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家張居正的代價

張居正（1525—1582）　明朝政治家、改革家，江陵（今湖北荊州）人。官至內閣首輔，在任10年中實行了一係列的改革。去世後被抄家。

一提起張居正，馬上就會想到他在明朝後期所推行的改革。

張居正（1525—1582），字叔大，號太嶽，湖北江陵人。作為明神宗朱翊鈞的首輔，達十年之久，是個有作為、具謀略、通權術的大政治家。張居正的改革，了不起，我打心眼裏佩服他；但對他這種太厲害的人，絕無好感。凡強人，都具有一點使人討厭的“侵略性”，他總要求你如何如何，而你不能希望他如何如何。大樹底下不長草，最好敬而遠之。

明朝不設宰相，是朱元璋定下的規矩。這位獨裁者要求高度集權，隻挑幾個大學士為其輔佐。在這些人中間，指定一個小組長，就是“首輔”。說到底，首輔其實就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宰相、丞相，或首相。而張居正則是明朝曆朝中最具強勢的首輔，在任期間擁有說一不二的權力；因為朱翊鈞十歲登基，相當一個高小五年級生，對於這位嚴肅的老師，敬畏之餘，言聽計從，是可想而知的。

記不得在哪兒看過這位改革家的肖像，是個不苟言笑、臉色陰鷙、目光嚴厲、神情冷峻的正人君子，大概沒人敢對他說一聲“不”，除非你不要命。但他在自家的府邸裏，與他極鍾愛、極標致的小娘子們，風流纏綿的時候，是不是也板著麵孔，讓美人兒也望而生畏呢？史無記載，就不敢懸擬了。

一般來講，在中國，改革者取得成功，至少要具備下列三要素：

第一，支持他進行改革的力量，必須足夠強大，不至於輕易被扼殺。

第二，推行改革的過程中，會有阻難，不至於難到進行不下去，半路上夭折。

第三，改革者的道德品質即使有非議之處，也不至於成為反對派使其落馬的借口。

時下國產的電視連續劇，差不多都是以此為金科玉律，來寫改革的。其實，真實生活遠非如此，不是驚濤駭浪、艱難險阻，就是功虧一簣、全軍覆沒。哪像作家和編導所設想的，高峰護駕、破關斬將，美人青睞、春風得意，魚與熊掌兼得呢？中國曆史上的改革者，十有九個都很命苦，得好果子吃者不多。也許張居正是唯一的幸運者，至少在他活著時，他讓別人吃苦頭，自己從沒吃過任何苦頭。倒黴，是他進了棺材以後的事。

我所以說他了不起，就因為張江陵是中國唯一沒有什麽阻難、順風順水的改革家。

他之所以沒吃苦頭，是由於皇帝支持；而皇帝支持，又是皇太後和大內總管聯手的結果。有這樣三位一體的後台，他有什麽怕的，願意怎麽幹就怎麽幹。當然，不可能沒有政敵，更不可能沒有政治上的小人，但張居正是縱橫捭闔的九段高手，在政壇上所向披靡，誰也不堪一擊。小人，他更不在乎，因為他也是相當程度上的小人。

隻有一次，他一生也就碰到這麽一次，坐了點蠟，有點尷尬。因為其父死後，他若奔喪回去，丁憂三年，不但改革大業要泡湯，連他自己的相位能否保住都成問題。他便諷示皇帝下令“奪情”，遂引發出來一場麵折廷爭的軒然大波，使心虛理虧的他，多少有些招架不住。最後他急了，又借皇帝的手，把這些搗亂分子推出午朝門外，按在地上打屁股，用“廷杖”強行鎮壓了下去。

第一個屁股被打得皮開肉綻，第二個屁股就會瑟縮顫抖，第三個屁股必然腳底板抹油開溜。他懂得，製造恐懼，從來是統治者最有效的威懾手段。操切專擅的張居正，把反對派整得老老實實、服服帖帖。他是個精通統治術的政治家，也是個冷麵無情的政治家，為了目的他敢於不擇手段。

《明史》作者不得不認可他凶，認可他行，認可他有辦法：“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雖萬裏之遙，朝下而夕舉，自是政體為肅。”他所以要鎮壓反對派，是為了營造出推動政治改革、經濟改革的大環境，加之“通識時變，長於任事，不可謂非幹濟之才，而威柄之操，幾於震主”。所以，在其手握極權的十年間，說張居正在統治著大明王朝，不算誇飾之詞。他曾經私下裏自詡，我不是“輔”，而是“攝”，休看這一字之差，表明他深知自己所擁有的政治能量。

張居正穩居權力巔峰時，連萬曆也得視其臉色行事，這位年輕皇帝，隻有加入與太後、首席大璫馮保組成的“鐵三角”，悉力支持張居正。如此一來，宮廷內外，朝野上下，首輔還用得著在乎任何人呢？

眾望所歸的海瑞，大家期待委以重任，以挽救日見頹靡的世道人心，張居正置若罔聞，將其雪藏起來。文壇泰鬥王世貞，與他同科出身，一起考中進士，很巴結這位首輔，急想進入中樞，他婉拒了，“吳幹越鉤，輕用必折，匣而藏之，其精乃全”，勸他還是寫他的錦繡文字去了。與李贄齊名的何心隱，隻是跟他齟齬了兩句，後來他發達了，他的黨羽到底找了個借口，將何心隱收拾掉以討他歡心，他也不覺不妥卻心安理得。

所以，張居正毫無顧忌，放開手腳，對從頭爛到腳的大明王朝，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他最為人稱道的大舉措，就是動員了朝野的大批人馬，撤掉了不力的辦事官員，鎮壓了反抗的地主豪強，剝奪了抵製的貴族特權，為推廣“一條鞭法”，在全國範圍內雷厲風行，一畝地一畝地地進行丈量。在一個效率奇低的封建社會裏，在一個因循守舊的官僚體製中，他鍥而不舍地調查了數年，立竿見影，收到實效，到底將繳賦納稅的大明王朝家底摸得個清清楚楚，實在是亙古未有的壯舉。

《廣陽雜記》載：“蔡岷瞻曰：‘治天下必用申韓，守天下必用黃老。明則一帝，高皇帝是也；明隻一相，張居正是也。’”可見世人對其評價之高。這項“大清查運動”，始終是史書肯定的大手筆。我一直想，張居正不死得那麽早，再給他十年二十年，將其改革進行到底，而且萬曆未長到30歲前，他還得輔政，這是太後的懿旨。或許中國將和歐洲老牌帝國如西班牙、如葡萄牙、如英吉利，在14世紀進入第一次工業革命時期，也未可知。

我們從淩濛初的初刻、二刻《拍案驚奇》，就會發現其描寫對象，已從傳統的農耕社會轉移到城市，市井階層和商人成為主角。這說明世界在變的同時，中國也在變，萌芽狀態的資本主義商品經濟已經形成。然而，張居正改革的失敗，錯過了一次曆史的轉型期。

想到這裏，不禁為張居正一歎，也為中國的命運一歎！

張居正一直清查到1580年（萬曆八年），才得到了勘實的結果：天下田數為七百零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六頃，比1502年（弘治十五年）增加納稅田畝近三百萬頃。這數字實在太驚人了，約計為二億八千萬畝的田地，竟成了地主豪強、王公貴族所強占隱漏，而逃避賦役的黑洞。經過這一次徹底清查，“小民稅存而產去，大戶有田而無糧”的現象，得以基本改變，整個國家的收入，陡增幾近一點五倍。

改革是一柄雙刃劍，成功的同時，張居正開罪的特權階層，觸犯的既得利益集團，統統成了他不共戴天的對立麵。所以，他死後垮台，牆倒眾人推，落井下石，如同雪崩一樣不可收拾，這大概也是所有改革家都得付出的代價。

在中國，流血的激烈革命，要比不流血的溫和改良，更容易獲得成功，就在於這些因循守舊、冥頑不化、拒新抗變、抵製改革的既得利益者，聯起手來扼殺改良運動，簡直小菜一碟。而一旦革命者磨刀霍霍而來，老爺們比豬羊還會馴服得多地伸出脖子挨宰。外國也如此，當巴士底監獄大門轟然打開以後，那些貴族、騎士、名嬡、命婦，不也排著隊向廣場的斷頭台走去嗎？

張居正推行的“一條鞭法”，從《明實錄》的太倉存銀數，可以清楚地看出改革成果：

上列表格雄辯地證明，改革是時代發展的必然，是統治集團自我完善的必然，推行改革勢必要帶來的社會進步。但曆史上很多誌士仁人，還是要為其改革的努力付出代價。往遠看，秦國孝公變法，國家強大了，商鞅卻遭到被車裂的命運；往近看，清末百日維新，喚起民眾覺醒的同時，譚嗣同的腦袋掉在了北京的菜市口。

幸運的張居正，他是死後才受到清算的；他活著，卻是誰也扳不倒的超級強人，強到萬曆也要望其顏色。有一次，他給這位皇帝上課，萬曆念錯了一個字音，讀“勃”如“背”，他大聲吼責：“當讀‘勃’！”嚇得皇帝麵如土色，旁邊侍候的臣屬也大吃一驚，心想，張閣老，即使訓斥兒子也不該如此聲嚴色厲呀！所以，他活著一天，威風一天，加之年輕皇帝不得不依賴和不敢不支持的情況之下，滿朝文武，都得聽他的，誰敢說聲“不”。

我在想，樹敵太多的張居正，以其智慧，以其識見，以其在嘉靖、隆慶年間供職翰林院，冷眼旁觀朝野傾軋的無情現實，以其勾結大璫馮保將其前任高拱趕出內閣的卑劣行徑，會對眼前身邊的危機了然無知？會不感到實際上被排斥的孤獨？後來，我讀袁小修的文章，這位張居正的同鄉，有一段說法，使我釋疑解惑了。“江陵少時，留心禪學，見《華嚴經》，不惜頭目腦髓以為世界眾生，乃是大菩薩行。故其立朝，於稱譏毀譽，俱所不計，一切福國利民之事，挺然為之。”（《日記》卷五）

看來，那些被強製納稅的地主豪強，被整肅得戰戰兢兢的各級官員，被旁置被冷落對他側目而視的同僚，被他收拾得死去活來的反對派，都以仇恨的眼光在一旁盯著他。這其中，尤其那早先的小學生，現在已是初中生或高中生的朱詡鈞，一天天積累起來的逆反心理，這位政治家是感受得到的，對其處境像明鏡似的清楚。要不然，他不會提出“致仕”的想法，但太後有話，萬曆不到30歲，不令其親政，這位戀權的政治家，實際上也不想真的罷手，於是，視事如舊。

袁中道散文寫得漂亮，煉字如金，一個“挺”字，便將其特立獨行、四麵受敵的處境形容出來。於是，這位騎在虎背上的改革家，顯然下來是死，不下來也是死，他隻有繼續“挺”下去的一條路好走。我想他那時肯定有一種理念在支撐著，他估計不至於馬上與死神見麵，隻要不死他就繼續當首輔。隻要在這個位置上，一切都可以從長計議。

唉！這也是許多強人，在興頭上不懂得什麽叫留有餘地，什麽叫急流勇退的悲劇。這位活得太忐忑、太吃力、太提心吊膽、太心神不寧的改革家，終於邁不過1582年（萬曆十年）這個門檻，二月病發，六月去世，享年57歲。

他活得比同齡人都短命，王世貞64歲、耿定向72歲、李贄75歲。

張居正的死亡，早有預感，掌政十年，心力交瘁，是主因。“靡曼皓齒”，也是促其早死的“伐性之斧”，他渴嗜權力，沉迷女色，欲望之強烈，後者甚至要超過前者，在曆史上是少見的。一方麵，明朝到了嘉靖、萬曆年間，**風大熾，整個社會洋溢著一種世紀末的氣氛。享受、逸樂、奢侈、腐化、縱情、放誕、靡費、荒**，是普遍風氣。一方麵，張居正在“食色性也”上的需求，高出常人許多倍，永不饜足，到了不能自拔的地步。

我記不得是基辛格，還是別的外國政治家講的，權力具有壯陽的作用。或許如此，張居正手中權力愈大，其性饑渴愈甚，但年歲不饒人，不得不求助於藥物維持其性能力，得以肆意**欲。據沈德符《萬曆野獲編》稱，張“末年以姬妾多，不能遍及，專取以劑藥”，由於“餌房中藥過多，毒發於首，冬月遂不禦貂帽”。據說，這是名將戚繼光為拍他的馬屁，貢獻他一種叫膃肭臍（海狗腎）的**所致，服藥以後，熱發遍體，即使數九天氣，也戴不住帽子。因此，萬曆年間，首輔不戴，百官既有敢戴之理，京都冬天的紫禁城內，光頭一片，大概算得上是一景了。

此公對於漂亮女子，從來是不拒絕的。有一次，一位外省大員投其所好，送他一尊栩栩如生、非常性感的玉雕美人，他自然是會笑納的了。明朝官員，工資雖是中國曆代最低，但貪汙程度也是中國曆代最劇。張居正觀賞之餘，愛不釋手，同時，又搖著腦袋，有一點不滿足感，巡撫忙問：“大人還有什麽吩咐？”張居正說：“若得真人如斯，可謂兩姝並美了！”果然，這位巡撫還當真物色到一位美人，不僅形似，而且色藝雙絕，送到相府，成為首輔的床笫新寵。

據說，萬曆不再是小孩子，進入青春期後，得知他的首輔府裏，美女雲集，佳麗環繞，不由得感慨他的老師，這把年紀竟能如此生猛。佩服之餘，也歎息自家雖為九五之尊，卻得不到更多的實踐機會，甚乏豔福。所以，我一直認為，萬曆在張居正死後，立刻翻臉，從心理角度分析，其中不乏男人的嫉妒在內。這種隱忍下來的怨恨，一旦得到宣泄，那絕對是可怕的報複。

平心而論，張居正的死，難免要被後人詬病，根據《萬曆野獲編》，應該是縱欲過度、藥物中毒。王世貞的診斷，也認為死於女色、死於壯陽藥：“得之多禦內而不給，則日餌房中藥，發強陽而燥，則又飲寒劑泄之，其下成痔……”王世貞求官碰過他的釘子，心存嫌隙，絕對可能。也曾著文譏訕過他，為了巴結馮保，竟低三下四地在帖子上稱自己為“門生”，斯文掃地，一至於此，也太丟人了點。不過，對張居正病情的敘述，應該是可信的。因為前者關乎人格，後者隻是風流，在**逸成風的明末社會裏，王世貞沒有必要栽他這個贓。

萬曆十年六月，壽終正寢，備極哀榮；十月，追劾者起，反攻倒算；十一年三月，屍骨未寒，奪其官階；十二年四月，抔土未幹，又籍其家。最為慘毒的，因為抄不到萬曆所想象的那麽多金銀財寶，令圍江陵祖居，挖地三尺，株連勒索，刑訊逼供，家人有餓死的，有上吊的，剩下的也都永戍煙瘴地麵，充軍發配。

張居正這個家破人亡的最後結果，並不比商鞅或者譚嗣同更好一些。

在這場清算運動中，最起勁的、最積極的、最沒完沒了的，恰恰是信任或是聽任他進行改革，並坐享其改革成果的萬曆。而最莫名其妙的，清算張居正的同時，矯枉過正，將初見成效的改革大計也否定了。

張居正這個老謀深算的政治家，竟沒有估計到，你過去鉗製他的壓力愈大，他後來反彈你的抗力也愈高。一旦得手，不狠狠地往死裏收拾你才怪？《明實錄》說張居正“威權震主，禍蔭驂乘”；海瑞說張“居正工於謀國，拙於謀身”，都有為他惋惜之意，認為他這樣具有高智商的政治家，應該懂得最起碼的機變韜晦之道。人走茶涼，當是不可避免；但死無葬身之地，險幾拋屍棄骨，就得怪張居正太相信自己的“強”，而太藐視別人的“弱”。

強人會弱，“弱”人會“強”，這也是大多數強人得意時常常失算的一點。

張居正的全部不幸，是碰上了不成器的萬曆，這個精神忭急、性格偏執、缺乏自律能力、心理素質不算健全的青年人，做好事未必能做好，做壞事卻絕對能做壞。諸葛亮比他幸運，雖然阿鬥同樣不成器，但後主懦，始終不敢對相父說“不”。張居正輔佐的朱詡鈞，卻是一個翻臉不認賬的小人。你在，我怕你；你不在了，我還用怕你？再說，馮保給外放了，太後也交權了。一拍禦案，統統都是張居正的錯，又能奈我何？

魯迅與曹聚仁的通信中，感慨過“古人告訴我們唐如何盛，明如何佳，其實唐室大有胡氣，明則無賴兒郎”。清朝趙翼在《二十二史劄記》中，也論述過“蓋明祖一人，聖賢豪傑盜賊之性，實兼而有之者也”。這就是說，“聖賢豪傑”與無恥、無賴、無所不用其極的“盜賊之性”，同在一個人的身上，是可能的。

我懷疑明代諸帝的這種無賴基因，是不是從開國皇帝朱元璋承襲下來的？一上台還透著幾分英明、幾分正確，但都堅持不多時日，便180度地走向倒行逆施。這個埋葬在定陵裏的據說腿有點短的家夥，也逃脫不掉明朝皇帝的通病。

你活著的時候，他忌憚你，一口一聲“張老先生”，循規蹈矩，知書識理，你以為替大明王朝，輔佐出一位中興之主。事實不然，你一旦閉上眼睛，你樹了無數的敵，就要跟你算賬，其中最可怕者恰恰是昨天的有為青年、今天的無賴帝王。

無賴行徑，成為一個統治者的主流，治國就是一場胡作非為的遊戲。

張居正死的當年，朱翊鈞自毀長城，將薊鎮總兵官戚繼光調往廣東。張居正死的次年，努爾哈赤統一女真各部，崛起關外。這絕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清盛明衰的前奏曲。一個政權，旺盛是需要水滴石穿的努力，衰敗卻常常是轉瞬間事。特別是他搞掉張居正後的數十年間，瘋狂搜括，拚命聚斂，以致民亂迭起，蔓延全國，成為不可收拾之勢。

明亡禍根，緣起多端，但總結起來，無非內亂外患。這一切，都始自於朱翊鈞這個無賴。曆史是無法假設的，若以上麵所顯示的國家財政收入進展態勢，如果張居正的改革不因其死而止，不因萬曆的感情用事而廢，不因繼其任者避事趨時而停頓。蕭規曹從，堅持改革，明王朝的氣數，不至於那麽快就完蛋的。

張居正的全部不幸，是遇上了不爭氣的萬曆皇帝。圖為張居正像。

因為中國為農業大國，農業為國之命脈，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但農業的生產周期短以年計，隻要有休養生息、恤民安農的政策，有風調雨順、五穀豐登的年景，用不了數年工夫，國家就會富足起來。更可貴的是中國人所具有的耐受精神，乃漢民族綿亙五千年的最大支撐力。哪怕命懸一絲，稍有紓解，立能生聚出複興的活力。也隻不過經張居正十年努力，太倉存帑積至四百萬兩，國庫之充盈，國力之雄厚，為明曆朝之最。《明史》說：“神宗衝齡踐祚，江陵秉政，綜核名實，國勢幾於富強。”這當然是張居正的改革奇跡，也是中國人一旦有了正確指引，民族精神就必能煥發的結果。

據陳登原《國史舊聞》載，林潞（此人約與方苞同時）的《江陵救時之相論》竭力讚許這位改革家：“江陵官翰苑日，即已誌在公輔，戶口阨塞，山川形勢，人民強弱，一一條列，一旦柄國，輔十齡天子，措意邊防，綢繆牖戶。故能奠安中夏，垂及十年，至江陵歿，蓋猶享其餘威，以固吾圉者，又十年也。”

從太倉銀庫歲入銀兩統計，也確實證實，即使在其死後，張居正的改革，還讓朱翊鈞當了多年“太平天子”。

朱翊鈞統治的48年間，張居正輔佐的前10年，有聲有色。此後的38年，這位皇帝漸漸與其祖父嘉靖一樣頹唐庸惰，無所作為，“因循牽製，晏處深宮，綱紀廢弛，君臣否隔”，“以至人主蓄疑，賢奸雜用，潰敗決裂，不可振救”。每況愈下，直到不可救藥。（《明史》）

神宗以後，敗亡加劇；光宗在位一年，色癆而亡；熹宗在位7年，政由魏、客；思宗在位17年，換五十相。明末的這些不成器的皇帝，不亡何待？所以，萬曆死後第25年，大明王朝也就國將不國了。他的孫子朱由檢，被努爾哈赤的後代逼到景山頂上，那棵在“文革”期間鋸斷的歪脖子樹，見證了朱明王朝的終結。

所以，《明史》對這位昏君，有一句精彩的結論：“明亡實亡於神宗，豈不諒歟！”其實，明代的亡國之兆，張居正一死，就出現了。

張居正是中國曆史上少有的政治強人，因為事實上隻有他孤家寡人一個，以君臨天下的態勢，沒有同誌，沒有智囊，沒有襄助，沒有可依賴的班子，沒有可使用的人馬，甚至沒有一個得心應手的秘書，隻用了短短十年時間，把整個中國倒騰一個夠，實現了他所厘定的改革宏圖。這種孜孜不息、挺然為之、披荊斬棘、殺出一條生路來的精神，是非常值得後人欽敬的。

但是，封建社會已經到了百足之蟲、死而不僵的沒落晚期，不論什麽樣的改革和改良，都不可能取得成功。腐朽的製度如下墜的物體，隻能加速度地滑落，而非人力所能逆轉，這也是舊中國徒勞的改良主義者，最後逃脫不了失敗的根本原因。不過，就張居正的改革而言，其傑出的曆史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但肯定的同時，他的驕奢**逸、恣情聲色、刻薄寡恩、跋扈操切，也是後來人對其持保留看法的地方。清《四庫總目》收其《張太嶽集》，提要評論他曰“神宗之初，居正獨掌國柄，後人毀譽不一，迄無定評。要其振作有為之功，與其威福自擅之罪，兩俱不能相掩”。

對這樣一位複雜的曆史人物，這樣一位生前享盡榮華、死後慘遭清算的改革者，個人的是和非，還可以千古議論下去。張居正在曆史上給我們的啟示，便是這種對於改革的認知，便是他的永遠的價值。

從張居正的實踐中，我們知道：中國需要改革，如大旱之望雲霓；中國可以改革，如春風之德草。舊時的中國是這樣，新興的中國更是這樣。

改革，是中國的希望。這就是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