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遊戲說不的李贄

李贄（1527—1602）　明朝思想家、文學家，福建泉州人。他早年為官，晚年下獄，自刎而死。他的思想符合明朝中後期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要求。

李贄終於趁著剃頭師傅轉身時，拿起那把剃刀，順手從自己頸項間一抹而過。頃刻間，血噴如射，四處飛濺，那位待詔以及在場的獄卒，對這意想不到的突發事件，簡直來不及反應，都嚇呆了幹站在那裏。

他神色不變，還是那副淡淡的，甚至有一點譏誚意味的笑容。

這自然是隔了數百年後的臆測，但也是這位老人勢所必然的表情。因為，中國知識分子在活得實在不能再活的時候，大致可出現兩類情況：一類是自殺，寧折不彎。自殺是需要大勇氣的行為，能夠下決心自殺者，通常不是懦夫。一類是不自殺，好死不如賴活著，趴在地下當狗、當狗屎、當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都可以，就是不肯結果自己的生命。

李贄敢自殺，我佩服他，雖然他不是一個十分的強人，但他敢於對那些“陽為道學，陰為富貴，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東西說不；對“言不顧行，行不顧言”的“鄙儒”、“迂儒”、“腐儒”、“俗儒”們說不；對“以孔子的是非為是非”的絕對真理說不；對《六經》《論語》《孟子》等經典著作說不；對規則內一切認為正常的遊戲說不。他的這種的反叛精神，在隻許點頭稱是，而不準抬頭說不的封建社會裏，實在是極有勇氣的行為。翻開中國曆史，如李贄般逆潮流者，簡直寥若晨星；如李贄般唱反調者，更是空穀足音。天下輿論一律，沒有反對聲音；大家匍匐在地，無人膽敢直腰，這恐怕就是封建社得以遷延數千年的根本原因。

歸根結底，中國的士，也就是大大小小的知識分子，骨頭裏過分缺鈣，統治者才為所欲為，行所欲行，作威作福，肆無忌憚。

李贄是不該到北京來的，但他的性格決定了他非來不可。還未進朝陽門，隻是在通州，就被告到詔獄裏去。理由很簡單，李贄是禍水，“敢倡亂道，惑世誣民”。在麻城兩次被州撫勒逐出境，現在此人已經到了通州，天哪！“通州離都下僅四十裏，倘一入都門，招致蠱惑，又為麻城之續。”告禦狀者為禮科給事中張問達，壞蛋一個，正是李贄咒罵了一輩子的偽道學、偽君子之類。其實，李贄早幾年就對他朋友山西主考汪可受說過：“得榮死詔獄，可以成就此生。”“那時名滿天下，快活快活。”這一狀告得他正中下懷，但很遺憾，對麻木的晚明社會，沒造成一點轟動效應。相反，在紙醉金迷的首善之區，李贄被逮，關進大牢，無聲無息，不聞不問，多他這個人，少他這個人，既不影響吃飯，也不耽誤睡覺，這使他很傷自尊。於是，他決定自殺。

李贄的學問當然很大，但對於切腹割腕自縊飲鴆之道，似乎缺乏研究，也許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裏，士大夫（尤其明朝）寧肯撅起屁股挨板子，鮮有決絕而自殺者。無章可循的他，選擇這種割脖子的方法來結束自己的生命，看來是平素裏他太太殺雞殺鴨，給他的啟示了。雖然未能一刀斃命，但自殺是成功了，他很欣慰，無論如何，他要最後一次讓國人震驚，讓曆史震驚，他果然達到了目的。可以想象，他這一刀下去，痛苦其次，快感是第一位的。

這是發生在公元1602年（萬曆三十年）春天北京的事情。這年，李卓吾已經75歲，如此高齡的自刎者，若放在當代，可以申請“吉尼斯世界紀錄”。老夫子在死亡線上折騰了兩天以後，終於因為喉管被割的緣故，在無法言語的難堪沉默中，與世長辭。嗚呼，大師遠行，凡塵兩隔，再也聽不到他那閩南口音的刺耳之聲了。農曆三月的北京，那應該是一個風沙飛揚的天氣，應該是一個天昏地暗的日子。我想，在這個眾人都不敢說不的國度裏，這是送別大師的最好場景。

李贄之死，對他自己是個解脫；對別人，包括愛他的、敬他的，恨他的、怕他的，也是一個解脫。說實在的，大家都感到如釋重負般的輕鬆。卓吾老夫子這一生，尤其到晚年，仍給自己定下了太多的目標，多到了鬧人的程度，實在是不敢恭維的；其實，這些在他古稀之年還要去奮鬥、去樹立的東西，隻不過是他數十年來所作所為的平麵延伸，同類項的不斷反複罷了，對於他、對於別人，已不再具有什麽耳目一新的意義。

有一首小提琴曲，叫《無窮動》，聽一聽那休想寧靜的旋律，對於了解李贄也許會有幫助。鬧，或太鬧，是中國人一旦有點名聲以後，便患有的永遠治愈不了的痼疾。除非他死，死了死了，沒辦法鬧了；除非他病，病得不輕，沒力氣鬧了。舍此而外，隻要這些人不死、不病，就永遠有熱鬧好瞧。

古人雲，強弩之末，難穿魯縞，誰都會有這一天的。可李贄猶不收弓，猶以為尚能百步穿楊，猶拉開架子躍躍欲試，這是中外古今所有大人物都難以逃脫的最後悲哀。觀眾對這類戲演完了，仍不肯卸妝的角色，隻有悲憫，而不同情。因為你不能老在舞台中央，占著茅坑不拉屎。李贄應該明白，你就是你，你已經是你。你辭官，你落發，你遣妻送女，你成為雲遊四方的不僧不道的老單身漢，早就定型了。折騰是李贄，不折騰還是李贄；鬧不會多，不鬧也不會少。

但是，這是一個充滿**的世界，名聲有時候比金錢更能弄得人魂牽夢縈，顛三倒四。李贄這一生，之所以遠離家鄉，之所以妻死不娶，之所以過著這種仰鼻息於豪門、吃白食於官衙的日子，議論講學，授徒交友，著書立說，招搖過市，就是保持這種在野的領袖群倫的地位，其終極目標，就是要做一個在世聖人。

凡人物（或其實算不得人物，隻是自我感覺到果然也是個人物），都會程度輕重地患這種病。一旦發現居然人五人六了，從此就不做那個本色的自己，而偏要做眾人眼中的那個人物了。隻要有那麽幾天，不見報紙上出現自己的名字，不見電視上露出自己那張肉臉，渾身五計六受，軟不拉塌。必須出鏡上報，必須亮相曝光，必須有點動靜，必須鬧點名堂。這樣，才打起了精神，腰板似乎也能夠挺直了。這樣，他個人金槍不倒，倒不打緊；崇拜他的，為愛護他，不得不陪著累；嫌惡他的，為防範他，也不得不跟著受累。

李溫陵先生自然也不例外，他是個尤其愛鬧的人，已經鬧得刹不住閘，必須按這種活得很累的生存方式鬧到底。湯顯祖就埋怨過他，老先生啊，“自是精靈愛出家，缽頭何必向京華”，你老人家幹嗎一定要鬧到天子腳下呢？但劇作家哪了解尊師絕不怕鬧大的底裏，他一定要隨馬經綸禦史到通州來，也是覺得在麻陽、在南京，鬧的震撼度不夠大。所以，逮捕令一下，他好像求之不得，連忙招呼下人抬門板過來，他躺在上麵，讓送到京城。誰知審判長不把他當回事，“大金吾置訊，侍者掖而入，臥於階上。金吾曰：‘若何以妄著書？’公曰：‘罪人著書甚多，具在，予聖教有益無損’大金吾笑其崛強，獄竟無所置詞，大略止回籍耳”（袁中道《李溫陵傳》）。

聽說要將他遣返原籍，李贄覺得這場戲真是該演完了。他一生兩畏，一畏回鄉，二畏回家，這是絕對行不得的，於是決定自殺，而且采用了近乎“行為藝術”的死法，也透出他必鬧到別人目瞪口呆的風格。

1602年春天的北京城，那肆虐的風沙，顯然比現在的狀況還要糟得多。最虔信李贄的“公安三袁”之一的袁小修，寫過一篇《遊高梁橋記》，講到與其兄袁中郎同去西直門外踏青，被沙塵暴刮回來的狼狽，“坐至丙夜，口中含沙尚礫礫”，可見風沙之烈，也可見彼時的中國人，尚無牙刷和刷牙這一說。就在同樣的三月天，在通州北門外的迎福寺邊，人們冒著撲麵噎口的揚塵，草草地葬送走了李贄。“行年七十六，死無一棺”（明朝陶望齡《歇庵集》），這倒也符合卓吾老人的一貫精神。

沙塵能將元大都的遺址，埋在地下不見蹤影許多年，但是，掩埋李贄屍骸的那抔黃土，卻遮擋不住他那“逆潮流”的精神。爭議一直伴隨著他的名字，討論到明末，討論到清初，褒者有之，貶者有之，官方封殺，民間傳播，死了以後還要讓人不安生，說明李卓吾一生沒有白鬧。明末清初，一些在野的大學問家，對李贄的行徑持反感態度。如顧炎武：“自古以來，小人之無忌憚，而敢於叛聖人者，莫過於李贄。”如王夫之：“王氏之學，一傳而為王畿，再傳而為李贄，無忌憚之教立而廉恥喪，盜賊興。”稍後一點，在朝的王士禛也同樣：“餘素不喜李贄之學，其《藏書》《續藏書》未嚐寓目。近偶觀之，其最害道者莫如《論狂狷》一篇。其言正如醉夢中囈語，而當時諸名士極推尊之，何哉？”更甭說編纂《四庫全書》的紀曉嵐和撰《明史》的張廷玉了，對李贄簡直是近乎唾棄。

其實，即使如李贄最看重、最推許的，甚至向其請求“公能容我作一老門生乎”的焦竑，也對這位鬧得十分厲害的老友，保持著若即若離的態度。焦竑考中一甲進士第一名，任翰林院編修，李贄很想依附於他，他以“身心俱不得閑”婉拒。自作多情的李贄在他《焚書》中，收錄了那麽多的《與焦弱侯書》，其中不乏肉麻吹捧，但焦竑的《澹園集》和《澹園續集》，卻絕不保留一封他給李贄的書信，顯然是有意剔除掉的。他的《玉堂叢話》一書，雖記萬曆以前的文人雅事，但並非隻字不提同時代人，然而卻找不到李贄的名字。看來，李贄的鬧，對持道統觀念的文人學者來說，是頗有點格格不入的。

想不到十年“文革”期間，老先生又給挖出來熱鬧了一場。誰讓他四百多年前，抬舉那位名叫武則天的女人呢？於是，被四百多年後的另一位女人，引為“青衫知己”。這次，李贄以“高級篾片”的角色，扮了一次三花臉，很不體麵。一時間，他的《藏書》《焚書》，重印出來，居然把汪曾祺先生的《沙家浜》、浩然先生的《豔陽天》擠到一邊去，堂堂陳列於書店櫃台正中為熱銷品。好在“評法批儒”，雨過地皮濕地過去，老先生與那些泛起的沉渣，很快沉落下去，總算沒有請到寫作組當高參，萬幸萬幸。

李卓吾一生，以割脖子為代價，不屈不撓“逆潮流”到底，說“不”到底。作為中國人中特別能鬧者，總覺得自己應該是一個在世聖人者，多少患有一點自大狂者的這一種人，是值得研究和總結的對象。當然，這類人，過去有，現在也有。但如今這等活“聖人”的肚皮裏，除了一副好下水和良好的自我感覺外，別無長物。環視當下社會，草包實在太多，菜鳥尤其不少，像李贄這樣有學問的自以為的聖人，還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咧！

李贄，福建晉江人，原姓林，有色目人血統，到他祖父一代，已完全漢化。1552年（嘉靖三十一年）鄉試及第，也就是俗稱的中了舉。1556年（嘉靖三十五年）離開老家，攜家眷到河南輝縣任教諭一職，約相當於縣教育局的督學。1560年（嘉靖三十九年）遷南京國子監教官，大概是個什麽教研室主任之流，也是個閑差。

李贄自及第以後，不算怎麽走運，先是丁父憂，後是丁祖父憂，忙於出缺奔喪，即使得到一官半職，也是在清水衙門坐冷板凳，仕途很不順暢。直到1576年，才調任雲南姚安（一個經常發生地震的地區）當知府，這才有一點俸祿外的“灰色”收入，使口袋稍有充盈之感。此公熬鷹似的熬了24年，像一首流行歌曲唱的那樣，“等得太久太久”，實在是相當的不耐煩。換個別人，也許認命，但他，很不願意如此按部就班，從體製內循序漸進上去。如此他肯定會罵娘的：熬到出頭之日，還不得到驢年馬月？所以，他的“逆潮流”的思想，和說不的行動，一是他的天性狂狷所致，二也是一生遭際所賜。

在這裏，倒無妨參照《紅與黑》裏的那個於連，重溫司湯達筆下那個外省青年的心路曆程，也許對四百多年前走出泉州古城的李贄，有所了解。那個木匠的兒子，從外省小鎮來到首善之區巴黎，能夠站穩腳跟大展宏圖，能夠不擇手段達到目的，能夠無所不為下作行事，能夠蠶食鯨吞撈取一切，能夠寡廉鮮恥背叛出賣，能夠聲色犬馬與那些貴婦名嬡上床。他做這一切的時候，沒有揭竿起義，沒有明火執仗，沒有革命宣言，也沒有推翻政權，而是穿著燕尾服，戴著白手套，含情脈脈，彬彬有禮，溫文爾雅，謙恭謹慎，有時還要委曲求全，通過朝內合理、合法、合情的正常運作，實現他的欲求。

李贄做不到這一點，雖然他具有這種外省人的心結，但不具有於連那種在體製內打拚的力氣。試想，他應鄉試，26歲；到河南，30歲；遷南京國子監，34歲；進北京，38歲；赴姚安任知府，50歲。這個年過半百的外省人，早過了像於連那種風華正茂的年紀。在麻城與幾位小女子、小媳婦談經講道之餘，頂多也隻能流露一點“柏拉圖式”的情愫而已。做不了，也無法做於連的他，“不如遂為異端”，掛冠而去，“寧貧賤而輕世肆誌”，以逆潮流的態勢，從體製外另辟蹊徑，鬧出一番他的天地，便是他的目標。

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中說過：“十分顯然，李贄沒有創造出一種自成體係的理論，他的片斷式的言論，也常有前後矛盾的地方。讀者很容易看出他所反對的事物，但不容易看出他所提倡的宗旨。”這樣的評價是準確的。但是他臆斷：“如果他在1587年，也就是他剃度為僧的前一年離開人世，四百年以後，很少會有人知道還有一個姚安知府名叫李贄者其人其事。在曆史上默默無聞，在自身則可以省卻了多少苦惱。”他認為：“李贄的不幸，在於他活的時間太長。”其實，從這位曆史人物的心理狀態進行探求的話，他的最大苦惱應該是“不甘為一世人士”，怕不出名；他的不幸，應該是擔心“今世想未有知卓吾子者也”，這番話，仍是怕不出名。所以，他寧願窮苦，寧願折騰，也不願默默無聞。

名，是他的一股無名毒火，片刻不寧地在燃燒著那顆不安的心啊！

李贄自殺的前兩年——1600年（萬曆二十八年），年過古稀的他，被總理河漕的劉冬星，大概相當於水利部長的要員吧？從南京接到濟寧小住。雖然這是個小城，但卻是個古城，當年李白、杜甫曾經在這裏做客，至今城內留有遺址。李贄看了一遭以後，感慨係之：“濟上自李杜一經過，至今樓為太白樓，池為杜陵池，池不得湮，詩尚在石，籲，彼又何人，乃能使樓池之名不能滅也！吾輩可以懼矣，真是與草木同腐也哉！”

中國的士大夫，無論其為主流，抑或異端，都好名，尤好身後之名；追求所謂的不朽，幾成一種病態。特別是那些自以為是的人物者，做頂天立地的大事業，為名垂青史的大人物，有傳之後世的大著作。立德、立功、立言，是胸臆中總在湧動的心潮。李贄屬於最為嚴重的一位。早年，這樣的抱負，多少還有點積極的進取勵誌之意；如今年紀一把，行將就木，還在那裏害怕自己與草木同腐，這就表明李贄到了晚年，求名的亢奮狀態，非但未曾降溫，甚至到了近乎譫妄的程度。

他在湖北麻城芝佛院給自己造靈骨塔時，就透出這種神經質。在《豫約》中囑咐弟子：“若其真實有高興至塔前禮拜者，此佛子也，大聖人也。急宜開門延入，以聖人待之，烹茶而燒好香。與事佛等，始為相稱。”難得知己，竭誠相待，自是李贄這番話的主旨，但誇張地捧朝拜者為聖為佛，那言外之意，他這個被朝拜者，豈不是更聖更佛的上上人了嗎？如此直白的自我期許，正應了清初大學者方以智對他的評論：“專罵好名者，正自家好名之至耳！”

李贄也不諱言：“好名何害？好名乃世間一件好事。”求名、邀名、造名、醉名，陪伴了這位老爺子一生，成為他推拭不去的痛苦之源。一直到他下決心割脖子以後，才徹底放下這個沉重的包袱。

據袁小修《李溫陵傳》，他在氣絕之前，曾與這位待詔有段對話：

侍者問曰：“和尚痛否？”

以手書其手曰：“不痛。”

又問曰：“和尚何自割？”

書曰：“七十老翁何所求！”

最後這句話，算是他得到了真諦，“舍亢入謙，而公遂老矣，死矣”！至此，離上帝還有一步之遙的時候，李贄放棄了一生要做“在世聖人”的夢。他知道他演完了最後一幕，不可能再有什麽戲了。這一刀，表示了他的棄絕、他的斷裂、他的轉折，因為他終於悟到無須乎再追求什麽了，於是可以死了。從這一刻起，升華了的他，屬於他個人身影的那些部分，對於曆史的他來說，逐步在減弱、在淡退，而他一生中對虛偽的儒學體係的抨擊，對偽道學、偽君子，以及一切從政者的揭露，對封建社會主流意識的批判，所表現出來的不屈不撓的精神、卓爾不群的思想、特立獨行的品質，漸漸成為曆史上的他的主體或者全部，並且愈來愈光輝。

當然，也毋庸為賢者諱，甚至羈押於鎮撫司監獄裏，他在一首《書幸細覽》的詩裏，還幻想神宗朱翊鈞讀了他的《藏書》《焚書》後，如聆綸音，立刻下一道聖旨：著八抬大轎，由東華門進，朕要聘這位李老先生為國師呢！從這個極卑微，也極機會主義的細節，也看到植根於儒家文化的中國士大夫，不論其逆反主流到什麽地步，悖背朝廷到什麽程度，最後，還是服膺於皇上聖明，這就是知識分子兩麵性的天生軟弱。

李贄死得相當痛苦，因為他是一個愛潔成癖的人，不停地沐浴，不斷地掃地，是他打發業餘時間的主要消遣。平素裏，凡來訪贄公者，有一條規矩，都要坐得離他稍遠一點，因為他簡直忍受不了別人的體臭。這或許是嘲諷了，幹淨了一輩子的他，想不到最後以大汙穢、大邋遢收場，衣衫盡染，渾身殷紅，創口滴血，鬢須凝結，這是他極不願意看到的狼狽場麵。於是，躺在門板上的他，那本來明亮睿智的雙眼，漸漸失去往日的光彩，一直熬到第二天的深夜，血流盡最後一滴，心髒停止跳動。

李卓吾活著的時候，有人恨他，有人敬他，是個有爭議的人物；死了以後，仍然不能蓋棺論定。有人尊他為聖人，有人憎他為敗類；有人認為他是中國第一思想犯，有人認為他不過是好作大語怪論、喜唱反調的另類文人而已；有人看他為道德高尚、行為磊落的學問家，有人看他不過是周旋於權貴之門做清高狀的清客；有人認為他是一個狂熱的傳教士到處宣揚他的教義，有人認為他雖然大罵“今之從政者，隻是一個無恥”但衣食住行卻全賴這班無恥之人供給。他雖剃度，但不拒酒肉；他卑侮孔孟，卻在佛堂裏掛孔子像……如果我們將他作為一個人看待，他不是先知、不是神仙，那麽有高尚也有庸俗，有偉大也有渺小，就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李贄的可貴，是他像黑夜裏灼目的閃電，雖匆匆一瞥，卻喚醒了中國知識分子可以而且應該喊出一聲不，向萬古不變的封建秩序挑戰。否則，口口聲聲“奴才該死”、“吾皇萬歲萬歲萬萬歲”，說不定到今天我們還在黑夜裏摸索。

15世紀至16世紀，歐洲開始向現代社會轉變，但同一時期的中國，更具國力優勢。當1405年鄭和率船隊從泉州港啟碇，向南中國海進發，歐洲還不具備如此強大的遠航能力，相隔近半個世紀以後，發現美洲的哥倫布才出生在意大利。如果，當時的中華大地上，有更多的如李贄般敢於“思想”的知識分子，覺得大明王朝也可以換一種方式生存在這個世界上的話，誰知道今天的中國又會發展成個什麽樣子呢？其實，中國的積弱之勢，何嚐不是從明朝錯過了這樣一個發展機遇而造成的呢！

這就是李卓吾先生，更令人肅然起敬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