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謙益的失足
錢謙益（1582—1664） 明末清初詩人、政治家，江蘇常熟人。他是東林黨的領袖之一，也是文壇領袖。明亡後，依附南明弘光政權，為禮部尚書。後歸清，為禮部侍郎。
闌風伏雨暗江城，扶病將愁起送行。
煙月揚州如夢寐，江山建業又清明。
夜烏啼斷門前柳，春鳥銜殘花外櫻。
尊酒前期君莫忘，藥囊吾欲傍餘生。
（《吳門春仲送李生還長安》）
細雨、冷風、垂柳、驪亭，對晚境孤淒、扶病送行的老人而言，忘年之交的這一別，更不知何日得見？幾天來，對特地從南京來看望他的年輕朋友，重敘契闊，不分宵旰，有多少的話要說，有多少的事要辦啊！燈火如豆，縱論傾情，不覺天之破曉；爐中炭燼，茶涼茗淡，依然談興不減。昔時的宦海沉浮，諸多的罣誤失落；曾經的錦繡年華，難堪的卑瑣回憶。隻剩下往事如煙的感觸不已，浮生若夢的無限惆悵。此時此刻，陽關三疊的詩人，已無當年強求發達的政治抱負，更無馳騁官場的雄心壯誌，所剩下的一點點精氣神，也就隻有賦幾首閑詩了。
這首情深意切的七律，真是心緒闌珊，感慨萬千，欲言又止，欲罷不能啊！“煙月揚州如夢寐，江山建業又清明”，那命運跌宕、家國碎落的無望前程，那歲月如磐、滄桑黍離的不堪命運，將詩人一生的顛撲悲喜、跌宕熬煎，全部凝縮其中。這首詩寫得精工致密、含蓄深沉，其陰霾氣氛，其惜別場景，令人仿佛置身其中，由不得也隨之怦然心動。
這首詩的作者，為明末清初的錢謙益。在那改朝換代的歲月裏，他是時人公認的文壇巨擘。你也許並不讚成他這個負麵大於正麵的詩人，然而，你卻不能不欽服他的才氣、他的文采、他的學問，以及他在文學史上的意義。
無論是當時的人，還是後來的人，論清詩，或論明清之際的文學，首先必然要談到他。所謂眾望所歸，錢謙益是當之無愧的。四百多年過去，讀其詩作，那些感人肺腑的傷逝名篇，那些動人情愫的思念佳什，仍令人難以釋懷。詩之好，在於動情，在於共鳴，但錢詩之好，更在於引導詩歌潮流，左右詩歌動向，具有楷模作用。中國詩人很多，多若過江之鯽，但能啟一代先聲的詩人，也隻屈原、謝靈運、李白、蘇軾有限數人而已。錢謙益之所以重要，就在於他所發軔的嶄新詩路，主宰著大清王朝的詩歌格局。
《明史》認為他的詩歌革新，非同小可，評價為“至啟、禎時，準北宋之矩矱”，不可謂不高。這就是說，明詩到了天啟、崇禎年間，已經奄奄一息，是他重新連接起上至北宋的詩歌脈絡。在這個世界上，沒有長命百歲的文學，文學屬於時代。明代詩歌的“前七子”、“後七子”，以及隨後的“複古派”、“竟陵派”、“公安派”，已經是每況愈下的式微局麵。文學這東西，說來也怪，老是循著一條路走下去，不求新，不圖變，必然會走到不可延續，也無法延續的死胡同裏。尤其是詩歌，最能呼應其所處時代，而發出回聲反響，不論詩人如何潔淨高雅脫俗，如何不食人間煙火，如何躲進象牙之塔，詩運與國運，文運與世運，總有著不以人們意誌為轉移的內在聯係。說得直白一點，國強詩盛，時衰文敝，這是誰也無法違背的客觀規律。時下出現的“梨花體”、“羊羔體”、“咆哮體”詩歌，與層出不窮的三聚氫氨、瘦肉精、染色饅頭一樣，都是近些年來太物質、太金錢、太低俗的社會風氣下的產物。所以，當朱由檢被李自成團團圍住，坐困愁城時，沒出路的明代詩歌，要比最後上吊的這位皇帝，死得更早。這也是錢謙益從唐、宋詩歌的規章法度（即《明史》所說的“矩矱”一詞）中，開拓出一條新路的原因。
作為明末遺民，他從心底裏不會認同這個新的王朝，然而它生氣勃勃、方興未艾地橫亙在他麵前，躲不開也避不掉。明末清初的錢謙益，所開辟出來的這個新時尚、新風格、新氣勢、新思路的詩歌體係，既沒有努爾哈赤的蠻夷色彩，也沒有明末詩壇的僵屍氣味，於是一人倡之，萬人隨之，詩人追從，詩壇認可，竟然形成大清王朝的一代風流。
領風氣之先，就了不起；創時代潮流，那就更了不起。沒有大才華、大氣度、大眼界、大成就，在文學界、詩歌界要想開天辟地，隻是癡人說夢而已。這些年來，我就見識過許多已經上文學史，或即將上文學史的名人，都覺得自己已經或即將創造出一個文學世界，其實曆史之無情，他們的話還沒有落音，卻都一個個跌進曆史的垃圾桶，成為一去而不複返的過眼浮雲。錢謙益的偉大，就在於他即使相當不怎麽樣，仍在文學史上留有一席之地。
清朝淩鳳翔在錢謙益《初學集》序中談到其詩歌之影響深遠，之風靡所及，極盡讚美之能事：“牧齋宗伯起而振之，而詩家翕然宗之，天下靡然從風，一歸於正。其學之淹博，氣之雄厚，誠足以囊括諸家，包羅萬有；其詩清而綺，和而壯，感歎而不促狹，論事廣肆而不誹排，洵大雅元音，詩人之冠冕也！”淩鳳翔是康熙時人，稍後於錢謙益的出版家或編輯家，政治傾向顯然與錢謙益、屈大均等明末遺民心氣相通，這也是當時漢族知識分子對於異族統治下的反抗心態的共鳴。他甚至把錢謙益抬高到“昌大宏肆，奇怪險絕，變幻不可測者，洵煌煌乎一代大著作手”的程度，雖然心儀過度，難免渲染。但事實上，作為文章國手的錢謙益，確也當之無愧。
不僅他這樣高看，與錢謙益同時代的那些響當當的名家，也無不折服其詩，尊崇其文。如陳子龍，譽他為“漢苑文章首”；如顧炎武，推其為一代“宗主”；如黃宗羲，認為他是王弇州（世貞）後文壇“最負盛名之人”，“主文章壇坫者五十年”。至少在清朝乾隆時禁絕其著作前，他的詩篇、他的文字，一經脫手，不脛而走，天下翻刻，海內傳行，此前此後的中國文壇上，還少有這樣公認的令人信服的領袖人物。
當然，這是要撇開他朝秦暮楚、首鼠兩端的人格，置而不論以後，方能得出的結論。
錢謙益（1582—1664），江蘇常熟人。字受之，號牧齋，晚號蒙叟、東澗老人。順、康年間，也有人抬捧之為“當代文章伯”者。舊習，禮部主管稱宗伯，或大宗伯。因他在明朝做過的最大的官為禮部尚書，在清朝做過的最大的官為禮部侍郎。因而提及錢謙益必“伯”，必“宗伯”。如果他到此為止，做一個有名無實的“伯”，做一個拿千薪而不幹事的“伯”，那該多好啊！不趟政治渾水，不涉官場是非，不用鞠躬敬禮，一心詩歌文章，也許他將是一個空前絕後的完人。然而，中國人心中的“學而優則仕”情結，不能說百分之百的都有，但百分之九十九點幾的皆有，是絕對可以肯定的。牧齋先生自然屬於那百分百之九十九點八中，其之熱衷官場，甚於熱衷文壇，“我本愛官人”，是他自己情不自禁寫出來的心聲。
現實卻跟這個文學智商很高、政治智商並不高的人，開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玩笑。文場上讓他極其成功，官場上讓他絕對碰壁。他的科舉應試，如探囊取物，求則必得。1610年（萬曆三十八年）錢謙益中進士，殿試一甲三名，即探花，授翰林院編修。他的仕途功名，則重重設障，寸步難行。先是父喪守製三年，除服後，賦閑將近十年。直到天啟年間典試浙江，放了一任學差，其間還牽涉到科場舞弊案，差點要命，幸好查清與他無礙。遂轉右春坊中允，為東宮屬官，以少詹事官銜編纂《實錄》。
在封建社會中，能得到一份史官的差使，也就是很不錯的飯碗了，但錢謙益卻認為這是個坐冷板凳的閑職，很不開心。
出名快，成名早，成了他自負、自大、自戀、自矜的包袱；下筆千言、倚馬可待、學問文章、扛鼎文壇，是他不甘寂寞，一再折騰的本錢。天啟年間的錢謙益，可想而知，既無奈鬱悶又心急如焚。其實，做一個單純的文人，最快活自在了。如果有情趣，畫兩筆山水，練一手書法，那是多麽風雅的行為啊！如果有力氣，唱兩口二黃，打四圈麻將，也是蠻瀟灑的勾當嘛！為官和作文，是兩條軌道上的火車，各走各的，萬不可腳踩兩條船。當代文壇上，我的那些本來還算出色的同行，自從走上領導崗位，說來也怪，馬上進入文學更年期。靈感退化，思路遲鈍，文字別扭，語言無味。別看他挺大師、挺肥頭大耳、挺底氣十足，但安全可以斷言，他們基本上不可救藥，再寫不出什麽像樣的東西。盡管自我感覺特棒，不過是讓人看笑話，等著他到點下台的牌位罷了。
其實，在中國甚至在這個世界上，文人的最佳狀態，說到底就是做文人。做不成大文人，可以做中文人；做不成中文人，可以做小文人；至不濟，做孔乙己，也比遺臭萬年，被釘在曆史的恥辱柱上強。但錢謙益羨慕為官者體麵、光彩，眼饞有權者氣派、威風，立誌要在仕途上有所出息，做夢也想在名利上有所企圖。話說回來，文人為官，非不可為，偶一為之，當無不可。若做不到淺嚐輒止，見好就收，而是食髓知味，不能自拔，想在官場上呼風喚雨，取得為文人所得不到的一切，迷途而不知返，那就步入歧路，非完蛋不可了。
錢謙益，就是這樣太在乎官、太在乎位、太在乎名、太在乎利，而成為失足者、失節者、失敗者的“三失”人物。
天啟年間，寂寞無援的他，真是到了“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的地步。當時，以顧憲成為首的東林黨人，正處於強勢出擊的階段，左右朝政，影響時局，操縱人心，掌握輿論。顧憲成為無錫人，錢謙益為常熟人，兒時曾隨父拜晤過這位風雲人物，有這點因緣，加之他需要奧援，需要靠山，與東林人士走得越來越近，是再自然不過的事。
東林黨是繼西漢之“黨錮之禍”、魏晉之“清流誤國”、中唐之“二王八司馬事件”和“牛李黨爭”、北宋“熙寧黨爭”以後，又一起知識分子在政治上的聚合。中國文人一旦抱團，伸張正義，主持公道，是其好的一麵；如若爭權奪利，排斥異己，則是其壞的一麵。而且，文人團契的惡習必門戶、必排他、必清教徒，也必原教旨。結果，統治者怕危及政權，老百姓怕輿論一律，非黨人怕徹底沒戲，旁觀者怕出頭無日，必群起而攻之，成事者少，壞事者多。東林黨以及隨後的複社之敗，就敗在樹敵過多上。
不過，時為東林主將的高攀龍、左光鬥、楊漣等，對於錢謙益這位聲聞天下的才子，卻張開懷抱歡迎，恨不得立刻將其網羅於旗下。一般來說，政治上合作，基礎是觀點相同、立場一致，這才能同聲共氣、黨同伐異。實際上，東林擁抱錢謙益，在意的是他的明星效應、招牌價值，看到的是當下；錢謙益投入東林懷抱，注重的是這個集團的人氣，以及社會的人脈，很大程度是為了將來。錢謙益與東林的聯手，既有彼此借重的需要，也是互相利用的結果。
明熹宗朱由校繼位的天啟元年，為公元1621年，正是東林黨人與閹黨決戰的關鍵時刻。現在看起來，四十出頭年紀的錢謙益，雖為東林一員，並沒有很賣力氣地投入這場殊死戰中，這可以根據閹奸魏宗賢授意炮製的《東林點將錄》判斷出來。閹黨馬屁精以《水滸傳》碣石的天罡地罡排名，將東林人士編入黑名單，湊齊一百零八人予以整肅。排第一位的為“開山元帥托塔天王南京戶部尚書李三才”，排第二位的為“天魁星及時雨大學士葉向高”。錢謙益雖然名列其中，不過是天罡星三十六員的壓軸，為“天巧星浪子左春坊左諭德”，名次相當靠後。第一，說明閹黨未視錢謙益為東林骨幹分子；第二，說明閹黨對其處分，較之高攀龍、楊漣、左光鬥、顧大章、魏大中等係獄酷刑而死，係屬從輕發落，隻是削籍歸裏，回鄉為民，不曾要他的命。
據《東林始末》：“崇禎二年春正月，定逆案，上召廷臣於文華殿，先是，禦史毛九華劾禮部尚書溫體仁有媚璫詩刊本。上問體仁，體仁謂出自錢謙益手。”明思宗朱由檢並未再追究下去，因為連他自己被抬進宮來接位當皇帝，也是提心吊膽怕魏忠賢下毒手，最初幾天，粒米滴水，不敢沾牙，隻靠皇嫂在他進宮前塞給他的幾張烙餅充饑。可想而知，魏忠賢為九千歲，生祠遍地，不可一世時，屈從於**威的文人，寫兩首拍馬詩，也是可以理解的。當然，溫體仁媚璫，絕有可能，但若以為錢謙益不媚璫，那倒也未必。一個在歧路上越走越遠的文人，有什麽不會做和做不出的呢？早些年，那些在“文革”中寫過效忠信的人，不也裝出若無其事的樣子，照樣招搖過市嗎？
1627年（天啟七年）八月，朱由校駕崩，朱由檢即位。他登極後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肅清魏忠賢及其閹黨，也就等於對東林人士的徹底平反。在家鄉賦閑的錢謙益，當然沒想到他的東林身份行情突然見漲，含金量頓時升值，做夢也笑出聲來。撥亂反正，意味著重新起用，即將有戲，而且有重頭戲，自是情理中事。因為原來那些真正鐵杆的東林人士，都被魏忠賢收拾得死的死，亡的亡，無一遺噍。至此，他作為幸存者，以其聲望、資曆，以其學問、才華，成為理所當然的東林領袖，應該是毫無疑問的。估計在那些秋風蟹熟的日子裏，冷落已久的常熟錢府，又門庭若市起來。長幼鹹集，群賢畢至，恭喜這位大師重現他的輝煌。
早在《九月二十六日恭聞登極恩詔有述》詩中，他寫的“旋取朝衣來典庫，還如舞袖去登場”兩句，就表現出其政治敏感，他覺得時來運轉了，鹹魚翻身了，應該準備了，等著出場了。次年，1628年（崇禎元年）七月，果然一紙令下，他被任命為禮部侍郎兼侍讀學士，“重向西風揮老淚，餘生保以答殊恩”。錢謙益隨即風雨兼程，應詔北上，追求榮華富貴而去。
文人為官，千古以來，隻有一個陶淵明不肯為五鬥米折腰，卷鋪蓋打道回府。剩下的那些沉迷於官場者，無一不是隻嫌官小不怕官大，在位的求高升到點的怕下台，有權者趕緊用能撈者快下手。在這條歧路上走得越來越順溜的錢謙益，胃口大了的同時，野心也跟著膨脹。一是錢謙益天性之張揚，之驕矜；一是東林餘輩之期許，之擁躉。到達京都之後，大家給他起哄架秧子，他也跟著自抬身價，並不滿足禮部侍郎、朝廷命官、侍講學士、帝王顧問的安排，而是向政治領域的更高層峰挺進，投入閣輔爭奪戰中。
東林最困難時期，他不但努力撇清自己，還與內監方麵維持著良好的關係，所以他才得以在《東林點將錄》排名靠後，免受牢獄之災。如今卻憑著東林這塊金字招牌，伸手要更大的官。這充分證明跌宕起伏的錢謙益，在文學歧路上的表現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滑頭。滑頭，說得好聽一些，是識時務為俊傑；說得不好聽一些，就是朝秦暮楚，投機倒把。凡是處於不利的形勢下，能夠迅速地擺脫困境，跳出是非，洗刷幹淨，麵目一新，很快地站到對立麵，從而取得有利優勢，站在上風位置者，在他人眼裏，就是滑頭。
一般來說，小的滑頭，容易得手，因為無傷大雅，也就一笑置之。大的滑頭，就難以成功，因為在這個世界上，稱得上真正的傻子者極少極少，誰的眼睛裏都不揉沙子，也許短期奏效，長久終露馬腳，滑得一時可以，滑得長久不行。小滑頭，針頭線腦，揀個便宜，雞零狗碎，落個實惠，人們是可以無所謂的。大滑頭，前黑後白，上下顛倒，昨是今非，左右錯位，恐怕就不易被人原諒了。錢謙益之所以活著時貽人笑柄，死去後為世不齒，就由於他在明、清鼎革之際，先做鬥士，後為降臣，盡忠不成，苟且偷生的充分表演。
他對清算魏忠賢的莊烈帝估計過高，以為他是天縱聰明的英主，其實這個弱勢皇帝是受不了強勢宰輔的。對於錢謙益，作為信眾雲集的東林領袖，從者遍野的文壇泰鬥，朱由檢更在意萬曆、天啟年來左右朝廷的東林黨人，不能不擔心會不會再被牽著鼻子走。而這位陛下，生性多疑，看到他誌在必得、胸有成竹地要做首輔，形色囂張，不遺餘力地排斥勁敵，不由得大為慍怒。那年17歲的朱由檢，正是成長期的年輕人，通常有著逆反的抗拒心理，遂改變了周延儒、溫體仁、錢謙益同入閣輔的構想。會推尚未開始，錢謙益不知道自己已經出局，還在張羅“枚卜”法，而不采取“欽定”法，使這兩個順竿爬、低姿態的馬屁精不大可能勝出。很顯然，皇帝身邊的大小太監，錢謙益早有關照，貓膩小動作之類，自不可免。
錢謙益說不上是多麽好的人，但也說不上是多麽壞的人。他的缺德也好，他的做損也好，是無論如何賽不過壞透了、壞到家的周延儒與其馬仔溫體仁的。他至多想將這兩個對手踢出內閣，而他倆卻是要將他置之死地。這兩個絕對的政治惡棍，早有陰謀，新賬老賬一鍋端，黑材料全放在朱由檢的禦案前。
凡善於文字者，往往不擅長於政治；富有學問者，往往不精通於權術；長於著作者，往往不嫻熟於世路；工於筆墨者，往往口訥於語言。看到龍顏大怒的錢謙益，結結巴巴，口呆目瞪，囁嚅其詞，不知所雲。一流的文學家，敗在了三流的政治家手下，這就是走在歧路上的錢謙益，眼看得手，卻不慎失手的最大失敗。
《東林始末》記敘其事：“十一月庚申，會推閣員……溫體仁訐謙益天啟初主試浙江，賄中錢千秋。上召廷臣及體仁、謙益於文華殿，質辯良久。上曰：‘禮仁所參神奸結黨，誰也？’曰：‘謙益黨與甚眾，臣不敢盡言；即枚卜之典，俱自謙益主持。’吏部給事中章允儒曰：‘體仁資淺望輕，如糾謙益，欲自先於枚卜也。’體仁曰：‘前猶冷局，今枚卜相事大，不得不為皇上慎用人耳。’允儒曰：‘朋黨之說，小人以陷君子，先朝可鑒。’上叱之。下錦衣衛獄，削籍。禮部以錢千秋試卷呈，上責謙益，引罪而出。旋回籍，除名為民。下千秋於刑部。”隨後，“周延儒曰：‘自來會推，會議皆故事，僅一、二人主持，餘無所言，即言出而禍隨之矣。’上大稱善，遂停枚卜，卒用延儒。延儒力援體仁，明年亦入政府。初，延儒以召對稱旨。至是枚卜，謙益必欲得之，而慮以延儒同推，勢必用延儒，遂力扼止之。不知上意果在延儒，不推適滋上疑耳。於是黨同之疑，中於上者深；體仁發難而延儒助之，謙益不知也。忽蒙召對，謙益自為枚卜定於此日，及入見，方知有體仁疏，體仁與謙益廷辯，體仁言如湧泉，而謙益出不意，頗屈”。
錢謙益的仕進情結，並不因此稍息，幹謁奔走，一如既往，持續未斷。可他哪裏知道（也許知道當作不知道），文路固然狹窄，官路可更險惡。政治的攪肉機定律，其無情之處，就在於你若不想成為齏粉，必得先將對手攪成肉泥才行。溫體仁盡管如願以償地進入內閣，但遠在江南的錢謙益，仍是他的眼中釘、肉中刺，怕他一旦複出，東山再起，對自己不利。於是，唆使常熟城裏一無賴漢，挾嫌誣告錢謙益五十八條罪狀。
溫體仁隨即派出快馬緹騎，將錢謙益火速押解至京，投入大獄，情勢危殆。萬般無奈之下，他不得不走內官門路，求救於司禮監太監（最接近皇帝、最擁有權勢的首席宦官）曹化淳，東廠太監（最黑暗的特務機構）王之心，與錦衣衛（最殺人不眨眼的中央警衛部隊）掌印指揮吳廣明。作為一個東林領袖，走內璫路線，那是最犯眾忌的事情。然而他本來一非東林鐵杆，二非十分在乎廉恥的人，自然無所謂清流濁流、壁壘分明的界限。連死去的太監廟裏的碑文，這位文學大師都肯下筆，肯定私下早有來往，心存默契，況且到此性命交關時刻，腦袋比風節更重要，遂不管三七二十一，拜求這些實力派太監，救他一命了。
“崇禎十年春正月，常熟章從儒訐奏前禮部右侍郎錢謙益、科臣瞿式耜。疏上，溫體仁修部逮之，下刑部獄，幾殆。謙益嚐作故太監王安祠記；曹化淳出王安門，憤其冤，發從儒陰謀，立枷死；謙益等尋得釋。”這幫內官的辦案手段，真夠毒辣，根本不讓章從儒說話，“立枷死”，大有殺人滅口之嫌。於是，本想將錢謙益塞進政治絞肉機的溫體仁，想不到自己馬上要變成肉糜。
朱由檢終於看透了這個唯知逢迎討好、低聲下氣、陽為曲謹陰為鬼蜮的寵臣，竟是騙了他多年的壞蛋，於是免了溫體仁的官。錢謙益在北京並沒有馬上走，而是又等了一程，以為思宗回心轉意，會重新起複他這位老臣。其實，別說這位皇帝，對他心存疑慮，就是一個普通老百姓，也不會不心生暗鬼，你這個錢謙益，何德何能？居然將朕的左右、親信、身邊人，都撬動起來，組成強大的營救陣勢，足見其能量之大、人脈之廣、根基之深、追從之多。思宗想想，有點後怕，這種人怎麽能夠起用呢？焉知將來會不會尾大不掉，又成麻煩？
於是，死心塌地的錢謙益，終於打道回府。
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的大順軍攻占北京，朱由檢自縊於煤山，明亡。這以後的錢謙益，就不是一般的“有才無行”，而是相當的恬不知恥了。
1644年五月十五日，明福王朱由崧即位於南京，年號為弘光。馬士英、阮大鉞擁立有功，主持朝政。距南京咫尺之遙的錢謙益，本來就心浮氣躁，現在看到趨炎附勢之徒、阿諛奉承之輩，團團轉住這南明小朝廷，他又按捺不住，躍躍欲試。這位一輩子求官謀位的文學大師，本著機不可失、失不再來的緊迫感，攜其妻趕赴建康。據《南明野史》：“謙益之起也，以家妓為妻者柳如是自隨，冠插雉羽，戎服騎入國門，如昭君出塞狀，都人鹹笑之。謙益以彌縫大铖得進用，乃出其妾柳氏為阮奉酒，阮贈一珠冠，值千金。謙益命柳姬謝，且移席近阮，聞者絕倒。”
一個文人卑汙到如此程度，1645年五月（清順治二年、南明弘光二年），多鐸、洪承疇率軍逼近南京，馬士英、阮大鉞與小王朝逃亡。錢謙益寫下了他一生中最為臭名昭著的《降清文》，也就不以為奇了。“大事已去，殺運方興，為保全百姓之計，不如舉郡以降。誰非忠臣，誰非孝子，識天命之有歸，知大事之已去；投誠歸命，保全億萬生靈，此仁人誌士之所為，為大丈夫可以自決矣！”當我們今天讀他字字珠璣的詩句時，想起這篇投降文字，便產生一種好比嚼了一個蒼蠅的感覺，真是惡心欲吐。
當時，江南一帶流傳這樣一首諷刺詩：“錢公出處好胸襟，山鬥才名天下聞，國破從新朝北闕，官高依舊老東林。”清朝錢泳在《履園叢話》電說：“虞山錢受翁，才名滿天下，所欠唯一死，罵名至千載。”於是，這位大文學家、大史學家、大藏書家、“江左三大家”的領銜人物、公認的“清代第一詩人”，卻因其在大節上的失德、官場上的投機、政治上的奸巧，所構成的品行上玷圬，而成為一個在文學歧路上最為失敗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