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師太忙
大師，是極尊崇的稱呼，最早見《史記·儒林列傳》：“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
由此起始，中國的大師開始多了起來，什麽國學大師、文學大師、美術大師、烹調大師、氣功大師、幹炒牛河大師，五花八門，形形色色，把這頂桂冠東送西送，已經貶值到與街上賣的臭豆腐也快差不多了。書無一本像樣的，文無一篇稱道的，也作出令人作嘔的大師狀，指點江山，揮斥方遒，實在是近二十年文壇怪現象之一。前人對於濫稱大師，也是十分反感的，清人陳康祺在《郎潛紀聞》裏說到大清朝時的情況，言詞中就頗有些不敬的口吻：“二百餘年來，講堂茂草，弦誦闃如，詞章儉陋之夫，挾科舉速化之術，儼然坐皋比，稱大師矣！”
看來，大師情結，可謂古今通病矣！
民國初年，胡適在《國學季刊》發刊宣言裏說：“近年來，古學的大師漸漸死完了，新起的學者，還不曾有什麽大成績發現出來。”由此可見，在胡適眼裏，學者和大師不能劃等號，沒有“大成績”，而隻是中成績，小成績，學者也不能稱大師。所以，現在文壇上那些自封的大師，人封的大師，多少有些“山中無老虎，猴子作大王”的沐猴而冠的意思。證明了莎士比亞在《威尼斯商人》裏說過的一句名言：“發亮的東西，未必都是金子”，真是一針見血之語。
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大師的“大”，是非同小可的，而這個“師”字，則分量尤其的重。
我記得舊時家家戶戶供奉香火的神龕上，就有寫著“天地君親師”字樣的牌位。這“師”，就包含上至孔老夫子至聖先師，中至才高八鬥、學富五車的各類學問的大師，下至為你啟蒙，教你識字的老師。凡師，本來就應該包含扶持、提攜、培養、熏陶後來人的意思在內。近讀《宋史》，為歐陽修和蘇東坡同道相助、獎掖後進的精神所感動，於是，體會到中國文學的進展，正是全賴這樣的大師的播種耕耘，才得以造成文壇的輝煌局麵，因此，要說到大師二字，隻有從這個意義上說，才是名副其實的。
《宋史》載歐陽修“獎引後進，如恐不用，賞識之下，率為聞人。曾鞏、王安石、蘇洵、洵子蘇軾，布衣屏處，未為人知，修即遊其聲譽，謂必顯於世”。蘇東坡也如此，“一時文人如黃庭堅、晁補之、秦觀、張耒、陳師道，舉世未之識，軾待之如朋儔，未嚐以師資自予也”。
像這樣的大師，庶幾乎不辜負這一個“師”字了。孔夫子所以成為百代素王，就因為他擁有三千弟子，七十二賢人，形成了一門儒學。什麽樣的“師”，帶出什麽樣的“生”。然後，一群什麽樣的“生”，又對中國文化作出什麽樣的貢獻，這才夠資格稱為大師。
歐、蘇所在的趙宋王朝，在中國曆史上，是個實際上隻擁有半壁江山的弱勢政權，但在文化和文學的成就上，絲毫不遜色於前朝的盛唐氣象。人們耳熟能詳的唐宋八大家，所謂“韓柳歐蘇”等等，這兩朝是平分秋色的。而在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文壇一下子出現群星璀璨、蔚為壯觀的局麵，絕非阮籍登廣武所歎：“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其名”的隻會搞一些形式主義的，隻不過是過眼煙雲的假繁榮，而是一個真正輝煌的，在曆史上留得下來的文學高峰期。
十一世紀的中期，歐陽修算得上是位頂尖的領銜人物了，“為文天才自然，豐約中度，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獨騖，眾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師尊之”。接他棒的蘇東坡，小他二十九歲，則是十一世紀後期的文壇主將，宋人葛立方在《韻語陽秋》裏讚歎道：“東坡喜獎與後進，有一言之善，則極口褒賞，使其有聞於世而後已。故受其獎拂者，亦踴躍自勉，樂於修進，而終為令器。若東坡者，其有功於斯文哉，其有功於斯文哉！”反複論說其有功於斯文，看來真是發自肺腑之言了。
在宋南渡前的文壇，先是歐陽修與他周圍的作家，後是蘇東坡與他同道的文友，構成了兩個極佳的文學方陣。但蘇東坡在文學途程起點階段，若無歐陽修這樣的“師”，蘇軾這樣的“生”，也許未必如此順利在文壇立足了。所以，按舊時風習，“師”之對於“生”，位置能夠排在“天、地、君、親”之後，雖然很具封建色彩，但也表示師生知識的傳承關係，所負荷著人類進化的重任，正是有師有生，代代相傳，才構成世界文化的曆史長河。
當歐陽修“舉進士，試南宮第一，擢甲科，調西京推官”，早已文聲卓著，名震遐邇，可蘇東坡還在四川老家待著。雖然他二十歲的時候，由眉山至成都，當地名流“一見待以國士”，但對偌大中國來說，盆地終究有其局限性，盡管蘇軾才俊不可一世，但不為世知。大概四川作家，除了名師賞薦之外，其成長過程似乎有個隱隱的規律在，那就是必須出夔門，方成大器。
記得八十年代中，克芹還健在時，每年來北京開會，偶爾到舍下小坐，總是伴士光、賢亮等一起光臨，談及這個話題，舉出不少例證。其中一，即蘇軾，一出蜀則雄伯天下，以致四海之內的士子，開口不談蘇而覺氣索。其中二，即司馬相如，當他在西京時何其了得，長門一怨而天下知，後妃們都給他送紅包，求其詞賦，文采之飛揚，神情之得意，可想而知。一旦回到成都那條街上，與卓文君合開一家小鋪子，整日坐在燙酒的炭爐旁，欣賞太太的美麗，從此也就了了而已。出蜀效應，自古至今，皆如此而然，或許不無道理。然而，克芹憾甚，天不假以永年，還未等他出蜀，便撒手西去了。
蘇洵也許意識到，也許並非完全自覺地，隻有走出盆地，方能顯現天下，不去和中原文化主流契合，尋找到認識並重視他們才華的大師，至死也是坐井觀天罷了。於是，至和、嘉祐年間，領著他的兩個兒子蘇軾、蘇轍。離開家鄉四川眉山，乘舟東下，過三峽，出夔門，到了北宋的京師汴梁應試。三蘇的名聲，立刻被當時任翰林學士的歐陽修注意到了。“上其所著書二十二篇，既出，士大夫爭傳之，一時學者競效蘇氏為文章。”由於這樣一位舉足輕重的大人物的推薦，而且上達天聽，連宋仁宗都認為朝廷得人。於是，這三位川籍作家，在首都製造了一次“轟動效應”。開封城裏，立刻掀起了一陣三蘇旋風。一時間，文人為文，都模仿他們的風格。
“楚蜀得曾蘇，超然皆絕足。父子兄弟間，光輝自聯屬。”這是歐陽修“與為詩友，自以為不及”的梅堯臣，所寫的《送曾子固蘇軾》詩。三蘇二曾，一代新人的崛起，使得這位老詩人興奮不已。然而，他筆下所寫的“光輝”，正是由於歐陽修大力提攜、推薦、遊說、鼓吹，蘇洵與其兩子軾、轍，才得以大展抱負。否則，也不是沒有可能“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曆史上那種“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的懷才不遇的事例，不也屢屢發生過嘛！所以，發現真正有才華的人，並使其充分發揮能量，也就是所謂的慧眼識人，這才是大師的“師”，應該盡到的責任。所以，大師的偉大，除了偉大在自身的文學成就上，還偉大在知人、識人、培養人的堪為人師的這一點。
公元十一世紀中，歐陽修是位公推的文壇領袖，那時候沒有什麽選舉之類，也用不著拉票，也無須乎搞種種小動作。古代作家，至少那些真正的大師輩的作家，更講究靠作品說話，而不把功夫用在文學以外。而時下那些奔名逐利於文壇者，組織吹捧呀，花錢買好呀，央人鼓掌呀，自吹自擂呀，忙得馬不停蹄，累到吐血的程度，結果如何呢？不過是《伊索寓言》所嘲諷的那隻狐狸，盡管披了一張獅子的皮，也並不等於就是森林之王。即使把自己作品的每一個字，都鍍上14K金，該狗屎還是狗屎。
歐陽修“天下翕然師尊之”的被崇敬，是因為他“始從尹洙遊，為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堯臣遊，為歌詩相倡和，以文章名冠天下。”最後一句，若譯成現代語言，歐陽修以其使人敬服的創作實力和人格魅力，才被尊之為大師，憑真貨色，真本事，真學問，真文章，才在文壇上產生一呼百應的凝聚力。
歐陽修作為大師的第一成績：糾偏當時文學積弊，創造一代新的文風。《宋史》認為他的功績可與唐代韓愈的古文運動相比擬，“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歐陽修又振起之”。作為大師的第二成績：是他發現了一大批如蘇東坡這樣的文學精英，使他們脫穎而出，造成宋代文學的輝煌。從文學史的角度看，那就更應該大書特書一筆，予以充分肯定的。
凡大師，其學術成就，其文化貢獻，其思想深度，其智慧之光，總是能夠像電光雷鳴一樣，產生巨大影響，在曆史的某一頁上留下濃墨鑄成的銘記，永不磨滅，這才是胡適所說的“大成績”。作章句儒，做老雕蟲，拾人牙慧，雞零狗碎，是算不得大師的。至於等而下之者，皇帝的新衣，紙上的冰山，厚似城牆的臉皮，吹牛皮不上稅，與大師二字更相差十萬八千裏了。
公元1057年，已經初露頭角的蘇東坡方二十一歲，他的弟弟小他三歲，比之現在那些後生代的作家，還要年輕些。不知道由於什麽原因，古代文人早慧者多，而近代作家則偏向晚熟。且不說外國的普希金、萊蒙托夫，都在未長胡子以前，就寫出了傳誦一時的名篇，僅以中國的李賀為例，孩提時，就寫出《高軒過》一詩，令韓愈吃驚。李長吉死時才二十七歲，還不到退出共青團的年齡。可他在唐代詩壇的重要位置，已經牢固地奠定，為公認的大家。可時下許多同樣年紀的後生代作家，尚在暗中摸索，不得要領。好一點的，充其量，也隻處於小試牛刀的發軔期，連圈子裏的人，也未必知名。
大概如今時行大器晚成，不到五十歲，或略超半百，尚冠以青年作家頭銜者，不算稀奇。過了而立之年，還稱之為新生代，或後生代作家者，也屬正常，以此類推，蘇東坡就該是兒童團作家，李賀隻能算幼兒園作家。我想，造成這樣現象，有許多因素。但缺乏像歐陽修這樣獎掖後進、發現新人的大師級人物，恐怕是相當重要的原因。韓愈就了不起，他聽說李賀那小孩子有特異才華，親自登門。後來，李賀考試，因避父諱，放棄報考機會，韓愈專門寫了文章說明諱無必要，做他的思想工作。正是這些大師的關懷，李賀的稟賦才得以發揮出來，成為詩中鬼才吧！
所以，韓愈說，不怕沒有千裏馬，而怕沒有伯樂，這句話是有道理的。當然，有可能在一定的時期內，硬是沒有伯樂出現，或出現了他也不幹伯樂的事，盡去沽名釣譽，盡去風花雪月，盡去撈一官半職，那也隻能無可奈何，就靠千裏馬自己去馳騁了。但千萬別碰上一位非伯樂，卻裝作伯樂的家夥，“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才，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那就該倒大黴了。
但真正的伯樂，如歐陽修者，在讀到蘇軾的文章以後，給梅聖俞的信中，抑製不住自己的興奮之情，“取讀軾書，不覺汗出，快哉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一頭地也。”一個在文壇扛鼎的大人物，會為一個青年作家的出現，高興到甘願為他讓路，這種大公無私的精神，還能找出類似的第二人麽？宋人朱弁，在他的筆記《曲洧見聞》裏提到：“東坡之文，落筆輒為人所傳誦，每一篇到，歐陽公為終日喜。前輩類若此。一日，與其子棐論文，及坡公，歎曰：‘汝記吾言，三十年後世上人更不道著我也。’”從這裏，我們更看到他那寬大的心懷，深情的期勉，以及對於年輕人成功的喜悅。
若是能得這樣大師的惠澤，豈不也是一種難得的幸福嘛！
大師的預見沒有錯，朱弁接著寫道：“崇寧大觀間，海外詩盛行，後生不複言歐公者。是時，朝廷雖嚐禁止（蘇軾文字），賞錢增至八百萬，禁愈嚴而傳愈多，往往以多相誇。士大夫不能讀坡詩，便自覺氣索。”
蘇東坡在北宋文壇成為舉足輕重的人物時，雖然他一次坐牢，兩次官司，三次流放，多次調動，最後充軍到海南島，一生之中，始終與提攜過他的前輩歐陽修一樣，接棒的蘇軾，也是以扶持年輕人為己任的。他身體力行，盡最大力量去發現、支持、援助、提攜文壇新人，在《宋史》中，這樣的例子，簡直俯拾即是。
《黃庭堅傳》：“熙寧初，舉四京學官，策文為優。教授北京國子監，留守文彥博才之，留再任。蘇軾嚐見其詩文，以為超軼絕塵，獨立萬物之表，世久無此作，由是聲名始震。”
《晁補之傳》：“十七歲從父官至杭州，粹錢塘山川風物之麗，著《七述》以謁州通判蘇軾。軾先欲有所賦，讀之歎曰：‘吾可以閣筆矣！’又稱其文博辯雋偉，絕人遠甚，必顯於世，由是知名。”
“其弟晁詠才，少有異材，晁補之以其詩文獻軾，軾曰‘有才如此，獨不令我一識麵邪’”
《秦觀傳》：“見蘇軾於徐，為賦黃樓，軾以為有屈、宋才。又介其詩於王安石，安石亦謂清新似鮑、謝。及死，軾聞之歎曰：‘少遊不幸死道路，哀哉，世豈複有斯人乎！’”
最令人感動的，是在邵博的《聞見後錄》裏所說的一則故事了。“魯直以晁載之《閔吾廬賦》問東坡，何如？東坡報雲：‘晁君騷辭，細看甚奇麗，信其家多異材耶！然有少意，欲魯直以漸箴之。凡人為文，宜務使平和，至足之餘，溢為奇怪，蓋出於不得已耳。晁君喜奇似太早，然不可直雲爾。非為之諱也，恐傷其邁往之氣，當為朋友講磨之語可耳。’予謂此文章妙訣，學者不可不知，故表出之。”
大師的胸懷，大師的關愛，從這一席話中，千年以後的讀書寫作的人，也能體會到大師的體貼和溫馨。聯想到時下那些加引號的“大師”，凡諛己者皆榮寵之，凡異己者皆糞土之，踏破門檻者為高足，不去磕頭者為叛逆，無所謂是非，也不辨真偽，隻以個人好惡而定愛憎。而真正的大師，永遠是旗幟鮮明地支持應該支持的文壇新秀。也許他並不喜歡他，如歐陽修之對王安石，後來兩個人甚至成為政敵，但不因此改變他對王安石文學才華的看法。
因為大師有這樣足夠的自信。
其實作家的自信，是和他的創作狀態緊密相關的。任何一個作家，都有其創作的始創期、鼎盛期、衰微期三個階段。一旦到了寫不出，即使寫出也寫不好的那一天，便不大願意看到別人好過自己，更不願意看到小字輩超越自己，這種類似婦女更年期的折騰現象，也是許多作家難以逃脫的病態。所以，你千萬不要去向作家本人打聽，“您是屬於三者中的哪一期？”因為所有作家都相信自己處於良好的狀態之中，即使連一個屁也放不出來了，這作家招牌也不會放下的。曆史上，隻有一位作家，甘於承認自己不靈的，那就是南朝的江淹，至今也不能不佩服他的老實坦白。所以，有“江郎才盡”這成語，除此以外，我們沒聽過有張郎李郎王郎趙郎才盡這一說，都認為自己的才華如不盡長江，滾滾而來。
實際並非如此，作家與世間萬物一樣，有其新陳代謝的規律，會衰老的。雖然這種老化現象與年齡並無一定的關係，有些高壽的作家，照樣才華洋溢，筆力雄健；有些年紀尚輕的作家，也可能中氣不足，未老先衰。問題就在於想寫和能寫，寫得出與寫得好，並非依主觀意誌而定。歐陽修的避路精神，我們為之大聲喝彩的同時，也看到他的自信，惟其自信，敢於避路，讓出一頭地。而有些前輩，惟其不自信，才對年輕人，橫挑鼻子豎挑眼。歐陽修雖然說，三十年後，我就沒戲了，但實際上他到今天還是有戲；與時下文壇上那些以為自己將要不朽，或已經自覺不朽的作家，人還未死，作品已亡的狀態相比，便知道大師二字，不是隨隨便便，像蘿卜白菜一樣論堆賣的東西。
現在，還有這樣樂於助人，特別是助新生代一把的大師嗎？當然有，這是毋庸置疑的。中國文人的人梯精神，團隊意識，自會薪火相傳，香煙不絕的。但正如太史公所言：“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天下熙熙，皆為利來”的特別強調物質的社會裏，此風縱存，大概為數也不多了。而像歐、蘇如此摩頂放踵，不遺餘力為文壇新進推波助瀾的大師，幾乎看不大到了。
物質時代，不大容易產生精神上的大師，但類似大師，或近乎大師，或被人捧作大師，或有可能成為預備大師、候補大師的人物，還是能夠套用蘇聯電影《列寧在一九一八》裏那句膾炙人口的“麵包會有的”的台詞，無妨可以自豪地說一句：“大師會有的”，這也是我們的一種幸運了。
不過，在物質時代的大師，也有難能免俗的物質欲望，或忙於建造紀念自己的樓堂館殿，或忙於保留自己有可能成為文物的故居，或忙於成立研究自己著作的學會，或忙於口授、對講、自撰自己的回憶錄等等塑造流芳百世的形象之類的工作，大師太忙，使他們無暇顧及後來者，由著文壇這班小八臘子自生自長，也就可以諒解的了。所以，像歐、蘇那種大師風範，一時間竟也真成了空穀遺音呢！
“蝸角虛名，蠅頭微利，算來著甚幹忙？”古代的大師似乎比今天的大師要想得開，所以，他們不怎麽忙，因而有時間為文學發展培養新人，做一些事情。至於身後，歐陽修頂多也就是和梅堯臣約定，我死了以後你給我寫墓誌銘而已，蘇東坡連這一點甚至也沒有想到，他死後的紀傳，隻好由其弟蘇轍編撰了。即使沒有研究會，沒有回憶錄，也依然是中國文學史上的大師。
想想也真是感到遺憾，由於歐陽修處於朝廷政治鬥爭的漩渦中，蘇東坡處於流放坐牢的顛沛生涯裏，這兩位大師竟沒功夫，也沒有想到，應該向城建部門去辦理一下故居的保留權，永遠不予拆遷，以供後人瞻仰。所以，至今在四川眉山沒有蘇軾的故居，在江西永豐也找不到歐陽修什麽祖屋之類。這當然令對這些真正大師的崇敬者，多少有點惋惜。眉山的一處公園裏，尚有一座東坡先生的塑像，永豐那裏的六一居士的遺址，早就**然無存。轉而一想，沒有故居留存下來，影響他們的偉大嗎？我想答案是否定的。“環滁皆山也”的醉翁亭，“畢竟西湖六月中”的蘇堤，不比一處兩處故居，更具有文學價值嗎？
寫到這裏，不禁生出一種杞人憂天的思慮：要是把所有大師或準大師或其實也不是什麽大師的故居，都保留下來的話，活人還有立腳之地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