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愛”者鑒

“泥愛”，是一個古老的漢語詞匯。

見於明代李賢所著的《古穰雜錄摘抄》，其中一則筆記起句為“士奇晚年泥愛其子”。讀到這裏，頓覺“泥愛”二字眼生，但查辭書，遍覓不得。明代焦竑所著的《玉堂叢語》一書，也談到楊士奇“泥愛”這件事，題目為《惹溺》，這個“惹溺”，同樣也是一個稀見的，不載於當代出版的辭典。

看來，任何民族的文字語言，都是處在不停變化發展的過程之中，一些新的詞語在產生，一些舊的詞語在消亡。“泥愛”和“惹溺”，便是埋葬在古籍中，屬於屍骸性質的詞語，很難在現代語言中複活了。

由於李賢和焦竑寫的是同一件事，參照來看，“泥愛”的“泥”，約與現代漢語中的溺愛的“溺”同義，也許更接近於時下流行的“愛呆了”的意思。一個人愛呆了，愛傻了，愛到不清醒、不問是非的程度，便是“泥愛”了。語言雖然古老而且死亡，但這種為官之父“泥愛”其不肖子的社會現象，由明至清，由民國至現在，倒是一點沒變，甚至還發揚光大呢？就看最近坐在被告席裏的高級幹部，與其子、與其妻、與其情人小秘、與其三親六故，作奸犯科、貪贓枉法、包庇縱容、共同為惡，便可證明。

李賢所說的這位泥愛其子的士奇，是明代有名的宰輔楊士奇。

宰輔，其實就是宰相。明朱元璋實行獨裁統治，大權獨攬，是個誰也信不過的暴君，因而立下規矩，子孫為帝，不得設宰相以分君權。可沒有三頭六臂，他不可能事必躬親，中央地方之間的協調管理，政府部門之間的綜合平衡，總得有人去做具體細致包括雜七雜八的事務，否則整個國家機器的運轉，就會發生問題。於是，就有輔臣的設置。所謂輔臣，通常由翰林學士擔任，備谘詢、擬對策、上條陳、做建議，有行政權無決定權，是一切聽命於皇帝的秘書班子而已。

老朱和老朱的兒子朱棣，是打江山的皇帝，因此也是殺人無算的強悍人物，做輔臣的，隻是垂手侍立的跟班，吩咐你做什麽，就做什麽。到了朱棣的兒子朱高熾和朱高熾的兒子朱瞻基，便是坐江山的皇帝，不再具備乃父、乃祖那份殺伐決斷的魄力和“惟辟作威，惟辟作福”的威風。從此，輔臣才由做筆錄的文書角色，成為出主意的股肱人物，漸漸地，雖無宰相之名，但有宰相之實，慢慢地，也就一人之下，萬人之上，達到了不是宰相，等於宰相的名位高度。

生於公元1365年，死於公元1444年，差幾天就80歲的楊士奇，曆事惠帝、成祖、仁宗、英宗四朝，這位老先生親身經曆了輔臣地位逐步提高的過程。若不是他“泥愛”其子楊稷，弄得聲名狼藉，最後搭上老命，這位元老政治家的一生，本可以畫個更圓滿些的句號。

因為，引車賣漿之流，販夫走卒之輩，縱使“泥愛”他的子女，小小泥鰍，能翻多大風浪？但是，官做得越大的幹部，“泥愛”其親屬，任其行凶作惡，聽其胡作非為，那後果也越嚴重，對於社會的危害性也越可怕，最後付出的代價也越沉重。看來，這也是為官者，尤其為大官者，必須戒之慎之的事情了。

其實，正史對於楊士奇，以及楊榮、楊溥的“三楊”輔政，還是比較肯定的。《明史》讚曰：“是以明稱賢相，必首三楊，均能原本儒術，通達事變，協力相資，靖共匪懈。”一方麵，朱元璋和朱棣半個世紀的鐵血統治，基本上是暴政、是鎮壓、是不停地殺戮，無論國家的元氣，還是百姓的繁衍，都經不起再折騰，需要休養生息；一方麵，朱高熾、朱瞻基，乃至朱祁鎮，都是無甚才智、無甚作為的平庸之君，因而在敬謹恭勉，求穩慎行的“三楊”輔佐下，國家能夠正常運轉，大局能夠保持安定。

明代鄭曉所著《今言》中稱，“惟西楊起布衣，曆四朝四十一年”，楊士奇執政的這時期，明代雖無大發展，但也無大動亂，不能不說是“三楊”的貢獻。盡管明代錯過了第一次工業革命的機遇，但元末大亂以後，接著又是明初兩帝的瘋狂殺戮，能夠安定下來，老百姓不處於風雨飄搖、朝不保夕的日子裏，便是托天之福了。

楊士奇，江西泰和人，出身寒門，早年在鄉間為塾師，很清苦，也很努力。惠帝時，以才學優異薦入翰林，為編纂官，盡管未經科舉，以出類拔萃入仕，值得自豪；但並非正途出身，他也是相當抱愧，引為生平一恨。因此，永樂奪了他侄子惠帝的江山，沒有什麽資曆的他，趕緊投靠新朝。由於他很表現，也很賣力，定都北京以後，先任編修，後入內閣，再進侍講，一路青雲，升任輔臣。永樂北巡，朱棣委任他扈從東宮，駐守南都，相當信任他的。

當時，永樂不喜身肥懦弱的長子，屬意那個驍勇跋扈的次子，朱高熾差點被廢，當不成太子。楊士奇極力美言，予以回護，才得以無事。後來，仁宗繼位，便立升他為禮部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加少保，頒“繩愆糾謬”勳匾，予以殊榮。隨後進少傅，為兵部尚書，也算是對這位老臣的恩渥和報答。

也許因為這種原因，仁宗當朝，作為宰輔的楊士奇，和以前侍候成祖大不相同。能夠秉公用人，持直主政，能夠坦陳己見，諫言無忌。中國知識分子之可愛處，有了一點發言權，還是能夠為國為民做點好事的，正史上對他予以相當肯定。譬如仁宗登基後，那些在他為太子時，得罪過他的官吏，他一心懲辦，大搞報複，是被楊士奇勸止住了的；譬如那些上書歌功頌德的臣僚，因為馬屁拍得順當，仁宗很開心，便要加以提拔，是被楊士奇一一反對掉的；譬如後來成為棟梁之材的於謙、周忱、況鍾這些才誌傑出之士，又都是他發現引薦而獲得重用的。“雅善知人，好推轂寒士，所薦達有初未識麵者。”（《明史》）

有一位叫顧佐的禦史，也是楊士奇起用的人才。有一次，“奸吏奏佐受隸金，私遣歸。帝密示士奇曰：‘爾不嚐舉佐廉乎？’對曰：‘中朝官俸薄，仆馬薪芻資之隸，遣隸半使出資免役，隸得歸耕，官得資費，中朝官皆然，臣亦然。’帝歎曰：‘朝臣貧如此！’因怒訴者曰：‘朕方用佐，小人敢誣之，必下法司治。’士奇對曰：‘細事不足幹上怒。’”（《明史》）

從這些地方看，楊士奇在盡責為官上，可謂兢兢業業，孜孜不懈。但是，這樣一位極明白事理，極通曉大體的政治家，卻因為“泥愛”其子，而成為一個被蒙蔽的糊塗父親。

李賢這樣寫道：“士奇晚年泥愛其子，莫知其惡最為敗德事。若藩臬郡邑或出巡者，見其暴橫，以實來告，士奇反疑之，必以子書曰，某人說汝如此，果然，即改之。子稷得書，反毀其人曰，某人在此如此行事，男以鄉裏故，撓其所行，以此誣之。士奇自後不信言子之惡者。有阿附譽子之善者，即以為實然而喜之。由是，子之惡不複聞矣。及被害者連奏其不善之狀，朝廷猶不忍加之罪，付其狀於士奇，乃曰左右之人非良，助之為不善也。而有奏其人命已數十，惡不可言，朝廷不得已，付之法司。時士奇老病，不能起，朝廷猶慰安之，恐致憂。後歲餘，士奇終，始論其子於法，斬之。鄉人預為祭文，數其惡流，天下傳誦。”

焦竑對這個敗類又有進一步的描寫：“楊文貞子稷惡狀已盈，王文端為文貞言之，遂請省墓，實欲製其子也。稷知，每驛遞中，先置所親譽稷賢。後揚言曰：‘人忌公功名之盛，故謗稷耳。’稷複迎於數百裏外，氈帽油靴，樸訥循理，家中圖書蕭然。文貞遂疑文端妒己，還京師，出之吏部。”

魯迅先生寫過一首《答客誚》的舊體詩：“無情未必真豪傑，憐子如何不丈夫。知否興風狂嘯者，回眸時看小於菟。”為父親者，愛自己的兒子，是一種很正常的人類天生的感情。但這種愛，超過一切，壓倒一切，以致顛倒黑白，枉顧是非，那就害人害己，遺禍社會。

因為這個父親，不是蹬三輪的，誰也不會關心；也不是賣雞蛋的，誰也不會注意；且並非碌碌無聞的大人物，而是眾所周知的大宰輔。於是，有這樣一個被斬首的混賬兒子，縱使相信是被蒙蔽，是糊塗蟲，不曾同流合汙，也不曾狼狽為奸，那不論是楊士奇，還是別的什麽士奇，也不論是過去的楊士奇，還是當代的別的什麽士奇，都會成為曆史上的一個大笑柄，為人所不齒，被人所唾棄。

明代的何良俊，在其所著的《四友齋叢語》中，那批判的鋒芒就直指楊士奇了。

“楊文貞公之子，居家橫暴，鄉民甚苦之，人不敢言。王抑庵直是文貞同鄉且相厚，遂極言之。後文貞以展墓還家，其子穿硬牛皮靴，青布直身，迎之數百裏外。文貞一見，以為其子敦樸善人也。抑庵忌其功名，妄為此語，大不平之。後事敗，鄉民奏聞朝廷，逮其子至京，處以重典。文貞始知其子之詐，然文貞猶以舊憾，抑庵在吏部十餘年終不得入閣者，人以為文貞沮之也。由此事觀之，則三楊之中，文貞為最劣矣。”

俗話說，知其父者莫如其子，同樣，知其子者也莫如其父，從遺傳學的角度考量，父子之間，總是會有共同的基因。按照其子楊稷那一份作偽本領，造假功夫，高超的表演能力，嗚呼，我不禁懷疑，這個老爹，果然是被蒙在鼓中麽？

“泥愛”之禍，這位明代賢相，確實是一麵值得照一照的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