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造就我　人民哺育我

如果說，今天。我已被社會、被人民承認是一個作家的話，那麽，我是從戰士中、從礦工中“爬”出來的，是我們的社會，我們的國家、我們的黨、我們的人民培養出來的，是我們時代火熱的生活造就的。

我是一九六四年開始接觸文學、學習寫作的。我一開始拿起筆、學著寫幾個字的時候，部隊的黨組織、部隊裏的首長，就指導我學習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我學習寫作和學習《講話》是同步的。二十多年來，毛主席這篇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一直指引和影響著我的整個創作生涯。回顧自己的成長道路，我有這樣三點體會。

一、靠生活起步。生活是創作的唯一源泉。

毛主席在《講話》中做出了科學的論述，生活是文學藝術的唯一源泉。我之所以提起筆來，學習寫作，是生活推動我的。我是靠生活起步的。結合自己最初學習寫作時的實踐，來重溫毛主席的這一教導，感到格外親切。

一九六一年七月，我剛滿十七歲的時候，便離開家鄉，離開煤礦，參軍來到了南海前線。在家時開門見山，如今是開門見海了。就是在這裏，我接觸到了報紙，接觸到了刊物，接觸到了書本。我發現自己闖進了一個嶄新的世界，發現自己是那樣地酷愛文學。

然而，真正使使我大膽地拿起筆來，卻是生活中經曆的這樣幾件事情：入伍後，我分在一個團的工兵連木工排一班。當時，部隊正在攔海圍田，搞大生產。我們連隊在工地上修水閘。有一天，我正在揮動斧頭的時候，水溝對麵，突然有人在喊：“你們是哪個單位的？”一口地道的湖南話。我們排長是江西人，姓肖，平時總是嫌我的話太土，不好懂。聽我說話時，他總是裝腔作勢地說：“這個誰，你說的啥子呀？”這一次，在這個人的地道的湖南話麵前，他突然靈敏起來，他趕忙正了正帽子，上前立正、敬禮、報告：“報告師長，我們是365團工兵連一排，正在執行做水閘門的任務。”這時，我偏頭一看，隻見水溝對岸，站著三個人，其中一個，四十開外年紀，領章上是二條杠四個朵，比起我們排長的一條杠一個朵，要大多了。排長指揮我們，很快地在水溝上搭了幾根木頭，架了一座簡單的橋，把師長接了過來。師長走過來後，用手摸了摸我的頭，問“叫什麽名字”，我紅著臉不敢答話。一個山裏伢子，是第一次見到這麽大的“官”啊！排長代我回答了。“什麽時候入伍的？”又是排長代我回答了。“哪裏人？”還是排長代我回答了。“呀！那我們是老鄉呀！我是茶陵的。”師長親切地和我講起湖南話來。我突然間感到我和他的距離近了。

第二天，我去扛木頭。在海堤上迎麵碰見師長領著一大幫幹部從對麵走來，我很想向他敬一個禮，手卻一直舉不起來。直到師長要從我麵前走過去了，我的手才舉起來。師長認出了我，忙轉過身來，還了我一個禮，然後大手朝海灘一揮，對我說：“現在，這裏還是一片荒涼的海灘，明年，我們叫它搖身一變，變成一片黃金的稻海！小夥子，好好幹！”我感到他那手勢，那話語，是那樣有力量，那樣有氣魄！我感到自己身上陡然增添了一些什麽。

幾天以後，一個晚上，我在工棚裏睡得正香，突然被人擠醒了，心裏老大的不高興，嘀嘀咕咕說了一些不好聽的話。第二天早上起來一看，睡在我身邊的，是非常關心我的團裏的宣傳股長。我的臉熱了起來，極不好意思，股長笑著問我：“睡醒了沒有，昨晚上把你擠醒了。意見還不小哩！”

這些人，這些事，在我的心裏火苗一樣地竄，我忍不住地把師長和股長揉成一個人，一個師政委，寫了一篇小說，叫《聽到故事之前》。這就是我的處女作，發表在一九六五年二月號的《解放軍文藝》上。六月號的《解放軍文藝》發表了一篇評論，說我塑造了一個關心部隊、熱愛戰士的“老八路”的形象。其實，這哪裏是我塑造的，我是在生活裏撿的呀！

二、虛心向人民群眾學習，擺正自己在社會、在人民群眾中的位置。

世界上沒有一條筆直的路。文學創作也沒有一條筆直的路。我的創作是走過彎路的，“彎”就“彎”在沒有擺正自己和人民群眾的位置。《講話》中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文藝為什麽人的問題，文藝工作者的立場、觀點、方法的問題。告誡革命的文藝工作者要把“立足點”移過來，移到人民大眾這方麵來，移到工農兵這方麵來。開始，我對主席的這個教導領會不深，認為自己是一個“兵”還是一個“工”、一個“農”，本身就是“工農兵”，不存在什麽移“立足點”問題。然而，後來的教訓告訴我：不盡然！一個工人、一個士兵的世界觀，不一定就是無產階級的，同樣存在一個移“立足點”的問題。

1965年，我接連在《收獲》、《解放軍文藝》、《人民日報》、《羊城晚報》、《兒童文學》等報刊上，發表了十一篇小說、散文習作。光《收獲》和《解放軍文藝》上，一年內就發表了四篇。一時間，我這個二十歲的毛頭小子，就不知天高地厚了，儼然覺得自己是一個作家了。

這時候，我們軍裏準備召開一個全軍業餘作者經驗交流大會。分配我一個題目：如何在連隊的日常生活中發現題材。要我到會上介紹經驗，也就在這時，團裏派我到八二炮連為一個超期服役的老班長寫篇文章，文章寫好後，團政治部的領導要我投給部隊駐地的《汕頭日報》。盡管《汕頭日報》是第一次發表我的一篇小通訊的報紙，是送我走上文學道路的第一個老師，然而，這時候，我卻瞧不起它了，嫌它是家地方小報了。後來，我雖然遵照了領導的旨意，把文章寄給了它，我卻隨稿給編輯同誌附了一封信，名為自我介紹，實為自我吹噓，說自己在什麽什麽刊物上發表了什麽什麽作品。編輯同誌是敏感的，當我們軍文化處的一位老幹事到那裏了解軍隊作者投稿用稿的情況時，他們把這封信交給了那位幹事。幹事回來後，向軍政治部主任匯報了。

那天，我們到軍招待所報到。傍晚的時候，軍政治部的領導到我們的駐地來看我們。軍政治部老主任和站在我旁邊的我們師的黃幹事握手的時候說：“老黃，你們師那個譚談來了沒有？”我想，首長一定是要表揚我了。因為，那年，上級分配我們軍在《解放軍文藝》的新人新事征文中見刊兩篇，而我一個人就上了兩篇。（我們軍總共才見了兩篇半，那半篇是軍裏的幹事和軍區一個作家合寫的）完成了一個軍的任務。於是，我沒等黃幹事回話，就把手伸了去過，大聲說：“首長，我就是。”

主任嚴肅地看了我一眼，說：“你給《汕頭日報》寫了一封漂亮的信呀！尾巴翹到天上去了。你做好思想準備，這一次，主要是整你的風！”

我懵了，稀裏糊塗地點著頭。

後來，我當然知道了這是為什麽。老幹事回來匯報後，首長們研究，決定把經驗交流會改為整風會。我，成了這次整風會的活靶子。

第一次，我在小組會上檢討時，一則，思想上抵觸情緒很大；二則，腦子裏裝的全是所謂的經驗。發言中，便自覺不自覺地流露出來了。在我們小組“坐鎮”的軍文化處王處長聽了後，說：“小譚，你這哪裏是什麽思想檢查，是在做經驗介紹嘛！不行，明天再做第二次檢查。”

當天晚上，與會的同誌們全部安排看戲，獨把我留下來，到處長家裏去“吃小灶”，進行個別談話。我去了。處長很客氣，把一盤糖擺到我麵前，我心裏還憋著氣。我不吃他的批評，猛吃桌上的糖。突然，有這樣兩句話，把我的心撬動了。我把拿到手裏的一顆糖又放回到了盤子裏。處長說：“不知道誰說過這樣兩句話，現在送給你：第一個作品的發表，可能是這個作者成長的開始，也可能是這個作者毀滅的開始。”我的身心顫抖了，感到背上有兩根無形的鞭子在抽打。處長送我出來，又要我重溫毛主席的《講話》。心誠了，聽別人的話，讀主席的著作，效果就不一樣了。第二天，我誠懇地作了第二次檢查，唯恐檢討不深刻，說：“鼻子上的灰，自己看不到。希望大家好好幫助我，我準備作第三次檢查。”處長笑了：“這回差不多了。如果該要做第三次檢查，那就是行動！”會議結束前，老主任也找我談。他說：“我們談判一下，今天我作會議總結之前，你先給大家談談這次學習的體會。”我應允了，到全軍的業餘作者麵前，做了一次檢查。

《解放軍文藝》編輯部不知怎麽知道了我這些思想情況，給我寫來一封長信，懇切地幫助我。信中有這樣一段內容，我怎麽也忘不了：“曆史是人民創造的。同樣，文學藝術也是人民創造的。一部小說，一部電影，真正的作者是那些創造英雄業績的人民群眾！你隻不過做了一個記錄而已。你一定要擺正自己和人民群眾的關係，擺正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

十年過去了。二十年過去了。那“把立足點移過來”的話。那“也可能是成長的開始，也可能是毀滅的開始”的話，那“真正的作者是那些創造英雄業績的人民群眾”的話，一直響在我耳邊，一直伴隨著我的創作生涯。

三、不能滿足原有的生活積累，要不斷地擁抱新的生活。

我是一個沒有進過高等學校受過正規訓練的土作家，沒有多少才氣，也沒有多少靈氣的作家。我是生活養育的，我離不開生活。我搞創作，用得著我們家鄉的一句土話：“摸著石頭打浮湫”，是實打實的，我的每一個作品，都是生活給我的啟迪。

有人說，你當過七年兵，幹過十三、四年的煤礦，又是農村出生，過去的生活積累，夠你這一輩子寫的了。我卻覺得，不能滿足過去的生活積累，要不斷地去擁抱新的生活。毛主席在《講話》中說，一切有出息的文學家、藝術家，必須無條件地到人民大眾中去，到火熱的鬥爭中去。我體會到，隻有自己的心，緊緊地貼近新的生活，心胸才充實，文思才敏捷。

我是一九八四年二月間調到作家協會從事專業創作的。報到後不久，在省委宣傳部和省委組織部的幫助和支持下，到漣邵礦務局兼職深入生活。（兼局裏的黨委辦公室副主任，列席局黨委會議）漣邵礦務局，是我的老家，我十四、五歲就在那裏當徒工，一直到一九七九年才離開。過去，局、礦、區、隊的幹部，我幾乎都認識，每一個礦井，我幾乎都下去過。應該說，對這一塊土地，對這裏的人，我是很熟悉的。但離開幾年以後，這次重新回到這塊熟悉的土地，重新回到這些老朋友中間，自己卻感到有一種陌生感。盡管，他們的音容笑貌，我很熟悉，但是，和他們交談以後，就覺得自己和他們有了距離了，他們關心的問題，我卻冷漠，他們都感興趣的事，我卻熱不起來。我發現自己的心和他們離得遠了。

下去的時候，我曾準備動手寫長篇小說《風雨山中路》的續篇，苦於找不到路子，感到原有的人物關係無法發展下去。到漣邵呆了一段，我又跑了資興一些礦，還到了鯉魚江，龍家寨等地區辦的小礦。在一個先進的小煤礦，我認識了一個新朋友，那是一個煤炭戰線的老英雄。他九歲下煤窯，二十來歲成為全國著名的勞模，出席了一九五九年的全國群英會。這次會後不久，赫魯曉夫到我國訪問，他向我們周總理提出：他是蘇聯頓巴斯的礦工，他很想見見中國礦工的代表。不久，蘇聯政府正式向我國政府發出邀請，一個十九人組成的中國礦工休假團赴蘇了，他就是這個礦工休假團成員之一。他和赫魯曉夫一同吃飯、一同跳舞。沒有想到，幾年過去，“**”開始了，這個當年莫大的榮譽變成他一生當中最大的罪狀了。他於是坐了幾年黑牢。他是一個心地坦然、性格豪放、很有見地的礦山的領導幹部。我們進行了好幾個晚上的長談，許多事給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比如：他談自己的事，連隱私也不隱瞞。他“解放”出來，分配到一個小煤礦任革委會主任。一個話務員和他好上了，有了那種關係。有一次，話務員向他提出：“我還是個臨時工，沒有轉正。”他聽了這個話，身子象被針紮了一下一樣，感到自己受了侮辱，原來她和自己好並不是真正愛自己，而是想利用自己呀！他連忙向地委領導寫了一個檢查，要求地委處分他。地委領導接到這份檢查，感到不可信：許多人有這樣的事，被人捉住了，也千方百計不承認。世上哪有人主動承認這樣的事的嗬！地委領導把檢查寄還給他，回信說，一是不相信；二是即或有這樣的事，你認識了，改了就好。他把寄回的檢查放在辦公室的抽屜裏。有一次，被他老婆發現了，於是，大吵大鬧，搞得全礦滿城風雨。這時，他一樣開會，安排生產。他在全礦的隊幹部會上，坦率地承認，自己確實犯了這樣的錯誤，已請求上級處分。但是，在上級沒有處分之前，我還是革委會主任，還有權安排生產，希望大家聽我的！

對工作，他也有獨特的一套抓法。有一年春節，國務院決定煤礦不放假。通知發到礦裏時，他已宣布他們礦放假，工人情緒很高，每天超產。地委知道他們準備放假，一位領導趕到礦裏，要他收回放假的決定，否則要處分地。地委領導走了以後，許多副主任勸他：和大家講清楚，還是不放假算了。他說：“我們自己的家屬都在礦裏，但我們這些穿鞋的不能忘了光腳的苦。好些工人的家屬在農村，好多年沒過一個團圓年了。假，還是放；處理，我來受。”他到外單位借來十多輛汽車，把工人們送走。那天清晨，他來到工區廣場，送工人們上車，簡短地說了幾句話，請大家回去代表他，代表礦上的領導，向你們的老婆，向你們的家人問個好。感謝他們支持礦上的工作，為煤礦做出的貢獻，希望大家能夠按時回來。這時候，地委不準放假、放假要處理礦領導的消息已在工人中不徑而走。大家聽了他的話，含著熱淚連連點頭。他目送著最後一輛汽車開走以後，轉身對秘書說：“請代我起草一份給地委的檢討！”月底，地委向全區通報批評他的文件正在打字機上打的時候，接到了他們礦發來的提前完成生產任務的報喜電報。而那些沒有放假的礦，卻沒有一個完成生產任務，這使地委領導同誌哭笑不得。不久，在開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中，這位地委領導同誌感慨地對他說：“看來，還是你那個辦法對。因為放假和不放假都不是目的，目的是完成任務。”這個煤礦領導人的這些事，對我啟發很大，給我提供了想象的廣闊的空間。我放棄了寫作《風雨山中路》續篇的計劃，決心另寫一部作品。後來，我在漣邵礦區又補充了新的生活，隻用了三十多天時間，就寫出了長篇小說《山野情》，這部小說去年已在上海的《小說界》上發表，最近將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單行本，並被上海電視台改編為六集電視連續劇，於今年三月在四川渡口市開拍。

一九八五年九月，我結束了在漣邵礦務局的兼職生活。十一月，我又到了冷水江市。這個地方煤炭蘊藏量十分豐富。每年產煤三百多萬噸，人平產煤居全省之首，但又不光是產煤，還有錫礦山礦務局、資江氮肥廠、金竹山電廠等在全省占一席重要地位的大礦山和大工廠。在這裏兼職生活更加開闊了我的眼界。這裏不僅地下資源豐富，而且也是作家的富有的生活大礦。我在這裏的一年多時間，寫了長篇小說《美仙灣》和其它一些中、短篇小說。紮根在這片土地上，我感到心胸非常充實，感到文思十分敏捷。《美仙灣》剛剛脫稿不久，又一部長篇小說的構思來到了我的心底。我決心遵循毛主席在《講話》中的教導，長期地、無條件地紮根生活的深層，老老實實向人民群眾學習，力爭向社會、向人民奉獻出好一點的精神產品，做一個受人民歡迎的作家。

（原載《湖南文學》1987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