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怪”策

王安石（1021—1086）　宋朝政治家、文學家，江西撫州人。他潛心研究經學，被譽為“通儒”。其文章論點鮮明、邏輯嚴密，有很強的說服力，名列“唐宋八大家”。

王安石，是個大文學家、大政治家，但也是個大怪人。

宋朝葉夢得《石林燕語》記載：

王荊公性不善緣飾，經歲不洗沐，衣服雖弊，亦不浣濯。與吳衝卿同為群牧判官，時韓持國在館中，三數人尤厚善，無日不過從。因相約：每一兩月，即相率洗沐。定力院家，各更出新衣，為荊公番，號“拆洗”。王介甫出浴見新衣輒服之，亦不問所從來也。

“經歲不洗沐”，“衣服雖弊，亦不浣濯”，其實也沒有什麽了不起，但《宋史·王安石傳》裏說：“性不好華腴，自奉至儉。或衣垢不浣，麵垢不洗，世多稱其賢。”這就有點莫名其妙了。世風好諛，大人物的一舉一動，追隨者都會頂禮膜拜的。不過，衣服穿舊穿髒不洗滌，臉上有汙垢也不弄幹淨，怎麽能和“賢”聯係上，我真佩服那些人的想象力。也許他們心目中的賢人，都是從內到外，不那麽幹淨吧？

宋朝彭乘《墨客揮犀》裏，還記載了另外一個小故事，也可見此公的性格：“王荊公為小學士時，嚐訪君謨。君謨聞公至，喜甚，自取絕品茶，親滌器烹點，以待公，冀公稱賞。公於夾袋中取消風散一撮，投茶甌中並食之，君謨失色。公徐曰：‘大好茶味。’君謨大笑，且歎公之真率也。”這個烹絕品茶，希望得到王安石稱賞的人，大概也是一個食不知味的人，有什麽真率可歎？說得好聽些，無非不通曉，或者假裝不通曉人情世事的怪人罷了。

不過，從古到今，文人中間怪者也多，倒也不足為奇。

有的是本性所致的“怪”，有的是大智若愚的“怪”。有的作家，對不起，恕我不敬地說，則是裝孫子的“怪”、矯情的“怪”。把怪當做一種登龍術、一種廣告手段，無非都是文思枯竭以後，作品寫不出來，就隻好靠文學以外的名堂，向世人表示自己的存在了。王安石是一個搞政治的文學家，在野二十多年，冷板凳坐得太久，要不做一些怪的話，也是怕人把他忘記的。所以，凡是在文壇跟頭把式、出點洋相、製造新聞、興風作浪、不那麽老老實實寫作者，十之八九都有其廣義上的政治企圖。

因為搞真正的文學，是要費點力氣的，而作怪的話，興之所至，率意而為，那就容易多了。例如作《登樓賦》的王粲，喜歡做驢叫，實在怪得可以。他死後，安葬畢，來送喪的曹丕對一些參加追悼會的文人提議，仲宣生前愛做驢鳴，可各做一聲以送之。於是，每人皆引吭高聲效驢之吼鳴，墓前的那個交響場麵，肯定令人亢奮，但也確實是怪誕不經的。同時期還有一位阮籍，喜歡做長嘯，聲聞數百步。他既不是戲曲演員，需要吊嗓子；也不是美聲唱法，要練發聲，長嘯不已的話也會讓人不得其解的。所以，由文人組成的文壇，忽而傳來一聲驢鳴、一聲虎嘯，大可不必太在意的。因為，倘不這樣怪一下，怎麽能讓大家側目而視呢？

至於王安石的“怪”，到底屬於哪一類的“怪”，千古論者，看法不一。甚至當時的皇帝，那位宋仁宗，也弄不清他是真怪、假怪，還是裝怪，何況我們後人乎？據邵伯溫《邵氏聞見錄》載：仁宗有一次賜宴臣下，自然也算是盛典了。但這位皇帝是很講究儉樸的，所以就不像現在拿著公家支票去吃飯，那樣花錢如流水了。他舉辦這次宴會，倒具有一點西洋情調，既像是自助餐，又像是野外燒烤。與會者得自己在池塘裏，釣上魚來，然後或紅燒，或清蒸，或鬆鼠，或刺身，與大家共享同樂。

王安石不喜歡釣魚，也不善釣魚，坐在那裏便把一碟子用麵粉做成的魚餌，一粒一粒地扔進嘴裏，吃了個精光。第二天，宋仁宗對當朝宰相講，這個王安石是怎麽回事呢？他是極虛偽，還是極呆傻呢？一個人保不齊誤吃一粒兩粒魚餌，但總不能把那麽一大盤子的小麵球統統吃下去的。所以，宋仁宗不怎麽賞識他，也不曾重用他。其實，這位皇帝曾經很在意他，也重視他，才把他從地方上調到中央工作。而且在這以前，由於他為官政聲甚佳，各方反應極好，宋仁宗多次指示宰相提拔此人到開封來擔任要職。但這位怪人，就是不接受上方的好意，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絕了。每婉謝一次，他的呼聲就高漲一次；每推托一次，許諾他的職務就提高一級。後來，他終於在差不多夾道歡迎的程度下來到京城就職，有沒有洋鼓洋號拉拉隊之類，不得而知。反正那時沒有明星，他就是擁有許多粉絲的政治明星。

《邵氏聞見錄》載：“安石在仁宗時，論立英宗為皇子，與韓魏公不合，故不敢入朝。安石雖高科有文學，本遠人，未為中朝士夫所服，乃深交韓、呂兩家兄弟。韓、呂朝廷之巨室也，天下之士不出於韓，即出於呂。韓氏兄弟，子華與安石同年高科，持國學術尤高，大臣薦入館。呂晦叔亦與安石同年進士。子華、持國、晦叔，爭揚於朝，安石之名始盛。又結一時名德如司馬君實輩，皆相善。”一個人能夠如此打造環境，經營氛圍，鋪墊人氣，放長線釣大魚，做先聲奪人的努力，沒有相當智商，沒有十分手腕，是難以辦到的。然而，這個人居然若無其事地吃下一盤子魚餌，真是讓人很難疊合起來看待。

1060年（嘉祐五年），王安石調到了中央，果然很當回事地在五月給皇帝上“萬言書”，要求改革政治體製，要求改變經濟方針。實際上，這一套思路，被隔一代的新皇帝宋神宗大加賞識，而推行全國，在曆史上稱為“王安石變法”的設想藍本。不知為什麽，“萬言書”上去之後，仁宗沒有反應，大家覺得他調來中央，必受重用，仁宗卻沒有後續動作，基本上將他曬在那兒，晾著他了。其實，經過1045年（慶曆四年）範仲淹的“新政”試驗，未果而終以後，宋仁宗對於任何改革都不感興趣，不抱熱情，三十多年太平皇帝做下來，求穩是第一位的，保命更是第一位的，這個本來就沒什麽力氣和精神的皇帝，是絕對不想作為了；更何況仁宗對王安石印象不佳，王安石覺得很無趣，便借口家事，又請調回到金陵。於是，有人納悶，這對君臣之間發生了什麽矛盾，產生了什麽齟齬。其實，啥事也沒有。有人認為，他當著仁宗的麵，吃了那一盤子魚餌，估計讓陛下覺得他這個人，若非大愚，必是大奸，因此對這位“盛名之下，其實難副”的臣下，由最初的熱烈期待變為疑慮不解，從此拉開距離，不再納入他的視野中了。

談到文人的“怪”，恐怕不是“一加一等於二”那樣簡單，有時表象和本質會很不一致，怪誕的背後沒準相當世俗，邀名求利之心更重，也是說不一定的，誰知王安石是不是有意識吃給仁宗皇帝看的呢！因為他的抱負很大，他是想在富國強邦的政治領域裏創功立業，他到中央來是對這位欣賞他的皇帝寄托希望，能給予他施展才華的機會。可實際並非如此，仁宗本來就沒有什麽銳誌雄圖，登上皇位太久，也懶得革新求變，王安石睹此無可作為的現狀，也就不再積極，就吃這一盤子魚餌讓陛下看看，也未可知。

但對另外一個皇帝，又一點也不怪了。宋朝曾舒《南遊說舊》記載：“王介甫以次女適蔡卞，吳國夫人愛此女，乃以天下樂錦為帳，未成禮而華侈之聲聞於外。神宗一日問介甫雲：‘卿大儒之家，用錦帳嫁女？’甫諤然無以對，歸問之，果然。乃舍之開寶寺福勝閣下為佛帳，明日再對，惶懼謝罪而已。”由此來看，他有時要裝裝怪，有時也是不敢怪的。因為，神宗對於他來講，是屬於必須絕對小心侍候的主子，他是將身家性命都押在這個賭桌上了。所以，說到底，怪的行為舉止，無非是文人一種引人注目的表演手段而已。有時怪，有時不怪；需要時怪，不需要時不怪。王安石死了以後不久，很快民間就流傳以他為主角的說書，名為《拗相公》的話本，現在還可以從殘存的《京本通俗小說》中讀到。這當然是他的政治上的反對派，或者是受新政之累的老百姓，在輿論上的一次清算。用一個“拗”字來形容王安石，當然是十分傳神的。

有一年元宵節，王安石陪著神宗皇帝，君臣二人，邊談邊行，乘馬進宣德門。沒想到執勤衛士持槍把他攔住了，拉住了他的馬，不許他進去。那時，他已經是參知政事，相當於副首相，宰相肚裏能撐船，本不必發那麽大的脾氣。但他居然上奏章，要逮捕法辦執勤衛士。禦史蔡確不同意，“宿衛之士拱扈至尊而已，宰相下馬非其處所，應訶止”。王安石“拗”起來，連神宗也拿他沒辦法，隻好為他“杖衛士，斥內侍”，而“安石猶不平”。《邵氏聞見錄》也講過一則他別扭得不可理解的小故事：“荊公在半山使一老兵，方汲泉掃地，當其意，譽之不容口。忽誤觸燈檠，即大怒，以為不力，逐去之。參寥在座，私語他客曰：‘公以喜怒進退一老兵，如在朝廷以喜怒進退士大夫也。’”但是，他要把他的兒子王雱，推薦給神宗皇帝時。按他的“怪”和“拗”，直接提出來，也未為不可的。可他卻繞了個大彎子，先把他兒子寫的策論，和《道德經》注疏，刻了板，再印成書，再拿到市場上賣，再從讀者的呼聲中上達天聽使皇帝聞知，采取了這種迂回戰略，此公究竟是真拗呢還是假拗，真是要打個大問號的。

在中國曆史上，文人當官者很多。官有做得大的，王安石怕是“天字第一號”，中樞決策，位極人臣；也有做得小的，陶淵明做彭澤令，頂多算“七品芝麻官”吧？有人是很想做官的，“天子呼來不上船”的李白，看似清高，實際覺得當朝皇帝賞識不夠，沒給他一個像樣的官，才跑到永王李璘那兒當幕僚去了，以為這位王子造他哥哥的反，要是成功的話，還能不高官厚祿嗎？但也有人是很怕做官的，董卓一進洛陽，文人都跑掉了，隻有蔡邕在滿門抄斬的威脅下給董卓做事。最後，董卓被殺了，這位文人挺念舊，覺得這軍閥至少對他不壞，於是去掉了兩滴淚，被貂嬋的幹爹王允抓住，大光其火，結果到底掉了腦袋。有的為了做官，連氣節也不要的，作《燕子箋》的阮大鉞，就是一個這樣的敗類。有的為了不做官，還被砍掉了腦袋，這就是和司馬炎不合作的嵇康，所遭遇到的噩運。而和嵇中散差不多心態一樣的阮籍，不得不做了個步兵尉的小官，成天喝得醉醺醺地逃脫政治。有一回，竟醉了兩個月，不理政事，這樣才勉強保住了首級。

但也有人以不做官作為資本，傲世任情，沽名釣譽，大撈一把。在這方麵，王安石可以說是一個最成功的例子，比之現代一些作家以隱求顯的小伎倆，不知高明多少倍。

在中國曆史上，唐宋兩朝又是文人做官最多的年代。“唐宋八大家”幾乎每個人的官，都做得不小。此前的漢魏時期，皇帝是不怎麽把文人當回事的，司馬遷自己都認為史官不過是倡隸優卒之流的小人物，司馬相如、枚乘也不過文學侍從罷了。禰衡被曹操罰做鼓吏，楊修隻是隨軍參事，“竹林七賢”中有的官職不低但並無實權。此後的明清時期，文人做大官者，就更少了，進入中央決策機關，能參與政要、發號施令者，絕無僅有。雖然有些禦用文人，隨侍皇帝左右，寫些應製文章，但隻有吾王萬歲萬萬歲的捧場權，幹政是輕易不敢的。唯有唐宋兩代，文人的價碼要高一點，像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軾，在被黜被貶被流放的情況下，還能當上地方官。而王安石能以“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精神，改變了整個國家現行政策者，亙古以來也隻有他一人而已。

王安石為了實現他的變法意圖，以退求進的手段求官，幾乎等待了他的前半輩子，能下這麽大本錢，連同時代的人都認為他怪得可以，因為朝廷再三請他出仕，他就是拒絕任命。有一次，給他一個修起居注的差使，“閣門吏齎敕就付之，拒不受，吏隨而拜之，則避於廁。吏置敕於案而去，又追還之，上章至八九”地堅辭，可見他是一個多麽了不起的以怪製勝的怪人了。

1042年（慶曆二年），王安石考中進士，時年21歲。一直到46歲，也就是1068年（熙寧元年）得意，他經曆了宋仁宗、宋英宗兩朝，一共二十五六年之久，講學金陵，不予奔競，“館閣之命屢下，安石屢辭，士大夫謂其無意於世，恨不識其麵。朝廷每欲俾於美官，唯患其不就也”。由於他謝絕到朝廷裏就任，恬退守職，聲名日隆。越表示不做官，朝野上下越希望他出來做官；越做出怪的行止，也越是吸引觀眾。輿論造得如此之足，他竟被視為“一世之偉人”，朝拜者、敬禮者、請安者、侍奉者不絕於門，“以金陵（指王安石）不作執政為屈”。如此極盡鼓蠱煽動之能事的效果，試想這是傻不唧唧吃了一盤子魚餌的人，能製造得出來的嗎？

這類文壇上哄抬物價的現象，現實中也是屢見不鮮的，可見古今同理。因為捧角的人，啃招牌邊，是啖飯之道。而被捧的人，也是招搖之術，所以就有活著給自己立生祠的事。許多文壇前輩，如巴金先生、冰心先生，也不曾有個人紀念館的建設，可有另一些作家，已經在家鄉蓋了大廟一樣的館堂，供奉著自己的著作，張貼著自己的肖像，展覽著自己的文物，擺放著捧場的文章。即使如王安石，被宋神宗尊為“師臣”、諡曰“文”、稱“王文公”者，要多牛皮就有多牛皮，也不曾讓人這樣香火奉祀他的。可見在某些方麵，今人要比古人腦袋瓜子靈活得多了。能先風光兩天，就當仁不讓。

公元1067年正月，宋神宗即位，立即任命王安石為江寧知府。九月，又擢升為翰林學士兼侍講，這比坐直升飛機還要快，因為他決心要把這位隔牆吹喇叭——名聲在外的奇才，從外任調入京師予以重任。因為當太子時，他的太子司文書事韓維（後來王安石變法，因為韓維不讚成，他就把這位引薦者一腳踢了），經常對政局發表看法。每逢這位王儲讚同時，韓維就表示，此非臣之意見，乃王安石之見解耳。這就是《邵氏聞見錄》中所說：“先是治平間，神宗為穎王，持國翊善，每講經義，神宗稱善。持國曰：‘非某之說，某友王安石之說。’至神宗即位，乃召安石，以至大用。”神宗耳朵裏早被王安石的名聲灌滿了，王安石和韓維書信往還，很了解這位新皇帝對他的態度。看來，此公身在金陵，心在汴京，並不是無抱負的傻吃魚餌的呆子，更不是厭倦仕途的塵外之人，隻不過要看什麽時機合適，和什麽樣的皇帝能起用罷了。

所以說，怪也好，不怪也好，裝怪也好，都有其現實的考慮。王安石不是不想出仕的，1058年（嘉祐三年），宋仁宗把他從江東刑獄調到中央來任度支判官，他也曾對仁宗皇帝抱有幻想，上過“萬言書”的。結果，卻碰了個釘子，未被采納，他懷才不遇，適逢丁憂，隻好退隱金陵，待機而動了。英宗一朝，他因為反對過這位皇帝繼承大位，知道不會有好果子吃，所以給他官做他也不做。等到神宗登基，他認為是時候了，聖旨一到，他不再拒絕做官，馬上接受了任命。不過，他也許覺得一反常態地熱衷仕途，和他多年營造的恬淡拒任的形象不那麽吻合，到底還是稱病，拖延了七個月才進京。弄得神宗也疑惑起來，是真有病呢，還是冀圖高位？

王安石二十多年，韜光養晦，拒不出山，製造空氣，聲譽鵲起，也有其策略上的盤算。因仁宗、英宗兩朝任職的範仲淹、晏殊、文彥博、歐陽修、司馬光這些文學上的對手，要想超越的話，還得憑借政治上的優勢才行。而在封建社會裏，最大的政治上的靠山就是皇帝。他深知仁宗、英宗不可能對他另眼相待，所以隻有蹲守金陵，等待時機了。

神宗上台，宋王朝積弱的國勢，至此愈益衰敝。仁宗時，國庫就“所出無餘”，英宗時收不抵支，出現赤字。那些文臣們在仁宗慶曆年間也搞過新政的，卻碰了個大釘子，隻能守成求穩了。新皇帝對這些無計可施的老臣當然不滿意，而每年必須要“賜”給西夏五萬兩銀、十三萬匹絹、兩萬斤茶，以求和平的費用，還不包括節日期間要“贈”的銀、茶、絹、帛的沉重負擔。這還是大宋王朝為買和平所花費的小頭，大頭是向北方遼帝國的“賜”，那是十萬兩銀、二十四萬匹絹，到神宗朝，遼又提高宋的“賜”，為二十兩銀、三十萬匹絹。王安石給仁宗上的“萬言書”，所以石沉大海，是因為那時國家的日子好過些。但現在，處於內憂外患局麵下的神宗，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王安石的變法上，他一展雄圖的時機到了。

但是任何一次政治變革，都不會順利地付諸實施的，勢必要觸犯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假如這部分人的力量足夠強大的話，變革行動不出母腹，就會被扼殺了，如宋仁宗的“慶曆新政”、清德宗的“康梁變法”。假如反對變革的力量雖然強大，但進行政治變革的力量足以旗鼓相當的話，而且能夠堅定地排除變革過程中的障礙，變革也有可能獲得相當的成果，如秦之商鞅、明之張居正。如果變革者的計劃一出台即遭反對，變革者的營壘又不具有道德高度，而反對派始終保持精誠團結；加之這場變革確實給人帶來的不是福祉而是災難的話，那麽，絕無一絲可以成功的可能。

王安石盡管把所有反對變法的人都放逐了，但其中的作家卻是最不堪一擊的，歐陽修回家養老去了，司馬光靠邊站了，蘇東坡修西湖去了。但王安石卻無法製止由於權力再分配，而造成的自己陣營中分崩離析的現象。他推行新政的最得力的副手呂惠卿，也是出賣他、導致他最終失敗的主力。王安石下台以後，在南京天天要寫“福建子”三字，以泄他對這個人的怨恨。有一次，蘇東坡在南京見到他，談起變法的成敗，王安石還恨個不已，大罵是呂惠卿把事情搞砸了。

但變法失敗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在於青苗、保甲、免役諸法，有利民的一麵，也有擾民的一麵，而貫徹執行新法，依靠的仍是舊的官僚行政機構，結果本來有利於民的政策，也會變質而給民眾帶來深重災難。《邵氏聞見錄》中說道：“又所遣新法使者，多刻薄小人，急於功利，遂至決河為田，壞人墳墓室廬膏腴之地，不可勝紀。青苗雖取二分之利，民請納之費，至十之七八。又公吏冒民，新舊相因，其弊益繁。保甲保馬尤為害，天下騷然不得休息，蓋祖宗之法益變矣！”《拗相公》是宋人話本，其中所描寫的老百姓對於變法的深惡痛絕之情，不能說沒有一定的真實性。當然，還有並非不重要的一點，那就是進行政治變革的領袖，若不具有一定的人格力量，而是一個怪人、一個拗相公，必然失去號召力、凝聚力和向心力。作為文學家，也許倒是其性格色彩，足以魅人；作為政治活動家，怪誕乖戾，險譎詭異，躁迫強直，剛愎自用，“逆意者雖賢為不肖，附己者雖不肖為賢”，也是這次變法失敗的原因之一。

蘇東坡的老爹蘇洵，就為此寫了一篇《辨奸論》：“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誌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複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其禍豈可勝言哉？”這個人，就是指王安石而言的。接著，就談到了他的怪：“夫麵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虍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麵，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一個連自己胡子上爬著蝨子也不自知的人，還有什麽可以指望的呢？最後，他對於這位怪人王安石，所得出的結論是：“凡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奸慝、豎刀、易牙、開方是也。”因此，碰上這類以怪待價而沽，以怪欺世盜名，以怪招搖過市，以怪不可一世的文人，還真得想想蘇老泉的這番話。

王安石罷相以後，回到金陵去了。他的住宅附近，有一個地名叫“謝安墩”，指揮“淝水之戰”的謝安，又名謝安石，曾在此地落過腳。東晉至宋，也是好幾百年的事了，王安石這個怪人，也怪得太無邊無際起來，為這個“謝公墩”姓謝而不姓王，寫了一首絕句：

我公名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

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尚隨公。

王安石之“怪”，怪到如此地步，也算是登峰造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