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坡的底氣
蘇軾（1037—1101） 宋朝文學家、宋朝文學最高成就的代表。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他生性放達，為人率真，好交友，好美食，好品茗，亦雅好遊山林，但卻一生坎坷。其詩題材廣闊，清新豪健，獨具風格；詞開“豪放”一派，從根本上改變了詞的發展方向；亦工於書畫；其文氣勢雄放，語言卻平易自然，代表了宋文的特征。名列“唐宋八大家”。
參橫鬥轉欲三更，苦雨終風也解晴，
雲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
空餘魯叟乘桴意，粗識軒轅奏樂聲。
九死南荒吾不恨，茲遊奇絕冠平生。
這首標題為《六月二十日夜渡海》的東坡先生的名詩，是他於公元1097年（宋紹聖四年）謫放海南島儋耳三年後，公元1100年（元符三年）六月遇赦，“量移廉州”，六月二十日渡瓊州海峽北歸，到廉州，也就是現在的廣西合浦時，所作的過海詩。
我曾一直循著這位大師的嶺南行蹤，探尋他被小人排擠、被朝廷放逐的行吟苦旅。當年坐在廣西合浦廉州中學校園裏的東坡亭上，我似乎於冥冥中聽到他在苦吟這首渡海之詩。
三年流放，九死一生，竟輕輕鬆鬆地落在了“茲遊奇絕”四個字上，這絕不是一般人的心胸能夠想得開的。詩人的樂觀胸襟、豁達精神、不屈意誌，全在筆下流露出來了。他還曾經寫過一首《觀棋》詩：“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優哉遊哉，聊複爾耳。”就是這種意思了。
據《蘇軾詩集》引《王氏交廣春秋》注：“朱崖儋耳，大海中極南之外，對合浦徐聞縣，清朗無風之日，遙望朱崖州如菌廩大。從徐聞對渡，北風舉帆，一日一夜而至。”於是，不妨設想，那時，過瓊州海峽，可不是現在一兩個鍾頭的事情，而是坐帆船，需作二十四個小時的長途航行，海水茫茫，天色蒼蒼，波濤萬裏，浪逐船高。東坡先生佇立船頭，會不想起當年貶往海南的那次暗無天日的行程嗎？
三年前，在雷州半島的徐聞港碼頭告別登舟時，無論送行的親友，還是同船的渡客，都不相信年逾花甲的東坡先生，還有北返的可能；恐怕連他自己，也做了老死海南之想。他在給友人的信中說過：“某垂老投荒，無複生還之望。今到海南，首當作棺，死即葬身海外。”但天不絕人，三年後，他又重渡海峽，北望中原，能不感歎係之，詩興大發嘛？這首詩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也是詩人艱苦卓絕、特立獨行，整他不垮、打他不倒的一生的寫照。
這位中國文學史上的巨人，由於他始終“忠規讜論，挺挺大節”，所以“為小人忌惡擠排，不使立於朝廷之上”，常因文字之禍，無罔之災，難以逃脫小人一族屢次三番的圍攻，飽受貶謫他鄉之罪，遍嚐顛沛流離之苦。文人遭嫉，多由文人而起，而文人相輕，走到文人相整，隻是一步之遙的事情，曆史上的文學屠殺案，往往由這種惡性嫉妒而起。
如果做一次中國“文字獄”起因的調查，你會發現整人整得最起勁的，一是那些根本不入流的作家，出於嫉妒；二是那些已經寫不出作品的作家，由嫉生恨；三是那些被寫得比他好的作家，比得黯然無色而不甘心的作家，由恨而萌發出刻骨的歹毒；四是那些壓根兒就以文章為登龍術、為敲門磚、為墊腳石，誌在攀附巴結，其實是打著作家幌子的作家，為了達到目的，連殺人之心都敢有的；五是那些吃柿子揀軟的捏，以作家為靶子、為獵物，根本不是作家卻擠在作家行裏來謀算作家的文學殺手，那就更是可怕了。這些人，無一不身懷絕技，無一不人其麵而獸其心，無一不是想將正直文人置之死地而後快的家夥。
這些文人，唯其誌不在寫，所以隻要一有機會，或者結夥、成群，傾軋、排他，派性、門戶，封王、稱霸；或者告密、陷害，檢舉、揭發，批判、打擊，壓迫、廝殺。最可怕者，是那些能夠倚仗自己的或他人的權勢，得以放開手腳，來整同行的“文人式”小人或“小人式”文人，那一副殺氣騰騰的嘴臉，甚至連皇帝老子都自歎弗如。
蘇東坡被放逐海南島，不一定是哲宗趙煦的意見，而可能是那些想整蘇東坡的小人們，變態的施虐心理在作怪。據說，已貶往惠州的他，曾經寫過一首詩，題名《縱筆》：
白發蕭散滿霜風，小閣藤床寄病容。
報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鍾。
這首詩傳到了京師，已經爬上高位的章子厚冷笑一聲：“蘇子尚爾快活耶？”於是，蘇東坡被再貶儋州。陸遊在《老學庵筆記》裏說過，紹聖年中，把一批元祐黨人貶往外地。因為蘇軾號子瞻，瞻字的偏旁為詹，就罰往儋州；蘇轍號子由，由字與雷字下半的田字近似，就罰往雷州；劉莘老罰往新州，也因為莘與新兩字的部分相同。從這種挖空心思的刁鑽行徑看，絕對類似性功能不健全的太監們的陰毒意識。當他們操刀宰人的那會兒，你不能不讚歎此等心術不正之人，竟能想出如此刻薄無聊的伎倆。所以，文學殺手比職業劊子手更毒辣陰狠，更卑汙齷齪。
在習習海風吹拂下的蘇東坡，眼看海岸線已在視中，終於又將返回中原，撫髯而想的他，恐怕也不禁搖頭了。我們都有這樣的經驗，被人整了一輩子以後，還仍舊活著，而整人者本以為整倒了別人，扶搖直上的，結果也還不過庸庸碌碌，如此而已，有的甚至連毫毛也未撈到一根。東坡先生掰掰手指，先貶黃州，後謫英州，再罰惠州，後放海南，說得上命途多舛。他搖頭，因為他納悶，落在小人包圍圈裏一輩子的一介文人，如此被折磨，如此被播弄，而居然不死，如今還能站在北渡的一葉扁舟上，活著回返家鄉，會不感慨係之嗎？
但也不能由此斷定，那些文學跳蚤就咬不死人，文壇上的書生悲劇、詩人噩運、作家痛苦、文人災禍，而由此身陷縲絏、終生冤獄者，可謂層出不窮；斷頸割首、橫遭極刑者，簡直絡繹不絕；或“生平文字為吾累”，“頭顱擲處血斑斑”，再無生路；或“冤沉獄底文章罪”，“遠戍散關不見還”，飲恨而終。在中國曆史的字裏行間，何處不是淚痕血漬啊！蘇東坡雖不死，但也在掉了一層皮以後，才終於踩著跳板，踏上離開三年的大陸。這不能不說是一次性格強者的勝利，也是對自己充滿文學自信的一個文人的勝利。
被整，不垮；活著，而且很好。這對那些下手整過你的人，別看他裝得煞無介事，其實，那是他永遠排除不掉的噩夢。王安石後來白晝見鬼，懨懨而亡，恐怕也隻能夠以“現世報”三字來解釋了。
從這首渡海詩看，那些想扼殺這位文豪的小人們，恐怕是大失所望了。第一，他沒有如他們所設想的，把他放到當時物質異常匱乏的海南島，飲食不繼，無以為生，困迫得喪失鬥誌，最後以瘐斃了結。第二，他也沒有如他們所盼望的，把筆放下，將詩情收起，再也不抒發他那滿腔的巧思和才華，從此成為一隻不能鳴唱的鳥。第三，出乎他們所預料的，苦行的磨煉，對詩人來說，醞釀成他思想的最後一次升華，南渡以後，他的詩更達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所以，他把這三年的流放，看成不過是平生最奇最絕的一次難得的經曆，這實在是使他的對手氣得發昏的事情。
合浦，據《輿地廣記》：“廣南西路廉州，領縣二，其一為合浦。”可見是個相當古老的縣城。從蘇東坡的《讚廉州龍眼》一詩中的“坐疑星隕空，又恐珠還浦”句看，“合浦珠還”的故事，早在那時就流傳了。所以，這是一座以出產珍珠聞名於世的古老縣城。人稱“西珠不敵東珠，東珠不敵南珠”的南珠，就專指合浦產的珍珠。但我不遠千裏，來到合浦這塊土地，倒不是衝著那些美輪美奐的珍珠，而是實實在在地沿著大師的足跡，尋覓他、走近他、了解他。
因為公元1100年（宋元符三年）的六月二十日，到八月二十八日的兩個月間，這座古城曾經張開懷抱，迎接渡海歸來的蘇東坡。當我在這個蘇東坡暫住作客的城池裏，在這座東坡亭裏，似乎真能感觸到大師的一絲遺澤呢！
蘇東坡雖沒死，但也在掉了一層皮以後，才終於踩著跳板，踏上曾離開三年的大陸。這是一個性格強者的勝利。圖為傅抱石《蘇東坡遊赤壁》。
荒涼海南北，佛舍如雞棲。
忽此榕林中，跨空飛拱析。
當門冽碧井，洗我兩足啼。
高堂磨新磚，洞戶分角圭。
倒床便甘寢，鼻息如虹霓。
童仆不肯去，我為半日稽。
晨登一葉舟，醉兀十裏溪。
醒來知何處，歸路老更迷。
這首標題為《自雷適廉，宿於興廉村淨行院》的詩，“井”、“亭”、“榕”，多少有一些相符或暗合之處。不禁猜想，一千多年前，渡海歸來的蘇東坡，坐在那敞亮清涼的亭子裏，汲井水，燒團茶，任秋風蕭瑟，聽秋雨淅瀝，恐怕詩中的“歸路老更迷”的“迷”字，多少道出了蘇東坡的興奮之餘、悲悵隨之的複雜心境。
芒鞋不踏利名場，一葉輕舟寄渺茫。
林下對床聽夜雨，靜無燈火照淒涼。
這一首當是同時作品的《雨夜，宿淨行院》，也可佐證大師回到大陸南端後那種迷茫、淒冷和孤獨之情。任何曆史階段，從來是“抽刀斷水水更流”，很難截然分開的局麵。過分樂觀的朋友們，有一程子，春光未必嫵媚，春風也不**漾，就做出“春天已經到來”而興高采烈的評估。誰知話音未落，接是便是“雨疏風狂三月暮”、“落花流水春去也”的節氣，這都是記憶猶新的事。所以，智慧如蘇東坡者，會不明白，即或如王安石、章子厚，退出了曆史舞台的力量，也不等於馬上“煙飛虜滅”，總有一脈相承的殘餘勢力要他麵對的。然而，在合浦那夕陽餘暉中的他，已不是開封資政院裏風華正茂的他了。無論如何，對這位“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的文學大師來說，已快走到人生盡頭，反顧既往，能不為被延宕的時間感到森然和淒涼嗎？
我們失去得最多的，而且永遠也找不回來的，就是時光。
從他在這裏作的一首詩看，其中提到了歐陽修和梅聖俞：“我憶汝州六一叟，眉宇秀發如春巒。”“作詩頗似六一語，往往亦帶梅翁酸。”說明他經曆了“九死南荒吾不恨”的坎坷命運之後，仍懷著對故人的不忘之情。那他會不想到另外一位造成他終生淹蹇的王安石嘛？
談起蘇東坡，不可能不談王安石，同為“唐宋八大家”，文章與詩詞寫得絕棒。同樣，提到了這位“拗相公”，自然也就不會忘懷因與新政相背，坐過大獄，漂泊半生的詩人。他們倆在政治上不同營壘，在文學上也相互匹敵。如果，蘇東坡的文學成就，不是令那麽王安石不安；如果，蘇東坡的剛直性格，些許斂抑一些，不去忤弄這位權傾一朝、其實也蠻“小人”的同行，也許他在政治上的命運，說不定會要稍稍地好一點。
凡是較量，隻有絕對高出一頭的人，才能表現出優裕雍容的“費厄潑賴”的紳士雅量。王安石雖才華出眾，但在蘇軾麵前，並不略占上風，而且在他對王安石著《字說》諸如“波乃水之皮，豈滑為水之骨乎”的嘲笑，雖屬雅謔，也難免使王先生有些尷尬。什麽人都可得罪，但千萬不能得罪小人，這就注定他的日子不會好過。好在宋朝不劃右派，否則，早就給王安石這頂帽子戴了。一次王安石對蘇軾說過這樣的話：“歐陽公修《五代史》而不修《三國誌》，非也。子盍為之乎？”看來，這種打一個拉一個的“皮裏陽秋”的說法，固然表達了他對歐陽修的不以為然，同時也說明他對於蘇軾的十分在意。所以，歐陽修在那場變法之爭中，不過被得意的王安石遣送回鄉了事，而蘇東坡卻被折騰得死去活來，不能不說這其中夾有的文人妒意。當然，也不能不談到諸如舒亶、李定等二三流文人，為了整死這位大師，深文周納、羅織罪名、牽強附會、望文生義，用隱射不敬之罪來陷害蘇軾。舒稟的詩詞，寫得差強人意，至今猶有流傳；李定的唱和，則不上台盤，早已湮沒無聞。但沒有一個文人，承認自己不過爾爾的。而他們很懂得從蘇東坡大量的詩詞中，雞蛋裏挑骨頭，尋找反皇帝、反新政的蛛絲馬跡，好將其置之死地。
宋朝由開封遷都餘杭，宮廷文檔大量流失，總算有一本由同時代的陸遊、朋十萬收集整理的《烏台詩案》留了下來。那些整人的手段，在幾百年後的今天，讀起來猶令人不寒而栗。這本書裏記述了王安石所提拔的那些政治棍子們，出於嫉恨，是怎樣向皇帝告蘇東坡的黑狀。
令人不禁奇怪的是，所有過去和後來的整文人的文人，都靠誣告對手用“隱射法”惡毒攻擊最高統治者，來製造“文字獄”，這好像成了這類殺手的不二法門。幸好宋朝的皇帝，比之他朝，要多一點文化素養，不那麽相信這些低能兒編製的讕言，這才使蘇軾僅被流放了事，而不是被砍下腦袋。這實在是難能可貴的事！
據同代人王鞏的《聞見近錄》載：
王和甫嚐言，蘇子瞻在黃州，上數欲用之。王禹玉輒曰：“軾嚐有‘此心唯有蟄龍知’之句，陛下龍飛在天而不敬，乃反欲求蟄龍乎？”章子厚曰：“龍者非獨人君，人臣皆可以言龍也。”上曰：“自古稱龍者多矣，如荀氏八龍，孔明臥龍，豈人君也？”及退，子厚詰之曰：“相公乃欲覆人之家族耶？”禹玉曰：“它舒亶言爾。”子厚曰：“亶之唾，亦可食乎？”
如果換了一位喜歡對號入座的皇帝，那還不跳將起來，把蘇軾給朕推出五朝門外斬首不可嘛！宋神宗倒還冷靜，而且也明白事理，把那些告蘇軾的狀子，以及檢舉信、告密信、匿名信之類，都交給中書省存檔，然後，由內府審理這件“蘇軾詩案”，終於禦筆親批，貶官外放了事。
不過從這則筆記中，也可看出小人多變的嘴臉，此時的章子厚居然還能說兩句正直的話，大概他估計局麵未必對蘇軾絕對不利。但後來，他上了台，將蘇軾貶往海南島時，那可是一心想將這位大師從肉體到精神全部消滅的。
十個文人，九個相輕。這種文學上的計較，常常會走向文人相整的局麵。然而，時光在整與被整中，一天天過去，最後剩下的除創傷外，便是無可回避的老邁。這便是我在那座東坡亭裏，所能體會這位大師的深深感慨了。
蘇東坡的一生，政治上從不退讓，堅持他的主張；文學上更不買賬，他對他那支筆的自信更是雄心十足。“某生平無快意事，唯作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自謂世間樂事，無逾此者。”
但他不知道老百姓的一句俗話，越是半瓶子醋，越晃**得厲害，這樣，也就越不能容人。中國文壇上，這類半瓶子醋又特別的多，文人相輕，也就是一種習見的現象。古往今來，這種誰也瞧不起誰，誰也看不上誰的場麵，也不知看過多少。不但文人自己看不勝看，連老百姓也都熟視無睹，遂也不以為奇。若是文人居然不相輕，居然心服口服地欽敬某位同行，那才是怪事一樁呢？有幾個文人能像歐陽修那樣，一讀到蘇東坡的文字後，馬上給梅聖俞寫信說：“取讀軾書，不覺汗出，快哉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一頭地也！”
回顧時下文壇，令人高山仰止者，雖大有人在，但像歐陽修這樣提攜後進者，也並不多，而患有王婆賣瓜的“自我感覺良好征”者，更為數不少。這類喜歡文人相輕的人，多自負，少自審；好自炫，乏自謙；有自大之狂，無自知之明；總自視甚高，自鳴得意，自以為老子天下第一，卻從不把別人放在眼裏。這也是文人相聚時的風景線了。
於是，輕人者，被人輕；被輕者，也輕人，大家彼此彼此，不分軒輊。說作家謙虛誠篤者少，浮狂傲氣者多，不算誇張之語。即或有的作家佯做恭順和遜，那骨子裏的倨慢驕侮，即或是傻子也能夠感覺出來的。還有的，也許當著麵，嘴上不得不說些好話，什麽還不錯啦，什麽也可以啦，什麽比上一部作品大有進步啦……其實，他心裏的月旦雌黃，真的全盤托出的話，我敢擔保，會使那位想聽到佳評的對方，心髒病都要氣犯了的。
僅僅是文人相輕，應該是看成一件無所謂的事情，不必太當回事。一位作家，看不上某位同行和他的作品，也可視為正常。品位之差、胃口之別、好惡不同、格調有異，評價自然也就很難一統。你再好，哪怕你馬上有拿“諾貝爾文學獎”的可能，我可以不喜歡；即使你已經拿到手那幾十萬美元的獎金，從斯德哥爾摩載譽歸來，我也可能發表對你的作品不敢恭維的評論。同樣的道理，一個作家對自己的作品，也不必要求每個人都叫好，不叫好便視為大不敬，那就是霸道了。何況本來就不是那麽好，挑出點毛病，講出些壞話，或者搖頭唾棄，置之若敝屣，被徹底地糞土一番，也不會天塌地陷。要是作家不能承受這種或熱或冷的待遇，一聞好評，欣喜若狂；一聽批評，如喪考妣，那該像玻璃杯經不起高低溫的迅速轉變一樣，就要炸裂成碎片了。
話說回來，文人相輕，不完全是一件壞事。若不相輕，何來競爭？唯其不讓人相輕，就隻有發憤寫得更好，讓人家想輕你也輕不成；唯其要輕別人，自己寫得很不上路，英雄氣短，也張不開這張嘴去數落別人。因此，意氣用事也好，情感作用也好，純粹就是為了賭氣也好，或者什麽也不為，就由於看對方不順眼也好，而相輕某一位同行的話，撇開其消極的一麵，設法使自己寫得更出色些，具有輕人的本錢，也是有其積極的值得嘉許的一麵。這大概就是毛澤東說的“兩分法了”。所以，不必把文人之間這種爭長較短的行為，看得太嚴重。曹丕在《典論》裏說這四個字的時候，口氣也是輕描淡寫，看得並不嚴重的。但怕就怕這種文人相輕的情結，發作到成為一種病態，那負麵效果便是不好估量的。因為，在這個世界上，無恥文人在作踐大師時，那種無賴嘴臉、卑劣伎倆、小醜心態、下流行為，是很令人發指的。
由於蘇東坡在政治上不讚成王安石的新法，在文學上達到了“流俗翕然，爭相傳誦”，“宣傳中外，孰不歎驚”，“傳於人者甚眾”的程度，“東坡之文，落筆輒為人所傳誦”，這就是王安石、章子厚和他們的黨羽，絕不肯輕輕放過他的原因。第一次流放，因詩禍被抓到開封坐牢，後來謫降黃州，倒是宋神宗多少有點保護他的意思，如果沒有這位皇帝，按王安石的爪牙——那些禦史們的意見，就該以大不敬罪殺頭了。第二次流放，也是王安石的餘黨所幹的事，這回貶得更遠，一下子把他發落到嶺南惠州。第三次流放，則是又一批更不成氣候的小文人的低劣把戲了，他被放逐到海南島。
初到昌化，連房子都沒一間，幸好海南學子崇敬這位大文豪，自動聚集起來，運木培土，給他蓋了可以遮風避雨的所在，這或許就是“人間自有真情在”的可貴之處了。在海南三年以後，他才遇赦回到合浦。
他的全部不幸，無不由文人相整而生。然而，有什麽辦法呢？腐殖的土壤裏，必有蛆蟲孳生。就像莎士比亞所寫的那樣：“眼見天才注定做叫化子了，無聊的草包打扮得衣冠楚楚，純潔的信義不幸而被人背棄，金冠可恥地戴在行屍的頭上，處女的貞操遭受暴徒的玷辱，嚴肅的正義被人非法地詬讓，壯士被當權的跛子弄成殘缺，愚蠢擺起博士架子駕馭才能，藝術被官府統治得結舌鉗口，淳樸的真誠被人瞎稱為愚笨。”所以，蘇東坡窮其一生，也未能擺脫這類專門整治文人的文人之手。最終還是被他們整得心力交瘁，在召回首都的途中，死在了江蘇常州。
宋人筆記《萍洲可談》裏記述：“餘在南海，逢東坡北歸，氣貌不衰，笑語滑稽無窮，視麵多土色，靨耳不潤澤。別去數月，僅及陽羨而卒。東坡固有以處憂患，但瘴霧之毒，非所能堪爾。”看來，那些由整人棍子們組成的戰鬥隊，實際上還是達到了扳倒大師的目的。
在合浦時的蘇東坡，也許有一種終結的預感了吧？
孤雲出岫豈求伴，錫杖淩空自要飛。
為問庭鬆尚西指，不知老奘幾時歸？
這首寫在合浦的詩，雖然借寓唐僧西天取經的事，但“豈求伴”和“自要飛”，也是在抒發自己創作上兀立不羈的信心，無論“庭鬆仍西指”，無論“不知何時歸”，也無論怎樣的文人相整，他不改初衷地堅持走自己的路。蘇東坡盡管不走運，但他卻成為中國曆史上的一塊豐碑。
如今在合浦縣的這所中學裏，東坡亭在碧草芳花之間，東坡井在蟬聲如雷之中，都已是“俱往矣”地供人憑吊的陳年遺址。但痛苦這東西，一旦化為曆史，製造痛苦者和遭受痛苦者，都不過是茶餘飯後的談資而已，聽的人和講的人，都已沒有那種切膚之痛的感覺了。
在東坡亭已經模糊的石碑上，我似乎讀到了這種不幸之幸，如果小人得意得太早，儻儻君子太經不起挫折，我們還能讀到東坡先生的傳世名篇嗎？
悟到這些不屈不撓，也就不虛此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