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女子的強光

我來到這座又熟悉、又陌生的小城,兩個多月了。

又是星期天。

星期天,給獨身居住在這座小城的我帶來的,不是歡樂。

我漫無目的地走上街頭。

公共汽車站。混亂。擁擠。喊叫聲一片。

我的心突地一動,向一輛公共汽車撲去。憑著我四十歲漢子的一身力氣,終於擠上去了。我真說不出自己為什麽要擠上車,也說不出自己要到哪裏去,更不知道這輛車要往哪裏開。也許,我這樣做,一半是為了刺激自己這顆寂寞的心一半是想帶一雙作家的眼睛,上車去觀察生活,觀察人。

車廂顛簸著。

一個微弱的念頭,從遙遠的記憶中飄了過來。不知哪一個夜晚還是白天,聽妻子說過,她有一個表姐,很苦。三十歲死了丈夫,拖著四個崽女。沒有戶口,沒有工作。如今,總算苦出了頭。兩個孩子大學畢了業,老三也讀大學了。大孩子大學畢業後,在一座小城裏當中學教師。她,跟老大住在一起。我突然意識到,妻子那位苦命的表姐,不就居住在自己來深入生活,來兼任市委副書記的這座小城嗎?她兒子好象就在市三中任教。這輛車,往哪裏開呢?一打聽,正好是開往三中方向。

我決心去看看這位沒有見過麵的、妻子的苦命表姐。

到站了。走下車來,我犯難了:我不僅沒有見過這位表姐,而且不知道她姓甚名誰。她兒子的名,我就更不知道了,隻依稀記得,聽妻子說過,她死去的丈夫姓張。她兒子是在中學教政治的。

走進校園,一打問,學校裏教政治的老師中,果然有一位姓張的,而且是個年輕人。

我們就這樣見麵了。

小張把媽媽喊回來了,說是來了一位“姨爹”。她媽在學校的食堂裏洗缽子,做臨時工。

我怔住了。

出現在我麵前的,竟是一個如此矮小、單瘦的女人!身高,不過一米五,體重,最多四十公斤。就是她這麽一個弱小的女子,把四個孩子拉扯大了?就是她,這麽一個相貌平庸的母親,為國家送出了三個大學生?

“你,讀了多少書?”

真想不到,這竟是自己和這位表姐見麵的第一句話。

“三年。”

“表姐夫死了多久了?”

“十三年。”

我默默地立在她麵前,長久地沒有開聲。心在怦怦地跳。我真想知道,這個隻念過三年小學的女子,是如何一個一個地培養自己的孩子考上大學的?我真想知道,這個沒有工作、沒有戶口、沒有任何依靠的弱女子,這十三年是怎麽走過來的?我真想知道……

一個又一個的問號,湧上我的腦際。

“我,想采訪采訪你。”

“采訪我?”

“嗯,你。”

“我又不是模範、標兵、先進,又不是改革者、知名人士,有什麽好采訪的呀!”

“談談你這十三年吧。”

“這有什麽好講的。講起來,都是眼淚。”

“不!你應該還有歡樂,還有欣慰,還有笑聲!”

我沉默了好一會,這樣糾正她。

她有一副好歌喉。故鄉的山水,媽媽的乳汁,養育了她一個好嗓子。四方八裏,鄉親們都知道她的山歌唱得好。做姑娘的時候,她是鄉村業餘劇團、公社文藝宣傳隊裏的“台柱子”;後來,嫁人了,當了媽媽,她仍然是公社文藝宣傳隊裏的“主角”。

那一年,她帶著四歲的老滿,正在公社文藝宣傳隊裏演“阿慶嫂”,唱《沙家浜》的時候,突然收到丈夫單位發來的電報,告她丈夫病危,催她速去。

她領著孩子們匆匆趕到時,丈夫已離開了這個世界。

她默默地承受著生活給她的沉重打擊,她勇敢地迎接命運的挑戰。廠裏安排她到丈夫工作的職工醫院做臨時工。他們母子五人,擠住在一間小小的房子裏。她用自己的雙手,掙來一點微薄的收入,養活著這五張吃“黑糧”的嘴。她盼著,有一天,廠裏能幫她母子解決戶口;她盼著,有一天,廠裏能給她安排個正式工作。

醫院裏的醫生、護士們,真誠地關心她,同情她。那年月,糧店裏買糧搭紅薯米等雜糧。她們把這些買糧時搭回來的雜糧統統給了她。她默默地收下,從內心感激這些好心人。

有那麽一個男人,比別人顯得更關心她,愛護她,同情她。他常常帶著溫暖的笑容出現在她麵前。有時,說幾句知寒知暖的話語;有時,動用他掌握的一點點可憐的權力,給她一點這樣那樣的方便。她又感激,又不安。

他又來到她的麵前。

“你們的戶口,我正在幫你們辦。戶口一解決,工作問題就好說了。”

“多謝了!”

他,隻不過是這個小小的醫院裏的一個極普遍及普通的人員。他能為她解決難度這樣大的問題嗎?然而,在她的眼裏,在這個鄉間女子的眼裏,他卻是一個“官”,是一個能夠幫她解決大問題的“官”。

她寄希望於他。

然而,一個女人應有的警惕性,一個女人的敏銳心,卻又常常使她生出幾分懼怕。一種莫名其妙的懼怕。

她是一個開朗的女子,對生活充滿熱情的女子。她又開始唱歌了。做工的時候,她輕輕地哼著“劉海哥,我的夫”、“洪湖水,浪打浪”,或者來一段“臨行喝媽一碗酒”。有時,回到家裏,把孩子們叫到身邊,捧起歌本,教孩子們唱一支新歌……

“你來一下。”

那天,這個男人又出現在她的麵前。

“有事?”

“嗯。”

“什麽事?”

“當然是好事羅!”

莫不是自己和孩子們的戶口問題批下來了?那可真要好好謝謝他啊!她趕忙放下歌本,懷著美好的希望,跟著他去了。

這是一間保管室。

房裏,堆滿了供住院病人用的被褥、棉絮、席子什麽的。這裏,是他的“領地”。當她跟著他走進房間後,他隨手將門關上了。

“什麽好事,快告訴我呀!”

她催他。心嘭嘭的,很不踏實。

他不說話,雙目圓瞪地望著她。

一種更大的不安和懼怕,迅速襲上她的心頭。

“你……”

“我,我真想、真想聽你唱一支歌。”

“就這麽個事呀?”

她的心跳得更急了。

“還,還有,派出所說,戶口問題,還要辦一個證明……”

“什麽證明?”

“醫院裏的證明,證明身體不好呀!”

“……”

“這個,我幫你辦。不過,你也要幫幫、幫幫我……”

“……”

她站立著。雙腿在微微地抖動。

對麵,這個平日十分關心、幫助、同情自己的男人,換了一副麵孔,目光裏,燃燒著挑逗的火焰;臉腮上,浮現出****的笑容。

“你,沒了男人;我,女人不在身邊。我們都命苦啊!我為你出力,你、你……”

…………

她慌亂地回到了孩子們身邊。老三,是四個孩子中唯一的姑娘。這時,她見媽媽回來了,便捧著歌本,向媽媽撲來:

“媽,這支歌,我還沒有學會。你再教教,再教教。”

“啪”的一下,老三手裏的歌本,被她掃到了地下。她站到窗前,胸脯急促地起伏著。她揚起頭來,麵對窗外浩瀚的蒼空,放出了走了調的、溶進了她心中的火與怒、仇與恨的歌來:

我恨、我恨……

孩子們一個個怔怔地望著媽媽。

一句歌還沒有唱完,她突然閉合嘴巴,撲下身子,將孩子一把摟到懷裏,放聲痛哭起來。

“媽,你怎麽啦?”

“媽,你莫哭、莫哭。”

“媽,你莫哭了,我們聽話,我們一定聽話啊!”

“……”

她捍衛了自己,捍衛了一個女人的尊嚴!

那位不是幹部的“幹部”,沒有得到他想得到的東西,對她,對這個弱女子,進行瘋狂的報複。過去給她的“方便”,統統換做了“卡壓”;過去對她的“同情”,全部變成了“仇恨”。她默默地忍受著命運給她的又一種打擊,一步一步地艱難的朝前走著。

終於,這家她丈夫流過血和汗的醫院,將她辭退了。她咬咬牙,領著孩子離開了這裏,到附近農村租了一間農戶的房子,住了下來。為了生計,為了孩子,她到處找事攬活,到建築工地和灰沙,挑紅磚,運煤渣,擔土方……用大把大把的汗水,換回很少很少一點錢。每月掙到三十幾元,還要交給住戶六元“房租”。三十元錢,五張吃“黑糧”的嘴!想想,想想,每一分錢,在這個女人手裏,是什麽樣的份量!

醫院裏好心的醫生、護士們,依然悄悄地關心著她。每月從糧站買糧時搭回來的雜糧,仍都送給了她。碰上過節,那位因在國民黨軍隊中做過中校醫官而靠邊站了的老院長(現已為共產黨員、市政協副主席)和他的夫人,偷偷地來到她住的那間擁擠的小房裏,給她和孩子們提來兩斤肉,留下幾塊錢。自己和這位靠邊站的院長,無親無故的,怎麽好意思一回又一回地收人家的肉,接人家的錢呢?她眼裏閃著淚花,就是不伸出手來。

老院長用手輕輕地摸摸一個個孩子的頭,將肉和錢往桌上一撂,無聲無語地走了。

她苦苦地熬著。

有人在背後為她出主意,要她去找一找廠裏的書記,向她叩個頭,求她幫你們娘娘崽崽解決一個落腳的“戶口”,安排一個事做。

她終於鼓起勇氣,敲響了書記家的門。來開門的是一個富富態態的女人。這大概是書記夫人了。也許,這些年來,上門找書記的人多,使這位書記夫人大為傷腦筋。一見這類人進她家的門,她心裏就煩,就火。

“你找誰?”

“書記在家嗎?”

她顫顫抖抖地問。

“找書記,上辦公室去。到了家,他是我的男人,歸我管。”

“砰”的一聲,門關了。

她在門邊愣了半天,再也不敢敲門了。

這天,她終於找到了書記。

“我的男人死了。他在廠裏幹了十六、七年,沒有功勞有苦勞……”

“什麽雞巴功勞苦勞!戰場上死了那麽多的人,他們的家屬如果都象你一樣,要戶口,要工作,行嗎?”

“……”

又是一鼻子灰。她立在那裏,換不過氣來。那些年,我們黨的形象,就是被這樣一些人抹了灰。如今,這類人物也許下來了,也許仍在台上,正演另一出戲,扮演另外的時髦角色……

她踉踉蹌蹌地奔向那間小層,那間在農村租下的、住著她和四個孩子的小屋。腦子裏,這些年來許多許多的美好願望,全破滅了。看來,不能再想著依靠別人,隻能靠自己,靠自己這一雙手!

推開自家的那間小屋的門,四個孩子一齊迎了上來。

“媽,爺爺又來了。”

“爺爺?”

“還有奶奶。”

“奶奶?”

大孩子桂平,雙手捧來了一塊肉,還有一張五元錢的人民幣……

她心頭一閃亮,一下子全明白了:這爺爺是誰,這奶奶又是誰!

她下工回來了。

往日,孩子們一看到她進屋,就立即摸起飯碗,準備吃飯了。今天,一個個都伏在桌上做作業,誰也沒有動身。這是怎麽了?今天,難道他們的肚子還不餓?

“快吃飯呀!”

她催促孩子們了。

“媽,我們已經吃過了。你快吃吧!”

十二歲的老大,顯得很懂事,很“老練”地對媽媽說。真是“窮人的孩子早當家”啊!

“吃過了?”

“媽,你看,我們吃得飽飽的了!”

調皮的老滿,才六歲,剛進學校啟蒙。這時,他掀起衣服,故意把肚子鼓得大大的,亮給媽媽看。

她掀開鍋蓋,立時怔住了。

鍋裏,煮的紅薯米全吃光了,唯獨留下一團大米飯。大米和紅薯米煮在一鍋,不攬動,煮熟以後,大米飯在下麵,紅薯米則在上麵。往日,是她吃紅薯米,而把大米飯給孩子們一個分一點。今天……

孩子們一個個低著頭站在她的麵前。老三是姑娘,老實,溫順。她怕媽媽發脾氣,悄悄地從書包裏掏出一張小紙片來,輕輕地遞給媽媽。於是,老二和老滿,也掏出了一張小紙片,送到了她的麵前。

這是他們的十二歲的哥哥寫的,一筆一劃,工工整整:

弟弟(妹妹):媽媽辛苦,要擔擔子,要流很多很多汗,把大米飯留給媽媽,我們吃紅薯米。我們比比,看哪個做得最好。哥哥。

她望著孩子,眼眶潮濕了。

她沒有去動鍋裏的大米飯,端著空碗,坐在孩子們麵前。良久,她才開聲,說:

“伢妹子們,娘沒本事,沒能耐。娘可盼著你們有本事,有能耐啊!娘累死也一定送你們上學,你們可要嶄勁學習,用功讀書啊!”

四個小腦袋,一齊在娘麵前點動著。

每天晚上,一盞電燈下,一張小小圓桌邊,埋著四個小腦袋。他們在這裏做作業,溫功課。他們的媽媽,那個弱小的女子,則坐在一旁,為孩子們補著衣服,或者納著鞋底,為老大或老二做上一雙新鞋……

每個正常的男女,心的深處,都有一個供奉愛神的神龕。她呢?她的身上,不也奔騰著一腔青春的熱血嗎?

命運,給了她那麽多的不公平;生活,出給她那麽多的難題;愛神,你也給她帶來如此多的煩惱啊!

一個農村大隊黨支部書記,花三元錢一天的工錢,雇人來向她提親,她拒絕了;一個煤礦上的工人,親自尋上門來求婚,她也沒有答應。人們不解,她為什麽要緊緊地關閉著自己的愛神之門?

他來了。他來叩擊她那扇緊閉的愛神之門了。

他們還是姑娘、小夥子的時候,就相識了。是不是各自的心裏,曾經還有過那麽一點意思呢?這就很難說了。那時,他們都在鄉村的文藝宣傳隊,業餘劇團裏,她演胡大姐,他演劉海哥。後來,命運將他們做了另外的安排。他們各自成了家。如今,命運又同樣無情地捉弄著、打擊著她和他。她死了丈夫、他亡了妻子……

眼下,他成了鐵路上的幹部。這一回,到這座小城來招工。他從過去業餘劇團的友人那裏,打聽到了這位當年在鄉間名噪一時的“胡大姐”“韓英”的情況和下落,便主動尋上門來了。

“還認識我嗎?”

他突然出現在他們那間擁擠的小屋裏。

“是你?!”

她一下子愣住了。

他們終於都坐下了,無拘無束地談開來了。談他們難以忘卻的過去,也談他們今天各自的不幸。談著談著,誰也不做聲了。

孩子們放學回來了。最早跨進門的,是姑娘桂桂。

“媽,這是誰呀?”

“叔叔。”

“不對,我沒有見過這麽個叔叔。”

“今天不是見到了嗎?”

畢竟是個幹部,腦子靈活。他連忙接過話頭,隨之把小姑娘拉到自己的身前,送給她一粒糖。

“好,你和孩子玩玩,我該做飯了。你吃了飯再走。”

“好吧,吃飯就吃飯。”

他爽朗地應允了。接著,他和小桂桂攀談開了。他問她的班主任惡不惡,罵不罵人;又問她班上有多少個同學。漸漸地,這一大一小談得親熱起來。

“要是你媽媽要給你找一個爸爸,你要不要呢?”

“那看找一個什麽樣的爸爸。”

“要是找個我這樣子的呢?”

小桂桂的小手板拍得脆響。

她正蹲在灶邊燒火做飯。灶膛裏的火焰一閃一閃。火光下,隻見她的臉紅豔豔的。這不知是被柴火烤紅的呢,還是聽了小女兒和當年的“劉海哥”的談話羞紅的呢?

他要走了。

她送他。

“我們……”

這位當年的“劉海哥”,話隻說出了一個頭,就咽下去了。

“有話你就說吧。”

“我們能不能……能不能合成一家呢?”

“……”

她的心**動著,**動著。

“你答複我一句話呀!”

“不,不行。”

她從牙縫中,進出了這麽兩個字。

“為什麽?”

“你沒有看到,我這麽一大幫伢妹子,不把你拖死?”

“我、我甘願。”

“我還擔心,我四個伢妹子,你三個伢妹子,合到一起,這麽一大家,會有扯不盡的麻紗!我、我們還是做個好同誌吧!”

她狠了狠心,把那扇搖晃了幾下的愛神之門,又緊緊地關閉了。想想,這該有多麽的痛苦!然而,她承受了,她忍受了。

她艱難地在生活的小道上跋涉……

高高的腳手架。

一塊一塊竹板搭成的梯子,鋪在她的麵前。一個之字,又一個之字。她挑著重重的一擔紅磚,在竹梯上攀登著,拐一個彎,又一個彎,向這幢正在拔地而起的樓房高層登去。

沉重的擔子,壓在這個弱小女子的肩上。大顆大顆的汗珠,從她通紅的臉腮上滾下。

對麵不遠的馬路邊,聳立著一根水泥電杆。電杆上,掛著一個高音喇叭。這時,喇叭裏響起了歡快的音樂。接著,傳來了廠部廣播員甜潤的聲音:

“現在,向全廠職工報告喜訊,本廠今年高考取得優異成績,有三名學生被高校錄取。這三名學生是:……”

建築工地上,工人們全都昂起頭來了。一個個都認真地聽著廣播裏公布的名字。

“張桂平、李……”

“張、張什麽?”

突地,她也將頭揚起來了。肩上那沉重的擔子沒有撂下,臉上那密集的汗珠沒有擦一下,便急切地問身邊的泥工師傅。

“還張什麽,就是你屋裏桂平伢子呀!”

立時,工地上轟了起來。

“桂平伢子考上大學了!”

“嘖嘖,那伢子今年才十五歲多一點呀!”

“是個好伢子,為做娘的爭了氣!”

“……”

她卻呆了。

“這麽大的喜事,你還發什麽呆呀!還不快為我們大家唱一個歌!”

“對!來一個劉海哥我的夫咧夥嗬!”

“唱一首洪湖水、浪打浪!”

“快呀!”

“現在,我們歡迎張家嫂嫂唱一個歌好不好?”

“好!”

“妙不妙?”

“妙!”

“嘩嘩嘩……”

工地上掌聲一片。

她沒有唱,愣了片刻,撂下滿滿一擔紅磚,“通通通”地從腳手架上發瘋似地跑下來了。

她來到那根水泥電杆旁。那個喇叭,就掛在這根電杆子上麵。這時,她恨不得一把抱住那個給她帶來喜訊的喇叭親一親啊!然而,那喇叭,高高地懸在電杆的頂端,她抱不到。突地,她一把抱住這粗大的水泥電杆,“哇哇”嚎哭起來……

我站在這間擁擠的小屋裏,站在這個矮小瘦弱的女子麵前,沉思。

是的,她不是模範,不是標兵,不是先進,不是改革者,也不是知名人物。她沒有驚天動地的事跡。她隻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女子。然而,我卻強烈地感覺到,在這個瘦弱的身軀裏,蘊藏著一股巨大的力量!這個弱女子的生命中,放射出一種奪目的強光!她,對社會的貢獻,對民族的貢獻,對國家的貢獻,並不亞於那些名噪一時的風雲人物!

小城不屬於她。

全城二十八萬幾千幾百幾十個人的名單裏,沒有她。戶口本上,糧食冊上,沒有她,發這票那票的冊子上,沒有她;工資名冊上,更沒有她……

然而,她卻擁抱著這座小城,擁抱著這個世界!

不是嗎?在好幾座大學的家長名單上,有她!有那一個毫無特色的、平庸的名字:蘇細英。她四個孩子,老大畢業後在中學任教;老二畢業後,分到一所中專工作;老三,那個聰明的姑娘,前年考進了湘潭大學;老四,在哥哥任教的學校裏就讀。全年級三百多人,他名列前茅……不是嗎?她為這座小城,耗去了多少心血!不少建築物的砂石、紅磚上,滲透著她的熱汗!她交給了這座小城一名優秀的中學教師!

“你們家就這麽一間房子?”

我站在這間擁擠的小房中間,突然莫名其妙地發問。不知是問母親,還是問兒子。

兒子回答我:

“學校裏房子緊張。媽媽和弟弟沒有戶口,這房子是分給我的,我讓給了媽媽。”

“那麽你和弟弟呢?”

“我在這屋裏備課、批改作業,弟弟在這裏溫功課、做作業。忙完以後,我就和弟弟到學生宿舍裏去睡。”

我的心在胸膛裏“怦怦”地撞擊著。在這位平凡的母親身上,在這位普通的兒子身上,我看到了我們這個古老民族的希望!

我告別了這間小屋,告別了這位弱小的女子。

身後,傳來歌聲:

我是一棵無人知道的小草……

是的,這是她的歌聲。

我們朝公共汽車站走去。

心胸裏很充實,腳步卻很沉。很想對他講一句什麽話,嘴皮子卻啟不開。我們的腳下,是默默的、長長的路。

“你娘還很年輕啊!”

我終於說了。

為我送行的,是這個二十三歲的小夥子,中學裏的政治教師。比起他的同齡人來,顯得老練、沉著。這時,聽了我這句沒頭沒尾的話,他卻敏感地垂下了頭。

“我……也講過。”

“……”

我期待地看了他一眼。

“和娘講過。”

“講什麽?”

“……”

他沉默了,似乎有點不好意思說出來。

默默的、長長的路。

“常常,娘晚上八點多鍾就上床睡覺了。我在燈下備課,不時聽到她在**輕輕歎氣。我想,娘太苦了,太寂寞了,太孤獨了。雖然有我們兄弟在她身邊。可是,有些話,是不便對我們晚輩說的,而她又沒有別的說話的地方……那天晚上,我終於憋不住了,便小心翼翼地對她說:娘,您苦了十多年了,如果看到有合適的人,你就……我的話還沒有完,隻聽到‘哇’的一聲,娘躲在蚊帳裏哭了。我再也不敢開口了……”

我的心咚咚地跳。我明白,作為晚輩,兒子有兒子的苦處、難處。他先怕娘誤會了:好呀!把你們養大了,送你們大學畢了業,你們就不要娘了,要把娘趕走了。

我擠上了汽車。

汽車顛簸著,我的心顛簸著。

你,做為母親,集結了我們民族傳統的美德,是一個驕傲的母親,一個堅強的母親,一個令人崇敬的母親!

你,做為女人,接納了一切封建的塵埃,是一個令人遺憾的女人,一個軟弱的女人,一個不完全的女人!

我默默地在心裏為你祝福:趕快掃盡你心靈裏那些封建的塵土,勇敢地去追求那屬於你的幸福,啟開你的愛神之門,做一個完全的、擁有自己所愛慕的男人的女人!

願幸福早日降臨於你!

1986年10月26日於冷水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