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文人之死

一

趁這部書在台灣出版的機會，關於文人之死，寫上幾句話，以為序。

人總是要死的，對死者而言，死了就死了，也就了了。但對生者而言，便有著不同的蓋棺定論。司馬遷早就說過，或死得重如泰山，或死得輕如鴻毛。但這個評價，有時也很說不準，時間推移、曆史沉澱，會使當時比泰山重的死者，後來變得比鴻毛還輕；反過來，死時比鴻毛還輕，經過數朝數代以後，又變得比泰山還重了。因此，對舊時稱之為“士”，後來稱之為“知識分子”的中國文人來說，最省事的辦法，以其壽終正寢，曰正常死亡，以其死於非命，曰非正常死亡，加以區分，也就免得一回兒泰山，一回兒鴻毛，來回折騰、纏夾不清的麻煩了。

中國文人，有一種奇特的品質，無論其為大名人，還是小名人，無論其為好死者，還是賴死者，應該說百分之九十九，都以維係數千年的中華文化為自任，絕不敢讓這一線香火斷絕在自己手中。也許每個人的貢獻有多少之別，努力有大小之分，但都能盡其綿薄，報效祖國母親。尤其那些“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的佼佼者，為主義獻身，為真理舍命，為民族大義而灑盡熱血，為家國存亡而肝腦塗地，以“頭顱擲處血斑斑”的書生意氣，與暴政，與侵略者，與非正義，與人吃人的製度，與一切倒退、墮落、邪惡、愚昧，一直奮鬥到生命最後一刻。他們從來都是我們這個民族的驕傲。

如果沒有這些精英們，以堅忍不拔、前仆後繼的意誌繼往開來，以曆經厄難、矢誌不渝的精神發揚光大的話；沒有他們在暴政的壓迫下，在戰亂的摧殘下，在文字獄的恐怖下，在掌握權杖的帝王以毀滅文化為樂事的無知愚昧的統治下，還能夠堅守文明、珍惜傳統、存滅繼絕、薪火相傳的話，恐怕以漢字為載體的中華文化，早就像古埃及、古印度、腓尼基、兩河文明乃至瑪雅文化一樣，消失在曆史的星空中，成為絕響。

正因為一代又一代傳承相繼，中華民族才能夠一次又一次地鳳凰涅槃、浴火重生，始終葆有強大的生命活力。因此，功不可沒的中國文人，無論其為正常死亡，還是非正常死亡，均能夠被人記住，載入史冊；在有皇帝的年代裏，甚至列入“天地君親師”的最後一位，受到老百姓香燭紙馬的供奉，頂禮膜拜，應該說是當之無愧的。

不過，話說回來，中國文人盡管在理論上地位很高，被供奉在佛龕裏，神氣十足，可在這塊國土中，上至王者，下至草民，並不真把文人當一回事的。千萬不要以為“士農工商”的排序，就擁有優先權。因此，切切牢記這一條，誰要缺乏這最起碼的清醒，就有碰一鼻子灰的可能。對統治者來講，文人嘛，九儒十丐，上不了台盤，裝裝門麵用得著，唱唱讚歌用得著，可到了開飯時間，那張桌子上肯定不會有你的座位。

因為在這個世界上，咱們中華民族算得上是最崇尚功利主義，最講求現實精神的民族。數千年來，無論神州怎樣天翻地覆，而不致陸沉的根本原因，就是由於在這種物競天擇的大環境中，中國人為求得生存而養成了絕對自我、獨善其身而罔顧其他的個人至上主義，因而生存能力和生命活力，特別強大。在這些講求實利的同胞眼裏，文人在牌位上受到敬奉，享得清名，屬於精神層麵的虛榮，不影響誰的實際所得，自然是無可無不可的事情。因此，中國文人的祖師爺孔夫子，還被加冕了一個“百代素王”的盛名，曆代帝王專門跑到山東曲阜去祭孔，搞一番形式主義的崇敬；說穿了，這與《西遊記》中玉皇大帝封孫悟空一個“弼馬溫”的番號，是差不多的意思，不過是給後來的聖人之徒一種虛幻的滿足罷了。

一旦哪位舞文弄墨者不安於位，從“天地君親師”的牌位上走下來，偏要食人間煙火，乃至於插手政治、染指權力、幹預現實、覬覦利益，以為在統治者的權力盛宴中，有分一杯羹的資格，那就可能要給自己找麻煩了。且不說台麵上的九五之尊和簇擁在身邊的人對你持何種態度，僅桌子下的那群虎視眈眈的狗，也會臉飛六月之霜，給你顏色看。因為這些食肉類動物，自以為蹺起一條腿，也要比文人高半頭，哪能把桌上扔下來的肉骨頭，施舍給一不識相、二不知趣、三不曉得自己吃幾碗幹飯的閣下？

這就能明白封建社會中，文人不走運的緣故了。中國一共三百多個帝王中間，簡直找不出一個始終高看知識分子、友好對待文人的明君賢主。這些帝王，有文化者嫉妒文人，沒文化者憎恨文人，半瓶子醋者刁難文人。因此，中國文人從來麵臨命懸一絲的華蓋運，期望值是不能、也不必定得太高，那隻徒增煩惱，弄不好還要付出代價。魯迅感慨過，“運交華蓋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頭”，華蓋雖然很堂皇，但也可能像被蓋子壓住一樣，一生過著無可奈何的日子。

碰頭，倒也無大礙，如果隻是鼓個包，抹點碘酒也就消腫化瘀了；可頭碰掉了，什麽接骨藥也無濟於事。因此，在這種無論如何笑不起來的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的歲月裏，文人越位的結果，無非兩種：一是春秋戰國屈原跳進汨羅江的自殺；一是秦始皇“焚書坑儒”的他殺——有史以來的中國文人非正常死亡的記錄，好像就是從這裏掀開第一頁的。

除了統治者的文字獄消滅不少文人外，跳不出自設的心獄，也自相殘殺了不少文人。這心獄，首先是他自己，其次是他同行，這恐怕是大部分文人非正常死亡的悲劇來由。

休看那些大師、中師、小師們，如何自視清高，“不為五鬥米折腰”；如何標榜淡泊，“道不行，乘桴飄於海”。但靈魂中依附的劣根性，若是能在統治者的盛宴中，哪怕敬到末座，也是屁顛屁顛，鞋都來不及穿，馬上報到的。我就看到一些當代文人，對於某些掌握權力的人，橫眉者少，俯首者多；對於權力，得之竊喜，失之彌痛；雖然私底下，食不知味，寢不安席，但在人前，作傲岸狀，作不屑狀，作“富貴於我如浮雲”狀；說白了，不過是自欺欺人的障眼法而已。得和不得的衝擊，上和不上的跌宕，有和沒有的自虐，活和不活的折騰，很多文人就這樣結果了自己。

而由文人相輕，到文人相嫉、相敵對、相戕害的後果，就更可怕。正如紀曉嵐在《閱微草堂筆記·姑妄聽之一》裏那則故事：“一日，酒糾宣觴政，約各言所畏。席間有老狐，自然也得回答。……最後問狐何畏，則曰：‘吾畏狐。’眾嘩笑曰：‘人畏狐可也，君為同類，何所畏？’狐哂曰：‘天下惟同類可畏也。凡爭產者，必同父之子；凡爭寵者，必同夫之妻；凡爭權者，必同官職之士；凡爭利者，必同市之賈。勢近則相礙，相礙則相軋耳。且射雉者媒以雉，不媒以雞鶩；捕鹿者由以鹿，不由以羊豕。凡反間內應，亦必以同類，非其同類，不能投其好而入，伺其隙而抵也。由是以思，狐安得不畏狐乎？’……”狐尚畏狐，文人怎能不怕被同行背後插進刀子，一命嗚呼呢？

知識分子這種自傷和他戕，有的時候勝過統治者對於文人的殺戮。可是，有什麽辦法呢？天性如此耳。從穿開襠褲的年紀，拜完至聖先師，塾師開蒙，開明宗義，“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就開始編織這個“學而優則仕”的玫瑰色美夢。因之，對於權勢的親和力，對於官衙的趨附力，對於名利的向心力，童稚時期就耳濡目染，成天性，成本能，一輩子就幻想著狀元及第、一步登天、金榜題名、衣錦還鄉。這種原動力，驅使著中國文人，要擠進這個台麵上去，要得到他認為應該得到的一切。

然而，想得到，能不能得到，得兩說著；得到了，能不能長久地據為己有，也得兩說著；這位文人想得到，那位文人未嚐不想得到，鹿死誰手，尚未定局，就尤其得兩說著；這一位為得到敢使出渾身解數，那一位為得到便無所不用其極，勝負未卜，難分難解，不兩說著焉有他哉……於是乎，斯文掃地、惡性循環、憑借外力、屠滅同類、非善終的文人名單，便愈來愈長。

回過頭去考量曆史長河中的中國文人，他們對統治者壓迫的生命抗爭、擊節讚賞，可圈可點，但他們之間自相殘殺、互為仇讎，則又十分地可哀可歎，不勝唏噓。也許因為骨鯁在喉，不吐不快，遂產生了文人之死的寫作初衷。曆史是河，誰也不可能重複蹚進同一條河，然而，曆史的教訓卻可以令後人鏡鑒。難道活著的後來人，不可以從這些非正常死亡的中國文人身上，悟到一些什麽嗎？

二

四月份，我到廣州去，領取《南方都市報》給予《中國文人的非正常死亡》這部書的獎項。

隨後，收到該報餘少鐳先生的一封信：“李老師：您好！我是《南方都市報》副刊編輯，因最近比較忙，沒看您的書之前不敢亂發問，所以拖到現在才把這個采訪提綱擬出來。您看一下，如有什麽地方問得不妥，您多指教。我們整版文字大概需要四千五左右，下周見報，能否麻煩您在周六晚上把您的回答給我，有什麽補充的地方，咱們也有時間商量。非常感謝您的配合！”

下麵，就是他的提問和我的回答：

1．您在發表授獎致詞的時候，曾提到家人勸您不要在這個“非典型時間”到廣州來，可後來您還是決定帶著四個口罩來了。您提到這個獎項在您心中的分量，您還說到您獲得這種由媒體頒發的文學獎，還是生平第一次。您認為，由媒體主辦的文學獎，對文壇來說有著什麽樣的意義？

答：人到老年，一切就應該看得淡了。正如一年有四季的分別，人的一生也是有著季節變化的。對我來講，春天已是遙遠的記憶，夏天和秋天也成為過客；到了冬天的人，就要好好理解《千字文》中那“秋收冬藏”的“藏”字涵義所在了。這就意味著：退出鬧市，離開喧嘩，回避鏡頭，減少接觸。於是，一杯清茶、半盞濁酒、閉門讀書、信筆塗鴉，便是我這幾年來的基本生活狀態。然而，我還是到廣州來領獎了。正如你所說，我看重的是，我第一次領到了由媒體而不是文學圈主辦的文學獎。

我認為，文學獎走出象牙之塔，對於作品的評斷，對於作家的評斷，由擁有更多受眾的媒體來做這本是專家們的事情，是中國文學生活中一個嶄新的事物，是應該得到喝彩並給予支持的事物。我從來主張，文學應該發生各式各樣的變化，隻有變，文學才會有生氣、有活力。“問渠何得清如許？隻緣源頭活水來”，一變則活，不變則死。評獎也是到了應該有所變化的時候了。二十多年來，舉辦過許多文學評獎，基本上都是在圈子內進行的，這一次，走到了圈子外邊來，我想我不應該缺席。

“非典”是會過去的，但這次媒體主辦文學獎的意義，卻會長遠發生影響。

2．您一直是寫小說的，什麽時候開始寫散文了？《從嚴嵩到海瑞》是不是您的第一篇曆史散文？現在您的創作重點在小說還是散文？能透露一些創作計劃嗎？

答：我在文體的變換上，不主張從一而終，更不主張非要在一棵樹上吊死不可。不拘泥一格，能寫什麽就寫什麽；不難為自己，想寫什麽就寫什麽。所以，過去一直寫小說的時候，也寫過散文，這些年，散文寫得多些，小說確實寫得少了。因為現在寫好小說的人和寫壞小說的人，實在太多了，多如過江之鯽。我既不能與寫好小說的人比美，也不願與寫壞小說的人為伍，就隻好寫散文為稻粱謀了。

好在當代散文家們不怎麽愛讀文言文的古籍，我就得以鑽故紙堆，拾遺補缺，作文自娛了。

3．在當代文壇上，“曆史大散文”曾經流行一時，可過了一段時間後，讀者除了對幾個大而無當的標題和幾句煽情的語句還有點印象之外，對那些書裏寫了些什麽幾乎都忘了。請問您怎麽看待那些“曆史大散文”？（我是指以餘秋雨為代表的散文。）

答：一位講究口腹享受的人，到菜市場去買豬肉，他會注意到前腿和後腿的區別，“食不厭精，膾不厭細”。而我，隻能分得清豬肉和牛肉，屬於愛吃但對食物不甚考究的吃客。也許這樣粗疏的飲食習慣，決定了我的文學胃口，對於文學的分類，也甚不精到。譬如在散文這個名目下，還要再細分若幹品類，我就把它當做專家們的事情，通常就不會那麽關切的。若是有誰出個試題，考我散文和隨筆的同與不同，我肯定交白卷。

文學，是變化中的文學，文學各個門類的疆界，也不是畫地為牢，一成不變的。我寫過不少小說，長中短都寫過，還曾經主編過《小說選刊》，按說，我該對小說有發言權了吧，其實未必。如今，“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小說的發展，已經突破傳統，走出框框，很難以早先的尺度來衡量的了。

我是主張好作品主義者，隻要有內容、有情感、有見解，語言文字說得過去，也就是佳作了。你夾進嘴裏的這筷子肉，是美味佳肴，吃下去就是，大可不必細考究是什麽肉，是什麽部位的肉，還是趕緊再夾下一筷子為好。

4．能否介紹一下《中國文人的非正常死亡》的創作過程？您是從什麽時候想起要寫這麽樣一本書的？在很多散文家都在拚命地煽情，拚命地風花雪月的時候，是什麽原因促使你投入大量的精力去寫一部有可能“吃力不討好”的書？

答：前麵已經說過了，一個人到了他生命的冬季，是應該將自己藏起來的。既不宜張揚，更不應賣弄，尤其不要擠入“現在進行時”的行列之中，“秀”那一把老骨頭。第一，很累人；第二，很難看；第三，人家要喝倒彩的。所以，杜門謝客，閉門索居，便是冬藏的上上策了。

在這個完全屬於自己支配的時間裏，讀些閑書聊補往日之疏惰，寫些閑文宣泄心中之塊壘，便是我這些年裏最好的自娛。一台電腦，幾本舊書，朋友電話，街頭踱步，倒也怡然自樂。到了我這把年紀，不是不想“拚命地煽情，拚命地風花雪月”，但一個人能幹什麽，不能幹什麽，幹得成什麽，幹不成什麽，或許是天定的。寫“褲襠文學”雖然賺錢，但上帝不給你這份“才華”，你也無能為力。

不過，做了一輩子文人，經受過那種“非正常”生活；而且，到了人生的冬天，誰也免不了要接觸到“死亡”命題；於是，便想起來寫這本書的主意。

5．剛聽到這個書名的時候，我知道這肯定是一部很沉重的書，所以，在開始拜讀之前，我已做好了“啃”的準備，可沒想到的是，您竟然是以這種通俗、輕鬆而且琅琅上口不乏節奏感的語言來進行敘述，您在觸及那些黑暗曆史中文人的悲慘遭遇時，引人發笑的黑色幽默隨處可見。雖然那種笑是苦笑，但這種內容和語言的“冰火二重天”，使您的文章成了本世紀初最為特立獨行的曆史散文。這種語言特色，是您豁達的人生觀使然，還是因為您覺得荒誕曆史必須用荒誕的筆調來描述，才會達到一種反常的和諧？

答：我是崇尚幽默的。我也認為能不能幽默、會不會幽默，是一個人的境界高或者低的分野。但是，中國人之缺乏幽默，是我們忍受了太多的沉重，太多的曆史積澱，太多的完全是別人強加給你的，認為你害了什麽病，一定要你張嘴吞下去的藥丸，才造成的。這是無可奈何的命運，這時候，如果你沒有幽默感的話，恐怕活下來就比較累了。

也許，我有過太多的笑不起來的光景，有過更多的欲哭無淚的光景，因此，我無論為人還是為文，守住力所能及的幽默心態，並盡量保持著“快樂每一天”的精神，這可能是身心健康的一個秘訣。

我願把這個秘訣，無償地奉獻給我的讀者，諸君不妨一試。

6．不知為什麽，我在讀《中國文人的非正常死亡》時，雖然您寫的是曆史，但我總是覺得很多曆史人物的性格、命運仿佛就在我身邊（或者說又重演了），這是不是說，中國文人的厄運，總是逃不出曆史的怪圈？（如果這個問題太敏感，就不用回答了，不好意思，但我忍不住要問。）

答：這個你忍不住要問的問題，我不認為多麽敏感。曆史，從來就是一個無限反複的長河。河水會發生大小快慢的差別變化，或排山倒海，或涓涓細流，但是，絕不能，也無法隔斷。前人詩雲，“抽刀斷水水更流”，這就是曆史辯證法。

7．您在書中提到，知識分子的“非正常死亡”，很大部分是因為他們對權力的親和力。可是，封建社會的知識分子是不可能不對權力產生欲望的。因為，沒有一個滿腹經綸的人不希望學以致用。《論語》第一句就說：“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一種解釋說，孔子認為，學問要能被時世所沿襲，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在封建社會中，知識分子除了出仕，似乎沒有別的道路可以讓自己的學問應用於社會，哪怕是當一個自由撰稿人。您認為呢？

答：有一位偉人說到中國知識分子時，用了一句古語，“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的“士”的全部悲劇，其根源就在這裏。

8．造成曆史上眾多文人“非正常死亡”，既有來自當權者為維護統治需要而戕害文人的客觀原因，也有來自於文人本身弱點造成的主觀原因。這本書中，既有對那些造成文人非正常死亡的當權者毫不留情的批判和鞭撻，也有對文人自身陰暗麵入木三分的刻畫；而且，我覺得對書中文人的剖析是最生動的，這是不是因為您本身就是一個文人之故？您在寫作的時候，有時候有沒有一種也在解剖自己的感覺？

答：謝謝你對於我這部作品的解讀，再沒有比聽到一位高明者對作品的準確剖析，更有知己之感了。

你說得很對，中國封建社會中文人的“非正常死亡”，既有這個群體外部的原因，也有這個群體內部的原因。我一直認為，自有曹丕的“文人相輕”的說法以來，文人們如果僅僅局限在“相輕”上，或許是文學之福。因為“輕”同行的時候，必須要知道自己之長和他人之短，才能從容地以長“輕”短。同樣，有出息的作家，更要了解自己之短和他人之長，取長補短，方不至於在“輕”人的同時，被人所“輕”。

然而，“文人相輕”總是要發展到“文人相嫉”的，休看隻有一字之差，但卻是造成文人非正常死亡悲劇的非常重要的因素。那些在文學上無法取得超過他人優勢的人，便利用非文學手段，諸如權力、金錢、輿論等不正當的手段，達到目的。試想，一個經常在帝王耳邊“咬舌頭”的文人，會給他同行帶來什麽福音嗎？

9．1957年您因在《人民文學》上發了一篇反對官僚主義的小說《改選》而被打成右派，按您書中所寫，您也曾經一度接近了“非正常死亡”的邊緣，那麽，您認為是什麽原因最有可能使一個文人放棄自己的生命？又是什麽原因使一個文人願意忍辱偷生？

10．跟您接觸不多，但我能感覺到您是一個非常樂觀豁達的長者，這從您的書中也能看出來。您受的那些非人的打擊，似乎在您身上一點痕跡都看不出來。我想知道，是什麽能使一個人達到這樣的精神高度？

答：對以上兩個涉及到我個人命運的提問，說來話就長了。我不是借機推銷我的書，如果，誰賞光購買一冊《中國文人的非正常死亡》，或許對這半個世紀以來，中國文壇和中國作家的滄桑史，稍稍能有一點皮毛的了解。

11．我總覺得你的書還有一種沒被評論家所提及的美，那就是殘缺美。您在書中似乎有欲言未盡的感覺，眾所周知，還有一些非正常死亡的文人未被你列入書中，為什麽？您是否準備再寫下去？

答：我一直這樣抱有信心，即使我不寫，別人也會接著往下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