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倫的“山頭”

王倫（生卒年不詳）宋朝起義首領，出身貧困。占領沂州後起義。攻密、青州，繼之南下攻占泗州及楚、真、揚、泰州，在山光寺南戰敗，奔往和州，犧牲於采石磯。

猛一聽王倫這個名字，怕未必馬上意識到是誰，但一加上“白衣秀士”，立刻就明白，而且會在腦海裏跳出一個氣量褊狹、容不得人的人的形象。“白衣秀士”原指尚未及弟的士子，從字麵上推敲本無貶義，但經《水滸傳》一用，就成了帶有否定意義的專屬詞匯，一是專指《水滸傳》中的王倫，二是泛指類似“王倫式”的人物。

這就是文學的力量，文學要給你鼻子上抹塊白，千秋萬代怕也洗不幹淨。一提奧賽羅，便是嫉妒的同義詞；一提麥克白夫人，便是欲望與惡的代表；一提葛朗台，最好別同他談錢；一提奧勃洛摩夫，便意味著躺在**，什麽事也不去幹了。《水滸傳》裏有許多反麵人物，王倫是著墨最少，卻是很成功的一個負麵典型。我們常說的不朽，很重要的方麵，就包括這些大師所塑造出來的一個個人物形象，能夠長期地活生生地在人們口頭上存在著。

現在文壇上很有一些人，被自得其樂的“不朽”陶醉，加上三五知己的熨帖、情人戀友的偎抱，便飄飄然不可一世，恨不能把文壇**平。當然，世界之大，無奇不有，也不怕多幾個自以為了不起的狂徒。但一定要以王倫為師，對同行采取排斥而不是采取寬容的態度，就大可不必了。

文壇並非梁山泊，就那麽方圓八百餘裏的一塊地盤，完全可以你寫你的，他寫他的，是一個各不相幹，或各自相安的局麵。“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家屋上霜”，其實倒是寫作人的一條基本守則。但此等好漢，隻許他好容不得別人好，別人一好他就受不了。他總是要跳將出來，露出胳膊上的刺青，胸脯上的黑毛，不練自家功夫，偏好去管別人的閑事。他們甚至不敵王倫，至少這位白衣秀士，在他的既得利益未受到威脅前，也還是安居山寨，不在江湖上自封大師、自我加冕、自誇不朽、自吹傳世的。

王倫在曆史上確有其人，要是細細考究起來，卻並不完全是《水滸傳》裏描寫的那樣一個人。

宋朝蔡絛在他的筆記《鐵圍山叢談》（卷一）裏，提到了王倫：“當寶元、康定（約1041年）之時……會山東有王倫者起，轉鬥千餘裏，至淮南，郡縣既多預備，故即得以殺捕矣。”這和《宋史》（卷二十二）載1120年（徽宗宣和三年）“淮南盜宋江等犯淮陽軍，遣將討捕，又犯京東、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張叔夜招降之”，應該不是一回事，因為兩者之間，至少相隔七十多年。但到了文學家手裏，這時間差便不存在了。於是，在蔡絛眼裏“轉戰千餘裏”的王倫，就成了施耐庵、羅貫中筆下的心胸狹窄的“白衣秀士”了。

但蔡絛記載的可信程度，自不弱於正史。因為他不是一個普通文人，而是奸相蔡京的季子。據《宋史·蔡京傳》，宣和六年蔡京再起領三省，至是四當國，時年78歲，“目昏眊不能事事，悉決於季子絛。凡京所判，皆絛為之，且代京入奏，每造朝，侍從以下皆迎揖”。這就是說，蔡京內閣長官的工作，實際上是由蔡絛承擔的。他筆下對於王倫的評述，當是依據官方正式文本而來，其權威性是毫無疑問的。由此而知，第一，王倫和宋江都是從山東地區揭竿而起，嘯聚梁山泊，反抗宋王朝的農民起義隊伍。但王倫規模大，轉戰千裏，一直打到淮南，聲勢很大；宋江規模小，最遠進入海州，即今之魯蘇接壤處。第二，二人的結局雖不一樣，王倫被捕殺、宋江被招安，但他們起事後的作戰方式、進攻策略、設立根據地、完善集團內部體製方麵，基本上都相類似。

說王倫是一位先行者，不算過分。而宋江不過是將他未竟的事業，再付諸實施一次罷了。在中國曆代農民起義中的這種傳承現象，也是屢見不鮮的。如同宋朝的王小波、李順和鍾相、楊幺，稍早的如唐代的王仙芝、尚讓、黃巢，稍晚的如明代的張獻忠、李自成。所以，王倫是宋江精神上的導師，實際構成前仆後繼的關係，大概是比較貼合的。

但《水滸傳》成書以後，那位先行者，便化為最早在梁山泊裏落草為寇的首領，也就是綽號為“白衣秀士”的王倫了。

從“小旋風”柴進的口中，可知“白衣秀士”王倫和“摸著天”杜遷、“雲裏金剛”宋萬，還包括“旱地忽律”朱貴，大概比較早地就在梁山泊裏建立了農民革命根據地：“那三個好漢聚集著七八百小嘍羅，打家劫舍，多有做下迷天大罪的人，都投奔那裏躲災避難。”朱貴對林衝說：“山寨中留下分例酒食，但有好漢經過，必教小弟相待。”以這兩人的言語考量，一是敢於吸收天下造反之人，二是能夠禮送過路英雄好漢，看來王倫並非拒賢妒能之輩。作為頭領，井井有條地維持山寨的正常運轉，也是無可非議的。

然而，王倫麵對林衝入夥這樣一個棘手的問題時，他尋思道：“我卻是個不及第的秀才，因鳥氣合著杜遷來這裏落草，續後宋萬來，聚集這許多人馬伴當。我又沒十分本事，杜遷、宋萬武藝也隻平常。”我以為是正常的反應，但從此開始，他便固定在“白衣秀士”這樣一個狹隘偏窄、排斥異己、自以為是、無法容人的角色上了。不及第是王倫的致命傷，所以，當林衝水寨大並火時，雙眉剔起，兩眼圓睜，也是抓住他的這個其實算不得什麽弱點的弱點：“量你是個落第腐儒，胸中又沒文學，怎做得山寨之主！”

每次讀《水滸傳》，至此，我常常放下書來，惶惑不解。梁山泊不是翰林院，不及第或者落第，胸中有沒有文學，又有什麽關係呢？套用《水滸傳》人物的習慣用語，用得著扯這個“鳥”淡嘛？王倫自己這樣自卑地看，林衝和別人也這樣輕蔑地看，這是個很奇怪的思維方式。這也許是中國人的弱點了，喜歡給活生生的人係上許多不必要的扣，扣上了再也解不開。你都造反了，你都不買宋家趙姓皇帝的賬了，你已經不是他們的臣民了，還按他們的什麽規矩行事呢？

由於這樣的“扣”，王倫的行情，從來沒有被看好過，無論當時，還是後來，包括現在，都抓住他的這個“不及第秀才”，從心底裏鄙視他。我已記不得從哪部稗史演義上看來的了，要是武鬆不幹掉西門慶和蔣門神的話，梁山泊有這兩扇門，就萬無一失了。連這兩個惡霸，都有可能成為英雄好漢，我可真替王倫十分地抱屈了。平心而論，說他是一位有識有見的英雄，不算過分。

且讓我來為他評功擺好一番：

第一，他比晁蓋、宋江“革命”早，先到梁山泊，先打起義旗，資曆即使在革命隊伍裏，也是本錢；第二，他不是像晁蓋、宋江等被官府捉拿，逼上梁山，被迫“革命”，而“因鳥氣”，這個不第秀才，才憤而上山造反，屬主動“革命”；第三，要不是他選擇梁山泊，建立了“革命根據地”，後來也不可能使晁蓋、宋江這幫農民起義者立足於此，跟朝廷對抗，成就一番事業。追本溯源，王倫選擇西逼都城開封、東臨河海之濱、南向江淮魚米之鄉、北上燕北平川之地，建立了這樣一個進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根據地，不能不承認他有相當了不起的戰略眼光，這是王倫最主要的功績。

王倫在世人心目中，是個鼠肚雞腸的形象，恐怕多少也有些冤枉。人們隻看到林衝上山入夥時，他被王倫千方百計刁難的一麵，並沒有注意到最後實際上將他收留下來的一麵。先禮送，後考驗，再留用，作為王倫對入夥人的例行考察手段，和關門主義是兩回事。在根據地初建、人單力薄的情況下，對來者保持必要的警惕，我想，這說不上是缺點。同樣，當晁蓋、吳用、公孫勝、劉唐、阮氏三兄弟，上得山來，這位“白衣秀士”又把對待林衝的“三部曲”重新實施一次的時候，第一步驟還未完成，“豹子頭”就把刀拔出來，將王倫結果了。看來，不分青紅皂白，“該出手時就出手”，似乎不應提倡。

當代中國，出現過多少冤假錯案，因而有多少需要落實政策、予以平反昭雪的人員，誰也統計不出一個準確數。雖然每次運動，都有“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方針，盡管這樣，偏差仍然是大量的。很大程度上，曆次政治運動的擴大化，就是倡導這種“該出手時就出手”的“整了再說”的結果。李逵在江州劫法場時，掄起兩把板斧，逢人就砍，見人就殺，痛快有了，但卻製造出多少無辜的痛苦呀！可把話說回來，既然“該出手時就出手”，那麽林衝在被高俅、陸謙、董超、薛霸折磨得無以為生的時候，卻並未見他有這等立竿見影的迅捷反應，多少次該出手的時機，卻縮手了呢？

說到底，林衝這一次在山寨水亭的“該出手時就出手”，向王倫心窩裏的一刀，實際是一次小小的“宮廷政變”，林衝演了一次“苦迭打”的主角而已。

從此，王倫成了沒氣量、難容人、小心眼、無水平、不賢而嫉賢、無能而妒能的文學上典型人物。若是林衝在拔出刀之前，捫心自問，連你這樣一位開封城裏八十萬禁軍的教頭，也讓實在敵不過的王倫，半夜裏從夢中嚇醒過來而不敢收留。現在，山寨裏嘩啦啦一來七八條好漢，有文有武，荷槍實彈，皆是殺人亡命、無所忌憚之輩，他能接受得了？

“山頭主義”，從來是農民起義軍缺乏全局觀念的產物，王倫對這些強大許多倍的來客，拒絕接納，不能不說是正常反應。客大欺店，店大欺客，來了這一夥大搖大擺的客人，他不會張開臂膀熱烈歡迎的。他隻是小本經營的店老板，他不可能識大體、顧大局，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連一個讓其認識形勢，待其思想轉變，然後使其拱手讓位的時間，也不給予，“哢嚓”一聲，搠倒在亭上了。

林衝被高俅逼得無路可走，由風雪草料場逃命出來，投奔梁山泊，圖一個避難躲身之處，倒真是萬不得已才落草為寇。至於他個人，手刎王倫，出了那口鳥氣，把別人捧上交椅之後，從此在梁山泊便沒什麽戲好唱了，也可證明他絕無任何篡政奪權的野心。但晁蓋、吳用、公孫勝，人多勢重，胸懷叵測，一上山馬上看出山寨的分裂因素，馬上私底下聯絡林衝，馬上開小會決定應急措施，表明了未必不想促使林衝與王倫之間，發生有利於他們的變化。結果，當王倫擺下酒宴，捧出銀兩，要禮送這夥劫了生辰綱的好漢出境時，逼得林衝火並。幾個人假作姿態的拉架，不過是走走形式，於是，以王倫的鮮血，改寫梁山泊一頁新的曆史。

如果王倫有容人之量，本著革命不分先後、多多益善的主張，隻要來到水泊，無不雙手歡迎。為了革命大業，你行，你坐頭把交椅；我不行，我甘居其後。不擺老資格，不搞“一言堂”，我想他絕不至於身首異處。但他做不到這份寬容，就隻好悲劇性地被起義拋棄。西方學者房龍說，寬容是一種奢侈。我看未必盡然，應該說，寬容是一種有足夠信心的表現。王倫的毛病，就是囿於自己文不及格、武不如人的弱勢心理，產生出由自卑而畏縮，由隔膜而猜疑，由排斥而拒絕，由防備而敵對等一係列的從思想到行動的決策錯誤。《水滸傳》作者在王倫被殺以後，引用了一句“古人雲”：“量大福也大，機深禍亦深。”這種因果關係，不是絕無道理的。

能寬容者，多為強者；而不夠寬容的人，十之八九在個人才智和總體實力方麵，存在著某些虛弱的成分。唯其虛弱，才有嫉畏，才有計較，才有排擠，才有不共戴天的偏激和狹隘。謂予不信，看看時下那些標榜“眾人皆濁，唯吾獨清，眾人皆醉，唯吾獨醒”的文壇尊神們，便知端的。這些尊神們都患了眼高手低、難以為繼、不妨姑名曰文學腸梗阻的病，憋得五計六受，才有那張好像欠了他二百吊錢的喪門神似的臉。正是這種創作實力的衰微狀態，才使他們總在那裏咬牙切齒、坐臥不安。過去還能從洋人那裏倒騰一點東西，來糊弄勞苦大眾，如今海禁大開，他們會玩的那一套，外文水平較好的後生們，玩得甚至更溜。況且外國文學走過來的路，在我們近來的文學曆程中差不多也演示過了。老實說，此等討便宜的事，可一可二，而不可三，上帝不會把笑臉老朝著你。

即使學有所成，力能扛鼎，獨步文壇，名震宇內，也用不著對儕輩虎視眈眈。我不禁想起《水滸傳》描寫的那個時代，北宋的蘇東坡剛剛嶄露頭角的時候，歐陽修給梅聖俞寫了封信：“取讀（蘇）軾書，不覺汗出，快哉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一頭地也。”他表現出一位前輩作家，對於後來新進作家的提掖扶持之心，寧可自己閃到一旁，也要使後來者得以飛騰，這是一種何等博大的心胸？當蘇東坡“之文，落筆輒為人所傳誦，每一篇到，歐陽公為終日喜，前輩類若此。一日，與斐論文及坡公，歎曰：‘汝記吾言，三十年後世上人更不道著我也。’崇寧、大觀間，海外詩盛行，後生不複有言歐公者。是時，朝廷雖嚐禁止，賞錢增至八百萬，禁愈嚴而傳愈多，往往以多相誇，士大夫不能誦蘇詩，便自覺氣索”（朱弁《曲洧見聞》）。

從這裏，我們看到歐陽修的寬容，不像如今某些作家那樣嫉妒眼紅，排斥相輕，隻許自己好，不能容忍別人好。也看到歐陽修的胸襟，不像時下個別文人那樣被冷落、被忘卻，不在排行榜上、不被人捧人吹，而大動肝火，咆哮不止。同樣，蘇東坡在對待比他年輕的同行時，也繼承了歐陽修的傳統。宋朝葛立方的《韻語陽秋》一書寫到：“東坡喜獎與後進，有一言之善，則極口褒賞，使其有聞於世而後已。故受其獎拂者，亦踴躍自勉，樂於修進，而終為令器。若東坡者，其有功於斯文哉！其有功於斯文哉！”

邵博的《邵氏聞見後錄》裏，記敘了一則蘇軾的故事：“魯直以晁載之《閔吾廬賦》問東坡，何如？東坡報雲：‘晁君騷辭，細看甚奇麗，信其家多異材耶！然有少意，欲魯直以漸箴之。凡人為文，宜務使平和，至足之餘，溢為奇怪，蓋出不得已耳。晁君喜奇似太早，然不可直雲爾。非為之諱也，恐傷其邁往之氣。當為朋友講磨之語可耳。’”從這裏，可以看到蘇東坡對於後輩的成長，是怎樣的體貼和關心了。

隻有這樣，才是文人的正道吧？但像王倫這類資曆淺、學問少、本領差、智商低、能力弱、心胸窄、人緣薄、名望遜的人物，在現實生活中是不乏見的，哪怕稍稍勝似他一點的朋輩，也是不肯相容，極不樂意出現在自己視野中。文壇何嚐不如此，那些東張西望之徒，老是五官挪位地看不上這個，瞧不起那個，說了歸齊，在於實力不濟耳！統觀海內，凡閑話說得多的人，文章寫得好者少。

如果研究一下《水滸傳》裏的宋江，也許就更有啟發了。他個子不高，談不上魁偉崢嶸；他麵皮很黑，說不上風流蘊藉；他會一點刀槍棍棒，但很二五眼；他有一點墨水，也就是衙門文書之類。論計謀不如軍師吳用，論武藝在山寨裏甚至敵不過女將“母大蟲”顧大嫂、“一丈青”扈三娘，論力氣比不上打虎的行者武鬆，論儀表哪是“玉麒麟”盧俊義的對手，這“黑三郎”的膚色也不能與“浪裏白條”張順相比，至於偷雞摸狗也沒有“鼓上蚤”時遷那兩下子。而後來，他被眾頭領尊讓於忠義堂上的“第一把交椅”，就因為他善於團結、善於容人、善於謙讓、善於選賢與能。江湖人稱他為“及時雨”，正說明他是多麽被人所需要、所期盼，這才形成水泊梁山百川歸海的興旺局麵。

不兼收並蓄，無以成大家。海所以偉大，因為它能容納一切。拒絕寬容的褊狹心態，最起碼也是一種心靈軟弱的表現。人們要是能把要求別人時的嚴格，移到自己身上；而把要求自己時的寬鬆，用到別人那裏，也許會少卻許多矛盾，和不必要的紛擾。

因此，《水滸傳》裏的宋江和王倫，倒不失為我們做人作文的參照係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