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毛澤東的三個“名對”說反腐防變

1959年，毛澤東同誌在杭州主持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12月4日晚上，已經是深夜，毛澤東在他的講話提綱中信筆寫下這樣一段話：“敵人的策略是什麽？1．大造導彈，大搞基地，準備用戰爭消滅社會主義。這是第一手。2．文化往來，人員來往，準備用腐蝕、演變方法消滅社會主義。這是第二手。”

毛澤東又寫道“赫魯曉夫們很幼稚，他們不懂馬列主義，易受帝國主義的騙，若不改正，他們將會完全破產”。

讀了毛澤東這個批示，當時，我們黨內的同誌還有不少人不以為然。但是，8年以後，毛澤東的預言不幸被事實所證明，蘇聯共產黨徹底背叛馬克思列寧主義，開始了全黨反斯大林運動。到了上個世紀90年代，便更徹底應驗了毛澤東的話，一個老牌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在全世界的注目中亡黨亡國，蘇聯從此不複存在，陷入四分五裂。

時間又過了十年，美國中央情報局向它的下屬機構發布了十條訓誡，其中第一條寫道：“用物質的引誘敗壞他們的青年，盡一切可能讓他們蔑視和鄙視他們原來所信奉的主義，特別是共產主義。製造一切色情的東西，讓他們對這些東西感興趣。進而鼓勵他們進行性的**，鼓勵他們不以膚淺虛榮為羞恥，要千方百計用電影電視書籍和新式宗教，毀掉他們的思想和精神。”毛澤東的預言，再一次被美國人以條令和規劃的形式加以詳盡的說明和解讀。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這次明確地針對的對象是誰呢？全世界都清楚地看到，這次他們針對的就是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他們把西化分化成功希望的對象寄托在中國的年輕一代身上。美國及其西方的行為，這正是毛澤東晚年所擔心的最大的問題。從那個時候，毛澤東就在思考關於如何保持我們的黨和人民軍隊永不變質，我們的江山永不改色的重大問題。作為一個思想戰略的話題，其實，早在延安時期，上個世紀40年代，毛澤東就已經開始關注和研究。在新中國成立之前，毛澤東有過著名的三個“名對”，從延安開始，已經成為曆屆黨的領導者和共產黨員們的警鍾和警示。今天我們講這個課題，那就首先從毛澤東的三個名對談起。

毛澤東的第一個名對，便是著名的“甲申對”。

這是毛澤東關於黨不變質的思想的最早顯現。事情發生在1937年9月，這一年，在延安發生了一件震動全黨全軍的事件，在紅軍時就已經身為旅長的紅軍幹部黃克功，對陝北公學的一個女學生劉茜逼婚未遂開槍將她打死在延河邊。麵對這樣一個案件，有人給毛澤東寫信，說黃克功少年參加紅軍，從井岡山就跟著毛澤東革命，參加了萬裏長征，是老井岡留下不多的將領，現在國難當頭，可以讓他戴罪立功。黃克功本人也寫信給黨中央、中央軍委，要求從輕處理，戴罪立功。經過陝甘寧邊區最高法院審判，黃克功被處死刑，為了教育全黨，毛澤東給邊區法院院長雷經天寫信，在信中寫道：“黃克功過去鬥爭曆史是光榮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如為赦免，便無以教育全黨，無以教育紅軍，無以教育革命者。根據黨和紅軍的紀律，處他以極刑。正因為黃克功不同於一個普通人，是一個多年的共產黨員，是一個多年的紅軍，所以不能不這樣辦。”就這樣，曾經勇冠三軍的將領被槍斃了，臨刑前，黃克功聽說中央已經對他的家人進行安撫時，感動得痛哭失聲。這件事，給領袖毛澤東以深深思考，在戰爭依然在進行時，有人就已經蛻化變質，就開始追求享受墮落。革命勝利後，這個問題必然更加嚴峻。不久，毛澤東閱讀了描述明末農民起義領袖李自成的《永昌起義》，他關注這位英雄人物，更加關注的是這位起義領袖由勝利轉為失敗的教訓。1944年是甲申年，這一年，郭沫若應約在重慶《新華日報》撰寫了紀念李自成進北京推翻明王朝300年的《甲申三百年祭》，記述了李自成所率起義部隊進北京後，因為驕傲、腐敗，導致最終失敗的過程和原因。毛澤東當即批示延安《解放日報》予以全文轉載，並在各解放區印成單行本。同年4月，毛澤東在《學習和時局》報告中說：“今日我們印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誌們引以為戒，不要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

同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召開六屆七中全會，毛澤東給郭沫若寫回信，他說：“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們把它當作整風文件看待。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如何避免這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怎麽防止小勝小驕傲，大勝大驕傲？這成為毛澤東一直思考的問題。黃克功的問題讓他聯想到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明天和未來。從此他把永不變質作為維持黨的執政地位的戰略思考。

就在“甲申對”的第二年，也就是1945年7月，抗戰勝利前夕，毛澤東會見到延安參加國共商談的著名愛國民主人士、時任國民參議員黃炎培。

在黃土高原的一座座普通的窯洞裏，黃炎培先生和一群又一群的共產黨人接觸，他深信這些普通共產黨人將來能執掌中國的天下。但是，這位大學者也有他的憂慮和更深的思考。

就在毛澤東的那座窯洞裏，他與毛澤東秉燭而談。黃炎培說：“一部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他進一步說：“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已經略略了解了。就是希望找到一條新路，來跳出這條周期律的支配。”

毛澤東回答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個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隻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隻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這就是曆史上最著名的“窯洞對”。

這次講話前後，毛澤東在延安的《解放日報》上，發表了大量文章，其中不少是談民主問題的。就在談話僅僅一個月以後，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不久以後，解放戰爭大幕拉開。但是，即使在解放戰爭最重要的階段，黃炎培講的如何跳出周期律的問題始終縈繞在他的心頭。為了保障解放戰爭順利進行，毛澤東起草了對黨內的指示《軍隊內部的民主運動》，在這個指示中，毛澤東明確寫道：“應當使士兵群眾對於幹部中的壞分子有揭發其錯誤和罪惡的權利。應當相信，士兵對於一切好的和較好的幹部是不會不加愛護的。”正是有了這麽一個軍隊內部三大民主運動在全軍轟轟烈烈的開展，解放戰爭才得以順利進行，官兵的作戰勇敢和潛力才得以最大限度的發揮。

1949年前夕，眼看就是三大戰役結束前夕，新中國的成立已經就在眼前了，如何跳出周期律的問題再一次成為毛澤東思考的重要問題。這年3月5日，七屆二中全會在西柏坡召開。毛澤東在這個會上發表了著名的對全黨警示性的講話，他說：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願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因為勝利，人民感謝我們，資產階級也會出來捧場。敵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們的，這點已經得到證明了，資產階級的捧場則可能征服我們隊伍中的意誌薄弱者。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麵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麵前要打敗仗。我們必須預防這種情況。奪取全國勝利，這隻是萬裏長征才走完了第一步。如果這一步也值得驕傲，那是很渺小的，更值得驕傲的還在後頭。再過了幾十年之後來看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的勝利，就會使人們感覺那好像隻是一出長劇的一個短小的序幕。劇是必須從序幕開始的，但序幕還不是**。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後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這一點現在就必須向黨內講明白，務必使同誌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誌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這就是毛澤東同誌關於“兩個務必”的具有曆史意義的講話。幾天以後，二中全會閉幕，毛澤東同誌作總結講話。他進一步指出：“如果國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軍和我們的黨腐化下去，無產階級不能掌握住這個國家政權，那還是有問題的”。毛澤東同誌六十多年前提醒的這個問題，今天已經被事實所驗證，反腐敗的偉大鬥爭已經成為關乎黨的生死存亡的重大問題。1949年的3月23日中午，在中國革命的曆史上，是一個具有標誌性的日子，這一天毛澤東率領黨中央機關，離開了解放戰爭中一些重大戰役的重要指揮地西柏坡，向北京進發。臨行前，毛澤東心潮難平，他和當時黨的副主席周恩來有段著名對話。毛澤東說：“我們就要進北平了，可不是李自成進北平，他們進了北平就變了。我們共產黨人進北平，是要繼續革命，建設社會主義，直到實現共產主義，今天是趕考的日子。”周恩來回答說：“我們都應該能考試及格，不要退回來。”毛澤東非常堅定地說：“退回去就失敗了。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隊伍開始出發了，毛澤東信心滿滿，他路上再次向黨的領導同誌重提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他說：“現在對郭沫若這篇文章，還僅僅是讀了個開頭，這篇文章要永遠讀下去的。”

這就是中國革命史上著名的“趕考對”。

毛澤東的三個名對，從延安開始，直到新中國成立前夕，時時在提醒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每一名成員，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其實，關於反腐防變的鬥爭，一直貫穿於毛澤東的整個革命實踐。在他領導革命鬥爭過程中，他絕對不能容忍的錯誤就是貪腐。就在新中國剛剛成立第一年，也就是1950年2月27日，毛澤東去蘇聯訪問，回國途中經過哈爾濱，在哈爾濱吃第一頓飯，他發現招待十分豐盛，當即嚴肅批評，為省委特意題詞“不要沾染官僚主義作風”。2月28日，他到了沈陽，飯菜比哈爾濱安排的還好，因上述兩頓飯都有越南主席胡誌明在場，他隻是象征性地吃了兩口沒有罷宴。飯後，他很不高興。對陪同的省委幹部說：“我們都是人民公仆，是為人民服務的，如果你們一層一層仿效下去，這麽吃起來，在人民群眾中將會有什麽影響？你們應該重溫七屆二中全會精神。”3月1日，毛澤東在華北局、遼寧省、沈陽市領導幹部大會上講話，他重點講了七屆二中全會精神，嚴肅批評並且憤憤地說：“我是不學李自成的，你們要學劉宗敏，我勸你們不要學，二中全會剛剛開完，就忘了。我們還要繼續貫徹二中全會精神。”勤儉，不搞特殊化，嚴禁腐敗，一直貫穿毛澤東一生的革命實踐。他特別不能容忍的錯誤就是脫離人民，搞特殊化，貪汙侵吞集體財產。

毛澤東領導第一次黨內反腐鬥爭，是在井岡山時期。上個世紀30年代，毛澤東就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當時發生了這樣一件事，葉坪村的蘇維埃政府主席謝步升利用職權貪汙打土豪所得財物，偷蓋了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管理科的公章，偽造通行證私自販運物資到白區銷售，謀取私利。他為了謀婦奪妻掠取財物，秘密殺害紅軍幹部和紅軍軍醫，事發後，查辦工作遇到阻力，毛澤東力主嚴懲，他說：“腐敗不清除，蘇維埃的旗幟就打不下去，共產黨就會失去威望和民心，與貪汙腐化作鬥爭，是我們共產黨人的天職，誰也阻擋不了。”1932年5月9日，中華蘇維埃臨時政府最高法院二審判決：把謝步升處以槍決，在3點鍾的時間內執行，並沒收謝步升個人的全部財產。這是中國共產黨在紅都瑞金打響的懲治腐敗分子的第一槍。

這之後，在1933年，毛澤東簽署《關於懲治貪汙浪費》的訓令，在這個最早的訓令中毛澤東明確指出：如果發現蘇維埃工作人員中有貪汙腐化，民眾應該立即揭發，蘇維埃政府應該立刻懲辦，絕不姑息。1934年，毛澤東在瑞金召開的工農代表大會作報告，他進一步明確說：“財政的支出，應該依據節約的方針。應該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員明白，貪汙和浪費是極大的犯罪。反對貪汙和浪費的鬥爭，過去有了些成績，以後還要努力。節省每一個銅板為了戰爭和革命事業，為著我們的經濟建設，是我們的會計製度的原則。我們對於國家收入的使用方法，應該和國民黨政府有區別。國民黨貪官汙吏布滿全國、人民敢怒不敢言，蘇維埃製度之下則絕對不允許此種現象出現。蘇維埃政府人員中如果發現貪汙腐化消極怠工以及官僚主義的分子，民眾可以立即揭發這些人員的錯誤，而蘇維埃應該立即懲辦他們決不姑息。”這是毛澤東同誌最早的反腐敗宣言。

今天我們去瑞金，能夠參觀紅軍烈士紀念塔以及紅軍大禮堂、紅軍閱兵台等建築或遺跡。就是為了這些建築，當時處決了一個級別很高的幹部，這個人叫左祥雲。中央當時為了籌建這幾處建築，專門設立了工程指揮處，左祥雲就負責這項當時比較重要的工程，1933年8月開始動工，到了11月，就有人舉報左祥雲和總務廳事務股長管永才聯手貪汙工程款，總共貪汙款項200多元。案情報到毛澤東那兒，在蘇區困難時期，竟敢貪汙公款，毛澤東批準必須嚴懲。審判曆時5個小時，最後決定對左祥雲執行死刑。同年，政府財務部會計科長也因貪汙被執行死刑。

同樣的故事也曾發生在延安。1940年，在陝北，是抗戰最困難的年頭，上級安排老紅軍戰士肖玉璧到陝北清澗縣張家畔稅務所當主任。肖玉璧打過很多大仗，身上留下的傷疤就有九十多處，可以說戰功顯赫。老資格的肖玉璧上任後，以功臣自居。不久就開始貪汙受賄。同時利用職權，開始做生意，甚至把陝北奇缺的食用油、麵粉等稀缺物質，倒賣給國民黨的破壞隊，影響極其惡劣。案發後，邊區政府依法判處他死刑。他不服判決，直接向毛澤東寫信求情。

毛澤東過問案情後，問林伯渠道：“肖玉璧貪汙多少？”

林伯渠答道：“3000元。他給你寫了一封信，要求看在他過去作戰有功的情分上，讓他上前線，戰死在戰場上。”

毛澤東沒有看信，他深思一陣，想起了黃克功案件。便對林伯渠說：“你還記得怎麽對待黃克功吧？”

林伯渠答：“忘不了。”毛澤東接著說：“那麽，這次和那次一樣，我完全擁護法院判決。”

於是，這個身上傷痕累累的英雄加罪犯被執行死刑。

毛澤東關於永不變質的思想，作為一種黨的戰略思維，可以說起於井岡山，到延安便逐漸形成了完整的思想體係。他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的擔心很快被實踐所證明。新中國成立剛剛不久，毛澤東關於“經不住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的擔心很快便成為現實。共和國政權剛剛成立，黨和國家機關中貪汙腐敗的幹部頻頻出現。當時西北局的書記習仲勳在給中央的報告中大聲疾呼：“貪汙行為已經毀壞了一批幹部，並染壞了很多幹部。”

1951年11月，東北局報告中央，光沈陽一部分單位審查，就發現3629人有貪汙行為。情況很危險。同樣也是這年，華北局向中央報告，河北省揭發，劉青山、張子善二人在任中共天津地委書記、行署專員期間有嚴重貪汙犯罪行為。

毛澤東看了這些報告，十分憂慮，他甚至在講話中用“一股貪汙犯罪的狂瀾”來形容這場在黨和國家機關中出現的腐敗現象。1951年12月，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實行精兵簡政、增產節約、反對貪汙、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這就是我黨曆史上著名的“三反運動”。毛澤東同誌在審批這個決定時，特意加了一段話：“自從我們占領城市兩年至三年以來，嚴重的貪汙案件不斷發生，證明1949年春季黨的二中全會嚴重地指出資產階級對黨的侵蝕的必然性和防止及克服此種巨大危險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確的，現在是全黨動員切實執行這項決議的緊要時機了。再不切實執行這項決議，我們就會犯大錯誤。”

天津發生的劉青山、張子善案件，震驚了中央。這是新中國成立之後的反腐敗第一刀。劉張二人都是黨的高級領導幹部，無論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都英勇作戰，經曆了最嚴峻的考驗，為中華民族和新中國成立建立了顯著功勳。但是，他們沒有經得起勝利的考驗，經不起腐朽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侵蝕，逐漸腐化墮落。這兩個人有句口頭禪，天下是老子打下的，享受一點還不應當嗎？平時，劉青山、張子善衣著非皮毛不可，食物非細糧不食，出門非豪車不坐，劉青山居然動用三億多元公款（舊幣）從香港買了兩輛豪華轎車，而張子善兩年時間竟然換了五輛小轎車。而這時，國家百廢待興，在人民相當困難的情況下，正在以舉國之力支援抗美援朝戰爭。

隨著貪欲膨脹，劉張胃口越來越大，1951年，二人居然挪用公款49億元，交給不法商人做生意，導致國家損失21億元。同時，這兩個所謂功臣，居然沉迷酒色，整天泡在女人的懷抱裏過著紙醉金迷的奢侈生活。案件由華北局研究後向黨中央提出處理意見：“為了維護國家法紀，教育黨和人民，我們原則上同意將劉青山、張子善二人處以死刑（或緩期兩年執行），由省人民政府報請國務院批準後執行。”報告送給周恩來，周恩來萬分氣憤地說：“在全國轟轟烈烈開展禁毒、反對嫖娼的運動時，我們這些所謂功臣們，卻吸毒成癮，濫搞男女關係，我們怎麽向全國人民交代呀！”當周恩來將報告送交毛澤東征求意見時，毛澤東說出兩個字：“死刑！”在劉張案件判決書下達前，毛澤東批示，由《人民日報》公之於眾。這時，兩人被判極刑的消息其實早已傳開。

當時，一位天津市委主要負責人也是一位職位很高的老革命，同時還是劉張二人的上級，找到負責此案的薄一波，他說：“劉張二人雖然錯誤嚴重，罪有應得，當判重刑。但考慮到他們在戰爭年代出生入死，在幹部中影響很大，是否可以向毛主席說說，不要槍斃，給他們一個改造的機會。”毛澤東聽了薄一波的轉述以後，沉思片刻，說了這樣一段話：“正因為他們兩人地位高，功勞大，影響大，所以才要下決心處決他們。隻有處決他們，才可以挽救200個，2000個，20000個犯有各種不同程度錯誤的幹部。”而後，毛澤東對身邊工作人員下達命令：“凡是替劉張說情者，我一律不見。”據說，依然有一位相當有資格的老革命，來向毛澤東求情，毛澤東沒讓他開口便說：“如果來喝茶聊天，那就請坐，如果來說情，請免開尊口。”

1952年2月10日，在中國共產黨曆史上，這是值得記下的日子，河北兩萬人參加大會，數百萬人通過廣播直播，聽對劉張二人進行宣判。劉張二人被押赴保定東關大校場槍決。河北省根據中央領導指示，交代有關部門和行刑人員，子彈不打腦袋打後心；斂屍安葬，棺木由公費購置；二犯親屬不按反革命對待；二犯子女由國家撫養成人。兩聲槍響，如同兩聲驚雷，昭示著執政的中國共產黨人對腐敗絕不容忍絕不姑息的堅定決心。

正是這一行動，震驚了整個世界，連日本媒體都公開報道：看來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完全不同。處理劉張，在全國上下引起巨大震動，毛澤東沒有把劉張作為個案來看，而是針對政權鞏固和麵臨的嚴峻的政治形勢，把它看作能導致曆史興亡周期往複循環的一種苗頭現象，可以說，沒有這場聲勢浩大的反腐敗鬥爭，新生的共和國政權可能會被黨內出現的腐敗勢力所葬送。“三反”“五反”運動從1951年年底開始到1952年結束，曆時一年，取得了極其重要的成果。全國縣以上機關查出貪汙1000元以上的共10萬人，參加運動的幹部共312萬人，其中有貪汙行為者122萬人，占參加運動總數的39%，黨員貪汙分子20餘萬人，6萬人受黨紀處分，2萬人被撤職查辦，4029人被逮捕法辦。逮捕法辦的黨員幹部中，省級幹部25人，地市級幹部576人，縣處級幹部3428人。“三反”“五反”有效地遏製了黨內和社會上腐敗現象的蔓延。對劉張二犯的錯誤，當初並非沒人抵製。但是，劉張打天下享樂天下的思想，在黨內有不少人受其影響。中國幾千年封建思想的餘毒，不可能被馬上擺脫。享受與特權，特權與腐敗的界限在哪裏？很多共產黨員是分不清的。正因為如此，毛澤東親自領導了對憲法的製定，明確人民對政權的監督製度，緊接著，又領導了全黨的整風運動，這一切，都是為了我們的黨，我們的軍隊永不變質，都是為了解決我們作為一個執政黨的興替周期律的問題。

今天，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興替周期律問題再一次作為一個十分尖銳和緊迫的問題擺在全黨麵前。貪腐問題再一次成為我們黨生死存亡的重大問題，以徐才厚、周永康等為代表的一大批貪汙腐化分子，不僅威脅著我們執政黨的安全，也威脅著我們國家安全。在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領導下，一場在黨的曆史上規模空前的反腐敗鬥爭，吸引著全世界輿論的密切關注。其規模之大，涉及職位之高，數量之多，堪比我黨曆史上任何一次反貪腐的鬥爭。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誌發表了一係列關於保持黨不變質的重要講話，在理論上進行了深刻思考，站在中華民族乃至全人類道德建設的製高點，來認識我們當前所進行的反腐敗鬥爭，從一定意義上說，這場反腐敗鬥爭的勝負，將直接關乎到我們能否走出興替周期律的困擾，國家和民族的命運進入一個重大而又十分關鍵的時期，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機遇前所未有，挑戰也世所罕見。我們別無選擇，必須牢記毛澤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關於永不變質的教誨，保持共產黨人的革命本色，讓我們的紅色傳統代代相傳。

（原載2014年12月《空軍工程大學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