左右的。對於真正意義的作家來說，天涯何處無芳草，隻要是有人群居住的地方，文學的生命力就不會衰敗，創作的源泉自然更不會枯竭。莎士比亞雖然不得不聽命於伊麗莎白女王的某個侍從，達·芬奇也曾屈服於佛羅倫薩教堂的哪位修士。曆史有時會出現小醜指揮大師的場麵，不過注定的角色是不可替換的，小醜永遠是小醜，絕不會因為他淩辱過大師，他也會成為大師的。

但像蘇東坡這樣正直的，不肯阿附，也不肯向惡勢力低頭的大師，“忠規讜論，挺挺大節”（《宋史本傳》），幾乎不可能不得罪小人。而小人之輩，無不具有侵略性，他們從來就把快樂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之上。不滋擾生事，不無事生非，他們就不快樂。蘇東坡的一輩子，“為小人忌惡擠排”（《宋史本傳》），幾乎都是在小人的圍攻中生存，而且，每一次都被這些小人加文人的對手們打得落花流水。蘇軾一而再，再而三的失敗，固然造就了他文學的成熟，但也鑄成了他一次大獄、三次流放、妻離子散、背井離鄉的終生悲劇。

小人之可怕，就在於他們像血管裏的粥樣硬化沉積物一樣，最後會摧毀整個社會。明代的袁宏道，在《送江陵薛侯入覲序》中說過：“自古國家之禍，造於小人而成於貪功悻名之君子，十常八九。”其實貪功悻名的君子，也就是小人型的文人罷了，他們是封建社會裏知識分子的苦難之源。試想皇帝會有時間和興趣看那麽多文學作品嗎？還不是這些文學小人在皇帝耳朵旁邊，檢舉揭發，告密陷害、深文周納、羅織罪名的結果？因為嚴酷統治的社會機製，根本沒有正常的政治生活，所以那些善於鑽營者，必須尋找無辜者為犧牲，來染紅自己的頂子，於是，莫過於正直的文人，是再好不過的靶子了。第一，他們善良，通常不設防；第二，他們天真，缺乏鬥爭經驗；第三，他們憂國優民，在作品中，容易抓到把柄。蘇軾被抓到開封坐牢，不就因為他的《詠古檜》詩裏有句：“根到九泉無曲處，歲寒惟有蟄龍知”，便告他一個惡毒攻擊皇上的罪名嗎！

假如把這樣一頂小人型文人的頭銜，冠在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頭上，也許多少有些失敬；然而，加在和“拗相公”聲氣相通、相互勾結的那些官僚、投機分子、名節不佳者頭上，倒也十分貼切。他們整天像狗一樣嗔著蘇軾的每一篇詩文，拚命搜尋他們認為有可能置他於死地的漏洞、破綻和足以上綱上線的詞句。蘇東坡即使二十四小時都睜著眼睛，也無法防備這些明裏暗裏算計他的敵手。

上帝是慈悲的，但並不總是大方和慷慨的。他給了蘇軾無限才華的時候，就不再賦與他駕馭政始的能量了。他的筆下“文如萬斛泉湧，不擇地皆可出。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自評文》）。可是，在政治的小胡同裏，就別指望順暢地通過。更何況那胡同裏，有如此之多的對他聲名嫉妒得要死的文學小人呢！

大概有了文學的那一天，就有文人相輕的嫉妒存在。在這個世界上，隻要有第二個作家存在，那麽，第一個作家就必須麵對兩種可能，一是慶幸有了難得相知的文友，一是不能不防的文學小人。這兩者隻能選擇其中之一。若僅僅是較文學長短的相輕，也還罷了，若借助於權力，像妒婦似的整起同類來的話，那下手之狠，之毒，之不擇手段，之不容寬貸，是一點也不斯文的。

所以，中國的文字獄，固然都是由統治者發起，以鎮壓異己的作家和詩人，但起勁的，發難的，來精神的，還是這些文學界的小人們。不過在宋代，仁宗、英宗、神宗、哲宗這幾代皇帝，文化素養較高，還算比較愛才。對於蘇軾，主張對他從輕發落的，先後有兩位太後，某種程度上起到保護作用，否則，他早瘐斃在開封大牢裏了。宋神宗雖然支持王安石變法，也同樣很褒美蘇軾的詩文，對他的奏章精彩之處，“宮中讀之，膳進忘食，稱為天下奇才”。後來蘇軾第一次流放黃州期間，這位皇帝還時常說他的好話，向台省內閣示意，要重新起用他，但反對派糾結在一起的時候，竟能作梗到連神宗也愛莫能助、無能為力，就可知道民間諺語所說“閻王好見，小鬼難搪”的小鬼，是多麽難纏了。

看來，蘇軾一生就倒黴在這些小人身上了。當然，這也不光是他一個人的遭遇。在中國曆史上，這些圍在皇帝身邊被豢養著的唯知隨班唱和、做馬屁文章，而寫不出正經作品的禦用文人，都十分害怕真有才華的人，怕他們奪走統治者的寵幸。所以，他們總是嫉火如焚地煽動皇帝的疑忌，從而達到整治同類的目的。

在《謫海南》詩的前麵，蘇軾寫道：“吾謫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聞其尚在藤也，旦夕當追及，作此詩示之。”從這幾句話中，可以看出他們兩兄弟的手足情深，也看到那些握有權柄的小人式文人，出於嫉恨，迫害之情何等急切。南宋陸遊在他的《老學庵筆記》裏記載：“紹聖中，貶元祐（黨）人蘇子瞻儋州，子由雷州，劉莘老新州，皆戲取其學之偏旁也。時相之忍忮如此。”陸遊是距蘇軾不遠的詩人，而且他是很注意收集蘇軾文獻的有心人，曾經把北宋“南渡”後散佚的官方文件中關於審判蘇軾的記錄，整理出一本《烏台詩案》出版。由此，可見這些文學小人可笑也可悲的心態。因為蘇軾字子瞻，就到儋州，瞻和儋的偏旁相同，東坡先生就成了文人中流放得不能再遠的一位。從這種流放到什麽地方的挖空心思上，蛇蠍之心，令人齒冷。

一方麵，蘇東坡的文學成就，使得那些末流的作家詩人、不成氣候的評論家、竊踞權位的文化官員，由不得自慚形穢，嫉妒得要命，便要尋釁生事，不遺餘力地圍攻。另一方麵，他的正直不阿，真誠坦**，敢於陳言，不避風險，在政治上決不隨風轉舵的性格，也使他不斷地與權貴們發生衝突，而屢屢獲罪。

王安石變法期間，蘇軾與歐陽修、司馬光一起，持保守觀點。但他並不算是一個死硬的反對派，隻不過在感情上拒絕那些峻急傷民的改革措施罷了。於是，他遭王安石黨羽的打擊，抓起來坐過牢。後來，到了宋哲宗接位，保守派得勢，在全盤否定新法的浪潮中，蘇東坡和別人不一樣，對變法中的若幹可行措施，還是建議保留的，結果又受新貴們的排擠嫉恨，給放逐到嶺南。到了惠州，他的政敵仍不放心，再次謫放，過瓊州海峽，到儋耳。

大凡真正的文學巨匠，和那種隻求自己一帆風順、得其所哉，而寧肯做違心事、說違心話的文人不同。倒不是蘇軾不肯低下那高貴的頭，而是他的良知使他無法屈從那些肆虐的小人型文人。所以，終其一生，是在不斷地吞吃苦果，於顛沛流離中度過。他也明白自己，這是改變不了的。有一次，他下朝歸來，捫著自己的腹部問隨從，我這裏麵是些什麽？隻有一個人的答複使他滿意，那就是追隨他大半輩子的朝雲，一個非常聰明的女子。她說：“學士那裏，裝的是一肚子不合時宜。”

古往今來，所有懂得合時宜的作家詩人，誰不是風花雪月，逢場作戲，版稅照拿，名利雙收，活得很滋潤、很開心的呢？但太聰明的作家，太合時宜的作品，往往經不起時間的考驗，難逃鏡花水月、一瞬即逝的命運。然而“文章憎命達”，不合時宜的東坡先生，盡管在仕途上浮沉跌宕，在文路中遭際險惡，但他卻給這個世界留下了不朽之作。在中國文學史上，這種“我以我血薦軒轅”，甚至把命都送了的作家詩人，還不知有多少。也許這正是中國文學的精華神聖所在。如果文人都聰明得要死的話，都在玩文學，也就不會有文學了。若是隻剩下庸俗與趨炎附勢，文學史恐怕就要空白了。

被迫流放的東坡先生，攜幼子蘇過，終於在紹聖四年的六月十一日過海，到了流放地。臨行前，他在《與王敏仲書》中，流露出一種感傷的情緒：“某垂老投荒，無複生還之望，昨與長子邁訣，已處置後事矣！今到海南，首當作棺，次便作墓，仍留手疏與諸子，死即葬於海外。”在《到昌化軍謝表》裏，也說過：“並鬼門而東騖，浮瘴海以南遷。生無還期，死有佘責。宜三黜而未已，跨萬裏以獨來，孤老無托，瘴癘交攻。子孫痛哭於江邊，已為死別；魑魅逢迎於海上，寧許生還？”對他來說，流放海南，比之流放嶺南，更無生還中原之望。尤其是他最心愛的廝伴半生的朝雲，已經病亡惠州，剩下形單影隻的他，獨處蠻荒野域，難免惆悵。

但是，展現在他視野裏的海南，那嶄新的生活，終於給感覺敏感的詩人，帶來創作的興奮。還在旅途中，經儋耳山時，停車佇望的他，就湧上來壓抑不住的詩興：“突兀隘空虛，他山總不如。君看道旁石，盡是補天餘。”

以補天石自期的這首小詩，表明了這位遠放海南的文豪，在精神上開始振作起來。九月十二日與客飲薄酒小醉，試筆自書時，更跳出個人局促的視野，升華到俯仰天地的高度。“吾始至南海，注視天水無際，淒然傷之。曰：‘何時得出此島耶？’已而視之，天地在積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國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島者？覆盆水於地，芥浮於水，蟻附於芥，茫然不知所濟。少焉水涸，蟻即徑去。見其類出涕曰：‘幾不複與子相見，豈知俯仰之間，有方軌八達之路乎？’念此可以一笑。”（朱弁《曲洧舊聞》）於是，他釋然了。“餘生欲老海南村，帝遣巫陽招我魂。杳杳天低鶻沒處，青山一發是中原。”從此，他不作歸計了。

但到儋耳住下來的東坡先生和他的兒子蘇過，生活當然是非常艱窘的。在《與元老侄孫書》裏寫道：“老人（自稱）住海外如昨，但近來多病，瘦悴不複往日，不知餘年複得相見否？又南海連歲不熟，飲食百物艱難，及泉、廣海舶不至，藥物醬酢等皆無。厄窮至此，委命而已。老人與過子相對，如兩苦行僧耳。然胸中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知之免憂。”在《與張朝請書》中，也談到了他的生活景況：“海南風物，與治下略相似，至於食物，人煙，蕭條之甚，去海康遠矣。到後，杜門默坐，喧寂一致也。”

《宋史本傳》裏記載：“先生安置昌化，初僦官屋以庇風雨，有司猶謂不可。則買地築屋，昌化士人畚土運甓以助之。”蘇軾在《與程儒書》中也說到：“近與兒子結茆數椽居之，勞費不貲矣。賴十數學者助作，躬泥水之役。”這裏所說的士人、學者，該是本地的文化人了，親自操泥水匠的勞動，來幫助東坡先生，這實在是令人感動的場麵，可見正義和公理，還是植根在真正的知識分子心中。他們也許沒有力量使這位受崇敬的文豪走出政治的困境，但能夠解囊或傾力時，是一點也不吝惜的。

當時海島的生活物資，全賴泉州、廣州支撐供應，一旦阻隔，便是他的《儋耳四絕句》中的一首所描寫的困苦之狀了：“船舶不到米如珠，醉飽蕭條半月無。明日東家知祭灶，隻雞鬥酒定燔吾。”看樣子，那些未必是他讀者的海南黎族鄉民，倒也異常熱情地款待這位落魄潦倒的東坡先生。在中國這塊國土上，那些最底層的沒有什麽文化的一群，倒可能比有文化的人多一份同情之心。主人慷慨，貴客多情，有雞可食，有酒可飲，醉飽之餘，連回家的路也認不出來了。於是，他一路踉踉蹌蹌走來，一路詠哦著他的詩篇：“半醒半醉問諸黎，棘刺藤梢步步迷。但尋牛屎覓歸路，家在牛欄西複西。”

看來，生活的困難，壓不倒東坡先生那“超然自得，不改其度”、“杜門默坐，喧寂一致”的精神。他在海南，日子並不孤寂。“寂寂東坡一病翁，白須蕭散滿霜風。小兒誤喜朱顏在，一笑哪知是酒紅。”在老百姓中間，更尋找到他的新快樂。“總角黎家三小童，口吹蔥葉送迎翁。莫作天涯萬裏意，溪邊自有舞雩風。”所以，在他心裏，留下了對海南最佳的印象。據宋人陳敏政《遯齋閑覽》載：“東坡自南海還，過潤州。州牧，故人也，出郊迓之。因問海南風土人情如何？東坡雲：‘風土極善，人情不惡。’其初離昌化時，有十數父老皆攜酒饌，直至舟次相送，執手涕泣而去。且曰：‘此回內翰相別後，不知甚時再來相見。’”

這世界所以值得蘇軾留戀，也許是公道還在人心的緣故吧！

所以，他後來終於因赦離開海南島的時候，寫出了：“我本儋耳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遠遊。平生生死夢，三者無劣優。知君不再見，欲去且少留。”這首詩中，不但看到他的樂觀主義，他的坦**胸襟，也看到他三年流放期間對海南島的感情。在《過海》一詩中，他更無悔他的第三次流放，這恐怕是那些小人始料未及的：“九死南荒吾不恨，茲遊奇絕冠平生。”給了海南島最高的評價。到了廣西合浦後的一首詩中，甚至說：“攜兒過嶺今七年，晚塗更著黎衣冠。”再次回到大陸的蘇東坡，索性把自己看成是海南島的黎家人了。蘇東坡的最終流放，那些“忌惡排擠”的小人，本來想置他於死地的，也想使他的文學湮沒在蠻鄉夷域、了無所聞的。但是，他們沒有料到，終生顛沛流離、走遍大半中國的蘇東坡，渡海以後，他的文學成就，益發地輝煌，從而奠定他在中國文學史中的不朽地位。

宋代的朱弁在《曲洧見聞》裏寫道：“東坡文章，至黃州以後，人莫能及。唯黃魯直詩，時可以抗衡。晚年過海，則雖魯直亦瞠若乎其後矣！或謂東坡過海雖為不幸，乃魯直之大不幸也。”同是宋代的文學評論家胡仔在《苕溪漁隱》一書中說：“呂丞相《跋杜子美年譜》雲：‘考其筆力，少而銳，壯而肆，老而嚴，非妙手文章，不足以至此。’餘觀東坡自南遷以後詩，全類子美夔州以後詩，正所謂‘老而嚴’者也。子由雲：‘東坡謫居儋耳，獨喜為詩，精煉華妙，不見老人衰憊之氣。’魯直亦雲：‘東坡嶺外文字，讀之使人耳目聰明，如清風自外來也。’觀二公之言如此，則餘非過論矣！”

苦難磨煉作家，也造就作家，這在中國或者世界的文學史上，絕不是偶然現象。過海以後的蘇東坡，他的筆墨更是達到出神人化的地步，那些企圖扼殺文學的跳梁小醜，雖然不可一世地侮弄大師，最終也難逃被縛在恥辱柱上的命運，受到永遠的奚落。海的偉大，就在於浩瀚，即使有幾條墨鬥魚，噴出一點肮髒的汁水會影響水天一色的蔚藍嗎？所以，一部文學史上，無論小人怎樣跳踉，文學都是不會死亡的。大師永遠活在讀者心中，而墨鬥魚呢？對不起，誰也記不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