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一

在中國人的道德領域中，人們最看重的兩個字即忠與孝。《二十四孝圖》中所宣揚的孝子故事以及二十四史中記述的忠臣列傳，無不深入人心，成為民族楷模。盡管從漢代起就提倡“以孝治天下”，但是，真正把“孝”列為基本國策，以此為綱來教化子民，穩固社稷，則是明朝朱元璋的創意。

忠和孝，一為公理，一為私情。忠的對應物是國，孝的對應物是家。我們通常所說的國家，今天的理解是一個概念。其實，它包含了國與家兩個層麵。國的最基本單位是家。家若治理不好，則國有亂象。而治家的法寶，無非“孝悌”二字，對父母上輩虔敬是為孝，兄弟姐妹間相敬如賓，是為悌。朱元璋出身寒微，立國之初訂立製度，便突出這個“孝”字。應該說，這是取自民間智慧，日後通過檢驗，也是行之有效的。

圍繞“孝”字，朱元璋製訂了很多政策。比如說，家中若有八十歲的老人，則可減免賦稅。縣上的官員，每年的重陽節，要把全縣八十歲以上的老人請到縣衙來吃一頓酒席，照例也有一些賞賜。鄉閭間對老人行孝的人，表現特別突出者，可上報朝廷給予旌表。若何地立了一座孝子牌坊，則該地的鄉親臉上都有光彩。官員們服務於朝廷，若遇到父母中的任何一位去世，都必須立即報告吏部，離任回鄉守製，為父母守孝三年。此舉稱為丁憂，是不可更易的製度。為父守製，前朝已有製度。但為母守製，是明朝的首創，當初討論母喪該不該守製的問題，一些大臣認為母喪不必守，禮法說的“父為子綱”並不包括母。朱元璋不同意這種說法，他認為母子之間亦是人間至情，喪母之人，亦應斬衰三年，並很強硬地說：“禮樂自天子出，為母守製自我始。”

由於朝廷的優恤與表彰製度向孝子傾斜，終明一朝，孝子層出不窮。客觀地講，此種提倡，對社會的穩定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但建國之初，行孝之風尚未蔚為大觀，朱元璋為此推波助瀾。當時應天府境內有一位農夫犯了國法，理當受杖。這位農夫的兒子請求代父受過，執法者不肯。朱元璋聽說了，便對行刑官說：“父子之親，天性也，然不親不遜之徒，親遭患難，有坐視而不顧者。今此人以身代父，出於至情，朕為孝子屈法，以勸勵天下，其釋之。”上有所倡，下有所隨。朱元璋“為孝子屈法”的做法，對“孝”的推廣於民間，功不可沒。洪武二十年，經過較長時間的休養生息後，府庫漸充。朱元璋又把禮部的官員找來，發布指示：“尚齒所以教敬而遠之，事長所以教順。虞、夏、商、周之世，莫不以齒為尚，而養老之禮未嚐廢。是以人興於孝悌，風俗淳厚，治道隆平。朕召天下，行養老之禮。凡民年八十以上，鄉黨稱善，貧無產業者，月給米五鬥，酒三鬥，肉五斤；九十以上，歲加帛一匹，棉一斤。若有田產能自贍者，止給酒肉絮帛。”

製訂一項好的政策並不難，難的是持之以恒地堅持並不斷改善。朱元璋立國之初，就牢牢抓住“孝”這個牛鼻子，從未鬆懈。於是，市井之中，巷閭之間，尊老愛幼的風氣逐漸形成。每年，全國各地都會組織“孝子”的典型呈報禮部，以求旌表。禮部有專門官員負責這件事。

但是，再好的政策，在其推行過程中，總會有變形走板之處。一些人為了當一個驚世駭俗的孝子而不惜花樣翻新，結果弄巧成拙。

洪武二十六年，山東日照縣的一個名叫江伯兒的人，便做出了一件極為殘忍的事。他的母親久病不愈，聽說吃親生兒子肋下的肉能治母病，他便把自己的肋肉割了一塊燉爛喂給母親。老母親喝了這罐子“排骨湯”，病情仍沒有減輕。於是，江伯兒便進廟求神，並許願說，如果大神顯靈，讓他的母親得以痊愈，他就殺一個兒子來感謝神靈。求神過後，老母的病體竟然康複。江伯兒言必信行必果，真的殺了自己一個三歲的親生兒子供奉到神靈麵前禱祝。這般“孝子”焉能不報？於是縣令奏聞於上司，層層批語送至禦前。朱元璋看到這份奏章，頓時大怒，對禮部官員痛斥：“父子天倫，百姓無知，乃殺其子，滅絕倫理，此等荒謬之事，焉能請表？”當即下令將江伯兒逮捕，杖一百，遠謫海南，永不赦回，並責成禮部告示天下：“今後，凡割股臥冰者，不在旌表之列。”

盡管這樣，明代因為在家盡孝而被朝廷拔擢為高官者，仍不在少數。洪武中易州淶水縣農民李得成臥冰求母屍，鄉裏舉為孝廉，被升為光祿寺署丞，後又升至山東布政使，這職位相當於今天的省長了。永樂中，金吾右衛總旗張法保割臂肉煲湯以喂祖母，擢為尚寶司丞。還有一個徐州人，叫權謹，自幼喪父，事母盡孝，由鄉鄰舉薦，被有司拔為樂安縣知縣。他帶著老母上任，就近贍養。九年考滿，升為六品署丞，其時母病，權謹每日籲天以求身代。後母親病逝，權謹守墓三年，朝夕哭奠，不吃酒肉，不與妻子同房，鄉人皆稱其孝，縣衙將其孝行上報，剛剛登基的仁宗非常欣賞，竟破格升權謹為文華殿大學士。這可稱為孝子升官的典型之最了。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由於朝廷的提倡，各府州縣的長官都瞪大了眼睛到處找孝子。一州一縣若出了孝子並受到禮部旌表，孝子本身光榮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州縣長官有了可資晉升的政績。所以，朱元璋在“孝”上做的文章與地方長官在“孝”上做的文章，恐怕是南轅北轍。

二

“孝”字讓老百姓增強了親和力，同時對官員也產生了極強的約束力。前麵說到的丁憂製，便是所有官員都必須遵守的大法。在明代，官員們尋花問柳並不算是問題，但不孝與貪墨卻是大忌。任何官員攤上這兩樣中的一樣，都會成為過街老鼠。無論奸臣良吏，還是昏官庸官，遇到父母去世，都必須回家守孝。上至首輔下至典吏，概莫能免。

也有一種例外，當某官員正在做一件別人無法替代的工作，若回家丁憂，就會對此工作造成極大的損失時，皇上就會下一道特旨，命令此官員堅守崗位，在職守製，此舉稱為“奪情”。

應該說，“奪情”是對執行丁憂製度的一種補償。但是，幾乎每一次奪情，都會造成一次**。天順初年，南陽李文達任內閣首輔，任內遭父喪，理當回家守製，但皇上挽留他，要他“奪情”。李文達亦有眷戀相位的嫌疑，於是遭到士林反對。有一位名叫羅倫的人，本是狀元出身，時任翰林院修撰。他帶頭上疏皇上，反對李文達奪情，為此惹惱皇上，被貶謫到泉州市任船舶司提舉。李文達死後，羅倫才平反複官，任南京翰林院修撰。時人寫詩譏其事，後兩句是“九原若見南陽李，為道羅某又複官”。

這位羅倫，是江西永豐縣人，當時名氣很大。狀元出身的人，最後當到首輔位置的，有不少。但一生都在厄運之中仕途不暢的卻不太多，最出名的是兩個，一個是四川人楊慎，另一個就是這個羅倫了。

詩書人曆來就有兩種出路，一在廟堂，一在江湖。自江湖而廟堂的人，受人譏刺的多；自廟堂而江湖的人，受人追捧的多。當世不容，當局不容，此人的身價，就會在江湖陡漲。羅倫就是這種人，由於反對李文達的奪情，他成了江湖派讀書人的偶像。當官一貶再貶，最後幹脆回家閑住。老了以後，他終於死下心來，不再玩複官貶官的遊戲。於是寫了一首七律以紀其誌：

五柳先生歸去來，芰荷衣上露漼漼。

不由天地不由我，無盡煙花無盡杯。

別樣家風幽澗竹，一般春意隔牆梅。

老來隻怕風濤險，懶下瞿塘灩澦堆。

可以說，羅倫一生的坎坷，就是因為反對李文達的奪情；他在讀書人中贏得巨大的聲譽，也是因為反對李文達的奪情。

李文達之後，成化朝的庚子年，內閣首輔劉吉又碰到了同樣的問題。皇上寵信劉吉，亦讓他奪情，去內閣當值，視事如故。劉吉接受李文達奪情遭士林指斥的教訓，一方麵給皇上一連寫了三道疏請求回家守製，另一方麵又買通貴戚萬喜到皇上那裏去做工作，堅持讓他奪情。即便這樣，士林仍不放過他。翰林院編修陳音上書勸劉吉回家，劉吉置之不理。在內閣中接待客人談笑風生，沒有一點哀戚。

七年後，新皇上登基。士林猶記當年劉吉奪情這事，各路言官紛紛上疏，請求新皇上罷免劉吉。沒想到新皇上對劉吉也十分欣賞，仍下旨慰留。劉吉也鬼，他指示吏部，對那些彈劾他的言官都破格提拔。這種“媚眾”之術，讓一批鬥士變成了啞巴。第二年，皇陵所在的天壽山發了一場風雹，砸物傷人，震驚陵寢。弘治皇帝下旨戒諭群臣修省。翰林侍讀張升覺得這是彈劾劉吉的一個絕佳時機，於是立即上疏，曆數劉吉十大罪，第一條仍是不回家給死去的母親守孝。這封疏文發出後，被劉吉收買的言官紛紛上書對張升痛加批駁。張升因此被貶謫到南京當一個工部員外郎的閑職。離京之日，張升的同鄉何喬新深為不平，寫詩贈張升：

鄉邦交誼最相親，忍向離筵勸酒頻。

抗疏但求裨聖治，論思端不忝儒臣。

自憐石介非狂士，任詆西山是小人。

暫別鑾坡非遠謫，莫將辭賦吊靈均。

張升繼羅倫之後，成為反對奪情的第二個犧牲品。

但是，在明代的曆次“奪情”事件中，真正釀成一場大的政治風波的，則是發生在萬曆年間的首輔張居正身上。

關於這一次事件，我已在拙著長篇曆史小說《張居正》中作了比較詳盡的描寫，這裏不再贅述。但我要說的是，通過張居正的這一次“奪情”風波，明朝的丁憂製度實際上起了比較微妙的變化。

朱元璋以“孝”治國，作為基本國策的丁憂製，本是統治者收攬人心的手段之一。但發展到後來，堅決捍衛這一製度的卻並不是執政者，而是以衛道士麵目出現的清流。

中國曆史上大部分的讀書人，優點是講求操守，堅持真理；缺點是不肯審時度勢，從國家與朝廷的大政出發作出變通。忠與孝，是文人堅持的最重要的兩個操守。用他們的推理，父母去世不丁憂，就是不盡孝。無孝道之人，就是衣冠禽獸，此等人秉持國事，難以讓天下信服。

在張居正“奪情事件”中最後一個向皇帝上疏反對奪情的人，是刑部九品觀政鄒元標。他是一位二十多歲的新科進士，“觀政”不算是官職，隻是實授官職前的一種實習。這位年輕的讀書人，便是典型的隻講原則性不講靈活性，敢於堅持真理卻又缺乏方向感的那種人。他在給萬曆皇帝的疏文中怒氣衝衝，語言極為尖刻：

臣伏讀敕諭：“朕學問未成，誌尚未定，先生既去，必前功盡棄。”陛下言此，實乃宗社無疆之福也。但朝中弼成聖學輔翼聖誌者，豈獨居正？學問人品超過居正者，大有人在。觀居正疏言：“世有非常之人，然後可辦非常之事。”若以奔喪為常事，而不屑為者，人之五常之道豈不盡喪？於此親生而不養，親死而不奔，猶自號於世，曰“我為非常之才”，豈不令天下士人齒冷？由此推斷，必定懷禽獸之心，方為非常人也……

在明代反對奪情的文章中，無論是羅倫、張升，還是與鄒元標同時的官員艾穆、吳中行、沈思孝與趙用賢，其語言激烈的程度，都沒有超過鄒元標。時人稱之為千古妙文，亦是向權貴挑戰的檄文。當然，他受到的懲罰也最為嚴重。萬曆皇帝下令將他廷杖八十，謫至貴州邊軍充役，備嚐艱難。

正是在廷杖中被打瘸了一條腿的這個鄒元標，後來成為東林黨的五大領袖之首。在身曆三朝，眼看吏治腐敗，大明王朝日益衰敗之際，他才痛切感到年輕時反對張居正奪情是一次草率的行為。挽救大明的頹局，的確需要張居正這樣的“宰相之傑”。於是，他屢屢上書朝廷，懇求皇上為張居正平反。

三

以上從民與官兩個方麵，粗略地勾勒出“孝治天下”對明代的風俗及政局產生的影響。應該說，朱元璋以“孝”治國，以“孝”馭民的策略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功。任何一項國策的提出，首先必須考慮到老百姓的接受程度以及貫徹實施的方法。朱元璋圍繞“孝”字做文章，既順應民意，又獲得官心，這是以道德治國的典範，值得後世借鑒。

前麵已經講過，家是國的基本單位。倘使每一個家庭都生活在孝悌之中，則國家安能不穩？朱元璋讓孝道從家中走向社會，也製訂過一些有益的措施。洪武二十七年，有一位名叫隋吉的史官曾給他上疏建言：“農民中有一夫一婦者，當耕種時，或不幸夫病，而婦給湯藥，農務既廢，田亦隨荒。及病且愈，則時已過矣。上無以供國賦，下無以養室家。請令小民或二十家或四五十家團為一社，每遇農時有疾病，則一社協力助其耕耘，庶田不荒蕪，民無饑窘。”

朱元璋對隋吉的建言非常賞識，他立即對其疏文親自作了批示，並找來戶部、禮部有關官員，當麵下諭：

古者風俗淳厚，民相親睦，貧窮患難，親戚相救；婚姻死喪，鄰保相助。近世教化不行，風俗頹敝，鄉鄰親戚，不相周恤。甚至強欺弱，眾暴寡，富吞貧，大失忠厚之道。朕今置民百戶為裏，一裏之間，有貧有富，凡遇婚姻死喪疾病患難，富者助財，貧者助力，民豈有窮苦急迫之憂？又如春秋耕獲之時，一家無力，百家貸之，推此以往，百姓安有不親睦者乎？爾戶部以此意論民知之。

當初看到這段文字，我就笑言，朱元璋是13世紀的馬克思，他試圖在中古社會中建立“人民公社”，依靠社會的力量來救助孤寡，提攜弱者，這是真正的親民政策。從中，也可以看出朱元璋的思想脈絡，由家庭之孝悌，推及鄰裏和睦，再擴至民間的風俗淳厚，由此提升朝野之間的親和力。應該說，這是朱元璋創建和諧社會的一種努力。

2006年3月10日於宜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