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啟死定了

高啟（1336—1373）　元末明初詩人，江蘇蘇州人。參加編修《元史》，受命教授諸王。為“明初詩文三大家”之一。後因連坐而被腰斬。

征途險巇，人乏馬饑。

富老不如貧少，美遊不如惡歸。

浮雲隨風，零落四野。

仰天悲歌，泣數行下。

（《悲歌》）

詩隻八句，但詩人所寫出來的悲愴之情、危絕之境、蒼茫之意、孤憤之心，那種藝術上的震撼力是相當強烈的。這些詩句，讓人想起陳子昂《登幽州台》的大氣、李白《蜀道難》的壯觀，甚至想起更早年代曹操《苦寒行》和《卻東西門行》的深沉凝重。包括結尾“仰天悲歌，泣數行下”的斷然收煞，也類似曹操“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那戛然而止的句式。這首詩，這種令人不可思議的構想，如果不標出係明初詩人高啟的手筆，以其雄渾的漢唐氣派，沒準會誤認為至少不晚於唐的一首古風。

現代的讀者，顯然不太熟悉這位在中國，已經很冷門的人了。高啟，長洲（今江蘇蘇州）人，生於1336年，死於1374年，隻活了38歲。字季迪，號槎軒，元末大亂，曾避難鬆江青丘，又號青丘子。他的代表作《青丘子歌》，其實就是他的歸隱宣言、他的追求目標、他的文學宗旨、他的詩歌人生：

青丘子，臞而清，本是五雲閣下之仙卿。何年降謫在世間，向人不道姓與名。鑷履厭遠遊，荷鋤懶躬耕。有劍任鏽澀，有書任縱橫。不肯折腰為五鬥米，不肯掉舌下七十城。但覓好詩句，自吟自酬賡。田間曳杖複帶索，旁人不識笑且輕。謂是魯迂儒、楚狂生。青丘子，聞之不介意，吟聲出吻不絕咿咿鳴。朝吟忘其機，暮吟散不平。當其苦吟時，兀兀如被酲。頭發不暇櫛，家事不及營。兒啼不知憐，客至不果迎。不憂回也空，不慕猗氏盈。不慚被寬褐，不羨垂華纓。不問龍虎苦戰鬥，不管烏兔忙奔傾。向水際獨坐，林中獨行。斬元氣，搜元精。造化萬物難隱情，冥茫八極遊心兵，坐令無象作有聲。微若破懸虱，壯若屠長鯨，清同吸沆瀣，險比排崢嶸。靄靄晴雲披，軋軋凍草萌。高攀天根探月窟，犀照牛渚萬怪呈。妙意俄同鬼神會，佳景每與江山爭。星虹助光氣，煙露滋華英，聽音諧《韶》樂，咀味得大羹。世間無物為我娛，自出江石相轟鏗。江邊茅屋風雨晴，閉門睡足詩初成。叩壺自高歌，不顧俗耳驚。欲呼君山老父攜諸仙所弄之長笛，和我此歌吹月明。但愁效忽波浪起，鳥獸駭叫山搖崩。天帝聞之怒，下遣白鶴迎。不容在世作狡獪，複結飛佩還瑤京。

這首自敘詩，與李白的“但用東山謝安石，為君談笑靜胡沙”的入世不同，也與杜甫的“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濟世不同，而在元末明初這樣一個戰爭環境中，要想遠離動亂求得安寧，隻有一個選擇，那就是“不問龍虎苦戰鬥，不管烏兔忙奔傾”的出世。

這首詩，結構之奇特，句法之跳躍，用詞之突兀，選字之怪異，堪稱“一絕”。

這首詩，想象之豐富，意境之廣博，靈感之飛騰，情感之高蹈，堪稱“二絕”。

這首詩，思想之自由，精神之挑戰，好惡之強烈，愛憎之分明，堪稱“三絕”。

曆史上習慣將他與楊基、張羽、徐賁稱為“吳中四傑”，也有人稱為“明初四傑”。《明詩紀事》評價高啟：“允為明三百年詩人稱首，不止冠絕一時也。”明人李東陽對“明初四傑”這樣的提法不以為然，他說：“國初稱高、楊、張、徐，高才力聲調過三人遠甚，百餘年來，亦未見卓然有過之者。”

紀曉嵐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對高啟、對其主要著作《大全集》《鳧藻集》的撰述，評價是相當高的。“啟天才高逸，實據明一代詩人之上。其於詩，擬漢魏似漢魏，擬六朝似六朝，擬唐似唐，擬宋似宋。凡古人之所長，無不兼之。振元末纖穠縟麗之習，而反之於古，啟實為有力。”同時，紀昀也為其英年早折未展才華，深表遺憾，高啟“行也太早，殞折太速，未能熔轉變化，自為一家，故備有古人之格，而反不能名啟為何格。此則天實限之，非啟過也”。

有什麽辦法呢？文人的生命力本來不濟，而天才的文人又更加脆弱些。即使老天讓他活，皇帝不讓他活，那也隻好認命。朱元璋非要他死，而且一直在找機會讓他死，他豈能不死？第一，朱元璋視他為死敵張士誠死黨之一。第二，朱元璋得國後，詔赴京城修《元史》，他有過辭意，這使得朱元璋不悅。小人不可得罪，他得罪了“天字第一號小人”，會有他好？第三，洪武三年，朱元璋要授他戶部侍郎一職，他卻自陳年少不當重任，被賜金放還。明擺著不給老朱麵子，還好意思拿人家的銀子。詩人也不掂量掂量，這幾兩金子，是拿得還是拿不得，竟然以為朱皇帝對他夠意思，放他回家當隱士去呢！殊不知俗話有道，不怕賊逃，就怕賊惦。皇帝老子記定了你，要給你顏色看，你躲到天邊也不行的。何況，在中國數百個帝王中間，老朱是最小人的一個，高啟躲了初一，躲不了十五，死定了。

清朝的紀昀，在文壇是主流派，在政壇是在朝派，自然不能信口議論帝王的是非，哪怕是前朝的也不置褒貶。因為他怕當今聯想，你現在說朱元璋的壞話，焉知你將來會不會有一天，嚼我乾隆的舌頭根子？所以，就文章談文章，就詩歌談詩歌，專談高啟的創作成就。至於怎麽死的，如何死的，一律采取“模糊哲學”。這位學富五車的聰明人說：

唐時為古文者，主於矯俗體，故成家者蔚為巨製；不成家者，則流於僻澀。宋時為古文者，主於宗先正，故歐、蘇、王、曾而後，沿及於元，成家者不能自辟門戶，不成家者，亦具有典型。啟詩才富健，工於摹古，為一代巨擘。而古文不甚著名，然生於元末，距宋未遠，猶有前輩軌度，非洪、宣以後漸流於膚廓冗遝、號台閣體者所能及。

雖然紀昀指出高啟“工於摹古”，但即使“摹”，這位老先生也肯定他的不同凡俗、自成一格之處：“特其摹仿古調之中，自有精神意象存乎其間，譬之褚臨禊帖，究非硬黃雙鉤者比，故終不與北地、信陽、太倉、曆下，同為後人詬病焉。”

紀曉嵐主持《四庫全書》的編政，閱盡數千年的古人，讀遍數萬卷的著作，含英咀華，擇選定奪，品評勘磨，剔誤抉訛，你不能不承認他是大鑒賞家，你也不能不承認他評斷的權威地位。他褒高啟的同時，將北地（李夢陽）、信陽（何景明）、太倉（王世貞）、曆下（李攀龍）諸名家，貶了一通，這種揚此抑彼的鮮明做法，在卷帙浩繁的“提要”中，是不多見的。我想，這是否為紀昀的皮裏陽秋手法？因為他說高啟為“一代巨擘”，惜未能形成自己的風格，接著又說這不是高啟的過錯，是老天不給他“熔轉變化，自為一家”能夠活得更長一點的時間。

那麽高啟未能給明代文壇增添光彩，這筆賬應該記在誰的頭上。紀昀嘴上不說，大家心裏有數。才38歲的高啟，被腰斬處死，又說不上犯了什麽滔天罪行，不能不為中國曆史一歎，也不能不為中國文人的悲劇命運一哭。

腰斬，這種刑法，即使在草菅人命的舊時代，也並不常常使用的。曆史上隻有一個秦朝、一個明朝，是比較熱衷酷刑的朝代，秦始皇殺人如草，朱元璋殺人如麻，腰斬自然是少不了的花樣。於是，秦朝的李斯、明朝的高啟，首當其衝，成為腰斬的刀下之鬼。

因此，在被奪命的中國人中間，這兩位應該算是死得最不幸、最慘烈的。

高啟之死，在吳晗的《朱元璋傳》裏，是這樣表述的：

蘇州知府魏觀把知府衙門修在張士誠的宮殿遺址上，被人告發。元璋查看新房子的《上梁文》有“龍蟠虎踞”四字，大怒，把魏觀腰斬。僉事陳養浩作詩：“城南有嫠婦，夜夜哭征夫”，元璋恨他動搖士氣，取到湖廣，投在水裏淹死。翰林院編修高啟作《題宮女圖》詩：“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宮禁有誰來？”元璋以為是諷刺他的，記在心裏。高啟退休後住在蘇州，魏觀案發，元璋知道《上梁文》又是高啟的手筆，舊恨新罪一並算，把高啟腰斬。

這位叫魏觀的知府，修浚河道，重建衙門，本想留下一點德政，沒想到他還拖累了高啟，都成了刀下之鬼。舊時蓋房子，上梁是屋頂的關鍵工程，要燒點香燭紙馬，要奉上三牲貢獻，要有一篇朗朗上口的《上梁文》，這是規矩。蘇州是座人文薈萃的古城，蓋的是知府衙門，自然要請一位當地的文人動筆。魏觀認為這件事非高啟莫屬，便派人到鬆江青丘去請他。誰也沒料到，正是這篇文章斷送了國子監祭酒魏觀、翰林院編修高啟的兩條命。

據明朝楊循吉《吳中故語》，朱元璋對原來張士誠的屬地及屬地的政治文化經濟中心蘇州，以及屬地的老百姓，一百個不放心，因為他稱帝後，吳地的黎民百姓依舊懷念這位憐民的張王，依舊懷念他寬下的統治，依舊偷偷地給他燒“九四香”，張士誠的小名叫張九四。朱元璋很不安，但更嫉妒，所以派遣過來很多特務，一動一靜，無不在他的掌握之中。

蒲坼（即魏觀）碩學夙充，性尤仁厚，賁臨之久，大得民和。因郡衙之隘，乃按舊地以徙之，正當偽宮之基。初城中有一港曰“錦帆涇”，雲闔閭所鑿，以遊賞者，久已湮塞，蒲坼亦通之。時右列方張，乃為飛言上聞，雲：“蒲坼複宮開涇，心有異圖也。”時四海初定，不能不關聖慮，乃使禦史張度覘矣。禦史至郡，則偽為役人，執搬運之勞，雜事其中。斧斤工畢，擇吉構架，蒲坼以酒親勞其下人予一杯，禦史獨謝不飲。是日高太史為上梁文。禦史還奏。蒲坼與太史並死都市，前功遂輟。

而明代祝允明《野記》，更是駭人聽聞：

魏守（觀）欲複府治，兼疏溶城中河。禦史張度劾公，有“典滅王之基，開敗國之河”之語。蓋以舊治先為偽周所處，而臥龍街西淤川，即舊所謂錦帆涇故也。上大怒，置公極典。高太史啟，以作《新府上梁文》與王彝皆與其難。高被截為八段雲。

李斯在鹹陽被腰斬，斬成幾截，司馬遷的《史記》沒有記載。高啟在南京被斬成八段，是有據可查的。除了祝允明外，明朝李賢的《古穰雜錄》也有類似文字。數百年後重讀這類史料，那令人發指的刑戮場麵，那慘不忍睹的世間悲劇，仍令人驚心觸目。一個大活人，攔腰斬成兩截，就夠殘忍的了，還要再分切成八段，那就更為恐怖，與剁成肉泥相差無幾。你不能不佩服這位絕對流氓無產者出身的皇帝，對知識分子下手之狠、之毒、之無所不用其極。史稱之為“暴秦”的統治者，從屠夫的角度，恐怕也要對他肅然起敬，甘拜下風。

朱皇帝，還是您行！

您就抓住“龍蟠虎踞”四個字，把一幹還在那裏搖頭晃腦、吟詩作對的知識分子，“哢嚓”“哢嚓”幾鍘刀，打發到陰曹地府去了，佩服，佩服！

其實，你借給高啟膽子，這位詩人敢造反嗎，拍馬屁還來不及呢！1368年（洪武元年），朱元璋定都南京，高啟應召入朝，授翰林院編修，修《元史》。這期間，他寫了不少詩篇。其中，有一首古風，你可以說它是一篇討好文章、一篇應景文章、一篇向領導表態的文章，但從他手下寫出來，縱橫捭闔，豪邁大氣，詞精意深，不落俗套，非凡夫俗子所能為。你得承認，到底是“桂冠詩人”，連哄這個很不好哄的朱皇帝，也能在不露聲色間，將老爺子撫摩得很舒服。而且不像有些作家詩人，拍得下作，捧得露骨，也許正因為如此，陛下才會延請他為皇家西席，教育他許多皇子中的一個。詩為：

大江來從萬山中，山勢盡與江流東。

鍾山如龍獨西上，欲破巨浪乘長風。

江山相雄不相讓，形勝爭誇天下壯。

秦皇空此瘞黃金，佳氣蔥蔥至今王。

我懷鬱塞何由開，酒酣走上城南台；

坐覺蒼茫萬古意，遠自荒煙落日之中來！

石頭城下濤聲怒，武騎千群誰敢渡？

黃旗入洛竟何祥，鐵鎖橫江未為固。

前三國，後六朝，草生宮闕何蕭蕭。

英雄乘時務割據，幾度戰血流寒潮。

我今幸逢聖人起南國，禍亂初平事休息。

從今四海永為家，不用長江限南北。

（《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

盡管結尾幾句近乎吹捧，可端誰的碗，不得服誰的管呢？文人固然清高，可也不能不食人間煙火，受人錢財，為人消災，寫篇把諛墓辭，撰幾句捧場話，說一點中聽的，戴兩頂高帽子，無傷大雅，也無不可。但是，此刻他要收拾你了，蘇州有什麽好“龍蟠虎踞”的？一句話，推下去，腰斬了。這就是朱元璋，像所有翻臉不認人的小人一樣，不念舊情，早把那首洋洋灑灑的古風忘掉了。

明太祖嗜殺成癮，特別熱衷於消滅文人，一是源於農民的狹隘意識，對於知識分子非我族類的排斥、懷疑、壓根兒的不信任；二是來自草根階層的他，坐上龍椅以後，那種先天的自卑心理，是絕對碰不得當過小和尚、做過盜牛賊的過去。他一波一波地製造“文字獄”案件，清除知識分子，是與他由自卑到自尊的蹦極所導致的失衡，是處於劣勢文化狀態下那種鬱悶對優勢文化的逆反，於是，血腥鎮壓，瘋狂屠殺，便是他那精神的釋放宣泄之道。

據吳晗《朱元璋傳》引《明朝小史》，朱元璋剛當上皇帝，修玉牒時，很想借名人的光，好遮住自己腿上未洗淨的牛糞和泥巴。物色了半天，南宋的大儒朱熹，那位得以配享孔子的聖人還可以利用。後來，有一姓朱的典史朝覲他，都否認與朱熹的關係。朱元璋頓時省悟過來，區區小不剌子都不冒認祖宗，我堂堂大皇帝幹此等事，被戳穿了豈不貽人笑柄？

每個人都有其軟弱的下肋，這就是老朱的一塊心病。後來，他學那位亭長劉邦，“將相王侯，寧有種乎”，幹脆撕破臉皮，不諱自己為“出身寒微”的“淮右布衣”，係“起自田畝”的“江左匹夫”。但是，他自己怎麽說都可以，你說不行。你知識分子，哪怕眼光裏流露出一絲蔑視，就要拿腦袋來見。當時，就有許多上奏表的官吏，當然都是有文化的人了，由於一些字、一些詞，或音同，或意似，能夠與他當過和尚、做過盜賊的曆史聯係附會上，那就找倒黴了，馬上處決。

在中國，一個農民，當他屬於土地的時候，可能還是本質上的農民，善是他的主要方麵；當他離開安身立命的土地，就可能成為不可知的異數，惡便成為他生命的一個支撐點。中國曆代的農民起義，從陳勝、吳廣到太平天國、義和團，其浩浩****的基本隊伍，都是這些離開土地的農民。農民失去土地，再也沒有值得顧惜的東西，便剩下破壞和毀滅，正因為一無所有，戰鬥力特別強，摧毀力特別大，所到之處，無不赤土，然後裹脅著更多新產生出來的餓殍，離開土地，接著再“流”下去。千古以來，文化史興衰起落，與這些領導者的昌明程度密切相關。他明白一點，文化的日子好過一點；他糊塗一點，斯文掃地，知識遭殃，一部《二十四史》，就這樣白紙黑字寫著的。

在曆代官修的史書中，對這些流動著的武裝農民，如黃巾、黃巢、李自成、張獻忠，一律呼之曰“流寇”。“寇”當然是毫無異議的蔑稱，“流”卻是準確的狀態描寫。農民隻要一流起來，手裏握有武器，便什麽事都做得出來。尤其流民中的先鋒分子，也就是流氓無產者，如朱元璋，暴得富貴，即使坐了江山，也不是能在一代、兩代間改變其先天的由於小農經濟所造成的文化劣勢，尤其是那種心理上的文化劣勢所形成的基因，像DNA就更難徹底改變。於是，便注定這些掌權的農民，盡管穿上了龍袍，也是充滿對知識分子的敵視，對優勢文化的憎惡。政治運動中站在被告席裏撅起屁股，準備挨揍者，無不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坐在原告席裏聲嚴色厲，口誅筆伐，振振有詞，觸及靈魂還要觸及皮肉者，無不自稱為苦大仇深的貧民。其實，後來的調查發現，在整個幹部隊伍中，腐化分子、貪汙分子、不可救藥分子的大多數，倒不是站在被告席裏的“黑五類”。

在吳晗《朱元璋傳》裏開了一串被殺文人的名單：

處州教授蘇伯衡以表箋論死；太常卿張羽坐事投江死（注，不是他跳江自殺，而是被綁起來扔到長江裏）；河南左布政使徐賁下獄死；蘇州經曆孫右；曾為藍玉題畫，泰安州知州王蒙嚐謁胡惟庸，在胡家看畫，王行曾做過藍玉家館客，都以黨案被殺；郭奎曾參朱文正軍事，文正被殺，奎也論死；王彝坐魏觀案死；同修《元史》的山東副使張夢兼、博野知縣傅恕、福建僉事謝肅都坐事死，曾在何真幕府的趙介，死在被逮途中；曾在張士誠處作客，打算投奔擴廓帖木兒的戴良，畏罪自殺。不死的，如曾修《元史》的張宣，謫徙濠州；楊基罰作苦工；烏斯道謫役定遠；顧德輝父子在張士誠亡後，並徙濠梁，都算是十分僥幸的了。

因此，以高啟為首的“吳中四傑”，會指望老朱給他們拋來一串熱情的飛吻嗎？

明朝的郎瑛在其《七修類稿》提到：“國初，張士誠竊居姑蘇，較之一時僭偽似小有間。眾皆嗜殺，不禮士夫，張則造景賢樓以延之。”生活在明朝中葉的郎瑛，文中所說的“一時僭偽”，自然不包括明太祖。其實，元末天下大亂，群雄蜂起，割據爭奪，稱王稱霸，朱元璋、方國珍、張士誠，都是“僭偽者”。而販私鹽出身的張士誠，稱吳王，據蘇州，對知識分子的吸引力要大於朱元璋，在延攬吳地的文人和士紳以及元朝的官吏加入到他的政權中來效力，也比朱元璋要成功一點。

據紀昀的《四庫全書提要》載，“吳中四傑”之楊基，“其先嘉州人，祖官吳中，因家焉”；張羽，“本潯陽人，僑居吳興，再徙於吳”；徐賁，“其先蜀人，徙常州，再徙平江”；加之高啟，同住在姑蘇城裏，同受到張士誠的禮遇，對這個代元而起的新政權，持歡迎態度，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中國的士，說來可憐，隻要不用小棍子老敲他的腦袋，不用小鞭子老抽他的屁股，他就會感恩戴德。如果奉為上賓，引為知己，他都恨不能為之殉死的。這四位文人，拿今天的話來說，是當之無愧的著名作家，是媒體關注的知名人物，都箕坐在景賢樓裏，喝著老酒，聽著評彈，成為那個鹽販子的座上客。我想在應天也建立了政權的朱元璋，獲知這個情報，是不會很開心的。所以，最後這四位詩人，先後被殺，被謫徙，還連帶一批仕吳的文化人死於非命。甚至為了懲罰，蘇州的田賦是全國最高的，蘇州被強迫外移到鳳陽去的百姓也是各地中最多的。

當皇帝的，未必不小人，未必不記仇，未必不睚眥必報。一篇《上梁文》，送到禦案上，老朱跳起來，朕正等著呢！於是高啟伏法，一分為八，慘不忍睹。

如果留他一條命在，有更多的詩作，流傳於後世，至今家弦戶誦，也是可知的。但天才遭遇上嗜殺的皇帝，無論什麽樣的封建王朝，即使陛下心情非常之好，摟著你的肩膀做親密狀，但最後你也隻有玩兒完一途，別無其他。

總而言之，你倘不沉默，你就被腰斬；你倘不想被腰斬，你就隻有沉默。這是朱皇帝的邏輯，也是許多中外獨裁者奉為圭臬的邏輯。在沉默和腰斬之間，若是任擇其一的話，如果高啟征求我對這道選擇題的看法，我會建議他選擇沉默，誰也不會把他當啞巴賣了。因為寧肯咬斷舌頭，也要設法保住腦袋，這才是上上策呀！腦袋掉了，他即使有八鬥之才，也就白搭了。腦袋留著，他那八鬥之才雖廢了，至少作為一個觀眾，活著看收拾過你的人死，也不讓收拾你的人看你死。這樣算賬，我覺得還劃得來。

有人對我堅持這種笑到最後寫到最差，或笑到最後最後什麽也寫不出的做法，不怎麽讚成。我也同意這種屬於我個人經驗的怯懦、苟且、好死不如賴活著的生存哲學，很沒出息，屢被具有鬥士精神的同行所鄙視、看不起，我也死豬不怕開水燙，很無所謂的了。但我活了這麽多年，別的長進沒有，記憶力還算不錯，那些認為應該奮不顧身去抗爭，應該堅持真理去決戰，應該不屈不撓往前衝，應該抵抗到底豁出命的勇敢者，大難臨頭，撒丫子跑得比誰都快，有的都跑到美利堅合眾國去了。他自己開路，卻要你去當傻帽，這等好樣的同行，要我在記憶中將其格式化掉，那是不可能的。

說到底，如果為真的文學、真的天才，做些什麽，也許還值得。可當今果有什麽天才，果有什麽大師嗎？我是從來不相信的。

把話說得再絕一點，對文學來說，高啟是重要的；對朱元璋來說，多一個天才少一個天才，算個什麽？高啟的不幸，是碰上了朱元璋這樣一位從窮鄉僻壤中、從封閉環境中走出來的統治者。閉塞，則偏執；偏執，則抵製，而長期抵製的結果，便是拒絕文明。貧窮，則愚昧；愚昧，則無知，而長期無知的結果，便是敵視文化。對大多數既非天才，也非大師的人來說，作為朱皇帝的子民，保住腦袋的同時，還要護住屁股，避免吃棍子，避免挨板子，便是第一要務了。

天才固然重要，但為了天才而罔顧一切，那就是“謝靈運式”的癲狂了。記住蘇聯電影裏的一句名言，好像是列寧對那個瓦西裏說的：“麵包會有的。”那是真理得不能再真理的真理，從曆史的角度來看，天才總是會有的。

用得你急嗎？

我記得高啟有一首小詩，不知是他何時的作品，題名為《田舍夜舂》，隻四句，與聶夷中的《詠田家》、與秦韜玉的《貧女》，有異曲同工之處。

新婦舂糧獨睡遲，夜寒茅屋雨來時。

燈前每囑兒休哭，明日行人要早炊。

這真是一首佳構，舂米聲、風雨聲、嬰兒的哭聲，如在耳邊，聲聲可聞；米香、夜色、燈光、人影，如在眼前，曆曆在目；生活的沉重，勞動的煩冗，期待之渺茫，無望之未來，似乎也能在我們心中，有所感觸，有所回應。詩人筆下的婦女，將稻穀舂成如珠如璣的白米，某種程度上，多少類似文人在錘煉字句上，那如琢如磨的勞動精神，而她所感受到的“夜寒茅屋雨來時”的淒冷心境，也頗相同於千百年來中國文人的不大容易笑得起來的精神狀態，這實在是很令人不勝其感慨的。文人啊，中國的文人，難道這就是那漫長歲月裏應有的寫照嗎？

因此，從高啟的這首小詩，到高啟的這段公案，以及那位殺知識分子特來勁兒的朱皇帝，都是值得研究中國曆史的工作者，為之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