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醒在我夢中

一想到我四十歲了，我不得不開始懷念白菊。

懷念白菊些什麽呢？我在腦海裏思索了好一會兒，才決定從一首歌開始。

這首歌叫《吐魯番的葡萄熟了》，當年被女中音歌唱家關牧村唱了個紅滿天。不過，這歌在我心中紅起來，卻並非關牧村。

我感覺這首歌驚心動魄的好聽，是我與白菊的一次見麵中。那是一個令人永遠懷念的中午。那個中午，我沒有午休，也根本沒意識到會與人見麵。我坐在一張破桌子上寫詩，說實話，詩是一種很難寫好的東西。我桌子下的竹簍裏已裝滿了撕破又捏成團的稿紙。

那些紙團裏皺折著我的詩行，可我一點不覺得那些詩可惜，可惜的是那花了一塊錢才買回來的稿紙。那稿紙每本一百頁，我不知道要撕到多少頁，才會有一句我自認為是好一點的詩行。

看著一竹簍的紙團，我坐不住了。我得走出房間，肯定隻能這樣，看來僅僅推開窗戶是不夠的，那時，我心情很沮喪。

我跨出門第一步，第二步剛抬腿，我的眼睛頓時一亮，白菊正從走廊那頭向我走來。她的這個走來，多年以後，成了我腦海中不可抹滅的記憶是我沒預料到的。

那時她青春而亮麗像蝴蝶一樣地向我走來。

我當然退回房間，迎她進來。

她坐在我的那張簡陋的書桌前，方方的凳子沒有靠背，她隻能把雙肘放在桌子上。窗外是一棵挺拔的白楊樹和一條很少有車有人過的馬路。

我坐在床邊上，隻能看見她的側麵。我寧願她這樣與我相坐，她明亮且烏黑的眼睛要是麵對著我，我怕我一下子跌進她的眼波。她的眼睛真的像大海一樣，有一層層不斷的波浪拍打著我的心。我的心卻沒有礁石那麽堅強，總是挺立不住，有昏眩的感覺。我們從小在這個地質隊一起長大，從來對她就沒有昏眩之感。這種昏眩是近年來才有的，這種感覺的變化，使懵懵懂懂的我有一絲羞澀感和不解的困惑感。

我隻能看她的側麵，這樣非常的好，我的心免去了層層波浪的衝擊。我的心不昏眩，我就可以毫無顧忌地看她，而她的側麵也是令人非常愉悅的，像剪紙，波浪似的披肩短發，長長的睫毛，高高的鼻子，乖巧而微翹的嘴形。是的，我心中有說不出的愉悅。

我們愉悅地談我們在一起的那些快樂的日子。

在她充滿友誼的話語中，她不時優美地歪頭看著我，但看的時間並不長，她又會扭過頭去。我知道，她知道我的目光在與她目光的接觸中堅持不了多久，她總是在我抵抗不住要低頭的時間裏，把她的目光移開，這樣我可以長久地看著她。

我們在一起的那些快樂的日子，隻是我們坐在這兒說起是快樂的，其實在那段日子裏是我們最艱苦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不像現在有一份正式的工作。這份正式的工作卻使我們不能像原來一樣，天天在一起做工。現在我們都在一個地質隊工作，這好像是人生注定的，我們沒得選擇，我們的父母也同是地質隊的，父母們退休，我們剛好頂替接班。

這些注定當然從很早以前就開始了。從我們的父母同時進了地質隊，又先後生下我們。這便注定了我們在地質隊一起成長，一起上學，一起下鄉。

我和白菊下鄉時，其實和我們的哥哥姐姐們下鄉不一樣了，哥哥姐姐們是去農村落戶，而我們隻是去地質隊的農場做工。

地質隊的農場有兩個地方可去，一個地方是在大山裏，離城有二十裏地，是個種糧養豬的生產農場，一個是在城郊，專門打泥燒磚的磚瓦窯。在我們一百多名地質職工的待業子弟中，隻有二十二個人幸運地分配到了磚瓦窯。為什麽說幸運，是因為離家不遠，可以回家吃飯睡覺。

也許離家近，在磚瓦窯做工的幾乎全是女的。隻有我和一個叫方國慶的是男的。隻有我們兩個男人，是有原因的。我們有一台老式打磚機，它有一個吞黃泥的大嘴巴，需要有一個男人把一車車百多斤的泥迅速倒進去，然後從它另外一張嘴巴中每分鍾吐出十塊泥磚來，這又需要有一個男人迅速用兩手掌夾起熱燙的泥磚，把它們放在背磚人的背上。

這種老式打磚機每次隻能正常運轉一個小時，否則它會損壞。於是二十個女生背好背磚板，排好隊。我將在開機的一小時中，把六百塊泥磚準確無誤地放在她們的背上，她們把磚背到不遠的窯洞中，燒磚的師傅在那兒接住。一來一往剛好需二十分鍾，她們也剛好二十個人。這樣背磚的隊伍連續不斷，我也隻能連續不斷也夾起磚，放在她們的背上。

潮濕的磚每塊約五斤重，十塊就是五十斤。這種重量，是挑是扛是抬是提對於我來講都是小菜一碟，可是隻能用手掌夾起來，的確算不易，剛開始我竟然力不從心，常常掉磚頭。在那二十個女生連續不斷地背磚，連續不斷的笑聲中，我便產生了無窮的活力，不久，我居然能夾起二十塊磚，那時候，我剛滿十九歲，練成了雙臂無窮的夾力。

這夾力，在以後很久的日子裏，成了我的魅力之一，是我未曾想到的。男人和男人之間是比較欣賞大力士的，因而他們常常喜歡較勁，凡是與我較勁的男人都很奇怪我的夾力怎麽這麽大？當然我沒有告訴他們我是怎樣練成的。

很多年後，我第一次擁抱妻子，一不小心雙手用力，差點把她夾死。妻子在我猛然醒悟的鬆手中，很久才漸漸回過神來。她說，男人也禁不住你抱，我說，我瘋了我抱男人幹啥？我說我原來抱多了磚頭。妻子說，但願以後你別把我當磚頭抱。

那時候真的很苦，除了我夾磚汗流浹背，白菊汗流滿麵背磚外，我們還要用煤燒那磚窯。燒磚師傅說，小青年們要好好學習，將來就靠這個找飯吃。於是，我們都學會了燒磚的技術。我們采的泥是黃色的，機床壓出濕磚來自然也是黃的，但一燒成了磚卻變成了紅的。紅紅的磚頭，是很好看的，尤其砌成了房子更加好看。那時候，不僅我們地質隊的房子是紅房子，城市裏也是一幢幢的紅磚房。每每看到紅房子的牆，我就感到親切。雖然那麽多的修紅房子的磚，不一定都是我們燒就的，但磚一出窯，賣給了誰，修了哪幢房子，我們是無法知道的。既不知道，沒法分辨哪些紅磚裏有我們的汗水，因而看見紅磚都親切。

更讓我們汗流浹背的是燒好磚後，我們把磚們背出窯洞的時候。那窯頂雖經過我們放水冷卻，可是，那作用也隻是緩解一下高溫。每次背完一窯磚出來，我們最少流出十斤汗水。那時候我們正是青春年少時，背靠著背喘氣，也沒有感覺誰汗臭，雖然汗濕透了我們的全身。我不僅不感覺汗臭，反而感覺白菊的汗水有一種讓人愉悅的香味。其實，汗流浹背時背靠著背，對於散熱並不理想，但每次休息，我們總不自覺地背靠著支撐疲憊的身子。我們真是累壞了，大家都累壞了，誰也不會注意到誰該以什麽樣的姿態休息。

其實，大家隻能背靠背，如一身汗水地靠在窯壁處，會沾得一身是灰。既沒得靠的，誰靠著誰，大家也就不管了。但在我的記憶中，我與白菊總是靠在一起。所以她的汗水味，至今是我記憶深處的懷念，這懷念也許會永遠地伴隨著我，因為這汗水是我青春期唯一不可抹滅的記憶。

我感覺白菊的汗水透過她的衣裳與我的汗水交融時，那是一種口渴、舌幹、心快、意亂的歡樂。那時候，我們都還青春年少，真不知該怎麽辦？

確實，我不知怎麽辦。我沒有將這快樂告訴任何人。隻有一次，我差一點告訴了別人，這個人就是方國慶。磚廠隻有我與方國慶是男的，出磚的時候，廠裏那兩間茅屋便成了我們倆人的住房，我們的任務是守護成果不讓人拿走。那些夜晚是很難度過的，我們睡不踏實。於是，我們開始長時間地談論磚廠的女伴們。最後，我首先確定以後要找老婆就找楊柳。楊柳是我們磚廠，大家公認長得最高又最漂亮的人。其實，這不是我的真心話，我先說了楊柳，隻是想知道方國慶除了楊柳外他還喜歡誰。我心裏很怕他說出白菊，又希望他說白菊。怕他說是因為我不敢想任何一個男人對白菊有野心，希望他說是能印證白菊美麗。

最後，方國慶說，他以後也希望找到楊柳這樣的老婆。

我雖然假裝很生氣，說楊柳是我先要的，其實我很高興地把白菊放進了心裏，還差一點脫口而出說，我真正想要的是白菊。

方國慶說，別以為老子是傻子，你是喜歡白菊的。

我說，隻準你喜歡楊柳，不準我喜歡呀！

方國慶說，何必呢？你看你那偷偷看白菊的樣子，沒一次逃得過我的眼睛。

我說，放屁，老子看白菊還用著偷偷看，她哪天不在我眼皮底下晃過去走過來的。

方國慶說，何必呢？你承認了，我也不外傳。你看白菊那個眼神，和我看楊柳時是一樣的。其實，楊柳和白菊還真分不出高低來。看你喜歡白菊，我隻好喜歡楊柳了。

我說，你怎樣看楊柳，我不管。我決不可能和你的眼神一樣。還有，你喜歡楊柳，不準別人喜歡是不正確的。老子偏要喜歡楊柳，你能把老子怎麽樣。

方國慶翻身下床說，走，出去摔他媽的一跤，誰勝誰說了算。今天不分出個高低來，一晚都睡不著。

我說，還摔個毬，都下半夜了。你睡不著，關我屁事，反正老子睡得著。

方國慶說，怕了吧！老子摔死你。

我跳下床，走出門，到了院子裏。方國慶自然是跟著出來了的。我說，怎麽摔。

方國慶說，三打二勝。

我說，你一個推板車的，看老子不摔死你。不摔你三回，不算老子勝了。

方國慶吐了一叭口水在手心，雙掌一邊抹一邊說，你一個夾磚頭的，老子不摔你三回，不算老子勝了。

我見他習慣性地往手上抹唾液，我知道，我已必勝無疑。這時候，我們都光著身子，隻穿了一條褲衩。他手滑滑的，我光溜溜的，他如何抓得住，如何使得上力。

我倆咬牙切齒地絞在一起時，他那令人惡心的口水從他的手掌上，貼在了我的肌肉上，滑滑的，黏黏的。不用我強健的肌肉彈開他的十指，他的十指像上了油在我手臂上滑行。我當然不給他抹幹了口水的機會，我十指抓牢了他，手臂用力一拉腳一掃，他頓時跌倒在地。

方國慶從地上一個魚躍挺起來後，又彎腰抓了一把地上的黃泥沙在手掌上搓。他說，來來來，沒注意你狗日光溜溜的。

看著方國慶像牛發了牛脾氣似的朝我衝來，我隻好側身讓過。這小子每天要給打磚機推送上百車的泥巴，衝擊力應相當了得。我必須避其鋒芒，擊其短處。他的短處和牛一樣。牛的力量在於頭的頂力和前進的力，牛在耕地時，一天到晚拖著個犁鏵往前拉。牛脾氣是打架往死裏打，如人要解開兩頭牛打架，誰也不會愚蠢地跑到牛前麵去與牛比力氣，那是在找死。聰明的人，總會回身閃到牛的側麵，奮力一推，牛會轟然側翻。牛的側麵是沒有力量的，四腳的力量也是為了前進而準備的。方國慶也是沒有側力的，他不管推車拉車都是朝前衝的力。

在他衝過來幾乎要抓住我的一刹那，我閃身讓過了他的衝力，這預示我已快勝利了。我順著他的衝力，側推了他一把，力上加力，他斜著身子歪歪扭扭地收不往腳，一頭紮進了稻杆堆。稻稈是我們廠裏拿來搭茅棚給磚擋雨的，看著理順了的稻稈堆在方國慶氣急敗壞的手腳狂舞中亂了。我哈哈大笑，說，誰搞亂的誰理好，明天廠長來罵死你。

方國慶在稻稈堆裏翻騰了良久，終於爬了出來。他一邊抖落著身上稻草一邊說，有哪樣狗屁好笑的。老子沒注意被你摔了。

我說注沒注意是你的事，不用摔了吧！老子反正都二勝了，後麵你贏了也沒用。

方國慶惡狠狠地一咬牙，像下了天大的決心說，好，男子漢說話算數，你選嘛，反正楊柳和白菊難分高低，你選了也好，免得老子要東還要西左右為難。

我說，少給老子來這一套，等於你還想過白菊是不是。老子是說你狗日為哪樣一天到晚就試探老子的真實想法。老子現在明確告訴你，你要追楊柳，老子不攔你。老子今天勝了你，你狗日得聽老子的，白菊嘛，你以後就別想了，聽見沒有，想都不準想。

方國慶說，好，君子一言，駟馬難追。你狗日想的，老子還真不想想了。

白菊的汗是香的，我一直這樣認定。這香在於我是不可抹滅的，特別是在我的夢中。那時候在夢裏見到白菊，也是在窯洞裏麵搬磚，不過隻有我與她在裏麵。她的臉像鏡頭的特寫畫麵呈現在我的眼裏，臉上沒有一絲灰塵，水晶珠簾似的汗滴掛滿臉龐，整個窯洞裏頓時芳香彌漫。我有點昏眩，一激靈就醒了。

那時候磚廠沒有人談戀愛，一是年紀小的原因，二是大家對未來很懵懂。因而我們磚廠的男女相處都是很單純的，沒有任何人的行為有超出同事的範疇，直到我與白菊頂替退休的父親們成為了正式的地質隊職工也是這樣。

地質隊是要出野外工作的，白菊分配到了一個鑽探分隊做飯，我去地質普查組當了一名技工。一年到頭，我倆很少遇見。

有時候我很想念她，可是我沒有帶信給她。我認為我現在的處境，沒有力量好好待她。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我們都各自成長著，離青春的成熟期漸漸近了。身子都成熟成大人了，可我的心還很懵懂。我真不知道該怎麽辦？

白菊越來越美麗漂亮了，我則越來越自卑了，單位又分來了很多大學生、中專生的，那時候很多地質隊職工的子女都找了這些人。我隻是一個技工，自卑是很自然的。

其實，我早想見她，但我的自卑使我不能先去找她。現在是年末，我們都各自從野處回到了隊部。這段時間我躲在房間寫詩，又寫不好，我心裏明白，這是為什麽？可是這為什麽似乎成了十萬個為什麽？讓我疲憊於自問自答。

是的，她終於來找我了，這是我沒預料到的。而且她總是愉悅地談起我們在磚廠做工時那些艱苦的日子，好像那些日子很快樂。是的，那些日子的確很快樂，因為有她的存在。

她坐在我的窗口，依然側麵坐著，雙手搭在書桌上。我看著她的側臉，像剪紙，波浪似披肩的短發，長長的睫毛，高高的鼻子，乖巧而微翹的嘴形。

過了很久，她說我們唱歌吧！我說你先唱。於是《吐魯番的葡萄熟了》那美麗的旋律像小溪水一樣流進了我的腦海。

當時，我無法相信，以後還有哪支歌有這首歌好聽。在後來的日子裏，在不再有白菊給我唱起這首歌的日子裏，我曾無數次傾聽過女中音之王關牧村唱起這首歌。可是，不再有聽白菊唱起的時候美妙。

我記不清白菊是怎樣唱完這首歌的，我一直願意認為白菊那天唱起的這首歌根本沒有唱完，這首歌的旋律似乎無處不在地一直伴隨我。想起這首歌，就想起了白菊，想起了白菊就想起了這首歌。特別是在我年過四十的日子裏，更是讓我回憶起這首歌，回憶起白菊唱起這首歌的模樣。我見過白菊不再年輕的模樣，但我每次回憶起白菊，她總是波浪似披肩的短發，長長的睫毛，高高的鼻子，乖巧而微翹的嘴形。我知道，在我的記憶裏，她不再長大，不再衰老，她以一首歌永恒了她的年輕。

是的，那天她在我願意認為唱不完歌的時候唱完了。我更清晰地記憶起，她那時候，雙肘放在桌子上，歪著頭向我微笑。她烏黑且亮麗的目光注視著我，是想告訴我說，她已唱完，該我唱了。她那天不再說話，因為她有一雙會說話的眼睛，無需再用嘴巴。

那天，我也不再說話是對的，麵對一雙這樣的眼睛，我用嘴巴表達什麽是很淺薄的，我應該用眼睛與她的眼睛對話，可是我愚笨地低下了頭。後來，我想，低頭的事，自責也沒用了，當時最少也應該低著頭唱一首歌吧！可我沒有。這沒有讓我一直遺憾至今。

我不知道白菊是怎樣離開我房間的，但是，我永遠記住了她是怎樣來的。我曾無數次深深地回憶她是怎樣離開的，可是這要命的細節我就是記不住。細節決定成敗，就這樣我失去了一次也許是一生中最重要的機會。這個機會，對我太重要，重要得使我不能不失去。那時的我，也許是太年輕，根本不具備掌握這麽重要的機會。對於一顆年輕的心來講，美麗的機會來得早了一點，也是一種錯誤。這錯誤，使我與白菊失之交臂。

在那個冬日，我失去了白菊。在那個足使我傷痛一生的冬日，我並未意識到我可能失去白菊。是的，並未意識到是必然的。她與我在一個單位，我要找她是很容易的。既然很容易找到她，我怎麽可能輕易失去她呢？

好吧！我得好好回憶一下，我是怎麽失去她的。

應該是她的父母吧！她的父母是工人，白菊也是工人，不可能再找我這麽一個工人吧！雖然，那時候最響亮的歌是——《咱們工人有力量》。也許是那時候歌唱工人的力量大，歌唱得滿了天下，這無處不在的歌唱，使我們工人都有點不好意思，開始動搖了，疑問我們的力量真的就這麽大的時候，這時候國家開始重視知識分子了。先是優待老知識分子，說是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後是重用新來的大中專學生，說是知識就是力量，知識就是生產力。

在這種時候，白菊的父母傾向白菊找一個知識分子是完全符合白菊本身的利益的。這一點，我也認同。這認同使我堅持不再去找白菊，在心裏還安慰自己說是為了白菊好。

我自卑，我脆弱，我脆弱得想無比的強大。這想的強大，當時隻能是在嘴巴上，我給領導自嘲說，老子一棵參天大樹，被你們當燒火棍用。老子走了。領導說，你狗日的去哪裏。我說，老子到大學裏讀書去。領導說，好，小崽有誌氣，老子就放你去。按編外工資發給你。這領導的爽快，使我下定了決心。領導和我大哥是光屁股長大的夥伴，我大哥比我大二十歲，可以說他們是看著我長大的人，還不知道我的脾氣和他們沒有兩樣？

說走我就走，也沒去與白菊道別。沒去找白菊，不等於我沒遇見白菊。我在一群再也熟悉不過從小一起長大的夥伴們談天說地的場合遇到了白菊。說是遇到，其實就是專門去遇她。

那時候的冬天，野外地質職工都不上班。大家閑來無事，總在某個約定俗成的地方閑聊。我當然知道這地方在哪裏，我當然要去那兒。那兒白菊一定會在。

在那兒，我顯得很隨便，就像千百個這樣的閑聊沒有異樣。白菊不知道我要去讀書了，其他的夥伴們更不知道。我知道，我不說。看著白菊在夥伴們中談笑自如和嬌美的模樣，我一陣心痛。我想，我就這樣走了？總得帶點她的什麽，讓我有所懷想。於是我走到她的身後，從她波浪似的烏黑亮麗的頭發間，試圖尋找到一根掉下來的頭發。我太想找到白菊的頭發了，我想我找得很仔細，頭不自覺地朝白菊的頭傾斜。當然，我不能太近，雖然夥伴們談得興趣正濃，不會察覺我想幹什麽。

我太忽視夥伴們的智力了，正當我裝得若無其事地尋找頭發時，一雙手分別撥動了我和白菊的頭，讓我們的頭，一下子撞在了一起。隨著我們的頭的一陣痛，轟的一聲，大家笑了起來。

方國慶說，你們不好意思頭挨頭，我幫你們解決好了。說完，方國慶得意地揚了揚手又拍了拍手，一副慰勞手的樣子，還對著楊柳擠眉弄眼的。楊柳當然並不理會方國慶的討好賣乖，而是用手去關心白菊的頭。

我的頭肯定要硬一點，我的頭痛一下真的沒啥，可是讓白菊的頭痛，我不幹了。我跳過去，一把揪住方國慶的衣襟，一拉一摔，他跌了一個狗吃屎。

在方國慶還沒來得急翻身而起的空隙，我回頭看了看白菊，看見白菊正摸著頭和楊柳在笑，我放下心來。

看著方國慶滿嘴都是泥，我有一點後悔。我可能過分了一點，就算楊柳看不起方國慶，根本不在乎我把方國慶怎樣了。可方國慶太在乎楊柳了，我再咋個也不能讓他在楊柳麵前出這種醜。

這種讓兩人撞頭事，是我們經常尋找的惡作劇，隻要一有機會，誰都會這麽來一下，誰也未生過氣，這也是我們從小一起長大的夥伴們約定俗成的。那時候，地質隊的駐地都在城郊的山坡上，我們這些地質隊員的子女們，平時也沒什麽可娛樂的，惡作劇是我們重要的娛樂方式。

幸好，那時我們地質隊的地麵是草和泥組成的，否則方國慶非掉幾顆門牙不可，或者嘴唇碎裂變成兔唇。幸好，其實這樣感慨也不準確。如果那時地質隊地麵都是水泥地，我們也不會經常三五成群地摔跤玩。我們這些男夥伴們是經常摔跤的，根本不顧忌摔得狠不狠，因為摔得再狠，也沒有誰受過稍重一點的傷。這摔跤也成了我們的約定俗成。一有什麽不滿意，或者解氣什麽的，動不動就摔。誰被摔倒了也不生氣。

不過，今天不一樣，方國慶肯定會生氣，一是我摔他摔得沒道理，二是我的摔他是趁他沒防備，三是他在楊柳麵前出了醜。這有點犯我們約定俗成的忌。見方國慶繃身起來，擦拭著嘴上的泥朝我惡狠狠地走來，我以為他要和我重新摔跤，我趕緊蹲馬步擺好了摔的架勢。我想大不了假裝被他摔倒了事。

要真是這樣，肯定了事了。方國慶可能被摔痛了，又被摔了個意料之外，的確，他千想萬想也不會想到我會這樣摔他。摔得一點道理都沒有，不就是讓我和白菊撞了撞頭，這種惡作劇是常事，誰會這樣報複呢？這事了不了，方國慶這時不想和我摔跤，他真的惱羞成怒了。他橫眉瞪眼地指著我說，你狗日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你明明喜歡人家白菊，做夢都想與人家頭挨著頭。老子幫了你，你還摔老子。

方國慶這樣一說，無疑當眾宣布了我的隱私。那時候，男女之間的事是很令人害羞的事。這話又是方國慶說的，誰都會相信的，誰都知道，我與方國慶在磚瓦廠住在一間茅房裏。

我的臉一下子紅透了，那紅還一直延伸到了脖子上。我側頭看了一眼白菊，見白菊一臉通紅，也看見了周圍的夥伴們一個個興奮的樣子。他們不興奮才怪，平淡的生活，早讓大家過慣了，發現隱私，是大家渴望的樂趣。

也許我腦子裏的血，全都湧到了臉和脖子上，我的腦殼便一片空白，腦殼一空了，就成了傻子。人一傻了就說反話，結果那天，我說了這一生中最傻最令人後悔的話。我對著方國慶吼道，你才喜歡白菊，你才夢見白菊。

方國慶見我不顧一切地反擊，他反而不知所措了。他左看一眼白菊又看一眼楊柳，這樣來回看了幾個往返，把個頭扭得左右不是。他越想說清楚，越是說不清。由於心急，嘴巴也不伶俐了，他結結巴巴地說，我，我，我了半天也我不出一句話來；然後他用手指著我說，你，你，你了半天還是你不出一句話來。

在大家的轟笑聲中，我拍了拍方國慶的肩說，你單相思就單相思，為什麽要牽扯別人。說完，我揚長而去。留著個有話說不出的方國慶在那兒被人嘲笑。

三天後，我去了省城讀書。在那難熬的三天裏，我強忍著想見白菊的願望。在那三天裏，在我的房間裏，我到處仔細尋找，想找到一樣白菊的東西，我甚至趴在地下找遍了每一個角落。我就不信，白菊來了這麽多次，就沒掉下一根頭發。我這間簡陋的住房，從未來過女人，隻有白菊來過。隻要找到一根長頭發，一定是白菊的。功夫不負有心人，在桌子的縫隙裏，我終於找到了一根長頭發。我小心慎重地把頭發夾在萊蒙托夫的詩集裏，這是我最喜歡的一本書籍。

我把這本書一直帶在身邊，從此再也未回過故鄉。很多年過去，我找了一個有著波浪似披肩短發的妻子。有了家，我就把書放在了書房的書架上，很多年未翻看過這本詩集，那時候，我已到了不再狂熱詩歌的年紀。

又過了很多年，我已經四十歲了。四十而不惑，是到了懷舊的年紀了。常常睡不著，睡著了有時會夢見兒時的夥伴白菊。偶爾的一天，在電視上看到不再年輕的關牧村正唱多年不曾聽到的《吐魯番的葡萄熟了》，那熟悉的旋律一下子勾起了我對這首歌的懷念，淚花頓時盈滿了我的眼眶。我走進書房，取下那落了灰塵的《萊蒙托夫詩集》。我翻開夾著白菊頭發的那一頁，頭發在這一頁已有二十年，依然色澤烏黑亮麗。這一頁剛好是我二十年前最喜歡的一首詩，這首詩名叫《帆》。

“在那大海上淡藍色的雲霧裏

有一片孤帆兒在閃耀著白光！……

它尋求什麽，在遙遠的異鄉？

它拋下什麽，在可愛的故鄉？……”

那天晚上，我又夢見了白菊。白菊醒在我的夢裏，側麵坐著，雙肘放在我簡陋的書桌上，像剪紙，波浪似披肩的短發，長長的睫毛，高高的鼻子，乖巧而微翹的嘴形。

第二天一睜開眼，我發現我淚眼蒙蒙。躺在**我起不來，我在想，二十歲的我，那麽難受地離開白菊，為什麽沒流淚，難道年輕的我不相信眼淚。難道四十歲的我相信眼淚。無論怎樣我深深地意識到，注定白菊將在以後的歲月裏，不斷來到我的夢裏。

我知道，在我的夢中，白菊不再長大，不再衰老，她以一首歌永恒了她的年輕。

我不知道，白菊也是否做夢，但是我知道，隻要我做夢，白菊就會生動地醒在我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