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明

朱元璋（1328—1398）　明朝開國皇帝，濠州鍾離人。他在位期間，社會生產逐漸恢複和發展，並進一步加強了中央集權。但他晚年偏好誅殺，未能善始善終。

明朝無名氏的《翦勝野聞》載：

太祖視朝，若舉帶當胸，則是日誅夷蓋寡。若按而下之，則傾朝無人色矣。中涓以此察其喜怒雲。

這個嗜殺的太祖，就是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在中國三百多個帝王中間，也就隻有他是真正來自草根階層的卑微人物。幾千年來，農民起來造反者無數，失敗者也無數，而他卻是成功坐上龍椅的“唯一”。與他景況相類似者，還有一個，那就是漢高祖劉邦。近人錢穆說：“除卻漢高祖，中國史上由平民直起為天子者，隻有明太祖。”不過，劉邦非絕對之平民，當過泗水亭長，介乎派出所長與街道委員會主任之間，官職不高，但吃公糧，領取九品或從九品的俸祿，用公帑支付工資，那就是官員。在中國，再小的官也是官，官就是管，管就是權。亭長，管轄約方圓十裏的範圍，後來他發達了，又回到他當亭長的老家，一張口，“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那底氣，那聲勢，絕非一朝一夕之功，也絕非一個升鬥小民吼得出來的。

朱元璋好殺人，這一點劉邦有點慚愧，但要論牛氣、大氣，朱元璋就差池多了。明朝陳繼儒《狂夫之言》中載：“太祖常躬祭曆代帝王廟，至漢高像前曰：‘我與公皆布衣，起得天下。公是好漢子！’命再加一爵。”其實，朱元璋這個赤貧無產階級，或流氓無產者，根本沒法跟泗水亭長相比。從他自敘《朱氏世德之碑》，“某自幼多疾，舍身皇覺寺中。甲申歲，父母長兄俱喪，某托跡緇流。至正二十四年，天下大亂，淮兵蜂起，掠入行伍……”來看——

明太祖朱元璋來自草根階層，但卻嗜殺成性。圖為明朝陳洪綬所繪的朱元璋像。

他的職業：第一，當過和尚；第二，混過盲流；第三，幹過兵痞；第四，做過蟊賊。

他的履曆：第一，在地主家放過牛；第二，在廟宇裏掛過單；第三，在流浪時討過飯；第四，在落草中打過劫。

雖然按照曾經流行的觀點，這都是他的優勢，他比劉邦更無產階級、更苦大仇深、更徹底革命、更立場堅定。但在封建時代的人們眼裏，這都成為他的劣勢，這些不光彩的過去那是上不得台盤的。為這些胎記，當上皇帝以後的朱元璋，很自卑，很惱火，很覺得玷汙自己，很感到恥於談論。他說，可以；別人說，不行。就構成他絕對碰不得、始終解不開的心結。

洪武年間，開科考士，太祖翻閱考中的生員名單，一名來自江西婺源的姓朱的舉子，吸引住他的目光。如果此人是南宋朱熹後裔的話，排個轉折親，攀上一位先賢當祖宗，豈不很是光彩麽？那個考生當然了解太祖殺人不眨眼的脾氣，哪敢撒謊，連忙申辯與朱熹並非同宗，連遠房也不是。朱元璋一想，這樣一個學子，都不冒認聖人為祖，朕就更犯不著了，遂寢息了這個認祖的念頭。

這是一件小事，但可了解朱元璋心底裏的這個“結”，左右著他的一生。

現在無從知道，明太祖在他闖**江湖、廝殺搏鬥、走投無路、跌倒爬起的早期歲月中，是如何飽受生員官吏、豪門士族、衙隸差役、地主富戶欺壓的？當初遊方乞討、流浪為生之際，沒有機會讀書、沒有可能成為讀書人，是如何被同齡人笑話他不識字，笑話他大老粗，耍他蒙他，從而產生對知識分子的嫉妒和厭惡心理的？一個活生生的人，被迫害而無法抗爭，被鎮壓而不能反彈，鬱積於胸，深藏於心，總有爆發的一天，何況朱元璋？積怨生恨，久恨成仇，就像酵母一樣膨脹，便釀成對官員、對富戶、對文化人的血海深仇。待他有了報複的機會，有了報複的手段，嗜殺——便是他那數十年積鬱心結的一次釋放、一種補償。

所以，他老婆馬皇後跟他廝守一生，最後沉屙不起，知道死之將至，無法挽救。太醫們雖精心會診，盡力治療。誰知她寧可等死，堅決拒絕用藥。朱元璋大火，跑到後宮去，責問她為什麽？馬皇後說：“我吃藥也是死，不吃藥也是死。可我吃了藥死後，你一定要殺這些太醫們的頭。與其如此，還不如不吃藥而死，可以保全這些太醫們。”這一段野史，人稱“馬皇後憐惜太醫”。由此可見，這位皇帝的嫉恨心結，發作起來，其殘忍，其猜忌，其動輒殺人之不問情由，與他同生死共患難的老婆，對他無所不用其極的狠毒，斬草除根的決絕，也是無可奈何的。

清朝趙翼在《二十二史劄記》載：“蓋明祖一人，聖賢豪傑盜賊之性，皆兼而有之者也。”清朝萬斯同論朱元璋：“蓋自暴秦以後所絕無而僅有者。此非人之所敢謗，亦非人之所能掩也。”按照近代精神病學的研究，他的這種近乎瘋狂的嗜殺行徑，基本上屬於心理變態。清朝談遷的《談氏筆乘》中提到：“太祖好微行，察政理，微行恐人識其貌。所賜諸王侯禦容，蓋疑象也。真幅藏之太廟。”看來，他的嫉恨心結，隨著他登基以後愈演愈烈，他的嗜殺之性隨著他為帝以後變本加厲。據吳晗的《朱元璋傳》說，他打江山30年，坐江山30年，當上皇帝以後殺掉的人，要比他未當上皇帝前所殺掉的人，至多不少。僅一個“胡惟庸案”、一個“藍玉案”，株連人數之多，牽扯地域之廣，前後共屠殺五六萬人，真是駭人聽聞的人口滅絕。“村墟斷炊煙，隴上無行人”，這是當時詩人筆下的大案開殺的慘狀。

在明人筆記中，關於朱元璋私訪而大開殺戒的記載頗多，如無名氏的《翦勝野聞》中載：“太祖嚐微行京城中，聞一老媼密指呼上為老頭兒。帝大怒，至徐太傅家，繞室而行，沉吟不已。時太傅外出，夫人震駭，恐有他虞，稽首再拜曰：‘得非妾夫徐達負罪於陛下耶？’太祖曰：‘非也，嫂勿以為念。’亟傳令召五城兵馬司總諸軍至，曰：‘張士誠小竊江東，吳氏至今呼為張王。今朕為天子，此邦居民呼朕為老頭兒，何也？’即令籍沒民家甚眾。”如馬生龍的《鳳凰台記事》中載：“元宵都城張燈，太祖微行至聚寶門外，見民間張一燈，上繪一大足婦人，懷一西瓜而坐。上意其有‘淮西婦人好大足’之訕，乃剿除一家九族三百餘口，鄰裏俱發充軍。”

封建社會的小農經濟，決定了個體農民的生存狀態。他們無非四件事：春耕、夏播、秋收、冬藏；無非四個“頭”：生活在炕頭、勞動在地頭、最遠到村頭、最終到墳頭。終其一生，僅此而已。在一個農民的心目中，地頭乃維係生存的根本，對朱元璋這樣一個當了皇帝的農民來講，國家就是他的地頭。所以，他把宰相取消，耕耘、灌溉、鋤草、施肥，事無巨細，無不親手操持，即或傭工，兩眼也盯得溜直。清朝黃宗羲《明夷待訪錄》中說：“有明一代政治之壞，自高皇帝廢宰相始。”凡農民（或原來的農民），凡莊稼漢（或早先的莊稼漢），隻要手中擁有權力（上至一個國家，下至一個單位），都崇尚高度集中，絕不相信他人，更不假手他人。然而，國家那麽大，你朱元璋縱有三頭六臂，日理萬機，也有管不過來的時候。具體而微的國家行政事務，唯有托付給有知識、有文化、有能力的人進行管理。正如一個老農忙不完地頭的莊稼活，不得不請鄰居幫忙，不得不雇長工、短工，盡管他信不過，但也不得不這樣去做。

如果說朱元璋借微行察訪，是因為他不放心老百姓，而他主持朝政那就更加不放心讀書人了。因為他內心中這個“結”，總在提醒他，這些知識分子，會不會給他耍心眼，會不會跟他不合作，會不會看他的笑話，會不會出他的洋相。尤其那些有思想、有才能、有威信、有人望的知識分子，更被他視作心腹之患。朱元璋這種殘暴陰刻的念頭、自負褊狹的行為、猜忌懷疑的心態、與人為敵的戒懼，自然與他早年受欺壓、遭摧殘、被排斥而抬不起頭來的成長曆程有關。自然也與過去人家不把他當人對待，現在他也不將這些人當人對待，產生強烈的逆反心理有關。他對手下的這些功臣夙將、文武官員，總提防著、總戒備著、總敏感著、總介意著，甚至有點病態的神經質，而神經繃緊到一定程度就要開刀問斬。

在《國史大綱》中，錢穆分析朱元璋的這種與讀書人為敵的意識形態之形成淵源時說：

宋太祖懲於唐中葉以後武人之跋扈，因此極意扶植文儒。明太祖則覺胡元出塞以後，中國社會上比較可怕的隻有讀書人。但是所謂傳統政治，便是一種士人的政治。明太祖無法將這一種傳統政治改變，於是一麵廣事封建，希望將王室的勢力擴大。一麵廢去宰相，正式將政府直轄於王室。既不能不用士人，遂不惜時時用一種嚴刑酷罰，期使士人震懾於王室積威之下，使其隻能為吾用而不足為吾患。

早年間，朱元璋與其他起義軍作戰打天下的時候，還是很注意延攬士人，以為己用的。譬如提出“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的高升，譬如提出“不嗜殺人，故能定天下於一”的唐仲實，再譬如劉基，譬如宋濂等等。而且，他能夠從淮北起家，渡過長江，西與陳友諒戰，南與方國珍戰，東與張士誠戰，然後定鼎金陵，為他出謀劃策、運籌帷幄者，都是這批由他敦請入幕的知識分子。但江山坐穩，這些有著自己觀點信念的軍師謀士，這些在征戰中立下卓著功勳的名帥夙將，很有礙於他的統治，他登基沒幾年，就開始收拾這些老夥計、老戰友，和那些不得不使用可又不得不防範的文人了。

明初，元朝知識分子看不起朱元璋，就因為他小和尚出身、為兵為匪的經曆，並不和他積極合作。加之後來他對待臣下的手段惡劣，名聲不佳。尤其是他暴虐的“廷杖”，當著陛下，當著朝廷，揍他的臣下，令人生厭。當眾脫下褲子被按住打屁股，每五棍換一個打手，這種施之於朝臣的“廷杖”，不僅受人飽嚐羞辱，即使被杖者命大，不致斃命，也將終生殘疾不起。中國曆史上的“廷杖”，以明朝最為盛行，就是太祖帶的頭，一直到末帝崇禎，終明之世，不絕於書。因此，當時的士人以服官為畏途，清朝趙翼《二十二史劄記》載：“時京官每旦入朝，必與妻子訣，及暮無事，則相慶以為又活一日。”

朱元璋一看文人紛紛借故推托，指名也不來，給官也不做，頓時火起，下了一道禦旨，叫做“寰中士夫不為君用”的律例。這意思就是，別以為朝廷多麽待見你們這班人，可我需要爾等為朕效力的時候，必須馬上報到上班，不來就是犯罪行為。“貴溪儒士夏伯啟叔侄斷指不仕，蘇州人才姚潤、王漠被征不至”，就按照這條“不為君用”的律令，將他們“誅而籍沒其家”。

如果說，引發朱元璋對開國元勳大開殺戒的借口，是謀反叛亂，那麽他對知識分子的鎮壓，就是不能容忍這些讀書人對他的“譏訕”，尤其不要碰他的“忌諱”。他的心結，是絕對的禁區，誰碰誰就遭殃。魯迅先生筆下的阿Q，因為頭禿，連“光”、連“亮”都在忌諱之列，這種農民心理可算是一脈相承。那個小D，曾經語帶不遜地譏諷過，阿Q不但怒目而視，還扭抱住他打了一架。如果阿Q成了皇帝，金口玉言，那小D肯定被抓起來拉出去斃了。說到底，朱元璋是農民，而農民在小農經濟狀態下形成的狹隘、封閉的意識，就免不了要有阿Q這種由極其自卑轉捩成極其自尊的護短心理。

明朝黃溥《閑中今古錄》載：杭州教授徐一夔撰寫了一份賀表，上呈朱元璋討好。馬屁拍得夠響的，其中有“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為世作則”等阿諛奉承語句。誰知朱元璋閱後大怒，他說：“‘生’者，僧也，以我嚐為僧也，‘光’則無發也，‘則’字音近賊也。”遂下令把教授斬了。《閑中今古錄》又載：洪武甲子，朱元璋開科取士，一些功勳大臣不服，認為他輕武重文。朱元璋講：“世亂則用武，世治則用文。”勳臣們提醒他：“此固然，但此輩善譏訕。”並舉了朱元璋當年的死對頭、另一位起義軍領袖張士誠的例子告誡他。張士誠原名九四，對儒士相當禮遇，因嫌“九四”做名不雅，請教這些儒士，才改為張士誠這個名字的。朱元璋一聽，說：“這名字不是蠻好嗎？”哪知道這些勳臣說：“《孟子》裏有一句‘士誠小人也’，這根本就是在變著法兒罵他，他不明白罷了！”這正好碰上朱元璋的心結上，從此對士人和他們的文字，挑剔找碴，沒完沒了。

明朝皇甫錄《皇明紀略》載，太祖曾命令狀元張信教他的兒子們寫字，張信用杜甫詩“舍下筍穿壁”作為臨摹字式。朱元璋一見這五個字，莫名其妙地大怒：“堂堂天朝，何譏誚如此？”說話間把這位狀元推出去腰斬了。僧人來複上謝恩詩，其中有“金盤蘇合來殊域”、“自慚無德頌陶唐”兩句，朱元璋閱後發火了，認為頭一句“殊”字是“歹”和“朱”二字合起來的，是在咒罵他；認為後一句是諷刺他無德，“雖欲以陶唐頌我而不能也，遂斬之”。

這種毫無理性的“忌諱”，這種純係腦殘的“找碴”，其實是和這位皇帝的文化弱勢相聯係，是受到他那可怕的陰暗心結所驅使，也是曆代草根階層出身的帝王仇視知識、痛恨文明、輕蔑文人、憎惡文化的必然結果。現在，我們終於讀懂《阿Q正傳》最後第九章《大團圓》中，為什麽阿Q使盡了平生的力氣畫圓圈，立誌要畫得圓了？說白了，這個末莊農民，也是生怕別人笑話，與當上皇帝的農民朱元璋一樣，有著與生俱來的對於讀書人、對於文化人、對於知識分子的嫉恨心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