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話車轎

在中國古代，官員的代步工具，最早為牛拉的車，後為馬拉的車，再後來，才改為人抬的轎。正史中，一般都有《輿服誌》章節。輿，即車，即輦，即轎，即座駕。什麽級別的官，坐什麽式樣的輿，都規定得詳詳細細。

在漢代，由於秦末戰亂的影響，一匹馬值百金，連天子出巡，想找到四匹同一顏色的馬來拉禦輦，都感到為難，公卿將相出門，就隻好坐牛車了。不過，坐牛車辦公的漢帝國，其開疆拓土的氣魄，在中國曆史上是最宏大浩偉的。由此可見，代步工具的優與劣，和政務業績是不掛鉤的。

我認識一位老幹部，不久前他到早先搞土改的老區某偏遠縣份去了一趟。回來後告訴我，五六十年代，那小縣城裏隻有兩輛吉普車，下鄉騎自行車，鈴一按，叮叮作響，也很夠派頭的。近些年來，僅縣級機關五套班子，擁有小轎車四十多部。但是，他接著補充了一句，那裏的工作效率並未因這些車而提高二十多倍，至今尚未脫貧。然後，大搖其頭。我勸他別上火，風氣使之然耳！

這位下鄉歸來的老同誌，當然也是坐車階層。他說，我並不是清教徒，並不反對隨著時代的進步，生活的改善，適當改善物質條件。問題是，一輛進口轎車，至少得三四十萬，一輛國產轎車，手續證件辦全了，也要二十萬吧？再加上每輛車的用油、修理，司機的開銷，一年下來，又是好幾萬人民幣。然後問我，這樣龐大的財政支出，對於這個還戴著貧困縣帽子的山城來說，意味著什麽？就在這個縣裏，有時候連教師的工資都不能按時發放，你說，他們坐在小汽車裏，心情會怎麽樣？

這個答案，我很難懸擬。

也許，從古至今，車子這東西，雖隻不過是官員的代步工具，但更是地位的一種象征，隻要頭戴烏紗，就沒法排除對於坐乘的關注情結。明、清兩代，沒有汽車，用四人或八人抬的轎，或者，用兩人抬的肩輿，作為官員的座駕，鳴鑼開道，肅靜回避，黃土墊地，淨水潑街，也是神氣活現，路人側目。辛亥革命以後，北洋軍閥上台，不坐轎而坐車，那時的汽車兩旁有踏板，各站兩名挎盒子炮的保鏢，更是招搖過市，威風不已。車的優劣和權的大小成正比，車越好者，權越大，車一般者，權一般，無車可坐者，自然也就無權了，隻好垂手站在馬路邊，吃那汽車急駛卷起來的灰土揚塵和超標的尾氣。當然，曆史上也有對於車、轎、輦、馬不是十分在意的例外，朱元璋就是一位。因為這位皇帝頗有些窺陰癖，好私訪，經常躡手躡腳，潛行於金陵城的街頭巷尾，探查民情，有車轎也不用。由於出身貧寒的緣故，知道百姓的艱難，所以，在克勤克儉這方麵，他倒稱得上是帝王的楷模。據《明史》載，有一次，有司奏請，要把他乘坐的轎子裝飾一下，例用黃金若幹。他說，不必了，用銅就可以。臣下討他的好，說，“陛下，即使用純金，又能費多少？”朱元璋說：“朕富有四海，豈吝乎此。第儉約非身先無以率下。且奢泰之習未有不由小而至大者也。”

由於朱皇帝的帶頭作用，從《明史·輿服誌》裏，看到一係列關於乘坐車轎的規定。“景泰四年令，在京三品以上得乘轎。弘治七年令，文武官例應乘轎者，以上人舁之。其五府管事、內外鎮守、守備及公、侯、伯、都督等，不問老少，皆不得乘轎，違例乘轎及擅用八人者，奏聞。蓋自太祖不欲勳臣廢騎射，雖上公，出必乘馬。”但若有令不行，有法不依，有禁不止，且違法不糾的話，那麽，這個法令，便成了有名無實的一紙空文。《明史·奸臣傳》中，那個與嚴嵩勾結，總理全國鹽政，發了大財的都禦史懋卿，“性奢侈，至以文錦被廁床，白金飾溺器。歲時饋遺嚴氏及諸權貴，不可勝記。其按部，常與妻偕行，製五彩輿，令十二女子舁之，道路傾駭。”按說，照祖宗規定，超過四人抬轎者，就要受糾劾，可這個嚴嵩的黨羽，不但抬轎者超過指標六倍，而且還殘忍地使用了女性，這種荒唐的行徑，在他沒有完蛋之前，誰又能奈他何？

所以，一個好的政策，需要貫徹，需要執行，更需要堅持。在同一部《明史》中，那位了不起的張居正，萬曆的首輔，回家奔喪，所坐過的大轎堪稱世界之最，則更是對這種政策莫大的諷刺。張居正的老爹一死，按慣例，必須離職回鄉，苫塊丁憂。而且，守喪三年，也是規矩。但是，第一，張居正是中國曆史上一個比較成功的改革者，幹得正起勁，很不想走。第二，朝廷中已經形成的張居正體係的同僚、部屬、工作班子，深怕領袖人物的缺席，變生不測，不願他走。第三，時年十五歲的皇帝朱翊鈞，依賴這位先生慣了，已成惰性，寧肯留下首輔，不放他走。於是，下令“奪情”，也就是因工作需要，應皇帝要求，破例不盡孝。

嘩！朝野上下，莫不反對，萬曆動用“廷杖”來鎮壓不同聲音。一百多位大臣亮出屁股挨打，好幾個人當場被打死。次年，張居正也覺得民憤太大，便裝樣子回湖北江陵探喪，走走過場。黃仁宇先生在《萬曆十五年》中，描寫了張居正這次返鄉之行，那真是壯觀得不得了。“元輔的坐轎要三十二個轎夫扛抬，內分臥室及客室，還有小僮兩名在內侍候。隨從的侍衛中，引人注目的是一隊鳥銃手，乃是總兵戚繼光所派，而鳥銃在當日尚屬時髦的火器。”

張居正用的這頂轎子，第一，有裏外屋，第二，有服務員，估計應該比現在十七座的考斯特還要大，因此必須動用三十二個轎夫來抬，這恐怕不僅是中國，在世界史上，也是數一數二的大轎了。

張居正從北京至江陵，一千多裏路的行程中，“五步一井，以清路塵，十步一廬，以備茶灶”（清·梁章雄《浪跡叢談》），為了使這頂巨無霸式的大轎暢行無阻，有的路要展寬，有的橋要加固，勞師動眾，驚擾官民。“居正奉旨歸喪，所經由藩臬守巡迓而跪者，十之五六。居正意未慊，檄使持庭參吏部尚書禮，至是，無不長跽。台使越界趨迎畢，即身為前驅，約束吏卒，幹陬飭廚博。”（明·焦竑《玉堂叢語》）

到了故鄉，據《浪跡叢談》載：“江陵父喪設祭，所列果品皆像山形，甘蔗山倒，壓死野人觀者於其中。”從以上種種奢華排場，便可了解他要乘坐這頂舉世無雙的大轎，是他官居一品，擁有特權的自然而然的結果，一點也不奇怪的。

因此，我想，那個小縣城裏的幹部，坐在小汽車裏，隻要他的心裏沒有老百姓，更沒有老百姓的疾苦，是不會有什麽於心不安的感覺。所以，要想解決時下輪子的腐敗現象，這頂明代名相的三十二人抬的大轎，雖幾近荒誕傳奇，但確實在那個十分講究官本位的社會裏發生過。因此，不論時過境遷多久，這則座駕故事裏麵，必定有值得後人思考的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