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縉的生命線

解縉（1369—1415）　明朝文學家、書畫家，吉水（今江西吉水）人，官至內閣首輔，參與機務。解縉以才高、好直言為人所忌，屢遭貶黜，終被埋入雪堆凍死。

人們隻要談到打油詩，無不馬上想起膾炙人口的這一首：

春雨貴如油，下地滿街流。

跌倒解學士，笑煞一群牛。

解學士，即解縉。據民間演義，在他科舉高中，接獲喜報，按捺不住興奮之情，慌不擇路地去通知諸親好友時，因為天雨路滑，不慎摔倒，吉水縣城裏滿街的鄉親，看到這位小個子大文人，滿身泥水，衣衫滾濕，踉踉蹌蹌，狼狽不堪的樣子，竟“轟”的一聲，像春雷那樣驚天動地地大笑起來。尷尬的解縉，定了定神，他說要即席賦詩，記敘這次跌跤的事，於是大家靜下來洗耳恭聽。隨後，他當場信口吟出來這首打油詩。誰也沒料到，他反過來將看笑話的左鄰右舍，調侃了一頓。

他個子雖矮，但誌向奇大。他聰明睿智，靈活圓通，有腳踏實地的幹勁，更有出人頭地的理想。別看他跌倒在眾人的奚落嘲笑聲中，卻敢在打油詩中，大言不慚地自奉為“解學士”。看來他深信，他解縉一定會走出吉安，一定會走出江西，有朝一日，一定會成為真正的翰林院大學士。果然，一切都如他所願地達到理想境界。也許他的個子矮，頭腦離心髒的距離較近，供血充足，三十多歲就以超常的智力、出類拔萃的學識，成為當時中國的第一部大百科全書《永樂大典》的總纂，真是何其了得？

20世紀的90年代，我應邀參加北京圖書館館慶，蒙贈一冊按原樣複製的《永樂大典》，留作紀念。這本書令我大開眼界，書高半米，闊300厘米，書厚約10厘米。函盒為藍布裝，本書為黃絹封麵，這是我有生以來，見到和拿到的第一本“巨無霸”書籍，而且還是線裝書。

《永樂大典》1408年成書，全書22877卷，裝訂成11095冊，由兩千多名寫手抄成，合計3.7億個漢字，是清朝《四庫全書》問世前的一部史無前例的類書，也是體現國力宏大浩瀚的文化壯舉。可惜，八國聯軍火燒圓明園時，大部分被焚毀，未燒掉的也被劫掠一空。現在，存世約八百餘冊，散落在世界各國的圖書館中，國內保存的，大約有數十冊。

這一冊，據館方介紹，是新中國成立後從山東征集到的大典殘本，真字韻，門製類卷，冊第三千五百一十八至第三千五百一十九，全帙應是56頁，實際現存僅39頁零一角。

僅僅一個“真”字韻的“門”字，把明朝以前各類典籍圖書中有關“門”的文字記載，包括門的樣式和製作的細節圖、剖析圖，統統囊括其中。手捧這部有關“門”的著作，大有進入中國文化殿堂，穿過那扇巨闊厚重的大“門”，得窺堂奧的感覺。

你不能不為我們這個民族的文化，那博大精深的成就而自豪；你也不能不為帝國主義強盜的罪行而憤怒。但冷靜下來，麵對這冊“巨無霸”線裝書，更多的卻是要對編纂這部類書的解縉，那博學、那睿智、那氣魄、那精力而欽服萬分。尤其這位窮盡經典圖籍，閱遍千古文翰的翰林學士，走上在今天來說應該是“總編輯”的崗位時，才34歲，不過一個剛超齡的共青團員的年紀，你就不能不向他脫帽致敬了。經他磨勘精校，廣搜博覽，披沙瀝金，選優集萃的勞動，1403年至1404年，不到兩年工夫，完成《文獻大成》。在此基礎上，奉朱棣命，與姚廣孝一起重行纂修規模更大的《永樂大典》。又經四年努力，1408年成書，圓滿交卷。會集了中華文化的萬卷精華，出自矮個子解學士的手中，實在了不起。沒有明之《永樂大典》，也就沒有清之《四庫全書》。

隔朝修史，盛世出書，這薪火相傳的重任，從來都是中國人視作神聖的職責。

解縉（1369—1415），字大紳，江西吉水人，這是一個地靈人傑的地方。在宋朝，此地出過一個大文人、大學者歐陽修。我一直忖度在鄉間裏即以神童目之的他，是以歐陽修在宋朝文壇、政壇的雙輝煌，來定位自己一生目標的。應該說，解縉的勢頭，在科考、仕途、出身、履曆等方麵，直追先賢，不相伯仲，一上來頗不示弱，是很有氣象的。

歐陽修做到翰林學士，解縉也做到翰林學士；歐陽修在宋仁宗、宋神宗身邊做過侍讀學士，解縉在永樂登基後也做過侍讀學士，不過稱謂略有不同，一為龍圖閣大學士，一為右春坊大學士，實質相差無幾。少年解縉，在吉水家鄉，發憤進取、埋頭鑽研之際，無論讀經典、求學問，無論練文章、作詩詞，他的標杆就是歐陽修。以這位鄉先賢在北宋時期政壇的輝煌、文壇的璀璨，雙雙精彩的局麵定位自己，厘定他人生一世的努力方向。

這兩位老表，在學問和著作上也是可以相互媲美的。歐陽修的《新五代史》，及與宋祁合修的《新唐書》，為清朝官定的《二十四史》之一種，自然也就有不朽巨讞的身價。而解縉，他主持編纂的22877卷、11095冊、合計3.7億個漢字的《永樂大典》，盡管散佚殆盡，但清朝《四庫全書》沒有問世之前，這部史無前例的極其龐大的類書，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價值，也是舉世公認、罕見其匹的。

雖然，朱棣派了他的軍師、高參，那位和尚姚廣孝掛帥《永樂大典》，但具體的總編纂重任，是由這個年歲並不大的解縉來承擔的。其博學、其睿智、其氣魄、其精力，你不能不欽服！

別看中國“學而優”的文人很多，中國有大學問而“優則仕”的文人也很多。但是能主持煌煌巨製的帥才，卻很少。數來數去，恐怕也就隻是宋之歐陽修、司馬光，明之解縉，清之紀昀等。這以後，清末無，民國無，尤其到了當下，除自吹人吹的“大師”外，幾乎少見通古博今之士、淹貫中西之才，實在是很可悲哀的事。於是，再要出什麽套書、類書、史書、集成等大部頭著作，隻好由著那些“盛名之下，其實難副”的南郭先生，上躥下跳，暴得虛名。

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你有什麽辦法？

然而，實事求是地講，解縉相比於他宋朝的老表，在文章、詩詞、學問、著作上的名聲、成就，以及在文學史上的建樹、文學思潮的影響方麵，要略遜一籌。無論如何，歐陽修矯五代靡頹文風，倡古文運動，和唐朝韓愈一樣，“文起八代之衰”，是得到千古定評的“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詩詞歌賦，至今仍弦誦不絕，甚至幾首信筆拈來的小令，也寫得風致嫵媚。

而解學士，真替他抱屈，除了那部破碎殘缺的《永樂大典》，他的名篇是什麽，他的代表作是什麽，他的文學主張是什麽，除專門研究者外，大多數中國人便了無所知。這就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宿命，才高見嫉，不是老天爺要你死，而是皇帝不讓你活，縱有“三墳”、“五典”在胸，錦繡文章在口，出手珠璣，落墨華彩，腦袋一掉，這些才華也隨之成為一抔黃土。

想起這些早早死於非命的天才，青塚枯草，杜鵑啼血，那是很令人黯然神傷的。

自“學而優則仕”之說出現以後，在中國數千年來，叫做士，叫做文人，叫做知識分子的階層中的絕大多數人，便以此作為奮鬥目標，矢誌不懈，奮鬥終生。產生這麽大的效果，這是濫觴者孔夫子沒想到的。他，還有孟子，還有其他門徒，所構成的儒家學說，也就是“孔孟之道”，基本上被後人實用主義地各取所需，或陽奉陰違，或當做耳旁風；獨這一句，書為敲門磚，敲開為仕門，是他們頭懸梁，錐刺股，寒窗苦讀，全力以赴的事情。

於是，這些向“學而優則仕”目標奮鬥者，心靈深處，對於權力的親和性，對於長官的趨迎性，對於統治階層的依附性，對於在名利場中分一杯羹的競逐性，一代一代遺傳下來，也就是所謂的“溶化在血液中”了。這“四性”，遂成為中國知識分子與生俱來的不教自會的本能。凡文人當官者，或想當官者，無不處於這樣的蠅營狗苟之中。沒做到官者，內心空落落的，惶惶不安；做了官者，生怕坐不穩當，惴惴不安。做了不大的官者，要往上爬往上攀，怵怛不安；官做大了者，又怕高處不勝寒，忐忑不安。總而言之，那按捺不住的“入仕”情結，那百折不撓的“為官”情結，既痛苦又追求，既煎熬又貪戀，既戰戰兢兢又屁顛屁顛，既清高不屑又樂此不疲。

至少我親見的文人當官者，莫不如此。

但“學而優則仕”，談何容易？這一句話，包含著“學”、“優”、“仕”三個層次，它們不是必然的步步登高的階梯，而是殘酷無情的不斷淘汰的過程。由“學”而“優”，猶如螞蟻上樹，能爬到樹頂的“學而優”者，少之又少。由“優”而“仕”，更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掉進湍急的河流中成落湯雞、成溺死鬼者，多之又多。因此，能夠過橋的“優則仕”者，每朝每代，也就是屈指可數的幾個。而明初的解學士解縉，應該算是出類拔萃的一個。《明史》稱他“幼穎敏”，當非虛言，他是少見的“學而優則仕”的極為成功的一個例子。對他來說，取得功名，如探囊取物，唾手可得，“洪武二十一年舉進士。授中書庶吉士”，幾乎沒費什麽勁兒，就走完這個過程。其實，中進士，為庶吉士，大有人在，開科取士，當然不會隻取他一人，這倒也不稀奇；但他能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特別垂青、特別關愛，除他以外，有明一代，再無第二個。

現在弄不清這位暴君，究竟為什麽，出於什麽心理，對解縉說出如下的話：“朕與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當知無不言。”此話一出，石頭城大驚，這比中了六合彩大獎，還叫人眼紅和羨慕。朱皇帝嫉恨文人，不知製造了多少“文字獄”，獨對解學士恩渥備至，簡直就是一個曆史之謎。於是，帝王寵遇，朝野側目。中國有無數的讀書人，做過無數魚躍龍門、一舉成名的夢，但夢自己“仕”到如此高度者，卻很少。他則是唯一的，將這個會被他人斥之為神經病的夢，變為“甚見愛重，常侍帝前”的現實，真讓一幹人羨慕得不行，嫉妒得不行。因此，可以想象，少年意氣，春風拂麵，才子風流，如魚得水，這個政治和文學的“雙料明星”，在南京城裏該是如何的風光了。

應該說，解縉二十多歲，登上政治舞台，一亮相，一出手，還是得到一個碰頭彩的。在那個腦袋別在褲腰帶上，與朱皇帝玩的時候，早晨上朝，晚上能否活著回家，是打著問號的。但是，這個年輕人就敢給朱元璋上“萬言書”。《明史·解縉傳》中，保留著上書的部分章節，文章一開頭，直戳這個“殺人狂”的最敏感處。

臣聞令數改則民疑，刑太繁則民玩。國初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嚐聞陛下震怒，鋤根翦蔓，誅其奸逆矣。未聞褒一大善，賞延於世，複及其鄉，終始如一者也。

臣見陛下好觀《說苑》《韻府》雜書，與所謂《道德經》《心經》者，臣竊謂甚非所宜也。

按老朱以往的脾氣，每一個字都足以殺他一次頭。

但是，在官場中、在政壇上，又有幾個不是呼盧喝雉的賭徒呢？解縉賭齡不長，但敢投機、敢下注、敢出手，把腦袋押在牌桌上的勇氣不亞賭場老手。顯然，他揣摸出朱元璋要收刀入鞘，不想再當屠夫。自他洪武元年登基起，屠滅功臣名將，殺害勳戚親貴，鏟除膀臂股肱，血洗儒林文士，一直到洪武二十幾年，所殺掉的人，據明史專家吳晗統計，當不亞於他打江山時，南征北戰所消滅的敵人總數。於是，冒一下險，拋出幾句石破天驚的話，讓世人對他解學士刮目相看。

上書以後，他等著進錦衣衛，結果平安無事，初戰告捷。也許政治這東西，容易上癮，而且很難戒掉，他本應按朱元璋所說，回吉水閉門讀書十年。一直到1391年（洪武二十四年），仍賴在南京不走，並且介入了為李善長平反的活動中，成為虞部郎中王國用的幕後高參。那封上朱元璋書，就是他的手筆。這一次，行文放肆，鋒芒畢露，對朱皇帝將自己的兒女親家，也以謀反罪處死，竟用了“大謬不然”的指斥語，可見這位個子雖矮膽量卻大的解學士，在這場政治輪盤賭中，實際上是在賭運、在賭命了。

文章極佳，情理義憤，力透紙背：

善長與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勳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拜官，人臣之分極矣。藉令欲自圖不軌，尚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則大謬不然。（《明史·李善長傳》）

如果不是老朱殺夠了、殺累了，能放過這個上書的王國用和執筆的解縉嗎？情報係統肯定會向他匯報，陛下，這個矮子太狂妄了，竟敢如此大不敬，是殺，是剁，是斬，還是淩遲剝皮？居然，朱皇帝沒有表態。他在想，這個解縉說得也對，李善長幫著胡惟庸推翻朕，他能得到比朕現在給他更多的富貴嗎？

你得承認這位學士走運，但也得承認他審時度勢之精明、判斷決策之果敢。這第一局他贏得漂亮。接著的第二局，似乎輸了，又扳了回來，不賠反賺，算是小勝。1398年（洪武三十一年），太祖駕崩，傳位太孫，是為惠文帝。權力進行再分配之時，解縉認為他不能缺席。他從吉水匆匆到南京，沒想到一下船，被“有司劾縉違詔旨”。因為朱元璋有旨，要他在家讀十年書，至今才八年，不行。倘不回去補課，就把他派到外地當差。這也是官場摘桃心態，競爭者總是愈少愈佳。

解縉上下活動，四出求援，無論如何，他是冒天大風險為韓國公李善長平反冤獄、代王國用上書申訴過的，加之惠文帝登基後，亟想轉變其祖之暴政統治。解縉憑這點政治資本，被惠帝召為翰林待詔。這樣，在南京的他，又成為官場要員、文壇重鎮，自然這也是中國文人至盼的自在極樂境界，甚至到了今天，我的一些同行，也在摩頂削踵地為此而奮鬥呢！

從明朝焦竑《玉堂叢話》中，可以看到他馬不停蹄地應酬，四麵八方地聯絡，忙得要死的情景。“解大衝素無崖岸，求文與書者日輻輳，率與之，無厭倦意。或言有不當與者，公笑曰：‘雨露豈擇地而施哉？且人孰不可與進者？’”他信奉的人生哲學，就是“寧如有瑕玉，不作無瑕石”，可為、不可為，應為、不應為，如果需要，統統不在話下。到了這一步，他還有什麽“不能為”和“不敢為”的呢？所以，當1402年（建文四年），朱棣率靖難大軍，直趨南京，六月十三日，從金川門進入南京城的時候，做叔叔的永樂奪了他侄子建文帝的江山，眼看著就要改朝換代。解縉麵臨這場不死即降、不降即死的兩難局麵，在這第三局的博弈中，簡直和了個大滿貫。第一，他既無當烈士的欲望；第二，他也無殺身成仁的興趣，雖然一開始他也曾想到身殉故主的。六月十二日晚，他與幾位同道，決定殉國。據《明史·王艮傳》：“燕兵薄京城，艮與妻子訣曰：‘食人之祿者，死人之事，吾不可複生矣！’解縉、吳溥與艮、（胡）靖比舍居，城陷前一夕，皆集溥舍。縉陳說大義，靖亦奮激慷慨。”相約死殉。

這是一個赴義就死、義無反顧的場麵，人人熱血沸騰，家家熱淚盈眶。說實在的，中國文人在作秀演戲方麵，有著特別的天賦。尤其是解縉站在桌子上，估計因為身高的緣故，這樣好突出自己的形象。隻聽他慷慨陳詞，聲淚俱下，信誓旦旦地對大家宣布：諸位，我要是苟活下來，將來怎麽有臉去見地下的“情同父子”的太祖，在下主意已定，燕軍隻要前腳進城，後腳我就頭一個在文廟的大梁上，吊死自己，以儆降者。

受過太祖的恩，受過惠帝的恩，又是文章蓋世的國士，眾人當然以他馬首是瞻。這一番擲地有聲的話，說得在場的一個個人，無不慷慨激昂，義憤填膺，共同赴死，義無二心，寧死不屈，不做二臣，不能降敵為寇，不能辜負主恩。

等到解縉、王艮、胡靖相繼離開吳溥家後，吳溥的小兒子吳與弼，年紀尚小，不諳世事，讚歎地說：“胡叔能有這一份忠君效死的勇氣，真是了不起啊！”吳溥對他兒子說：“你先別這樣斷言，他殉死的可能性不大。依我看，也許隻有你王叔，沒準會走這一步。”

這時，比鄰而居的胡靖，對他家人大呼小叫：“你們快出去看看，亂糟糟的，趕緊把豬欄的門關緊，小心偷豬賊。”聽到這裏，吳溥看他兒子一眼，苦笑地說：“一條豬都這樣顧惜，更舍不得一條命了。”而在此時，住得不遠的王艮家，卻傳來了舉家的號啕哭聲。原來，他從吳溥家告辭回去，獨自關在書房裏，喝下早準備好的毒酒。等家人發現時，他已經倒地不起了。

當金戈鐵馬、荷槍實彈的北軍，湧在金川門通往皇宮的石板路上時，老百姓對進城的大軍，避之唯恐不及。獨有一個矮小身材的人影，正快步往燕軍大營走去。解縉出得門來，是朝文廟方向走去的，是要別人看到他實行自縊的諾言，但沒走多遠，拐了一個彎，鑽進小巷，改變路線，與文廟背道而馳，決定投奔燕王。軍士把他帶到司令部，朱棣立刻接見這個請求進謁的才子，他當然知道這位小個子文人是誰，在重臣方孝孺拒不合作、更不投降的情況下，能得到受知於太祖的解縉，也就相當滿足。

“好好好，歡迎解學士棄暗投明，共襄義舉。”

“愚臣來晚一步，早就應該過江迎接聖駕的！”

在他的牽線引薦之下，一批原惠文帝方麵的二三流文臣，也紛紛表態，竭誠擁戴新主。據《明史》：“成祖大喜。明日薦胡靖，召至，叩頭謝。李貫亦迎附。”

永樂是個有心機的皇帝，他知道自己師出無名，因此，必須要將自己扮演成一個興師而來，是為惠文帝壞了太祖規矩，而替天行道的形象。這個解學士，偏偏是他老爹欣賞的，有其可資號召的作用。連忙給他安排工作，編纂他向太祖建議過的這套類書，也就等於昭示天下，他才具有這一脈相承的嫡傳正統身份。

然而，他打心眼裏對他有多少尊敬嗎？才不。朱棣可不是傻子，若幹天後，“成祖出建文時群臣封事千餘通，令縉等編閱。事涉兵農錢穀者留之，諸言語幹犯及他一切皆焚毀。因從容問貫、縉等曰：‘爾等宜皆有之。’眾未對，貫獨頓首曰：‘臣實未嚐有也。’成祖曰：‘爾以無為美耶？食其祿，任其事，當國家危急，宜近侍獨無一言可乎？朕特惡夫誘建文壞祖法亂政者耳。’後貫遷中允，坐累，死獄中。臨卒歎曰：‘吾愧王敬止（艮）矣！’”

解縉不作聲，做惶恐狀，裝孫子。中國人多有演戲才能，而中國文人尤善於臨場表演。大約從六月十二日晚7點，到十三日早7點，不足12個小時，解學士的兩麵表演，卑鄙得那麽坦然自若，無恥得那麽津津有味，可謂登峰造極矣！這180度的大轉彎，連川劇的“變臉”也望塵莫及。這也應了明朝焦竑《玉堂叢話》中所說的，此君所信奉的“寧如有瑕玉，不作無瑕石”的人生哲學，180度的大轉彎，不能不說此君的變化是如此之大。盡管如此，我也不想將“小人”這個字眼，加諸解縉頭上。因為他這樣做，是他自己的生存之道，無可非議；而且，他也沒有拿別人當墊腳石或者當見麵禮。

也許由於我一輩子，從來沒好運碰上過這樣一位“君子式”的小人，僅這個緣故，我佩服他不害人，小人小得“光棍”。

這個極有眼力、極善揣摩、極能體會、極能迎合的解學士，一夜之間，易主而事，成為永樂的首席寵臣，是一點也不奇怪的。曆史上所有的皇帝，都不討厭馬屁，尤其不討厭文人拍馬屁，我也不解何故？也許文人的馬屁，講究一點修辭方式，不至於肉麻得直起雞皮疙瘩，能撫摸得主子更受用些吧？文人的馬屁，而且是一個高層次文人的馬屁，一定能按摩得主子通體舒泰、身心安逸的。所以，凡皇帝身邊，無不豢養著一批禦用文人。於是，朱棣馬上給這位解學士派下來修《太祖實錄》《永樂大典》這樣極體麵、極榮耀，也是極需要學問的重大差使。

據《明史》：“建文四年（洪武三十五年），八月壬子，侍讀解縉、編修黃淮入直文淵閣，尋命侍讀胡廣、修撰楊榮、編修楊士奇、檢討金幼孜、胡儼同入直，並預機務。”按永樂對解縉說：“代言之司，機密所係，且旦夕侍朕，裨益不在尚書下也。”這大明王朝的第一任首輔，是從他這兒開始的，可見“春風得意馬蹄疾”，解學士很快就又紅得發紫了。

我在替非要活下來的解學士想：在他的精神世界之中，有一股足以支撐著他堅持的力量，說句不那麽好聽的話，也就是賭本，朱元璋的許諾和期待，是他的生命線。這也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最大悲情，總把自己契約於統治階層，椎心泣血地維護其統治，而得到的結果，常常是被主人一腳踹開的一條討嫌的狗而已。可在未被踹開之前，那尾巴還是搖得有板有眼的。

朱元璋在大庖西室，對他說的“朕與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當知無不言”，便成了終生發揮藥效的興奮劑。他為這鐵券丹書式的聖諭不能死，他為政治投資、權力抱負、那飛黃騰達的夢也不能死。所以，我是不讚成那些“憤青”（包括年紀很大的“老憤青”），總是責備文人之真他媽的軟骨頭，總是責備我為文人（也為我自己）之苟且偷安辯，倡好死不如賴活說。盡管他們一再斥我混賬，看我的文字，氣不打一處來，我也隻好抱歉。因為我也看透了這些逞嘴皮之勇的鬥士，笑話別人軟骨頭，笑話別人貪生怕死，自己也並不實行“寧可站著死，決不跪著生”的政策，真到天塌那刻，頭縮得比烏龜還快。

其實，骨頭想硬何難，一挺脖子，刀光一閃，也就吹燈拔蠟；眼睛一閉，腦袋落地，也就萬事皆去。這時候，還有下筆千言、倚馬可待的可能嗎？想到這一點，你就得設法多活一分是一分，多活一秒是一秒。時下那些甚囂塵上、鬧得沸沸揚揚、被私諡為“先知”“先覺”的幾位學界名人，不也曾經是跪著求生的，口口聲聲“臣罪當誅兮”，享高官厚祿的革命者嗎？

中國人不信上帝，但喜歡造神，這真是很奇怪的民族特性。包括知識界，也難能免俗。隔三差五，總是要捏兩尊菩薩出來，自己磕頭，還要別人跟著作揖，這種當代“封神榜”煞有介事的表演，實在夠滑稽的。不過，這樣也好，如果某公“反右”時一氣之下跳樓身亡，會有後來仙風道骨的可能嗎？如果某老在幹校撞電線杆自殺，會有泣血稽顙的推崇者，在今天加諸其身的哀榮嗎？

解縉明白這個道理，死了死了，一死也就什麽都“了”，他不想“了”。和時下被追捧的學界大腕、思想先驅，當時不走林昭、張誌新之路，是同樣的聰明。

如果他馬馬虎虎，八九不離十，急流勇退，見好就收，安於此，老於此，解縉很可能成為中國文化史上的一位巨人。紀曉嵐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解縉《文毅集》的簡介，認為“縉才氣放逸，下筆不能自休，當時有‘才子’之目”，他持相當肯定的態度。對於那些演義戲說之類，他認為：“迄今委巷流傳其少年夙慧諸事，率多鄙誕不經。”毛澤東在延安寫過一篇文章，題為《改造我們的學習》，文中引用過的對子：“牆上蘆葦，頭重腳輕根底淺；山間竹筍，嘴尖皮厚腹中空。”就出自這位《永樂大典》總編纂的筆下。

如果才華橫溢、聰明透頂的解縉，此生隻當一個純粹的“文人式”官僚，或者“官僚式”的文人：第一，不會死得那麽早；第二，多活若幹年的話，“庾信文章老更成”，其文學成就，也許不亞於歐陽修，沒準後來者居上。但中國知識分子的政治情結，說來也是一種痛苦的自虐。明知是杯苦酒，但端起來總不撒手，而且喝起來總是沒夠的。於是，縱使滿腹經綸、才高八鬥的文人，隻要玩政治，最後，無不被政治玩，這也是一個規律。

因此，文人搞政治，麵對這杯苦酒，大致有三種飲法：

第一種，聰明一點的，淺嚐輒止，見好便收，急流勇退，金盆洗手。

又一種，不那麽聰明的，越喝越多，越飲越亂，不能自拔，無法收場。

再一種，覺得自己聰明，其實並不聰明的，進退失據，內外交困，搭上腦袋，血本無歸。

解學士，大概屬於三等，說不定還是等外的，一個成也政治敗也政治的文人。因為文人玩政治，屬於票友性質，最好淺嚐輒止，當真不得，尤其不能上癮。但是像他這樣聰明、機智、有眼力、善應對的知識分子，要他絕緣政治、疏離官場、告別權力、熄滅欲望，是根本做不到的。表現欲、強出頭欲、露一手欲、發出高分貝的聲音欲，成為他的本性。一個太政治化的文人，還有心思坐得下來做學問嗎？他那奇佳的胃口、奇精的腦袋，已經全身心地盤算著那個胖子朱高熾——大明王朝未來的第四任皇帝了。試想，朱元璋、朱允炆、朱棣，他都無一失手地周旋應付過來，有什麽理由不從現在起，就進行期前投資呢？

此時，他還不到40歲，他以為來日方長，若是像歐陽修那樣活得六十多歲，他認為自己很可能還要侍候第五位、第六位皇帝呢！可是，一肚子學問的解縉忘了，戰場上沒有常勝將軍，牌桌上同樣也沒有常贏的賭客，他怎麽可能永操勝券呢？

一個成功得太快速，成功得太意外，成功得令自己無法適應，令別人措手不及的幸運兒，就像在現代遊樂場裏，乘坐過山車那樣，在上升、下降、反側、旋轉的高速運動中，必然會產生失重感、暈眩感、腦缺血的空白感、美尼爾征候的方向迷亂感，必然會把握不住自己、控製不住自己，而瞬間失常的。這位成功人士，可以想象得知，在大成功麵前，該是如何縱容自己、放肆自己了。他寫過一首《廬山歌》，可以讀出他的自恃和自信，同時，也讀得出他的自大和自戀：

昔年拄玉杖，去看廬山峰。

遠山如遊龍，半入青天中。

四顧無人獨青秀，五老與我同舂容。

手弄石上琴，目送天邊鴻。

二儀自高下，吳楚分西東。

洪濤巨浪拍崖下，波光上與銀河通。

吸澗玄猿弄晴影，長鬆舞鶴號天風。

天風吹我不能立，便欲起把十二青芙蓉。

弱流萬裏可飛越，因之獻納蓬萊宮。

羲娥倏忽遂成晚，往往夢裏尋仙蹤。

如今不知何人采此景，樹下一老與我襟裾同。

披圖題詩要相贈，氣騰香露秋蒙蒙。

子歸煩語謝五老，幾時白酒再熟來相從。

他在詩中把自己擺在和廬山排排坐、吃果果相同的位置上，作為文學家是一種誇張，作為政治家則是一種狂妄。不過話又說回來，這個個子雖矮，膽量卻大的解學士，在政治輪盤賭中，確實具有賭運賭命的勇敢。他最了不起的一點，就是遭遇過朱元璋、朱允炆、朱棣、朱高熾，凡祖孫三代共四位皇帝的文人，固然，一方麵可以說他把這些皇帝給玩了，另一方麵也可以說無論你怎麽精明，最後的結果還是皇帝把你給玩了，這也是中國長期封建社會裏文人遭遇皇帝的必然下場。接下來，解學士又將賭注下在朱高熾身上。可是，一肚子學問的解縉竟忘了，三國時期的楊修，怎麽被曹操殺頭的，不就是摻和到曹丕、曹植的繼承遊戲中去嗎？封建社會中的皇位更迭，從來就是伴隨著血雨腥風的難產過程。狗拿耗子，用得著你多管閑事嗎？解縉自不量力地介入朱高熾和朱高煦的奪位之爭，而且卷進如此之深，分明是在找死！

先是，儲位未定，淇國公丘福言漢王有功，宜立。帝密問縉。縉稱：“皇長子仁孝，天下歸心。”帝不應。縉又頓首曰：“好聖孫。”謂宣宗也。帝頷之。太子遂定。高煦由是深恨縉。會大發兵討安南，縉諫。不聽。卒平之，置郡縣。而太子既立，又時時失帝意。高煦寵益隆，禮秩逾嫡。縉又諫曰：“是啟爭也，不可。”帝怒，謂其離間骨肉，恩禮浸衰。（《明史》）

1410年（永樂八年），他又犯了一個極其愚蠢的錯誤：“縉奏事入京，值帝北征，縉謁太子而還。”應該聰明卻是一位笨伯，應該靈敏卻是一隻呆鳥的解學士，在這第四場博弈中，連連敗績，現在又做出這等授人以柄的傻事，隻好將身家性命統統搭進去了。“漢王言縉伺上出，私覲太子，徑歸，無人臣禮。帝震怒。逮縉下詔獄，拷掠備至。”

好了，他的故事到此也告結束。

嗚呼，解縉詩雲“天風吹我不能立”，他要是有一點先見之明，預知最後凍死在雪堆裏的命運，還會如此耽迷政治、熱衷名利、酷嗜權力，到成癮成癖的地步嗎？不過，看時下一些同行，經營競逐之積極，張羅奔走之忙碌，上下其手之努力，攀緣迎附之熱烈，好像還很難說這位學士就肯消停下來的。

“十個文人，九個輕狂。”這種說法，也許不無道理。

1415年（永樂十三年），“錦衣衛帥紀綱上囚籍，帝見縉姓名曰：‘縉猶在耶？’綱遂醉縉酒，埋積雪中，立死。年四十七。籍其家，妻子宗族徙遼東”。

明朝的牢，是中國曆史上最糟糕的牢；明代的刑法，是中國曆史上最殘暴同時又是最殘忍的刑法。當獄門打開，解縉透過來一絲光亮，見錦衣衛帥紀綱為他端過酒來，起初，他還真嚇得有點魂不守舍，以為是一盞鴆酒。休看知識分子像死了的鴨子那樣嘴硬，到了坎節上，腿一軟，馬上就反彈琵琶。“這，這，這……”他囁嚅得都說不出一句整話。幸好，紀綱先啜了兩口，以示無礙，然後告訴他，賀你啦，解學士，永樂爺說，想不到你仍舊活在這個世界上呢！

解縉怔住了。

這場麵如果搬上京劇舞台，肯定會有下列對話：

“當真？”

“當真。”

“果然？”

“果然。”

喝著這位警察局長殷勤滿上的酒，他不禁湧上當年洪武爺麵諭的回憶：你這個小小的解縉，先回去讀十年書，再來為官。於是，學士不禁忽發奇想，也許，應了萬歲爺的話，難道，這是我長劍出匣、剖璞為玉的一天來臨？總是容易往好裏想，往有利的方麵想，是中國知識分子的致命傷，尤其統治者將他往死裏整的時候，這種機會主義的**心理，麻醉得他刀架在脖子上，還感恩戴德。

如果在百分百必死的可能性中，有百分之零點一的幾率，可能不至於死，可能有存活下來的一絲生機，會全身心地撲過去，會構想出圓滿，會幻化出美麗，會信以為真，會陶醉其中。嗚呼，這位特聰明的才子啊！死到臨頭尚不覺，坐久了牢的那張蒼白的臉，竟出現一絲潮紅。

他一個勁兒地把喝罄的杯子，伸到紀綱手中的酒壺嘴邊。“滿上，滿上！”

喝得醉意盎然的解縉，想起朱元璋的期以父子的恩榮，想起朱棣的不恥下問的寵遇，對著這位不知殺了多少人的近衛軍頭子，不禁滿臉淚水，涕泗滂沱起來。他是喝足了燒酒，爛醉如泥，獄卒將其埋在雪堆裏，將其生生凍死。這對皇帝來說，是有趣的死；這對文人而言，則是可怕的死。在這個緩慢的生命終結的過程中，解學士恐怕連一句打油詩也謅不出口了。

20世紀的60年代，我在東北森林中修過鐵路，當過苦力，嚐過零下數十度的寒冷，知道冷是什麽滋味。據說，人在凍死的過程中，看到的已不是皚皚的雪，所有的積雪都化為熊熊的火焰，於是在無比的煦暖中，笑著走向死亡。

我想，解縉笑著死，那樣子是相當難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