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工人夥伴在文學舞台上唱“主角”

我曾是一個普通的礦工。當我從煤礦上“爬”出來，舞文弄墨學著寫小說、搞創作的時候，我忘不了我的煤礦，忘不了我的礦工夥伴。當文壇上一股一股浪潮湧來的時候，我心不亂，眼不花，默默地恪守自己的誓言：手中的筆麵向礦工，自己的心向著礦工。

當我感到積在心中的話不吐不快時，《鍾山》雜誌社約我寫一篇短文，於是我寫了一篇《多寫普通人》的短文，發表在1983年第一期的《鍾山》上。我在這篇短文中疾呼：“文學是人民的事業。文學的服務對象是全體人民，文學的描寫對象也應該是全體人民。近段時期，文學作品表現知識分子和幹部的生活和遭遇的，占了相當大的比重，而把在整個人類中占相當大的比重的普通工人、農民當主人公的作品，占的比重卻太少。這種比例的‘失調’，乃至‘顛倒’，不能不引起我們文學工作者的深思。”

此後不久，我調到省作家協會從事專業創作。報到第一天，我就向組織上提出，讓我回煤礦去深入生活。黨組織熱情支持了我。1984年2月報到，4月我就回到了我曾經工作和生活了十多年的漣邵礦務局兼任局黨委辦公室副主任，列席局黨委會議。這時，正逢煤礦進行轟轟烈烈的機構改革，一大批老同誌從領導崗位上退下，一批年富力強的同誌走上領導崗位，我的一位老朋友，一個煤礦的礦長，也是這次從領導崗位退下來的一位。他一時想不通，找我發牢騷說：“我是‘三五幹部四個死’。”我一下被他說愣了：“什麽三五幹部四個死？”他解釋說：“我們這些幹部，五十年代參加工作，五、六十塊錢工資；五十多歲年紀；五八年搞大躍進，累得死；六零年過苦日子，餓得死；**當走資派，鬥得死；八十年代要文憑，氣得死！”他的坦率，他的真誠，使我很感動。他的這種苦惱，是他們那一代幹部在改革關頭的一種“陣痛”。我肯定和讚揚他在過去年代的那一頁火紅的曆史，也和他一起分析了當今肩頭上的曆史責任，使他終於愉快地從領導崗位上退下來了。

不久，我又訪問了一個先進的地方小煤礦——鯉魚江煤礦。在這裏，我認識了一位新朋友。這就是這個礦的黨委書記兼礦長，采煤英雄盧天保。他豪放、坦率、真誠，很有頭腦。五十年代，是全國有名的采煤英雄，出席了1959年的全國群英大會。會後不久，當時的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來我國訪問，訪問期間，他向我們周總理提出：“我曾是頓巴斯的一個礦工，很想見見你們中國礦工的代表。”於是，第二年，在蘇聯政府的邀請下，一個中國礦工休假團赴蘇了。盧天保，就是這個休假團中的一員。“**”中，這個當年莫大的榮譽，變成他最大的罪狀了。這位九歲就下煤窯的、礦工出身的幹部，被關進了黑牢……幾年以後，他重新回到領導崗位，甩開膀子大幹，很有個性地工作。有一年春節，國務院決定煤礦不放假。通知發到礦裏時，他已宣布他們礦放假，工人情緒很高，天天超產。地委知道他們準備放假，一位領導趕到礦裏，要他收回放假的決定，否則要處分他。地委領導走了以後，他的一些副手勸他：和大家講清楚，還是不放假算了。他說：“我們自己的家屬都在礦裏，但我們這些穿鞋的不能忘了光腳的苦，好些工人的家在農村，好多年沒回家過一個團圓年了，假，還是放。處分，我來受。”他到外單位借來十多輛汽車，把工人們送走。那天清晨，他來到工業廣場，送工人們上車後，他簡短地說了幾句話，請大家回去代表他，代表礦上的領導，向你們的老婆，向你們的家人問個好。感謝他們支持礦上的工作，感謝他們為煤礦做出的貢獻。希望大家能夠按時回來。這時候，地委不準放假，如放假要處分礦領導的消息已在工人中不徑而走。大家聽了他的話，含著熱淚連連點頭。他目送著最後一輛汽車開走以後，轉身對秘書說：“請代我起草一份給地委的檢討！”月底，地委向全區通報批評他的文件正在打字機上打的時候，接到了他們礦發來的提前完成生產任務的報喜電報。而那些沒有放假的礦，卻沒有一個完成生產任務，這使地委領導同誌哭笑不得。不久，在開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中，這位地委領導同誌感慨地對他說：“看來，還是你那個辦法對。因為放假和不放假都不是目的，目的是完成任務。”這位煤礦領導人的故事，對我啟發很大，使我激動不已。我決心為我的這些礦工朋友唱一曲讚歌，讓他們在我的文學舞台上唱“主角”。一個多月後，我就寫出了反映煤礦改革的長篇小說《山野情》。這部作品在上海文藝出版社的《小說界》長篇小說專輯上一刊出，立即被上海電視台改編為電視連續劇《山杜鵑》，在全國各電視台播放。小說還獲得了由中國作協和中國煤礦文化宣傳基金會頒發的全國煤礦題材長篇小說“烏金獎”。

要表現好這些最大多數的普通人，就必須遵循毛主席的教導，到他們中間去，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他們中間去。去老老實實地向他們學習，當他們的小學生。最近，我們作家協會，組織了一批作家到煤礦深入生活。所有參加這次活動的作家，都深入到了五百多米的地層深處，深入到了采煤工作麵。大家深深地為礦工們忘我勞動的精神所感動，不少第一次到煤礦的同誌，回來後立即懷著一腔深情寫出作品，投寄報刊發表。

作為一個在煤礦生活和工作多年的“礦工”，我真誠地希望我們的作家，到我們煤礦裏來，到我們礦工中間來；而作為一個從煤礦裏“爬”出來的作家，我決心老老實實地寫自己的煤礦，多多請我的礦工朋友做自己作品中的主人公，請他們到我們的文學舞台上唱“主角”。

（原載《中國煤炭報》1992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