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外國——訪問羅馬尼亞記趣

“土包子”出了一回“洋”。

1988年9月22日至10月7日，我參加中國作家代表團，在羅馬尼亞訪問了半個月。回國後一過磅，我比出國前整整輕了9斤。

進入中年以後，我變得一天天胖了起來。這實在令人煩惱，令人害怕。有人說，快每天早上起來跑步吧。我卻偏偏下不了這個決心。有人說，快控製自己的食量，不要吃得太飽。我卻又管不住自己這張饞嘴。這一下可好，到外國隻呆了半個月，就瘦了9斤。這是個最好的減肥的辦法。

這是怎麽回事？是那個國家窮，太苦，吃不飽，餓瘦了？要不是那份差事太辛苦，累瘦了？

非也。

怪隻怪我這張頑固不化的、不堪改造的嘴。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在湘中山地長大的我，有一張“辣椒嘴”。離了辣椒咽不下飯。每回到遠地出差，我準備得最充分的，是帶一公斤永豐辣醬。有一年被借調到煤炭部幫忙，我帶了兩公斤辣醬動身。辣醬吃完了，我就待不住了，鬧著要回來。哪怕京城的風景再好，也留不住我了。

這一回出國，我準備得最認真的，是帶一大瓶辣醬，一大瓶長沙腐乳。我用紙將辣醬和腐乳包了又包，生怕在路上打破，“報銷”了。到羅馬尼亞的首都布加勒斯特的飯店一下榻，我最關心的是辣醬和腐乳。開箱第一個查看的，是這兩樣寶貝，看弄破了沒有。當看到它們都還“安全”，我落心了。

這羅馬尼亞的飯真難吃。沒有大米，盡是麵包。菜呢，肉類，都有一股奶油味；蔬菜，又盡是生的。每回每回，我除了艱難地啃幾塊麵包外，盤盤碟碟的菜，我幾乎沒有動。這樣，我更離不開我那兩樣寶貝了。再次去就餐，我都不管“洋人”拿什麽眼睛看我，定會將那兩樣寶貝中的一樣帶了去。

我們代表團由四人組成。團長張鍥，小說家，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副團長徐俊西，評論家，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兼作協上海分會黨組書記。我和《福建文學》主編蔡海誠是成員。老徐和老蔡，是我們中的“洋”人。他們咽得下這奶油味的“洋菜”，吃得慣那麵包。我和團長，就受洋罪了。

於是，團長也隻好借助我的辣醬和腐乳。眼看著我那寶貝兒越來越少了，而團長，卻每回都不心痛地用勺子挖上一大砣，往他的麵包片片上揩。我在一邊看著，心一陣陣的痛。在這個特定環境裏，我發現自己變得如此的小氣，如此的自私，如此的可憐。

有一天，我們離開布加勒斯特，到羅中部的城市布拉索夫參觀。本想把辣醬瓶子帶上。每回出去，我都帶上了。這一回，我看辣醬隻剩下一小半了，而腐乳則完全“報銷”了。這時，我們離回國的時間，卻還有8天。猶豫了好一陣，我決定細水長流，把這半瓶辣醬留在房間的壁櫃裏了。因為我們外出參觀，兩天就回來，這房間沒有退。

動身時，團長提醒我：“帶上那辣醬！”我搪塞過去了。

兩天後，我們從布拉索夫回到了布加勒斯特。走進房間，我自然最關心我那半瓶辣醬。打開壁櫃一看，什麽都在，唯有這樣寶貝不見了。我馬上四處尋找、桌屜、衣櫃、床頭櫃，都打開看了。辣醬硬是不見了。我們想找服務員問問，卻又語言不通。次日清晨，羅方配給我們的翻譯來了。我馬上向她“報案”，請她詢問飯店的服務員。她很負責任，馬上就去問了。一會，她回來了，告訴我們：服務員以為是吃剩的什麽罐頭，是你們不要了的，因此他們已把它丟了。

我和團長好傷心。

那一、兩天，我情緒極壞。好象遺失了最貴重、最貴重的東西，心裏象塞滿了棉團一樣，悶得慌。

我們一天天地瘦了。

在黑海之濱的康巴坦察市，從水族館參觀出來，團長突然不見了。這時，接我們回飯店的小車又來了。我四處去找他。隻見他蹲在一棵樹後麵，把褲皮帶解下來了。此刻，正用小刀在上麵戳著。

“團長，你這是在幹啥？”

“這褲帶上的窟窿不夠用了，新打一個。”

“這……”

我怔住了。一時哭笑不得。雙目定定地打量著團長。他這個大胖子，那圓鼓鼓的大肚皮消了不少了。嗬，團長也瘦了。

在回國的飛機上，團長問我：“一到北京，我請你們到家裏吃飯。你最想吃的是什麽？”

“辣椒，大米飯！”

我不加思索地說。

回國半個月後，我又過了一次磅，那9斤又長回來了。團長呢？褲帶上那個新戳的窟窿，該不起作用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