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父之子

龔自珍是名人，龔自珍的兒子，應該也算得上是個名人，因為圓明園是他引領英法聯軍去燒的。

龔自珍，又名定庵，是清代文學史上的一個亮點，他是一位有思想、有才華的愛國詩人，在他的詩篇中，往往表現出憂國憂民的強烈意識。但他的兒子，不但不愛國，而且賣國，當時，就被人視為漢奸，後人讀近代史者，知道這個名父之子的行徑，無不以敗類視之。

萬園之園的圓明園，化為灰燼，固然是英法帝國主義的罪惡，但他為向導，為高參，為狗頭軍師，出這惡主意、壞點子，是不能饒恕的。曆史的這一頁，就永遠留下這個敗類的名字，遺臭萬年。

如果龔自珍是個名不見經傳的冬烘先生，也許不至於被株及。然而，他是詩壇翹楚，他是文學精英，他的《已亥雜詩》家喻戶曉，有口皆碑。這樣，他就不得不吃他兒子的“掛落”——看你生出來的這個禍國殃民的狗東西——幸而他兒子幹這事的時候，他已死去，如果活著，別人指著他的鼻子這樣損他，他也隻能沒脾氣。

正如清人趙翼所言，名父之子多敗德，這雖然不是必然規律，但名父不幸而有逆子，而不能辭其咎，也就不能怪罪他人的苛責。所以，如今談到這位詩人，就不能不令人想起他的不肖子，隻要談“火燒圓明園”，就不能不談引英法聯軍燒毀一代名園的龔半倫。龔自珍當然不能為這個喪心病狂的漢奸負任何責任，但他的這個混賬兒子，給他一世聲名抹了黑，確是事實。這一點，不僅是名父，即使非名父，也是應該引以為戒的。

“定庵子孝拱，晚號半倫，半倫者，無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而尚劈一妾，故曰半倫雲。半倫少好學，天資絕人，顧性冷僻而寡言語，好為狹邪遊。中年益寥落，至以賣書為活。英人威妥瑪方立招賢館於上海，與之語，大悅之，旅滬西人均呼為龔先生而不名，月致百金以為修脯。庚申之役，英以師船入京，焚圓明園，半倫實與同往。橙單騎先入，取金玉重器而歸。”（《清朝野史大觀》卷一）

凡是提到“火燒圓明園”，就會涉及這個敗類，而隻要談到此人，無不從龔自珍開始寫起。兒女作惡，父母受譴，清人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二十，在一則《名父之子多敗德》的讀史心得中，舉了很多這樣的例子。

房玄齡和杜如晦都是唐代的名臣，治國有方，政聲卓著，為人所欽敬。而房玄齡的兒子房遺愛，杜如晦的兒子杜荷，最後是以謀反的罪名被殺了頭。狄仁傑在武則天執政時，以堅持正義，抗拒邪惡，著稱於世，可他的兒子狄景暉，為魏州地方官員，很不爭氣，貪婪搜刮，酷暴無比；被欺壓的老百姓，對他恨之入骨，遷怒於狄仁傑，將其生祠也給砸了。

宋璟也是一代名相，無人不知他正直磊落的名聲，但他的兒子宋渾等行為不檢，浪**無行，成為社會渣滓，為人所不齒。李泌，在唐朝，曆仕四帝，謹慎自愛，剛正不阿，稱得上高風亮節的賢相，可他的兒子李繁，卻墮落為奸相裴延齡的一個內應外合的死黨。陸贄彈劾這個無恥的佞臣，讓李繁起草奏書，再由陸贄親筆改定；這小子將全文默記在心，然後通報裴延齡，使其得以先下手為強。

所以，趙翼歎息：“此皆名父之子，而敗德墜其家聲，不可解也。”

還是在唐代，那個上官儀，更是死憾不盡。他是被武則天殺死的，想不到他的孫女上官婉兒，卻成為武則天作惡的左膀右臂。據《新唐書》：“初，武後得誌，遂牽製帝，專威福，帝不能堪。又引道士行厭勝，中人王伏勝發之。帝因大怒，將廢為庶人，召儀與議，儀曰：‘皇後專恣，海內失望，宜廢之以順人心。’帝使草詔。左右奔告後，後自早訴，帝乃悔，又恐後怨恚，乃曰：‘上官儀教我。’後由是深惡儀。”

這個怕老婆的皇帝，也夠德行的，一推六二五，自己躲清淨去了。

武則天可不是善碴兒，老公可以饒恕，背後出主意的家夥，絕不放過。不久，使人出首告密上官，借這個碴兒，大開殺戒，凡上官家的男人，都殺無赦，凡上官家的女人，都沒入宮裏作奴婢。刀架在脖子上時的上官儀，想不到那時在繈褓中的上官婉兒，後來，長大成人，忘了國恨家仇，先附武後作惡，後助韋後為逆，成為徹頭徹尾的敗類。

掉了腦袋的上官儀，死不瞑目；同樣，不幸暴卒的龔自珍，更恨的未必是那鴆死他的情敵，而或許是他那無可救藥的人渣兒子——借帝國主義之手，將圓明園夷為平地，而且毀於他早就預言過的來者不善的“英夷”——即使在九泉之下，他那熱血沸騰的誌士之心，也是無法平靜得下來的。

他曾著文指出：“近惟英夷，實乃巨詐，拒之則叩關，狎之則蠹國。”他對帝國主義侵略者，對於英國這個殖民主義大國的野心，看得最為清晰。當林則徐到廣東禁煙，他不但賦詩壯行，鼓舞士氣，還出謀劃策，多所建言。他哪裏想到，他的兒子偏偏當了英國殖民主義者頭子巴夏禮的謀主。

謀主的說法，出自章炳麟的《檢論》，但也有人說，他在上海，也已經沒落得無以為生的狀態，是靠洋人每月數百大洋，吃花酒，逛窯子。英法聯軍攻入北京後，“所以焚掠圓明園者，因有龔半倫為引導。半倫名橙，字珍子，為人好大言，**不羈，窘於京師，輾轉至上海，為英領事紀室。及英兵北犯，龔為向導曰：‘清之精華在圓明園。’及京師陷，故英法兵直趨圓明園。”（《圓明園殘毀考》）

引狼入室，還沆瀣作惡，這是中國有漢奸以來，恐怕最為十惡不赦的一個了。

鹹豐十年八月癸亥之諭裏，有這樣一段話，也足以佐證龔半倫為敵前驅的罪不可逭：“該夷去國萬裏，原為流通貨物而來，全由刁惡漢奸，百端唆使，以致如此決裂。”逃到熱河承德的奕在詔諭裏出現“漢奸唆使”之詞，當有所指，絕不是普通老百姓，而是有頭有臉之輩，自然是衝著龔自珍這樣有大名聲的人而言，若他地下有知，將何以堪？

名父之子多敗德，敗到龔半倫這種程度者，是很鮮見的。但名人之子多不肖，卻是常見。所以，大樹底下好乘涼的子弟，以先人的名聲作為生財有道的本錢，以前代的光榮化作討價還價的資源，以上輩的功勳充當無惡不作的庇護，以家族的榮譽幹出為非作歹勾當者，不也時常可見於報紙屏幕，而使人想起《三字經》裏“子不教，父之過”那句話嗎？

因此，龔自珍及其子的這段故事，也許有一些值得深思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