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渭的焦慮
徐渭（1521—1593） 明朝文學家、書畫家，山陰（今浙江紹興）入。他遭遇十分坎坷，後買畫糊口，潦倒一生。他擅長畫水墨花卉，人物亦生動。
徐渭，是中國曆史上的一位奇人。
說他“奇”，因為他不但想殺死自己，還曾經殺死過他人。自殺居然不死，殺人居然不償命，這樣徐文長是中國人中一個很特殊的例外。
五千多年來，說來泄氣，徐渭這個文人隻有伸長脖子挨宰的份兒，撅起屁股挨打的份兒，哪來舉刀殺人的勇氣？他連腹誹也不敢的。所以，曆代統治者看透了這一層，遂有“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的定論。別說三年，給他三十年，再借給他膽子，也成不了氣候。因此，姑且不論徐渭殺了誰，殺得有無道理，但他能夠操刀、能夠下手、能夠置人於死地、能夠出一口惡氣，幹出不計身家性命的大事，對頗為膿包的中國文人而言，多少有一點振作之意。
俗話說，狗逼急了跳牆，兔子逼急了咬人。而這樣的文人逼急了，相比之這類小動物，還真是赧顏抱愧。既缺乏狗的唐突之力，更缺乏兔的決絕之心，立馬腿酥腳麻，膝蓋發軟，渾身寒戰，心驚膽跳，來不及地趴在地下，求爺爺告奶奶，做檢查寫交代，流鼻涕抹眼淚，裝孫子裝孬種。這時候，哪怕扔給他一把刀，要他反抗，他也不敢接的。
徐渭敢殺人，真是好一個了得！
據陶望齡的《徐文長傳》：“渭貌修偉肥白，音朗然如唳鶴，常中夜呼嘯，有群鶴應焉。”每讀至此，我就感慨萬千，我也曾經有過想嘯的衝動，可是，我敢半夜起來，向黑暗的天空吼出一聲嗎？我挺佩服明朝這個半夜裏爬起來大嘯數聲，振聾發聵的同行。記得我在太行山裏修鐵路時，在峰高山陡的工棚裏守夜，時見孤狼，乘著幽暗的月色，沿河穀沙礫灘煢然獨行。偶然間，它會停下來，抬起腦袋，朝那峭壁頂端露出的月牙，嚎上好一陣。那聲響在兩山夾峙的河穀裏，所碰撞出來的回音，能延續很久很久。我一直思索，這匹狼，是吼它的孤獨，是吼它的憤懣，還是吼這個世界對於它的排斥和拒絕？總之，當我想到徐渭時，我就總想起那條深夜裏出沒的狼，也想起那年代裏作為另類的我遭人唾棄的孤獨。
多年來，我不停地打量徐渭這個明朝嘉靖年間的不幸文人。大概，一個人到了敢動手殺死自己，敢持刀殺死別人的地步，也就沒有什麽可怕的了。於是，所有他不讚成、他不滿意、他討厭、他反對的人和事，都敢堂而皇之地進行挑戰，進行批駁，進行嘲罵，進行攻擊，這種肆無忌憚、罔顧一切的精神，這種為所欲為、言所必言的風格，是中國曆史上少見的亮麗色彩。難怪鄭板橋刻了一方圖章：“青藤門下走狗”，好像齊白石也有過當他走狗的意思。夫走狗者，硬是鐵了心地要追隨下去的。我忖度這兩位大師，僅僅由於其文、其畫、其詩、其書，非當這個走狗不可嗎？不，他們追隨的是他這個人，這個在中國曆史上、中國文藝術史上，唯一的無師自法的“這一個”。因為中國人，絕大多數都習慣於跟在人家屁股後邊走，唯有徐渭“病奇於人，人奇於詩，詩奇於字，字奇於文，文奇於畫”（袁宏道引梅客生言）。這一個“奇”字，抓住了徐渭的本質。什麽叫“奇”，“奇”就是不同於別人。唯其“奇”，才使崇拜者對他五體投地。
徐渭（1521—1593），明朝文學家、戲曲家、書畫家，初字文清，後改文長，號天池山人、青藤道士、田水月，山陰（今浙江紹興）人。
說到紹興，我就想起明末王思任所言：“會稽非藏垢納汙之地，乃報仇雪恥之鄉。”宋之陸遊，明之徐渭，是絕對當得起這句話的紹興人。關於山陰的徐文長，有許多民間傳說流行於浙東一帶，無非機智幽默調侃滑稽之類，這全是後來人的附會演義，不足憑信。
其實，徐渭的一生，落拓蹭蹬，宿命不幸，屢遭災變，際遇可悲，是在重重矛盾中活得很累很苦的一個人。因為，在這個平庸的世界上，一個特別有才華的人，很難被社會認同，他也很難認同社會；很難被集體接受，他也很難接受集體。他總是處於不被理解，更被誤解的難堪孤獨之中，不光徐渭，所有天才，這是不可逃脫的噩運。西哲有雲，天才的最大不幸，首先，誰叫你生錯了時代？其次，誰叫你生錯了地方？徐渭是兩者皆錯，結果倒黴了整整73年。
可以想象，徐文長無法見容於這樣一個生存環境之中，他該活得多麽艱難。因受到仇視而憤慨，因受到抵製而躁亢，因受到排斥而忭急，因受到悔謾而狂狷，一天二十四小時，總是處於緊張之中，他不敏感，他不神經質，他不“歇斯底裏”，他不瘋狂，那就怪了。因此，不可能有心思像民間傳說中的他那樣，玩幽默，玩輕鬆，扮演一個逗人哈哈一笑的角色。
此人一生，是充滿著矛盾的一生。這矛盾，固然是激發他創作的動力，同時也是製造他煩惱的根源。
他在《自為墓誌銘》中剖析過自己：
山陰徐渭，少知慕古文詞，及長益力。既而有慕於道，往從長沙公究王氏宗，謂道類禪，又去扣於禪，久之，人稍許之，然文與道終兩無得也。賤而懶且直，故憚貴交似傲，與眾處不浼袒裼似玩，人多病之，然傲與玩，亦終兩不得其情也。
注意這“兩無得”或“兩不得”的“得”字，對於中國文人來講，這是一場永遠也醒不過來的夢魘。無論過去的文人，還是現今的知識分子，對於“得”都是非常在意的。囊螢窗雪，懸梁刺股，為了什麽呢？就是要“得”。無論如何，對當下的人來說，可得的東西多，能得的途徑也多，為得到而使用的手段格外的多。因此，“得來全不費工夫”的可能，“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的可能，“暴得大名，浪得虛名”的可能，“空手套白狼”、“做無本買賣”、“以次充好”、“以假亂真”的可能，相比之徐渭那個科舉取士的時代，要多得多！
徐渭隻有秀才、舉人、進士一路考下去，按其學問，按其努力，按其才華，按其心誌，絕對該得、應得。但上帝從不給人“百分之百”，你有了文學上的一切，你有了藝術上的一切，對不起，金榜題名、狀元及第，就是沒有你的份兒。
一開始，他意氣風發地從紹興乘船，到省城杭州應省試，信心十足，相當自許，直如探囊取物耳！按他的性格，這大話肯定是吹過的。紹興城裏也都知道這位徐秀才，才高八鬥，學富五車，憑他的天分，中一舉業，立一旗竿，還不是唾手可得？然而，老天爺故意作梗，此公竟然從23歲入場，一直考到41歲，無不铩羽而歸。讀他自編的《畸譜》，真忍不住為他一哭。
二十三歲，科癸卯，北。
二十六歲，科丙午，北。
二十九歲，己酉科，北。
三十二歲，應壬子科。時督浙學者薛公，諱應旂，閱餘卷，偶第一，得廩科，後北。
三十五歲，乙卯，阮公諱鶚視學，以第二應科，複北。
四十一歲，應辛酉科，複北。自此，祟漸赫赫，予奔應不暇，與科長別矣。
四十四歲，是歲甲子，當科，以故奪，後竟廢考。
陶望齡也歎息了：“舉於鄉者八而不一售。”宿命如此，夫複何言？
辛酉這一科，他的上司胡宗憲，一個極有權勢的方麵大員，還為他走了後門，關照下去，誰知他犯小人，被人家做了手腳，終於還是名落孫山。嗚呼，應得而不得，想得而不得，誰都以為他該得，結果偏不得，近二十年的科場失敗，與《儒林外史》裏的那個範進，堪相伯仲，遂成為他人生在世的最大心病。這心病，使他狂而為文，在文壇獲得極大成功；也是這心病，使他憤而麵世，在人間弄得相當失敗。
所以，我看出來，他為什麽對早他半個世紀的唐伯虎，表現出極大興趣？
一方麵，唐寅與他同為多麵手，書、詩、文、畫，無不高妙；一方麵，唐寅也與他同為科場失意，一蹶不起的失敗者。於是，視作知己，一再道及，感佩之狀，溢於言表。在他的詩文中，唐寅出現的頻率是較高的。有一首《唐伯虎古鬆水壁閣中人待客過畫》的題詩，他甚至寫到：“南京解元唐伯虎，小塗大抹俱高古，壁中水閣坐何人？若論遊魚應著我。”此公恨不能化為那幅畫中的魚，與這位同命同運的前輩交流，可見其內心活動之一斑。
詩中的“解元”二字，雖是信筆拈來，大有深意存焉！別人這樣稱呼，也許隻不過是稱呼而已。而徐渭寫在紙麵上，多少是他科舉不得意的情緒宣泄。因為唐寅考場被斥，隻得了個“解元”的虛名，惶恐半生。徐渭多次鄉試碰壁而歸，不過是個做幕教館、鬻字售畫的廣文先生，惺惺相惜，全在下意識中流露了。
更為精彩的是，這兩個人的命際遭遇，巧合得類似電視連續劇的上部和下部。
他兩位考場失意，文壇知名。唐伯虎被江西的寧王朱宸濠禮聘，入幕為賓；徐文長應浙江督帥胡宗憲邀請，書記文案。因為中國的官僚好附庸風雅，因為中國的文人好親近權力，這種一拍即合，或者不拍也合的現象，相當普遍。唐寅聰明，聰明的人不傻，一看朱宸濠存心謀反，趕緊裝瘋賣傻，抽身而去，因而沒有受到這位藩王叛逆的牽連。徐渭執著，執著的人呆愚，上了督府胡宗憲的船，竟不知江湖深淺，渾不曉風浪險惡，當真地以為自己是船老大呢？扯篷搖櫓，拉纖挽舟，結果差點為之送命。
這就是他的悲哀了。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是毛澤東對於中國知識分子的性格剖析，可謂點一語中的。無論標榜清高者、待價而沽者、自居清流者、終南隱居者，甚至如唐伯虎，“閑來寫就青山賣，不使人間造孽錢”者，總得有一個能領到飯票、拿到菜金、吃到公帑、取得錢糧，現在叫單位，過去叫衙門的所在，或長遠，或短暫地依“附”著，這才不六神無主，這才不惶惶度日。
附，就是附庸、附屬、附著、附靠，主從關係便分曉了。因此，不論是禮聘去的、邀請去的、拿八抬大轎抬去的、應博學鴻詞科自投羅網去的，還是用槍逼著去的、拿刀押著去的、揮著大鞭子抽著去的、戴罪立功連滾帶爬去的……端誰的碗，服誰的管；領誰的錢，看誰的臉，一句話，“附”是中國的士、中國的文人、中國的知識分子，其精神狀態和物質基礎的全部。
除掉商末孤竹國的君長子伯夷，君少子叔齊，偏要在周的體製外討生活，在中國還少見這等孤高耿介之士。兩兄弟拿定主意，“恥不食周粟”，也就是不拿周朝的工資。最後來到山西永濟，在首陽山挖蕨根和薇菜充饑，可不知當地的誰，說了一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二位采的這些野菜，可也是周朝土地上長的哦，你們能咽得下去嗎？於是，這兩個想不開的呆子，生生給餓死了。從此，在這個世界上，再也找不到伯夷、叔齊如此愚不可及的人了。懂得文人必須依附的天性，也就明白“文革”期間，遍布全國的“五七幹校”，為什麽不設圍牆，不設警衛，也決不擔心接受再教育的大小知識分子，會憤而出逃，會鋌而走險。
你既然是一根毛，你就得找到能夠附著的一塊皮。即使徐渭，也不能例外。為了能在控製江、浙軍事大權的司令部裏，領一份兒餉，大師也不得不屈尊俯就，競爭上崗。陶望齡的《徐文長傳》，寫得真實些：“胡少保宗憲總督浙江，或薦渭善古文詞者，招至幕府，筦書記。時方獲白鹿海上，表以獻。表成，召渭視之，渭覽罷，瞠視不答。胡公曰：‘生有不足耶，試為之。’退具槁進。（胡）公故豪武，不甚能別識，乃寫為兩函，戒使者以視所善諸學士董公份等，謂孰優者即上之。至都，諸學士見之，果賞渭作。表進，上大嘉悅。其文旬月間遍誦人口。公以是始重渭，寵禮獨盛。”
袁宏道的《徐文長傳》，對徐渭謀到這份幕賓差使，則是高調描寫，突出其“戴敝頭巾，衣白布澣衣，直闖門人，示無忌諱”的文人風骨：“文長為山陰秀才，大試輒不利，豪**不羈。總督胡梅林公知之，聘為幕客。文長與胡公約：‘若欲客某者，當具賓禮，非時輒得出入。’胡公皆許之。文長乃葛衣烏巾，長揖就坐，縱談天下事，旁若無人。胡公大喜。是時公督數邊兵，威振東南，介胄之士，膝語蛇行，不敢舉頭；而文長以部下一諸生傲之，信心而行，恣臆談謔，了無忌憚。會得白鹿，屬文長代作表。表上，永陵喜甚。公以是益重之，一切疏記。皆出其手。”
其實，所謂“幕賓”，說白了，是陪著聊天的清客，以文字聽差的扈從而已，從徐渭“深惡富貴人”的“縱誕”性格，這份糧秣是吃不長久的。可是，胡宗憲需要一支好文筆，巴結京師當局，頗善遇他，頗優容他，表現出相當的雅量。“幕中有急需，召渭不得。夜深，開戟門以待之，偵者得狀，報曰：‘徐秀才方大醉嚎囂，不可致也。’公聞，反稱甚善。”（陶望齡《徐文長傳》）
於是，一直失意從未牛皮過的徐渭，一直邊緣化從未上過台盤的徐渭，一直科場敗北從未神氣過的徐渭，有生以來，第一次找到了感覺。尤其軍門權力的威風，比他家鄉的陳年花雕，更為醉人，果然也就暈暈乎乎起來。這些年來，我在文壇，看到諸公頂戴花翎以後，那蠻可笑的嘴臉，便大致想象我們這位徐大師，把自己看作督帥府的股肱人物，胡宗憲的心腹體已，拖著胖胖的身軀，扛著碩大的腦袋，往來於越東州府，奔波於剿倭前線，那不遺餘力、鞠躬盡瘁、殫思竭慮、悉心效勞的“春風得意馬蹄疾”的樣子，便不禁想起“小人得誌”這句對大師不甚恭敬的成語。
徐渭是一個大奇人。圖為他的《嬉蟾圖》，今人謝稚柳題。
據袁宏道《徐文長傳》：“文長自負才略，好奇計，談兵多中。凡公所以餌汪、徐諸虜者，皆密相議然後行。嚐飲一酒樓，有數健兒亦飲其下，不肯留錢。文長密以數字馳公，公立命縛健兒於麾下，皆斬之，一軍股栗。有沙門負貲而穢，酒間偶言於公，公後以他事杖殺之，其信任多此類。”
《明史·徐渭傳》有道，“藉宗憲勢，頗橫”，陶望齡的《徐文長傳》也說：“間或藉氣勢以酬所不快，人亦畏而怨焉。”紀昀在《四庫全書總目》裏更不客氣：“一為權貴所知，遂侈然不複約束。”這就是說，大師不見得每時每刻都大師，大師不見得不偶爾比小人還要小人。所以那些大師、準大師，忽然之間，很小人起來，也就隻當看不見罷了。反正那一程子，兩三年間，這位大師的腦袋，肯定是進了點水，以為自己是胡宗憲的憲兵隊長、偵緝處長，以為自己是英國情報五處的007呢，這就不免讓人好笑了。
這個胡宗憲，先附趙文華，通同作奸，陷害同僚；後依嚴嵩父子，密相勾結，貪贓枉法。徐渭，一介草民，未必詳細知悉官場和宮闈中的黑幕，不知不為罪，也不能深怪。但是，與他有知遇之恩的沈練，卻因劾嚴氏父子而終被謀害，他不會不知道，也不會不痛心。因為他在《畸譜》的“紀知”一節中寫道：“沈光祿練謂毛海潮曰‘自某某以後若幹年矣，不見有此人，關起城門，隻有這一個’。”徐渭是個知恩圖報的人，這份賞識他的知遇之情，他是相當感激的。所以，他寫出“公道自然明日月忠臣何意祀春秋”的《沈青霞先生祠》的榜聯；寫出“兩上書而伏闕，一抗議而廷爭，迨謫邊氓，觸帥臣之所忌，其於宰輔，值舊怒之未平，遂構謀而巧中，遽矯命以伏砧”的《祭沈錦衣文》的史實。然而，也是這一支筆，寫出了令人齒冷的《代（胡宗憲）賀嚴閣老生日啟》。大師的肉麻吹捧，登峰造極：“施澤久而國脈延，積德深而天心悅。三朝耆舊，一代偉人，屹矣山凝，臒然鶴立……”算是把馬屁文章作到了極致。
文人的可憐，為了這塊附著的皮；文人的可恥，也是為了這塊附著的皮。有的人，一時間死不肯低下自以為高貴的頭，一時間又不得不撅起屁股任人鞭策；有的人，一時間神氣活現到天都裝不下他，一時間又不得不垂手侍立聽從差遣；有的人，一時間鐵骨錚錚慷慨激昂聲震雲天，一時間又不得不說違心之言，不得不做違心之事。人格和文章分裂，言論與行為悖背，徐渭既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作為知識分子的我們，或多或少，都曾有過這樣的做人體驗。想想，人無完人、金無足赤，智者千慮、必有一失，也就不忍苛責了。
同時代的湯顯祖，不知是否因為這點緣故，始終與他保持著有禮貌的距離？徐文長對湯顯祖的讚賞，最初由詩而起。“真奇才也，生平不多見。”他曾經素昧平生地主動與之聯絡，對這位目空一切的大師來講，實為破天荒之舉。信是這樣寫的：
某於客所讀《問棘堂集》，自謂平生所未嚐見，便作詩一首以道此懷，藏此久矣。頃值客有道出尊鄉者，遂托以塵，兼呈鄙刻二種，用替傾蓋之談。《問棘》之外，別構必多，遇便倘能寄教耶？湘管四支，將需灑藻。（徐文長《與湯義仍書》）
詩是這樣寫的：
蘭苕翡翠逐時鳴，誰解鈞天響洞庭？
鼓瑟定應遭客罵，執鞭今始慰生平。
即收呂覽千金市，直換鹹陽許座城，
無限龍門蠶室淚，難偕書劄報任卿。
（《讀問棘堂集，擬寄湯君》）
信也好，詩也好，充分表現出徐渭對湯顯祖的渴慕之意、期待之情。然而，這封不會不送到的信，這首不會不讀到的詩，湯顯祖既無複函，更不和詩，這實在是件令人感到蹊蹺的公案。
王思任評《牡丹亭》時曾經提及：“往見吾鄉文長批其卷首曰：‘此牛有萬夫之稟。’雖為妒語，大覺心。則若士曾語盧氏李恒嶠雲：‘《四聲猿》乃詞場飛將，輒為之唱演數通，安得生致文長，自拔其舌。’”看來，徐渭對湯顯祖，大有“嚶其鳴兮，求其友聲”的熱情；而湯顯祖對徐渭，隻是出於職業上的尊敬，不但不願深交，連最起碼的同行來往也沒有。所以，明末清初的周亮工說的話：“青藤自言書一，畫次，文第一，詩次，此欺人耳。吾以為《四聲猿》與草草花卉俱無第二。”清人鄭板橋在《濰縣署中與舍弟第五書》中所道的：“憶予幼時，行匣中惟徐天池《四聲猿》，讀之數十年，未能得力，亦不撒手，相與終焉而已。世人讀《特丹亭》而不讀《四聲猿》，何故？”多少都能聽出一點弦外之音。
從《萬曆野獲編》，約略能夠看出一絲端倪，沈德符稍晚於湯顯祖，但所記卻是親見親聞：“文長自負高一世，少所許可，獨注意湯義仍，寄詩與訂交，推重甚至，湯時猶在公車也。餘後遇湯問文長文價何似，湯亦稱賞，而口多微辭。蓋義仍方欲掃空王李，又何有於文長。”再說，徐渭的《壽嚴嵩詞》，一直為人所垢辱，以天下為己任的湯顯祖，不會不介意的。
這種了無回音的冷漠態度，對“眼高千古，獨立一時。當時所謂達官貴人，騷士墨客，皆叱而奴之，恥不為交”的徐文長來說，可想而知，是何等的難堪！因此，當嚴世蕃掉了腦袋，嚴分宜回鄉看墳，朱厚熜大發雷霆，胡宗憲瘐斃詔獄之際，我們的這位大師，麵臨著巨大的政治壓力、經濟壓力，遣散後被逮有口難辯的壓力，以及失去保護傘後群起而攻之的報複壓力，恐怕還包括在文壇上被鄙視、被唾棄的輿論壓力，於是，身心全麵崩潰、精神徹底垮台。按照現代精神病學的論點，極為天才的人，其精神狀態未必就是十分健全的。“慮禍及，遂發狂。”
據徐渭自編《畸譜》：
四十五歲，病易。丁剚其耳，冬稍瘳。
四十六歲，易複。殺張下獄，隆慶元年丁卯。
徐渭的“易”病，當是精神分裂症的一種。否則，他絕不可能像荷蘭畫家凡·高那樣，跟自己的耳朵過不去，用一根大釘子刺進去。而且，因為一下子死不掉，又用棍棒敲擊自己的陰囊，使睾丸碎裂，以促速死。陶望齡是唯一自始至終了解他、關注他的同鄉友人，據他的記載：“引巨錐剚耳，刺深數寸，流血幾殆。又以椎擊腎囊碎之。”這樣極其殘忍的匪夷所思的自殺方法，史所罕見，世所罕見，說句絕對應該掌嘴的話，對大師之卓絕、之堅忍、之狠愎、之非常人所能為的奇行，觸目驚心的同時，也不能不為這位中國人所創造的死亡方式讚歎。
我記得在我生命中最黑暗的歲月裏，也曾經想從太行山深處的懸崖跳下去的。然而，還未跨出半步，那淒涼的山風從褲腳管颼地吹進，頓時戰栗起來，害怕起來，不敢死也不想死了，可見死是一件多麽艱難的事。因此，我特別崇拜這位麵對死亡毫無懼色的人。
自殺多次未果，殺妻坐牢八年，“絕穀食十餘歲”。“晚年憤益深，佯狂益甚。或自持斧擊破其頭，血流被麵，頭骨皆折，揉之有聲。”“古今文人牢騷困苦，未有若先生也哉。”
然而，生命力頑強的他，在出獄之後到抱憤而卒的19年間，也是他創作最旺盛、作品最輝煌的時期，凡他筆下傾瀉而出的“一段不可磨滅之氣，英雄失路、托足無門之悲，故其為詩，如嗔如笑，如水鳴峽，如種出土，如寡婦之夜哭，羈人之寒起。當其放意，平疇千裏；偶爾幽峭，鬼語秋墳”（袁宏道語）。其才情睿智，其韻語華章，其彩墨精粹，其放談高論，無一不達到了“光芒夜半驚鬼神”（黃宗羲詩）的巔峰狀態。
雖然大師的晚景淒涼、結局很慘，死時“幬莞破弊，不能再易，至藉槁寢”，窮得不能再窮。但他所留存下來的詩、文、書、畫，“豈知文章有定價”（黃宗羲詩），成為中國文化遺產中無與倫比的瑰寶。因此，袁宏道大聲呐喊，譽他為“有明一人”。其實，他那摧折不倒、折騰不死、挺挺兀立、敢殺敢砍的精神，對於中國文人的感召啟發意義，千古以來，恐怕也就是徐渭“這一個”罷了。
正是“這一個”，我們看到了中國文化的脊梁、中國文人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