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靠譜的王世貞

王世貞（1526—1590）　明朝文學家、政治家，蘇州太倉人。他為官多年，官至南京刑部尚書。後來獨領文壇近二十年的**，被合稱為“後七子”。

感覺，很重要，就文人而言，尤其重要。

文人的感覺，分兩類，一是為文時的感覺，二是做人時的感覺。前者很重要，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其實，後者更重要，卻未必是很多人真正知道的。

從文學角度看，前者壓倒一切，再正常不過，你連文學感覺都沒有，即使加入作家協會，也不過徒有虛名，多你一個不多，少你一個不少而已。至於紮一錐子放不出一個屁來的文學感覺遲鈍者、麻木者，或者根本連一個文學蟲子也算不上的湊熱鬧者，盡管非常努力寫作品多少部，盡管非常刻苦出文集若幹卷，說了歸齊，在文學史的眼光下，充其量也隻能算是菜鳥一隻。

我從來相信，一個作家，沒有迅捷靈敏的文學感覺，沒有舉一反三的聯想能力，沒有豐富充沛的反射思維，沒有望風撲影的虛構功夫，這四個“沒有”統統付之闕如，哪來靈感迸發，哪來創作衝動呢？一句話，文學這個職業，還真有點特殊，大概得有一點天賦。這樣說，頗有點唯心論，但事實擺在那裏，每朝每代都有存諸史冊的皇帝，但不等於每朝每代都有垂譽千秋的作家。說得吊詭一些，能捧文學這碗飯吃，三分努力，七分天賦。沒有天賦，你十分努力，十二分努力也白搭。所以，想搞文學和能搞文學，是兩回事；愛好文學和擅長文學，是兩回事；從事文學工作（哪怕你當上了“文學總司令”）和從事文學寫作，也絕對是兩回事。而不能混為一談的道理，其實也很簡單，你有沒有文學天賦？你有沒有文學感覺？這是作為作家最起碼的剛性需求。

因此，擁有好的文學感覺，能夠寫出好的作品；擁有差的文學感覺，大概也就隻能寫出濫竽充數的作品了。至於那些文學大師，無不因為擁有超好的文學感覺，才寫出存世不朽的超好作品。然而翻開文學史，擁有好的文學感覺者，未必擁有好的做人感覺。結果，為文甚佳，為人失敗，這樣的例子實在很多。曹丕在短短的《典論》裏，還說到兩位東漢文壇大腕班固和傅毅掐架的故事。“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為蘭台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裏語曰：‘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

什麽叫“不自見”，就是對自己失去感覺，麻木不仁；就是用放大鏡看自己的長處，用顯微鏡看他人的缺失。“自見”者，知道自己幾斤幾兩，也知道別人幾斤幾兩，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不自見”者，既不知己，更不知彼，光看到別人的不足，看不到其實自己更狗屎，搖頭晃腦，神氣活現，感覺失靈，貽人笑柄。這種“不自見”的現象，顏之推在其《顏氏家訓》中，舉了不少例子：“自古文人，多陷輕薄：屈原露才揚己，顯暴君過；宋玉體貌容冶，見遇俳優；東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馬長卿，竊貲無操；王褒過章《僮約》；揚雄德敗《美新》；李陵降辱夷虜；劉歆反覆莽世；傅毅黨附權門；班固盜竊父史；趙元叔抗竦過度；馮敬通浮華擯壓；馬季長佞媚獲誚；蔡伯喈同惡受誅；吳質詆忤鄉裏；曹植悖慢犯法；杜篤乞假無厭；路粹隘狹已甚；陳琳實號粗疏；繁欽性無檢格；劉楨屈強輸作；王粲率躁見嫌；孔融、禰衡，誕傲致殞；楊修、丁廙，扇動取斃；阮籍無禮敗俗；嵇康淩物凶終；傅玄忿鬥免官；孫楚矜誇淩上；陸機犯順履險；潘嶽乾沒取危；顏延年負氣摧黜；謝靈運空疏亂紀；王元長凶賊自詒；謝玄暉侮慢見及。凡此諸人，皆其翹秀者，不能悉紀，大較如此。”

顏之推正統一點、正派一點，因而對以上這些名流大家，責切言厲，刀刀見骨。這是當下那些紅包文學批評家，絕對做不到的，並非他們眼拙，也並非他們膽怯，而是有錢使得鬼推磨。批評家心中的那個“鬼”，看到人民幣，立刻沒了脾氣，立刻敬禮鞠躬，立刻伸出舌頭，立刻溜舔金主。顏老先生活著的南北朝時期，沒有作品研討會、推介會、首發式，沒有這個獎、那個獎，自然也就沒有飯局、沒有紅包、沒有整版唱讚歌的文章和大把大把的獎金。因而顏之推心中坦**，上溯秦漢，下至魏晉，批了一溜夠。還應該看到，從上古到中古，文人並不太多，再加之造紙術很落後，印刷術不發達，作家相當有限，顏老先生就有可能綜觀上下數千百年，做出“自古文人，多陷輕薄”的結論。要是顏之推從棺材裏爬出來，看到如今作協的省市會員成千上萬，出版的文學作品成千上萬，發出的文學獎金成千上萬，養活的批評家也成千上萬，恐怕再寫《顏氏家訓》的話，對於當下那些分明什麽也不是，卻頗洋洋自得，“得瑟”沒完沒了，“發飆”無休無止，不知東南西北，不知天高地厚，老子天下第一，誰也不在話下的輕薄文人，要進行批評的話，就非上麵那305個字而是305萬字也未必能概括得了吧。

看起來，文人的這兩種感覺，非同小可，馬虎不得，缺一不可。

如果說文學感覺有高低之分，那麽做人感覺則是優劣之別。前者的高和低，不過程度上的差別；後者的優和劣，則是本質上的不同。文學感覺的高低，體現在作品上，無非好差之分；做人感覺的優劣，表現在處世上，則是是非之別，這也是做人時的感覺要重要於文學感覺的原因。遺憾的是，很多古往今來的文人，文學感覺好了以後，做人感覺不知為什麽就差，甚至很差？顏之推文中提到那位劉宋時期的謝靈運，中國山水詩的開山鼻祖，詩寫得那個好，好到無人敢貶一詞；人做得那麽差，差到無人敢道他一個好。毛澤東讀其詩《登池上樓》，批注曰：“此人一輩子矛盾著，想做大官而不能，做林下封君，又不願意。晚節造反，矛盾達於極點。”可見這位詩人，其做人的感覺是多麽差勁了。老子曾經說過：“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難道人望高了，名聲響了，就一定要走向反麵嗎？一些前輩、權威、要人，上了年紀以後，不顧令名，不拘小節，不知輕重，不識大體，而為人詬病，而被人非議，無論過去，還是當下，都是文壇上斷不了烏煙瘴氣、亂七八糟的緣故。毛澤東注中的“晚節造反”四字，雖係指詩人最後棄市廣州的結局，但言簡意賅，深意存焉，也許這是所有“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的人士，值得記取的。

按《明史》所說，明朝的王世貞（1526—1590），字元美，號鳳洲，又號弇州山人，江蘇太倉人。也是一個在文學感覺上、為人感覺上，逐漸離譜的大人物。因此，歸有光“詆王世貞為庸妄巨子”，湯顯祖“至塗乙其四部稿，使世貞見之”地加以攻訐，而稍後的“公安三袁”，則“乘其弊而排抵之”，屢出不敬之詞……然而，按其畢生的聲望行狀、等身著作、不朽價值、深遠影響，在中國曆史上，堪稱“有明以來的第一文人”，這是當之無愧的。猶如我們談論文學史，說到唐朝首先想到李白，說到宋朝首先想到蘇軾，那麽，說到明朝首先就會想到王世貞。他不但是大家公認的文壇盟主，同時還是人所共允的史學巨匠；特別是在才俊輩出、雲蒸霞蔚、文章璀璨、風流盡顯的明朝文壇上，他成為一個擁護者甚眾、追隨者甚眾，反對者不少、詆毀者更多的焦點人物。

一致看好的作家，未必真好；一致看壞的作家，未必真壞，這大概也稱得上是真理了。王世貞的文學成就如日中天，但王世貞的為人處世卻臧否不一，唯其有人讚、有人彈、有人捧、有人棒，才是值得刮目相看的真作家。紀昀在《四庫全書總目》裏也持這樣的觀點：“王世貞與李攀龍齊名而才實過之，當時婁東曆下狎主文盟，奉之者為玉律金科，詆之者為塵羹土飯，盛衰遞易，毀譽迭興，藝苑紛呶，終無定說。要之世貞初時議論太高，聲名太早，盛氣坌湧，不暇深自檢點，至重貽海內口實。逮時移論定，向之所力矯其弊，以變為纖仄，破碎之習者已為眾所唾棄，而學者論讀書種子，究不能不心折弇州，是其才雖足以自累，而其所以不可磨滅者，亦即在此。今其書具在，雖未免瑕瑜雜陳，然舉一時之巨擘而言，亦終不能舍世貞而別有所屬也。”

而王世貞能夠到達《明史》所稱的“獨操柄二十年，才最高，地望最顯，聲華意氣，籠蓋海內，一時士大夫及山人詞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門下，片言褒賞，聲價驟起”的名望高度，乃形勢造就，乃潮流推動。這也是元帝國摧毀中原文明，滅而不絕，鳳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深厚淵源，將他推湧到這樣一個尊崇的位置。中國文化之起複興衰，多因入主中原的邊疆民族，對先進文化的地區和人民，實施其恐怖統治。元統治者征服中原後，除了進行掠奪、搶劫、**、踐踏外，人分十等，九儒十丐，屠滅文人士子之斬草除根，抵製中原文化之不遺餘力，根除傳統思想之幹淨徹底，否定曆史淵源之全麵虛無，實施全麵的反文明的精神荒漠化政策，可謂無所不用其極。試想一下，20世紀60年代的“文革”浩劫，僅十年工夫，造反派就將整個國家搞到瀕臨破產邊緣的地步。由此可知，從公元1206年到公元1368年的162年間，元統治者能不造成華夏崩毀、文化斷絕的下場嘛？

民國初年的柯劭忞著《新元史》，在《文苑傳》中寫到：“然蒙古初入中原，好問之學不甚顯於當世。”其實，這一百多年的統治，整個中國三分之一的人口死於非命。公元1109年（北宋徽宗大觀三年）全國戶數為2088萬，人口約11275萬；到公元1265年（元世祖至元二年）全國戶數為1500萬，人口約7500萬。在觸目血腥、朝不保夕的日子裏，中國人（特別是文化程度較高的漢民族）死了這麽多，文學還能有一絲生氣嗎？明朝出現中國曆史上繼唐、宋以後的又一次文藝複興運動，乃時與勢的必然，既是中國文化生命力屢興屢滅的強韌，也是中國文人薪火相傳、生生不息的堅定。時代的造就，形勢的必然，王世貞應運而生。

如果不是朱元璋這個心理極端變態的農民，也許輪不到弇州先生享此殊榮。朱元璋就是個冥頑不化者，一旦擁有權力，必然要泄憤、要報複、要整肅、要收拾，等到君臨天下，坐穩江山，唯辟作威，唯辟作福，必然要焚書坑儒、大開殺戒。這個流氓無產者，不但殺盡了一大批在元統治下勉為其難的知識分子，也殺光了一大批與新朝合作並且賣力奔走的知識分子，最後連與他一起打江山比他多識幾個字的革命同誌，也被他消滅殆盡。有一個最說明問題的例子，中國文人中隻有兩個受到腰斬極刑，一為秦朝的李斯，一為明朝的高啟；李斯隻被攔腰鍘了一刀，而高啟卻從頭到腳，鍘成八段。文學這東西，膽小怕驚嚇，哪禁得起朱重八這種將文人剁成肉糜的歹毒？本應在明初出現的這場文藝複興，一直到正、嘉、隆、萬，才姍姍來遲。

斯其時也，明朝文學史可謂興旺發達，花團錦簇，繼楊升庵之博、文征明之雅後，就是王世貞的風頭了，加上李攀龍的複古、李卓吾的異端、何心隱的俠遊、唐順之的史著、歸有光的製藝、李時珍的本草、湯顯祖的驚夢、屠長卿的風流、徐文長的孤絕、吳承恩的《西遊》，一直到萬曆年間《金瓶梅》問世，明朝文藝複興運動，至此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文人寫作，心境很重要，而心境取決於環境，環境決定於氣候，烏雲密布，電閃雷鳴，作家很難靜下心來執筆為文。在這樣一個各展風姿，各呈異彩的氛圍裏，王世貞一人突起，獨領**。由於他出身官宦之家，受到良好熏陶，博覽群書，勤奮為文。嘉靖年間，他文章脫俗，令人一新耳目，議論出眾，左右社會輿情，唱和應製，無不得心應手，才華橫溢，被目為一時之秀的時代先鋒。他這一生，雖說不上順風順水、一路鮮花，但也少有波折、無大罣凝。隻是“嘉靖三十八年，父忬以灤河失事，（嚴）嵩構之，論死係獄。世貞解官奔赴，與弟世懋日蒲伏嵩門，涕泣求貸，忬竟死西市”，受到打擊，到了隆慶朝，他該有的全有，該得的全得。甚至連《金瓶梅》這部“天下第一奇書”，著作權也算到他的名下。

這則奇談怪論，事發於公元2013年春天有關王世貞的最新新聞，我也不知道應為王世貞喜還是悲，同樣，我也不知應為中國出版業喜還是悲？

將《金瓶梅》的作者，認定為王世貞，猶如給斷臂的維納斯裝上另外一隻胳膊，要多別扭有多別扭。我頗詫異中國的一些好事者，這種自作聰明、弄巧成拙的行徑，所為何來？近些年來，《紅樓夢》被糟蹋一個夠後，現在又來算計《金瓶梅》了。我也記不得哪位研究者、哪家出版社，在新出的《王世貞全集》中收進《金瓶梅》，並嘵舌不已地，顛三倒四地，強詞奪理地，無中生有地，說蘭陵笑笑生即王世貞，將一個五百多年來在中國曆史上給讀者留下無數遐想的“謎”坐實，真是太煞風景了。

本來，中國人就是一個不大具有想象力的民族，現在，連這一點點想象餘地，也被極其武斷地扼殺，真讓人感到痛苦。退一萬步，如果《金瓶梅》確實出自王世貞手筆，至少也應尊重他不署自己真名，而偏要署蘭陵笑笑生的本意吧；如果《金瓶梅》果然不是王世貞的手筆，而蘭陵笑笑生另有其人，那王世貞豈不是竊取他人知識財產的賊嗎？英國有個莎士比亞，我還曾到艾瑪河畔斯特拉斯福鎮上，參觀過他的故居。但一直不斷有消息傳來，英國很有些研究者相當認真地考據，這個小樓裏住過的莎士比亞，不是寫出幾十部戲劇的莎士比亞。人家那裏在將實證虛的時候，製造無限的想象空間，我們這裏卻將虛坐實，將讀者當做阿鬥。

五百多年來，至少有五十多種關於蘭陵笑笑生，究竟是何方神聖的推斷，這不很好嗎？至少說明在明朝這場文藝複興的大潮中，有五十多位可以寫出《金瓶梅》這種重量級文學作品的巨匠，留下這樣的群星閃爍的謎，何其令人神往，一定要解開嗎？有必要解開嗎？拿得出任何令人信服的證據，蘭陵笑笑生和王世貞能畫上等號嗎？我始終認為，一個能被王錫爵女兒曇陽子的邪教，迷得魂不附體的、簡直淺薄得可笑的王世貞，這樣的作家人格，與蘭陵笑笑生筆墨中那份冷靜、那份嚴峻、那份清醒、那份睿智，對於那個時代的深刻洞察，對於那個社會的辛辣批判，是無法相提並論的。

如果也許是王世貞在天才爆發的情況下，寫出這部不朽之作，他自己不願坐實，五百多年來無人坐實，那繼續讓維納斯斷臂下去，不也是一種殘缺的美、遺憾的美嗎？這又能礙著誰呢？

要知道，越是難解難分的謎，越有吸引力；越是眾說紛紜的謎，越耐人尋味。謎在未解之前，那朦朦朧朧的、模模糊糊的一二體會，那神神秘秘的、影影綽綽的印象碎片，那感覺得到、可捉摸不定的行雲流水，那接近破解、然一縱即逝的吉光片羽，不也是一種難得的美之享受嗎？我想到梁啟超怎樣去讀李商隱的《錦瑟》了，他說：“義山的《錦瑟》《碧城》《聖女祠》等詩，講的什麽事，我理會不著。拆開來一句一句叫我解釋，我連文義也解不出來。但我覺得它美，讀起來令我精神上得一種新鮮的愉快。須知美是多方麵的，美是含有神秘性的。”（《飲冰室文集·中國韻文內所表現的情感》）

後來，我悟到了一些，也許一部足本的對性描寫未加任何刪節的原本《金瓶梅》，用這種附帶有獎贈品的方式打開圖書市場，其商業行銷促售的苦心孤詣，我也隻好無語。

回到萬曆朝的王世貞，他的同年張居正當上首輔兼帝師後，對他而言當然是再好不過的消息，在旁人眼裏這可是大樹底下好乘涼。雖然《明史》說“張居正枋國，以世貞同年生，有意引之，世貞不甚親附”，但實際上，從張居正的文集中所收錄的給這位大文人的回信來看，還是對他關照有加的。而王世貞寫給張居正的信，在其全部著作中隻字未留，可以理解的理由，因為張居正最後完蛋了、清算了，怕沾包、怕惹事，偷偷地銷毀了。我們不能就此斷定王世貞小人，至少他在做人上有點不夠意思。無論如何，嘉靖二十六年，王世貞時年十九，張居正時年二十，相差一歲的兩人，如兄如弟似的聯袂應進士試。榜發俱中，張居正為二甲第九名，王世貞為二甲第八十名，這份情誼何等難得。同年，在科舉社會裏，可比如今同學會、校友會的關係更鐵。王世貞仰仗這位年兄，張居正拉扯這位年弟，這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張居正一任首輔，馬上就提拔他為右副都禦史，撫治鄖陽。張居正是政治家，王世貞是文學家；張居正從來不染指文學，王世貞卻吃著碗裏看著鍋裏，不但想在文學上開一片天地，在政治上也要大踏步前進，而且迫不及待。因此兩人常常課不到一塊兒去。“居正積不能堪”，就對他說，老弟，你是一把莫邪幹將式的寶劍，可不是隨手可使的大刀片子，金鑲玉嵌的寶劍應該存放在錦匣裏，隻供賞鑒，不能使用，那就隻好請閣下恕我敬謝不敏了。

兩人從此分道揚鑣。不久，就到了1582年（萬曆十年），張居正積勞成疾，一病不起，起初臥床還要處理政務，後來實在支持不了，熬到六月，嗚呼哀哉！隨後，神宗朱翊鈞這條白眼狼，對自己老師發起滿門抄斬式的清算，所有張居正的敵人也趁此跳出來踩上一腳。在這場大清洗中，王世貞對他的同年有沒有落井下石，不得而知。但是，他絕不厚道，他不夠朋友，是可以肯定的。對於張居正病根在“得之多禦內而不給，則日餌房中藥，發強陽而燥，則又飲寒劑泄之，其下成痔”的緋聞透露；對於張居正巴結大太監馮保，竟在帖子上卑稱自己為“門生”的嘲諷揭發，口誅之、筆伐之，相當不講義氣。這與他對待張居正前任首輔高拱的輕薄，如出一轍。因為高拱在隆慶年間任首輔，權高位重，說話算數，但遲遲不給他父親王忬平反昭雪，讓他記恨在心，等到他撰寫《嘉靖以來首輔傳》時，字裏行間，足足將他醜化了一番，因而頗為時人疵議。“第此公文字，雖俊勁有神，然所可議者，隻是不確。不論何事，出弇州手，便令人疑其非真，此豈足當钜家？”“凡請弇州作傳誌者，雖中才亦得附名，未請傳誌者，雖蓋代勳名節義，亦所不載。後之耳食之言，未可以為之定案雲雲。”但是，時已58歲的王世貞，認為即將一甲子的人，已是真正的老爺子，允許自己可以不在乎，或者，不必在乎了。

這種感覺錯位，同樣表現在他的文學生涯上。他未中進士前，即以詩文聞名。出道後，則更與李攀龍、謝榛、宗臣、梁有譽、吳國倫、徐中行相唱和，繼承“前七子”複古理論，史稱“後七子”。據《曆朝詩選》，起初，有一個叫李伯承的舉子，在京會試期間，組織詩社，邀同好者參加。“伯承未第時，詩名籍其齊魯間，先於李於鱗（李攀龍）。通籍後，結詩社於長安，元美（王世貞）實扳附之。又為介元美於於鱗。”後來，“王、李名成，而伯承左官薄落，五子七子之目，遂皆不及。伯承晚歲，少年若以片言挑之，往往怒目齧齒，不歡而罷”。本來，王世貞年輕時得以躋身詩壇，其引路人為李伯承，與李攀龍結識，其介紹人亦為李伯承，然而，作為詩壇新秀的王世貞，進得詩社，拉幫結派，聯手才氣並不高野心卻很大的李攀龍，將創社元老李伯承擠兌出詩界。接下來，又將當時詩名勝於他倆的謝榛，逐出這個圈子。據《明史》：“迨嘉靖朝，李攀龍、王世貞出，複奉以為宗，天下推李、何、王、李為四大家，無不爭效其體。李攀龍、王世貞輩結詩社，（謝）榛為長，攀龍次之，後攀龍名大熾，榛與論生平，頗相鐫責。攀龍遂貽書絕交，世貞輩右攀龍，力相排擠其名於七子之列。”據稱，謝榛眇一目，凡有這等身體缺憾的人，俗稱“獨眼龍”，多有強烈的自尊意識和挑戰心理。後唐的李克用非要把黃巢趕盡殺絕的狠勁，即是一例。於是，謝榛、李攀龍之間，產生齟齬。

文壇，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江湖。而按江湖的規矩，第一論胳膊，第二論輩分；胳膊代表力量，輩分代表資格。謝榛有理由不買李攀龍的賬，你算哪根蔥，你來當“一把手”。但王世貞願意這個虛榮心重，而才氣有限的李攀龍為首，卻不願意那個“獨眼龍”領袖群倫，於是王世貞聯合他人“抬李壓謝”，從此，謝榛隻好成為離群的孤雁，雲遊天下，老死他鄉。可王世貞也並不因此高看李攀龍，清朝朱彝尊說過“元美才氣十倍於鱗”，他也許覺得自己百倍於這位同行，他奚落李攀龍的作品，“於鱗擬古樂府，無一字一句不精美，然不堪與古樂府並者，則似臨摹帖耳”，極盡挖苦之能事。明朝詩壇的這份亂象，明朝文人的這份德行，不覺眼熟，似曾相識。敢情，五百多年前一台戲，五百多年後接著演，看來文人的感覺，無論古今，無論中外，大概是有一些共同點的。

紀昀在《四庫總目提要》裏說過：“當太倉（王世貞）曆下（李攀龍）壇坫爭雄之日，士大夫奔走不遑，七子之數，輾轉屢增。一時山人墨客，亦莫不望景趨風，乞齒牙之餘論，冀一顧以增身價，詩道之盛，未有盛於斯時者；詩道之濫，亦未有濫於斯時者。”李攀龍歿世，王世貞獨操文柄，此刻可是真正的老太爺了。據陳繼儒的《狂夫之言》，1585年（萬曆十三年），乙酉閏九月重陽，在他弇園裏的縹緲樓請客，應邀者甚眾，終生不仕的陳繼儒也在座。這個有點體製外意思的文人，對王世貞崇拜是有的，但不迷信；朋友是做的，但不佞從。

酒間，座客有以東坡推先生者。先生曰：“吾嚐敘東坡外記，謂公之文雖不能為我式而時為我用，意嚐不肯下之。”餘時微醉矣，笑曰：“先生有不及東坡者一事。”先生曰：“何事”？餘曰：“東坡生平不喜作墓誌銘，而先生所撰誌不下四五百篇。較似輸老蘇一著。”先生大笑。已而偶論及光武、高帝，先生雲：“還是高帝闊大。”餘曰：“高帝亦有不及光武一事。高帝得天下後，枕宦者臥；光武得天下後，卻與故人子陵嚴先生同臥。較似輸光武一著。”公更大笑，進三四觥，扶掖下樓。

席間閑話，概屬戲言，但看似無心的話，就怕有心人聽，文學感覺和做人感覺雙輸的王世貞，也就隻好借著酒喝得高了點的理由，退席而去。

由此可見，文人的感覺相當重要，而對於上了年紀的文人來說更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