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坡戒詩

有戒煙者，有戒酒者，當然更有戒毒者，都因沉湎其中，深受其害，而苦於不能自拔，才有戒之一說。

然而，戒詩，則似是聞所未聞。詩是天籟，詩是靈感，詩是真情的流露和思想的升華，詩是這個世界上最美妙的以文字形式表現出來的音樂，為什麽要戒呢？豈非太荒唐突梯了麽？

然而，在一部中國文學史中，獨獨有這樣一個例外，那就是宋代的蘇軾。這位大詩人，就因為吃了他自己寫的詩的苦頭，他的家人，他的弟弟蘇轍，他的老前輩文彥博，都奉勸他戒詩，不要再為詩惹無妄之災了。他在《次韻答邦直子由四首》裏寫到：“欲吐狂言喙三尺，怕君嗔我卻須吞”句下自注：“邦直屢以此為戒。”由此可以看到蘇軾的朋友們，也不願他再為詩而身陷縲絏了。

中國有文字獄的曆史，也可稱悠久，通常都是皇帝才起勁做這種事情。但蘇東坡這次入獄，雖因文字起，倒不是皇帝要整他——相反，皇帝本人，甚至皇帝的母親，還在為他大說好話——而是皇帝身邊的人不放過他的一次奇特的文字獄例。這和莎士比亞時代的宮廷審查官，對他的劇本挑剔備至一樣，甚至在被槍斃了的劇本手稿上，寫上“小心自己腦袋”諸如此類警告他的話。與宋神宗相似，伊麗莎白女王和繼位的詹姆士一世，卻對這位劇作家相當寬容，優禮有加，那位來自蘇格蘭的瘸腿國王，還曾因《麥克白》的成功演出，給了他三十鎊賞金。那時的英鎊，可比今天值錢多了。蘇軾雖然無此好運，但最後，宋神宗還是沒有按照禦史的意見殺他的頭，而是從輕發落，把他謫放黃州，自然也是皇恩浩**的事。如果這位皇上一時糊塗，對臣下上報的處置意見，隨隨便便畫了個圈的話，那我們今天，就怕讀不到前後《赤壁賦》和《念奴嬌·赤壁懷古》了。

回憶這一段多少有點類似的東西方曆史事實，是饒有興味的。應該看到，英國的這兩位君主，是有相當藝術修養的。伊麗莎白女王，本人就是一位多才多藝的，鑒賞力很高的女人，像《溫莎的風流娘兒們》這出喜劇，某種程度上說，是她啟迪莎士比亞寫成的。相比之下，她手下的隻會威脅殺頭的宮廷審查官，就是一群飯桶了。而堅持變法的宋神宗，也是個比較有頭腦的皇帝，所以，他比臣下高明，把這個案子由禦史處理改由內廷更親信的人責辦，這才使莎士比亞和蘇東坡成為文學史上不朽的巨人。

多虧南宋的陸遊，因為當時的中央政府，各部衙門，從開封逃到臨安，好多官方文檔資料散落民間，他得以從內檔中，整理出版了一本“烏台詩案”，使我們知道這宗迫害大師的史實。這書中收錄了蘇軾被捕入獄的全部文件，包括審訊記錄、口供和所謂的詩文證據。也看到那些反對他的政客，智商是如何的低。而越是智商低的人，一旦有權，整起智商比他高的人，是越發的起勁。但惟其腦細胞缺乏，才有種種低劣的發難，愚蠢的中傷，笨拙的攻訐，和沒有多少水平的責詞。他們興高采烈地抓住了他詩中的兩句話：“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和其他一些敘述民眾苦難的詩，以及奏章裏的隻言片字，告到了宋神宗那兒去，控他一個大逆不道。

在中國封建社會裏，有什麽罪比反對皇帝的罪還大呢？別看這些人智商極低，但在關鍵時刻整人，並一下子上綱到極限，又顯得很有天才。“龍就是陛下您啊，蟄龍，就是惡毒攻擊陛下您已經入土為安了呀……”這時，既要有慷慨激昂和滿腔義憤，還要有眼淚鼻涕和滿臉忠誠。所以，無限上綱和影射法，努力往皇帝身上牽強附會過去，便是所有低能兒，用來打倒對手的有效套路。

在中國曆史上，宋朝的皇帝在文化素質上，要高於他朝。趙姓皇帝對於文化人的使用，信任，提拔，尊重，也比他朝要好得多。像範仲淹、晏殊、司馬光、文彥博、歐陽修、曾鞏、梅聖俞，包括王安石和蘇軾的弟弟蘇轍，直到南宋末年的文天祥、謝枋得、陸秀夫等等，都做了很大的官，而且都是詩文大家。在中國當皇帝的幾百人之中，曹操算得上是一位真正的帝王級作家，和他差不多等級的南唐中主和後主，應該是懂得作家和創作規律的皇帝，但他們也不能像宋朝皇帝那樣給作家這麽高度的信任。神宗甚至把王安石請出來當他的當朝宰相，這在別朝別代，是絕不可能的事情。皇帝高看作家者不是沒有，不過絕大多數是當個消閑解悶的玩意兒罷了，不會在政治上多麽重用的。南朝的謝靈運就是一個例子，皇帝對他親近，不過隻同他談談詩文而已，但他卻想染指權力，結果，皇上一不開心，就把他給殺了。所以，像宋朝這樣起用文人，予以政治上的使用，也是中國曆史上的一次很罕見的文化現象，確實是值得研究的。

這位宋神宗，接仁宗位後，一方麵，支持新派王安石的變法，很想發奮圖強一番，來扭轉積弱之勢；一方麵，也很欣賞保守派蘇軾的才華，表現了一個皇帝的文化品位，決定了他對待作家和作品的態度，以及做法。從這裏可以看出，他是懂得藝術歸藝術，政治歸政治，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不是有人打個小報告，馬上就要作家好看的主子。趙頊每次讀到蘇軾奏章的文采處，便對臣下讚不絕口。讀到他反映民間疾苦的詞章，連吃飯都不香的，可見是怎樣打動他了。

他當然不能相信這個詩人會反對朝廷，用詩文來誹謗他。但是，現在控製朝政大權的那班官員，很害怕蘇軾從地方回到開封的中央政府裏來做事。隻要他回來，就必然得到皇帝的重用，就必然要妨礙他們，使他們失去部分權力。存在這樣的危機感，必然要抱成團地置蘇軾於死地了。於是，告密他反對皇帝，便是讓他在眼前消失的最佳之計，這也是曆來一部分文人求諸最高權力，來收拾同行的簡直可以說是無師自通的絕妙手段。

所以，在皇帝的周圍，一旦有一批這樣的小人，而且他們又聯合起來，那也是很能左右局麵，甚至左右皇帝的一股可怕勢力。他們“抓住一點，不及其餘”的淩厲攻勢，竟使得宋神宗也無法不按照他們的意見，把蘇軾抓起來押解京師審問。曾參的母親，聽到有人告訴她兒子殺人的消息，一次，不信；二次，還不信；到了第三次，她不得不信了，在紡車上坐不住了。趙頊是皇帝，但也是人，人是很容易被重複灌輸的信息，而改變觀點的，至此，能不將信將疑嗎？

蘇軾在寫給這位文彥博的一封信裏，說起過他家人對他寫詩而受牽連的恨絕心情，讀來令人心酸。“某始就逮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相隨，其餘守舍皆婦女幼稚。至宿州，禦史符下，就家取書。州郡望風，遣吏發卒，圍船搜取，長幼幾怖死。既去，婦女恚罵曰：‘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怖我若此。’悉取焚之。”所以，他的家人不希望他寫詩，“你可別再寫詩了，拜托你了！”要他戒掉寫詩的“毛病”，也是很自然的了。“要是你不寫詩，哪會來抄家呢”看起來，“抄家”一法，倒是早已有之的老古董了。其目的無非一是收集罪證，二是掠奪財富，三是打倒威風。對蘇東坡這個一介書生來講，一無油水二無威權，不過想從他的詩文裏，再多找些證據，可致他於死命罷了。

社會公眾對於天才，從來就是兩途，一種是希望他成為巨人，一種則是努力把他踐踏，化為烏有，而無其他。就在他被逮捕，被拘留，被審判的時候，杭州城裏的老百姓，專門為他做了一場法事，禱祝平安。當他關在牢房裏，獄卒敢替他把寫好的詩，偷偷傳遞出來，可見真正的作家，即使在最陰暗的日子裏，也不會孤獨的。即使一些作品狗屁加之人品卑鄙的作家，動用全部花花腸子，想出一切辦法，費盡吃奶力氣，來整蘇東坡的話，也不是所有同行都會跟他站在一條戰線雪上加霜的。

幾百年後，我們重讀歐陽修《與梅聖俞書》中這幾句話：“取讀軾（即蘇軾）書，不覺汗出，快哉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一頭地也！”是多麽讓人感動啊！從這裏我們不但看到前輩的禮讓之情，愛重之心，擊節讚賞之意，而且，還看到一種保護精神。包括另一位前輩，文彥博勸他戒詩，也是不得已言之，無非讓他以後在詩文裏，不要再授人以柄的好意。這位政治家，久經宦海，深知蘇軾的對手，抓不住他別的把柄，自然要從他的詩文中找碴挑毛病，置他於死地的。

而那些深文周納，無所不用其極的文化小人，出於對才華的嫉妒，出於對巨人的畏懼，也出於一種職業打手的本能，必然要使出決非常人所能防範的卑汙手段。而對付作家，最有效的一手，就是從字裏行間，望文生義，找出破綻，然後，牽強附會，無限上綱。在封建社會裏，罵皇上是最大逆不道的，所以，也就從這裏向蘇軾開刀了。

因為要在藝術上較量出一個高低的話，是很費力氣的，不如這辦法好，在皇帝耳朵旁嚼嚼舌頭根子，或者在奏折裏寫上一筆，或者來一份無頭帖子，也就是匿名信什麽的，或者說與番邦有蛛絲馬跡之嫌，等等等等。於是，對手給抓起來，關起來，天下就剩下他，那他不就老子天下第一了嗎？

而真正的作家，被存心挑碴的小人抓住把柄的機會，簡直比比皆是。從古至今有幾個文學家是關在自己的象牙之塔裏，對世事不聞不問呢？尤其蘇東坡是位十分關心民瘼的作家，要他保持沉默是辦不到的。他在《次子由詩相慶》裏寫過：“春秋古史乃家法，詩筆離騷亦時用。但令文史還照世，糞土腐餘安足夢。”因此，從一個正直作家的作品裏，找到他們認為反動的東西，還不容易嗎？隻要他們想找的話。

尤其當時那場變法鬥爭，蘇軾站在了王安石的對立麵，那麽，在“烏台”裏坐著的那些禦史，十之八九是附庸巴結王安石的一幫小人，自然更要加緊收拾這位大詩人了。如今，他們咬住了這首詠古柏的詩定罪，用現代語言來說，就是告他一個影射和惡毒攻擊了。那不罪該萬死蘇軾即使渾身長嘴，也難以辯解。而且所有這類文字獄，從來都是檢查官兼法官，被告隻有等待宣判的權利。看來上綱上線這一招，發明權也不是後來人的專利，倒是古已有之的。綱已經上到了皇帝這兒，除了皇帝說話，蘇軾也就隻有等死了。

其實蘇東坡這首歌頌柏樹頑強不息的詩，任何一個具有正常思維的人，都不能作出誣蔑皇帝的結論。“烏台”辦事官員的這種說法，自然是十分拙笨的，可笑的，而且是荒謬的。但他們反複地在宋神宗麵前控訴蘇軾，一方麵透出這幫小文化人，或者是半文化人，對於有才華的蘇東坡的仇視心理；一方麵也看出他們本著看家狗的哲學，在行事中的有恃無恐的精神狀態。因為一條狗在吠叫什麽的時候，吠叫的對象是無所謂的，吠對了，還是吠錯了，是無關緊要的。關鍵在於吠的本身，能夠使主人看到它的盡責和忠誠，也就夠了。

幸好這位皇帝，不是絕對的昏君，還算明白事理，沒有被他們這份捍衛的忠心所感動，而且，他也不像時下一些人好自我對號入座。他認為蘇軾盡管寫了龍，這龍也不是他。諸葛亮還叫臥龍呢，那又怎麽理解？

最後，到底把蘇軾關在大獄裏四個多月，才作出謫配黃州的決定，這一點，還真是虧了宋神宗的理智。其實仁宗的皇後去世時，國喪是要大赦的，但是這幫小人生怕蘇軾在赦宥之列，還在和皇帝爭，非說蘇軾有反心，不但要殺他，甚至連司馬光、範鎮等反對新政的人，都開在建議要斬首的名單裏。由此可以看到一心要整人的人，具有那種冥頑不化，不把人整倒整死，不肯罷手的堅決性。如果，對這些人抱有任何幻想，以為他們會在變化了的形勢下麵，而有所悔悟，那就太天真了。所以，大家才勸他戒詩，免得這些人找他的麻煩。有的人，勸他戒詩的同時，還向他討詩，也真是讓他哭笑不得。他在給《廣西憲曹司勳書》裏寫過：“公勸某不作詩，又卻索近作。閑中習氣，不免有一二，然未嚐傳出也。今錄三首奉呈，看畢便毀之，切祝千萬。”便可知道，讓詩人戒詩，無異於要他放棄生命一樣。

他不是不想戒詩，也不是不知道別人想在詩裏抓他的辮子，但他甚至關在大獄裏，詩興也是關不住的。“惡衣惡食詩更好，恰似霜鬆囀春鳥。”他給他弟弟寫詩，由想到了死而寫出了深厚的兄弟之情。“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與君世世為兄弟，更結人間未了因。”筆鋒一轉，詩人仍舊寫出了“百年未滿先償債”，“魂飛湯火命如雞”的滿腔悲憤，看來詩人不但戒不住，而且還是忍不住而非爆發不可的。

關了幾個月的大獄，這位大師釋放了，步履踉蹌地走在汴京街頭。“出門便旋風吹麵，走馬聯翩鵲鬧人。”有了一份自由，那詩情更是湧溢而來。尤其一杯酒，握在手裏，“卻對酒杯渾是夢，試拈詩筆已如神。”這時候，什麽戒詩，什麽詩戒，全不在話下了。於是他揮毫疾書出來：“平生文字為吾累，此去聲名不厭低，塞上縱歸他日馬，城中不鬥少年雞。”這首詩，可見詩人的“毛病”全部都犯了。如果，落在那班文化宵小手裏，不又是口實麽這大概就是詩人的天性難易的率真了吧？

他到底也沒戒成詩，但他吃詩的苦頭，卻不僅僅是這一次。

公元1086年，哲宗繼位，他重新起複，但他仍舊為他寫的詩，倒了一次大黴。他忘了，天才是不大見容於小人的，尤其文化界，是小人很容易孳生的地方。小人一多，就要作耗了。舊時如此，現時不也如此麽君不見沒有一冊書者，可以當作家，沒有一篇代表作者，可以稱為著名作家，根本談不上傳世，也不是著作等身者，便封為大師，也是肉麻得很有趣的。還有更怪哉的，那些來自農村，或和土地因緣較深的作家，也許受到鄉下修廟建祠的傳染，來不及給自己建紀念館，活著就給自己上香，蓋棺論定了，也是蠻有黑色幽默之舉。

這一年，他到揚州竹西寺小遊，在牆上寫的一首“此生已覺都無事，今歲仍逢大有年。山寺歸來聞好語，野花啼鳥亦欣然。”他沒想到小人是牆縫裏的蠍子，逮機會就要蜇人的。小人從來不自己寫文章，但這些是非之徒，絕對有本事大做別人文章。其中“聞好語”三字，是被認為是對三月裏神宗的駕崩，表示出一種幸災樂禍的情緒雲雲。對死了的皇帝大不敬，也是死罪，這個帽子扣得夠大的，滿朝人都為他捏了把汗。

可誰都看得出“聞好語”係對上句的“大有年”而言，是對五穀豐登的喜欣。而且寫這詩時，已是五月初一，所以，他在給皇帝的《辨謗劄子》裏申訴：“臣若稍有不善之意，豈敢複書壁上以示人乎？又其時去先帝上仙已及兩月，決非山寺歸來始聞之語。事理明白，無人不知。”雖然他請求皇上對這種“挾情公然誣罔”，要“稍正國法，所貴今後臣子，不為仇人無故加以惡逆之罪”。

對立麵當然不會放過他，幸而由於太後的幹預，這件案子給擱置不問了，但指望皇帝公正，那就是詩人的天真了。沒有詩人，皇帝是無所謂的，可失去了這些沒有問題，也能夠嗅出“問題”來的鼻子，皇帝的覺便睡不安生了。

所以，詩人戒詩，正如要鳥兒不歌唱一樣，是難以辦到的。蘇東坡到底還是在汴京呆不住，給發配了。不過，這一次可比黃州遠得多多，先謫嶺南，後放瓊島，真是到了天涯海角，在那裏度過了他的晚年。等到再想起這位偉大的詩人，他已經無法再回到京師了。半路上，這位大師永遠離開了人間。

他給這個世界留下了詩，但他為這些詩，卻付出了整個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