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1．世上先有難容之人，而後方有難容之事

文人無行，自古到今，似乎成了確論。擊鼓罵曹的禰衡、以醉酒為平生快事的劉伶，都是“無行”的代表。彌勒佛前有一副對聯，上聯是“大肚能容，容天下難容之事”。我想，事在人為，什麽樣的事都是人做出來的。所以，世上先有難容之人，而後方有難容之事。若把人扒堆兒，最難容的人大概就是文人了。為什麽這樣說呢？文人中的君子，通常也會做出過激的舉動，秉持己見，抨擊是非，原是好事，但隻講原則不講變通，常常讓人下不來台，所以當政者也不大喜歡這種君子。至於文人中的小人，則是無恥加心計，有時雖然能邀寵，但到頭來總是被釘在恥辱柱上。

縱觀曆朝曆代，能容忍文人胡鬧的，大概隻有唐宋兩朝，這兩個皇朝的開國之君，大都崇尚文學，故知道“文人無行，實無大礙”的道理。到了明朝，文人的日子就不大好過了。

朱元璋起於草莽，因為窮困，不要說進縣學、府學，就是私塾也沒有念過幾天。盡管後人附會，讚他“天生龍種”，二十歲前他委實困頓，一年中難得吃幾回飽飯。後來他發達了，入農民起義軍，從當大兵開始，一步步攀升為三軍統帥，最終黃袍加身。長期的鬥爭實踐，磨煉出他的滿腹經綸，但終其一生，他也沒有滿腹文章。這位皇帝的好處是，不懂絕不裝懂，向大臣們發布“最高指示”，也絕不咬文嚼字。我見過他的幾道諭旨，同當今的鄉下老農說話無異。以致洪武年間的文風，特別是官員的奏章，大都明白如話。我曾戲言，中國第一個推廣白話文的不是胡適，而是早他五百多年的朱元璋。

2．朱元璋要將孟子逐出孔廟

但是，朱元璋畢竟是一言九鼎的皇帝，他知識學養的先天不足，導致他對文人的鄙薄，以及對文化采用實用主義。立國之初，他決定在全國各府州縣興建孔廟，以祭祀這位“大成至聖先師”。他喜歡孔子，乃是因為孔子的“忠孝之道”可以幫助他穩定政權，建立尊卑不易的社會秩序。曆來孔廟中，都有陪祀的大學者。首先有資格進入孔廟的，當是亞聖孟子。但朱元璋對前朝的陪祀人物，並不一味照搬。他吩咐禮部官員給他講孟子。當官員讀到孟子說的“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這句話時，朱元璋跳了起來，吼道：“這個孟子敢於藐視皇帝，他不是個好人，不能讓他進入孔廟陪祀。”這句話引起了軒然大波。須知天下讀書人，都將孔孟連在一起。兩人的學問，被後世的士人稱為“道統”的開山祖師，而皇權則是“政統”。在“道統”裏，孔孟兩人是不可分的。如今，朱元璋要將孟子逐出孔廟，“政統”對“道統”表示了輕蔑。讀書人大都以維護“道統”為己任，於是便有一個翰林院的小官站出來，給朱元璋上了一道奏章，指出：“聖上指斥亞聖有誤。”語意雖婉轉，但畢竟表達的是反對的意見。朱元璋龍顏大怒，當即下令將這名官員廷杖三十。所謂廷杖，就是打屁股。朱元璋之所以采用這刑罰，就是要羞辱反對他的官員。他以為施行嚴懲，就可以把這件事壓下來，誰知引來了更大的反對浪潮。第二天，他一向信任的禮部尚書穿著大褲衩子上殿來表示抗議。這位倔老頭兒說：“皇上，孟子亞聖的地位，千秋已有公認，你不能以一己之好惡，不讓孟子入祀。皇上您今天不收回成命，臣就死在這兒了。”老夫子說的可不是玩笑話。他之所以穿大褲衩來，就是準備來接受廷杖。打屁股前先要脫去官袍，老夫子怕麻煩，先在家裏把官袍脫了。大約是老夫子的勇敢讓朱元璋賞識，他竟一反常態地讚揚老夫子“忠忱可嘉”，當場答應把孟子請回孔廟，但又說了一個條件，就是要將孟子的著作出一個刪節本。凡是他不喜歡的話，都得去掉。秀才們雖然要維護“道統”，但也不敢做得太過分，於是同意朱元璋的建議。這樣，既讓孟子保住亞聖的光榮稱號，又不惜閹割他的思想。

3．明朝二百六十多年的官場，以小人居多

終明一代，文人中的君子與小人都有代表人物。但兩百六十多年的官場，卻是以小人居多，這是一個悲劇。在曆史上，大凡國有昏君，就必然小人得寵。文人無行，若僅僅隻是行為放浪，言語不檢，倒也罷了，若放棄操守，又作用於政治，便會把政壇搞得烏煙瘴氣。

文人，是士人的一部分，都是讀書人出身。在古代，讀書的唯一出路就是當官。“學而優則仕”就是這個意思。古代沒有專門的哲學家、科學家與文學家，有學問、有出息的人都在官場裏頭。因此，官場是否清明，與讀書人的操守有直接的聯係。讀書人究竟應該如何入世，前人評價甚多。明隆慶年間的進士馮時可在其《雨航雜錄》中也說過一段：

文章，士人之冠冕也；學問，士人之器具也；節義，士人之門牆也；才術，士人之僮隸也；德行，士人之棟宇也；心地，士人之基礎也。

從以上六個方麵來評價一個讀書人，應該說從學養到品行各方麵都兼顧到了。考諸明代官場的士人，若按君子與小人來區別，則是君子少而小人多；若按官員的品行來觀察，則是清流多而循吏少。清流一多，則滿官場都是“紀檢幹部”，缺乏實幹精神；小人一多，則官場正氣不張，冤案錯案就多。

前麵說過，明代昏君很多。昏君的第一個特點是寵幸太監，像武宗皇帝之於劉瑾，熹宗之於魏忠賢。後兩人都是臭名昭著的大太監，兩人有著共同的特點，一是胸無點墨，二是貪財無度。

單是兩人使壞，朝政也不至於潰敗。壞就壞在官場中的小人一味迎合他們，為虎作倀。劉瑾出任司禮監掌印之初，雖然威風八麵，但還沒到“九千歲”的地步。有一天，他的轎隊出來，有一個名叫張彩的大理寺評事，居然當街跪了下來。劉瑾感到好奇，遂下轎盤問，張彩竟然伏地不起。明朝有規矩，內官的級別再高，資曆再老，外廷官員也不得向他磕頭行跪拜大禮。張彩這麽做，明明是違反官場製度。劉謹感到驚訝，問張彩：“你知道朝廷的規矩嗎，怎敢向我磕頭？”張彩回答：“我不是以外廷官員的身份對老公公磕頭，而是以兒子的身份對老子磕頭。如老公公不棄，卑職就認你做幹爹。”張彩的無恥博得劉瑾的歡心，他真的就認下這幹兒子。兩年後，區區六品官的張彩就驟升為正二品的吏部尚書，掌握了用人的大權，成為天下文官之首。無獨有偶，大約一百年後，到了熹宗，魏宗賢篡掌國柄，進士出身的崔呈秀以同樣的方式賣身投靠，最終也當上了吏部尚書。

隨著劉瑾與魏忠賢的倒台，張彩與崔呈秀也都被判了死罪。這兩人，可作為明代讀書人中的小人的代表，至於君子的代表，前麵說到的那個穿著大褲衩子上朝的倔老頭子算一個，張居正也算一個，楊慎、海瑞、李贄都算。青史留名的，畢竟是君子比小人多。不過在明朝官場中，君子雖然如薪火不熄，但小人卻多於過江之鯽，出一個頂十個。而且往往一大群君子鬥不過一個小人。

4．在皇權專製的社會，特別容易產生小人

如果我們隻從典章製度來衡量一個朝代的好壞，則曆史上不存在敗政。因為所有朝代的法律與綱紀基本上都是好的，但法律畢竟在皇權之下。人亡政息，固然是悲劇，人庸政劣或者人奸政敗，更是“自作孽，不可活”。所以，在皇權專製的社會，特別容易產生小人。這是因為人們往往能通過非正常途徑（諸如行賄、邀寵、投其所好等等）從主子那裏獲取個人利益。國家名器，本為至重，但屢為小人所竊。這些人一旦篡踞高位，則朝綱法製形同虛設。於是，為君子者犯顏直諫，如海瑞、楊漣等人，無一例外釀成悲劇；為小人者投機取巧，如張彩、崔呈秀之流，雖最終沒有好下場，但過程卻是風光無限。

到了明朝末年，已是土崩魚爛，大廈將傾。最後一位崇禎皇帝想挽狂瀾於既倒，但滿朝文武，竟沒有幾個可用之人。小人、庸人把持各大衙門，雖出了一個袁崇煥，本可支撐危局，可惜群小夾攻，崇禎皇帝辨不了是非，將其淩遲處死。到此，明朝滅亡的命運已經注定。

5．小人泛濫導致朋黨政治

卻說崇禎當政之初，的確想有所作為。比起他的爺爺神宗皇帝和父親熹宗皇帝，他算是認真當皇帝的一個人，但經過半個世紀的小人當政，朝廷的大臣內，已幾乎沒有治國的英才了。

《烈皇小識》記錄了一則小故事：

上（崇禎皇帝，筆者注）一日禦經筵，問閣臣曰：“宰相須用讀書人，當作何解？”周道登對曰：“容臣到閣中查明回奏。”上始有慍色，繼而微笑嘻甚。上又問閣臣：“近來諸臣奏內，多有‘情麵’二字，何為情麵？”周對曰：“情麵者，麵情之謂也。”左右皆匿笑。

周道登為崇禎朝的內閣首輔，也算是權傾天下的人物。看過這則記載，相信讀者即便不知道周延儒的生平，也會得出結論，此公乃貨真價實的庸流之輩。細細分析這兩句問話，便會看出崇禎皇帝用了心計。他問“宰相需用讀書人”，是因為他覺得眼前這位宰輔，委實不像一個讀書人，既無學養，亦無品行，更無挽救頹政的能力。當此時也，朝廷是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探其原因，是上上下下方方麵麵都在講“情麵”，其後果是人情大似王法。周道登在崇禎皇帝麵前，表麵上唯唯諾諾，暗地裏大搞朋黨政治。所以說，他不是回答不了崇禎的問題，而是故意不回答。

6．中國的文化——既可培養君子，亦可培養小人

中國的曆朝曆代，當宰相的百分之九十都是讀書人。但不見得飽讀了詩書，就一定能當好宰相。元朝人選宰相，須福德才量四全。按此標準，明朝的很多首輔都不適合。所謂宰輔之才，即是能給皇上當好參謀，燮理陰陽，消弭各種矛盾，每出一計便成一事。能做到這一點，非常之難。

所以，中國古代的讀書人，都把宰相作為成功的最高典範。但中國的文化既可培養君子，亦可培養小人；既可培養英才，也可培養庸才。如何界定讀書人的類別呢？《見聞雜記》中有這樣一段話：

學通天地，人謂之儒。宋周、程、張、朱先生，始不負於儒之稱。孔子教子夏曰：“毋為小人儒。”這小人不是尋常人，隻為名利念頭割舍不下。始皇坑儒，這儒也不是泛泛讀書之人。當時有一等人，非先王之道，毀朝廷之政，自為高論以驚世者，故坑之。今秀士、醫卜濫戴儒冠，動自稱“貧儒”、“寒儒”，其鄙人曰“腐儒”、“迂儒”、“俗儒”，此等儒正始皇所不屑坑者，何以儒為？

為秦始皇的焚書坑儒作如此辯解，也算是一家之言。但所列指的現象，的確又指出了“文人無行”的禍害。孔子教導學生“毋為小人儒”，真是振聾發聵的聲音。遺憾的是，終明一朝，小人儒大行其道。而君子之儒，往往受到排斥打擊，而不能成為社會的主流。套用北島的詩，這叫“小人是小人的通行證，君子是君子的墓誌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