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的折騰

萬曆（1563—1620）　明朝第13位皇帝，是明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他前期勵精圖治、生活節儉，有勤勉明君之風範；後期荒於政事，使明朝逐漸走向衰亡。

明朝文人張大複在《梅花草堂筆談》中說道：“泰昌初，發帑罷稅，何論邊徼關梁，抃舞謳誦，即窮巷婦女稚子，皆有生氣爾。時鬥米伯三十錢，民間不見所苦。垂白之老，喜談朝政。大行詔下，莫不欷歔掩涕，如喪考妣，果有此事。”以此說法，可以反證前朝萬曆年間，中國人過著應該還算相當快活的日子。按照封建帝王的敗亡周期率，執政年頭愈久，國家敗壞愈烈，統治危機愈大，百姓受難愈深。萬曆朱翊鈞於公元1573年登級，公元1620年駕崩，在位48年，居然太平無事到他躺在定陵，然後又接著太平無事好幾年，令人不禁咄咄。正是如此，他的兒子朱常洛繼位，大明天下，便是張大複文章中譽揚的那個“民間不見所苦”而且“皆有生氣”的社會。

有清一代的文史學者，對萬曆朝多持否定的看法，對萬曆個人頗不以為然，難道張大複的文字是在粉飾太平？事實似乎並非如此，明末清初的文人丁耀亢，寫過一首題為《古井臼歌》的長詩，其創作主旨也是在讚詠他曾生活過的萬曆年間：“憶昔村民千百家，門前榆柳蔭桑麻。鳴雞犬吠滿深巷，男舂婦汲聲歡嘩。神宗在位多豐歲，鬥粟文錢物不貴。門少催科人晝眠，四十八載人如醉。”已是清朝康熙時人的他，用得著拍前朝萬曆的馬屁嗎？這幾句憶舊的詩，發自肺腑，當無疑義。《古井臼歌》使我們想起唐朝杜甫的“憶昔開元全盛日”的《憶昔二首》，詩人在感情豐富、時過境遷之後，很容易產生出對於往昔盛世的懷念。開元年間的李隆基堪稱英主，或許值得杜甫留戀，這個胖乎乎的朱翊鈞，能夠與唐玄宗相比嗎？

朱翊鈞早年當學童時，還算是一個乖順的孩子，後來親政，江山坐穩，則絕對是一個不成器的敗類。

第一敗，他是中國曆史上最為消極怠工的皇帝。史稱：“二十餘年不視朝，群臣從不見皇帝之顏色。”甚至做了三年禦史的劉光複，沒見過這位帝王一麵，頭一回登殿，越次發言。萬曆大發雷霆，你是什麽東西，竟敢胡亂插嘴，連叱拿下。嚇得他屎尿一褲，頓成土偶人，也就是植物人吧，為曆史一大笑話。

第二敗，他的行政機構，乃是中國曆史上數得著的最為空轉無能的政府。史稱：“萬曆二十九年，兩京缺尚書三、侍郎十、科道九十四。天下缺巡撫三、布按監司六十六、知府二十五。朝臣請簡補，不聽。三十四年，王元翰疏：‘朱賡輔政三載，猶未一覯天顏。九卿強半虛懸，甚者闔署無一人。監司、郡守亦曠年無官，或一人綰數符。兩都台省，寥寥幾人。行取入都者，累年這被命。庶常散館，亦越常期。禦史巡方事竣，遣代無人。九邊歲餉缺至八十多萬。天子高拱深居，章疏一切高閣。’四十一年，葉向高疏：‘自閣臣至九卿台省，曹署皆空。南都九卿，亦止存其二。天下方麵大吏，去秋至今，未嚐用一人，陛下萬事不理，以為天下常如此，臣恐禍端一發不可收也。’俱不省。全國政事歸皇帝獨裁，皇帝又不向任何人負責，朝政懶廢墮弛至此，亦曆史中奇聞也。”

第三敗，他還是一個極其能搜括，極其能斂財，極其能揮霍，極其性瘋狂的幾乎不可救藥的最高統治者。到了晚年，他像吸血鬼似的開征各式各樣的惡稅，盤剝百姓。張大複文中起首所說的“罷稅”，就是指朱常洛即位後的“德政”，廢除他老子這些天怒人怨的稅政。

第四敗，他一生做得最成功的事情，莫過於他未成年前，將整個大明王朝，交給張居正治理；然而他一生做得最失敗的事情，是在他成年以後，對死去的張居正進行報複性清算，而尤為混賬的，還徹底否定了實際上已取得成功的改革成果。《明史·神宗本紀》認為：“明之亡實亡於神宗。”清朝趙翼在《二十二史劄記》中說：“明之亡，不亡於崇禎而亡於萬曆。”近人孟森對明朝衰亡的脈絡，加以梳理：“明之衰，衰於正、嘉以後，至於萬曆朝則加甚焉。明亡之征兆，至萬曆而定。”

萬曆坐了48年的江山，在中國全部帝王中，為排名第五的在位時間最長者，他的後代可就沒有這份好命了。他的兒子朱常洛，廟號光宗，年號泰昌，僅1年；他的孫子朱由校，廟號熹宗，年號天啟，僅7年；他的另一個孫子朱由檢，廟號思宗，年號崇禎，在位17年，李自成進北京，自縊煤山。這就是說，萬曆的一子、二孫，三朝共25年，隻用了他在位時間的二分之一，就將大明王朝玩得土崩瓦解。反過來思索，萬曆差不多是在其子其孫的雙倍時間內，任意隨性，胡作亂為，也沒有將這個帝國消費完，還留給朱常洛一個“皆有生氣”的社會。在張大複文中與“罷稅”同提的“發帑”，足以說明萬曆雖是一個敗家子，但還是給他後人留下相當數量的真金白銀。泰昌初，朱常洛能動用內庫160萬兩，以做餉銀。這可不是小數目，160萬兩白銀，約相當於現在的3.3億萬人民幣。內庫隻是國庫的一部分，可證朱翊鈞這個敗類，這麽大把地糟蹋國帑，竟然還能給兒子留下來為數可觀的錢。

萬曆年間，那富足、那充裕，當是曆史的蹊蹺了。

隋煬帝楊廣，14年工夫，就把隋朝折騰完。朱翊鈞胡搞48年，大明王朝安然無恙，絕對應該垮而未垮。他的後人，尤其那個崇禎，不可謂不盡心、不竭力，千方百計想不垮而終於垮了，而且垮得非常之慘。北京人親眼目睹，崇禎爺掛在煤山那棵歪脖子樹上，一隻腳穿鞋，一隻腳跣著，其狼狽相可想而知。1949年我來到北京，那時還叫北平，我在當時已叫景山的煤山上看到這棵歪脖子樹，因為它犯過弑帝之罪，用大鐵鏈子鎖了起來，以示懲戒。“文革”期間，驕橫跋扈的某人，一時興起，將這棵樹砍了，那是當然的“四舊”了。想不到，她最後也走上崇禎走過的絕命之路，在獄中自縊而亡。我是不大相信報應這一說的，但她的死與砍這棵歪脖子樹，不能不令人產生因果的聯想。崇禎最後被圍城中，士兵乞餉，國庫拿不出一兩銀子，他隻有張嘴朝王公大臣、皇親國戚借，可憐哪，大家像打發一個叫花子似的三萬五萬地給。想想萬曆年間那用不完的錢，哪怕想想萬曆年後的泰昌仍錢淹腳麵，要讓崇禎不上吊也難了。

雖然西諺有雲：陽光之下，沒有什麽新鮮事。但我一直認為，萬曆年間的中國人過得比較滋潤，由此推想，他們活得也更加開心。朱翊鈞“廷杖”起大臣來，也是蠻恐怖的，張居正“奪情”一案，數十位諫官，無不當場剝光褲子，**屁股，被打得皮開肉綻，奄奄一息。但他從來不搞“文字獄”，這實在了不起，在中國幾乎所有皇帝中，都患意識形態恐懼症，防文人比防盜賊還來勁兒。萬曆這個人，應該說很糟糕，但終其一生，他沒有跟文人過不去過，在這一點上，他要比手上沾滿中國文人鮮血的康、雍、乾，不知聖明多少倍？

也許這是萬曆的性格所致，他除去對性、對錢感興趣外，不怎麽關心文學，也不怎麽熱衷文藝活動。以當下的網絡語言描述，朱翊鈞絕對稱得上是一位宅男。除了偶爾視察他的陵寢修建狀況外，從不露麵公眾。唯一的一次，應該是萬曆十三年（或十五年）的夏天，因為京城久旱不雨，他親率數千臣僚，由紫禁城出發，到天壇祈雨，然後又原路返回。堅持步行，拒絕坐車，要比那些嘴上掛著人民公仆，卻以人民父母官自居作威作福者，要盡職敬業得多。

所以，萬曆年間由於他不管、少管、懶得管，中國文人的活躍可謂空前，達到放肆、放任、放浪、狂放的程度。從15世紀下半葉，到16世紀上半葉，文化思想之發達，文學藝術之繁榮，人文精神之張揚，人性覺悟之高漲，堪稱前所未見；提倡個性解放，摒棄禁欲主張，破除儒學樊籬，衝決禮教束縛，更是聞所未聞。我相信，人類作為地球上的命運共同體，在其進展的曆史長河中，道路不盡相同，步伐未必一致，但必得邁過的門檻，必得經曆的洗禮，必得升華的精神，必得付出的代價，是無可回避的。該來的，總是要來的，也許早一點，也許遲一點，但不會留下時代的空白。這一場與西方世界同步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文藝複興運動，也許可能與二十多年不上朝的萬曆，疏於對文人的“關愛”，有些什麽關聯，但並不起決定性作用，文藝複興運動是全球走出愚昧、走出奴役，隨著資本化、市場化逐步發展的必然趨勢。所以，公元1616年（萬曆四十四年），英國的莎士比亞、中國的湯顯祖，相繼同年離世，雖是偶然的巧合，卻是東西方文藝複興運動難得合拍同調的注腳。

研究這兩位戲劇家的來龍去脈，就會懂得他們同時展現出超人的戲劇天才，似乎是偶然，但也是必然。第一，是這個時代需要大師；第二，是這個時代催生大師；第三，一個發生著巨大變化的時代，也應該是一個大師輩出的時代。而決定那個時代會不會、能不能出現翻天覆地的變化，是經濟，是財富，是看得見、摸得著的黃金白銀。莎士比亞這個手套匠的兒子，公元1585年，時為中國萬曆十三年，從家鄉來到倫敦謀生。泰晤士河口桅杆聳立、船旗飛揚，停泊著世界各地的商船，裝卸著萬國商貿的貨物，這座貿易發達、商業繁榮的大都市，趕上了資本主義的上升期，像烤麵包一樣迅速膨脹起來。尤其是公元1588年打敗了西班牙的無敵艦隊後，伊麗莎白一世統治下的英國，強大而且富足。莎士比亞來得正是時候，他很快在劇團找到工作，很快因劇本而大賺英鎊。而倫敦人吃飽喝足以後，就會走進劇場消磨傍晚。文化消費，本身就是一種商業行為，商業愈發達，文化消費愈盛行，文化消費的高漲，也帶動上下遊產業的興旺，這充分說明經濟實力的提升，勢必推動文化藝術的進展和繁榮。甚至那位不可一世的女王陛下，也成為莎士比亞的忠實粉絲。於是，莎士比亞征服了倫敦，也征服了世界。

同樣，公元1598年（萬曆二十六年），湯顯祖棄官遂昌的那年秋天，完成了他的傑作《牡丹亭》，首次演出，盛況空前，造成了一曲《驚夢》、萬人空巷的癡狂反響。時人譽日“京華滿城說驚夢”，“魂兮歸來話杜娘”，談論《牡丹亭》，品評玉茗堂，成為京師的一種新時尚。當舞台上杜麗娘魂兮歸來，風情萬種地唱起“良辰美景奈何天”時，有多少有情人為之垂淚，又有多少鍾情女為之腸斷。在張大複的《梅花草堂筆談》中，有一篇題名《俞娘》的短文，記敘一位酷嗜《牡丹亭》傳奇的少女，歎惜劇中人的命運，十七歲卻惋憤而終。由此看到《牡丹亭》問世以後，由京師而外省，由中原而江漢，家家詠唱，處處弦歌，一時所及，無不披靡，成不可遏止之勢。明朝沈德符說：“《牡丹亭》夢一出，幾令《西廂》減價。”清朝俞用濟說：“《牡丹亭》唱徹秋閨，惹多少好兒女為他傷心到死？”次年，湯顯祖作《南柯記》；再次年，《邯鄲記》脫稿。幾年間，他的戲劇成就達到了巔峰。

如果說，莎士比亞的成功，是因16世紀英國進入資本主義社會正處於上升的強盛期，給予他施展才華的最佳時刻；湯顯祖的成功，正是趕上了萬曆年間，由最初的富足富有，到真正的富裕富饒的爆發期，使他得以大顯身手。可以想象，在燈紅酒綠、茶樓飯館、靚男美女、歌場舞榭、聲色犬馬、三瓦兩舍、絲竹管弦、歌舞升平的表麵現象後麵，頗具規模的資本經濟實力，所形成的擁有財富的新興階層，在大都市中湧現，然後遍及城鄉，已是一個很可觀的政治集群。這個階層湧動著強烈的消費欲望，其文化需求，和躺在地頭上由著太陽曬屁股就心滿意足的農民不同，他們渴望著美學價值高一些、文化品位強一些，以市井人物為主體，以城市生活為背景的文學藝術出現，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變化，盛世有華章，絕代出巨作，湯顯祖的《牡丹亭》在這樣的文化大潮中，應運而生。加之當時，不僅有職業劇團，還有家養戲班，甚至文人如屠隆、如張岱，也都擁有自己的家班。一些名氣很大的文人，如王世貞、如徐渭，也都投身戲劇創作。著《梅花草堂筆談》的昆山張大複，這位接近於雙目失明的文人，他的生活來源並非依靠他寫的散文那點菲薄收入，而因為他是劇團的職業編劇，終其一生，寫了將近四十部戲，才過上差可遂意的日子。

清朝趙翼所說，萬曆年間“世運升平，物力豐裕”。明朝淩濛初作《拍案驚奇》的書前序中說：“近世承平日久，民佚誌**。”物質的滿足，必定催熟精神的豐收。這就是萬曆年間，一方麵是物質生活的普遍富庶，一方麵是文化消費之如饑似渴；經濟動力推波助瀾，上層建築風生水起。正如今人樊樹誌在《晚明史》中的論斷：“萬曆朝堪稱有明一代最為繁榮昌盛的一段時光。正是中國融入世界的時代，中國與全球發生密切關係的時代，中國伴隨‘西學東漸’而發生巨變的時代。”正是在這些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給晚明文化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標榜自我、張揚個性、突出多元、追求佚樂的特性。於是，在中國曆史上，被褒之曰“繁榮昌盛”的萬曆年間，同樣也是以良莠斑駁的色彩、薰蕕雜陳的光影而引人注目。

顧炎武的《日知錄》，對朱翊鈞的看法很惡，他對斷送了大明江山的這位昏君十分憤慨，也是情理中事。但他在談到“自神宗以來，黷貨之風，日甚一日”時說：“萬曆以後士大夫交際，多用白金，乃猶封諸書冊之間，進自閽人之手。今則親呈坐上，徑出懷中。交收不假他人，茶話無非此物。”他所說的這些用來公然行賄的“白金”，即白銀，卻使我們獲知萬曆年所以“繁榮昌盛”的奧秘。

以銀代幣，自明朝開國以後，直到中葉，是嚴令禁止的。為什麽到了萬曆年間，有如此多量的銀兩，流通於社會，出進於市廛，交換於貿易，乃至於行賄於官場呢？據美國學者弗蘭克（Andre　Gunder　Frank）的《白銀資本》考證：“16世紀中期至17世紀中期，美洲生產的白銀3萬噸，日本生產的白銀8000噸，兩者合計3.8萬噸，最終流入中國的白銀，為7000噸或1萬噸。因此，在那100年間，中國通過‘絲一銀’貿易，獲得了世界白銀產量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正是這些真金白銀，給萬曆年間上至政府，下至百姓，帶來了物質的豐裕。這大把銀子，若是進入國家財政當然國就富，若是放在民眾手裏當然民就強。而國富民強之後走正道，自然也就兵精糧足、兵強馬壯。有了鞏固的國防，外敵不敢覬覦，邊寇不敢啟釁，這是中國盛世王朝必走的強國、強軍、強民之道。

然而萬曆年間，上下一致地卻反其道而行之。其實，明代的奢靡，嘉、萬之際，就成風氣。生於嘉靖晚年，死於萬曆初年的何良俊，在其《四友齋叢說》中，說他“嚐訪嘉興一友人，見其家設客，用銀水火爐金滴嗉。是日客有二十餘人，每客皆金台盤一副，是雙螭虎大金杯，每副約有十五六兩。留宿齋中，次早用梅花銀沙鑼洗麵，其帷帳衾禂皆用錦綺，餘終夕不能交睫。此是所目擊者，聞其家亦有金香爐，此其富可甲於江南。而僭侈之極，幾於不遜矣”。如果再看一看萬曆四十二年，為他愛子朱常洵就藩洛陽，那花掉的銀子足夠當時中國人吃上好幾年。這從上到下的一切罪惡，都是由於豐裕，都是由於太有錢的緣故。萬曆一朝，存活48年，曆史評價不高，但卻是曾經擁有世界上最多白銀儲存的王朝。如此海量的貲財，不花白不花，遂大肆揮霍，極盡奢侈腐敗墮落無恥之能事。滋長民風浮躁的同時，也帶來了整個社會的沉淪。

現在回過頭去看：第一，若是天假以年，張居正能夠做完他想做的匡國救時的事情；第二，若是造化成全，朱翊鈞隻是一個庸常之主，不指望他特別的優秀，隻要求不那麽混賬和混蛋，多少聽得進人話，多少做一點人事，多少差強人意的話，也許一部晚明史，就不是從他朱翊鈞開頭敘述了。

曆史，當然是不能假設的，可曆史留下的教訓，對於後人總是有益的。萬曆之失，其實有二：一失於未能因勢利導，跟上第一次資本主義上升期的全球化運動；二失於未能居安思危，一誤再誤，一錯再錯，大明王朝從他這裏，走上衰亡的不歸路，誰也救不了它。

因勢利導，居安思危，不也是當下中國人應該在意的命題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