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真的不知道
哢的一聲，彩色電視機打開了。夜幕隨著電視圖象一塊兒跳出來，全城也燈火輝煌了。
許是剛看完故鄉的一封來信，心上還縈繞著鄉情的緣故吧，坐在家裏看電視的張鵬升司令員忽然想到了故鄉的夜晚。故鄉的夜晚，是在大紅燈一樣的太陽從村後山頂滾下去的時候到來的。但那確實是黑夜，不象眼前這樣舒適明亮，色彩斑斕——茅屋的紙窗透出微弱昏黃的茶油燈光，端著碗喝粥的鄉下人的身影印在窗紙上，象演“驢皮影”一樣晃動著。
電視屏幕上出現了日本現代化的高樓大廈，張司令員腦子裏想著家鄉的茅屋……打日本那時候，他還沒住過正經的茅屋，是從小草棚子裏走出去參加軍隊的。大江南北輾轉幾十年，住處遷來移去，現在，他住上了日本式的小樓。光從住房這一點說，今昔變化已是天上地下啦！可他住得並不舒服，此刻，整個腦袋瓜子就正被房子的事鬧得生疼：剛看完的那封信是一個鄉親寄來的，說老屋實在不能住了，要蓋兩間新屋，求他幫助些錢。這個鄉親在信裏口口聲聲稱呼他“棚生”大哥，喚起了他多少對往事、對家鄉、對少年時代朋友的回憶呀！小時候家窮，沒有房子，他是在牛棚裏出生的，爹媽就給他取名叫“棚生”了。後來離家參軍，不久又當了幹部，記不起從什麽時候開始，他的名字變成了“鵬升”。在牛棚裏出生的張鵬升司令員是不忘舊友、很重鄉情的人，兒時曾一起光腚玩耍的“老表”要蓋幾間草屋，怎能不援助呢！他決定明天一上班就給郵去二百元錢，再寫一封信，問候一下家鄉的情況。家鄉茅草屋的問題就這樣辦了，可是眼前機關幹部的住房問題呢？他難住了。前不久，機關轉業一批幹部，家搬走了，倒出一批房子。這批房子應該分配給剛從部隊調到機關來的幹部。但還沒等研究怎麽個分法，一些領導同誌就你答應一間，他答應一間，許出去一半兒了。真這樣的話，新調上來的幹部就要有一半人因沒房子搬不來家，夫妻兩地生活影響工作。今天下午張司令員在辦公會上提出，個人答應的一律不算數，統一分給新調來的幹部住。他的主張沒人堅決反對，但也沒人熱烈擁護。會上，有的不吱聲，有的說怕是行不通，有的雖然表示同意，態度也很淡漠。什麽原因呢？誰也沒挑開明說。從與會人員臉上的表情看，好像原因是明擺著而無須言明的，還好像與他自身有什麽瓜葛。真是豈有此理！
“我一沒給自己要，二沒答應誰，和我能有什麽關係呢？”張司令員邊看電視邊想，“莫非有誰打著我批準了的旗號要了房子？不會。我身邊沒有親戚，隻有一個女兒，已經結婚了，兩口子都在省軍區機關，結婚後就讓他們按規定要了一間房子，搬出去獨立生活了。莫非是女兒又打著我的旗號為她的熟人或朋友要房子了？不可能。”司令員的女兒叫樹生——她出生的時候剛解放，家鄉鬧水災，為了躲避山洪和野獸，在四棵樹中間搭了個吊鋪。“樹生知道我的脾氣，她不敢背著我要房子……”司令員想不出個頭緒。
房子，房子，房子，電視機裏又出現了令人眼花繚亂的外國房子。“女兒要是真打著我的旗號給別人要了房子呢？那……？”張司令員剛要喊老伴兒來問問女兒的情況，忽然想起老伴兒沒在家。“直接問女兒不就知道了嗎？搬出去快半年了，也該抽空去看看啦！後天還要下部隊去，最近再找不出閑時間了！”張司令員哢的一聲關了電視機，也沒聲張，抬腿就走，怕一聲張麻煩事太多。他本來有個散步的習慣，每天早晨晚上都要在院子裏一圈一圈地轉，每次半個多小時。這會兒走著去，也就當散步了，沒有必要要小車。何況這裏離機關家屬宿舍也就一裏多路，又加天氣悶熱，坐車也不好受。於是脫了軍裝，拿把扇子，就這麽走著去了。
夜色把一切都遮得模模糊糊，張司令員邊走邊抻巴幾下胳膊，踢幾下腿，這也是他的老功課，權當鍛煉身體。每次這樣鍛爍的時候他都要想到，這是怎麽搞的呀，給地主做長工那時，二萬五千裏長征那時，解放戰爭那時，總是累得一有空就想躺下歇一歇，不管幹濕髒淨，能放平身子睡一會兒就是很好的享受了。現在可倒好，整天開會、學習，學習、開會，坐得屁股生疼。好歹不開會了，但要到哪兒去走走，哪怕幾步遠，小車也在屁股後跟著你。唉，連走路都得坐著走！
張司令員為此刻能用自己的腿自由自在地走路，竟快活得暫時忘記了房子。走著，走著，一拐彎，看見路旁小攤上切開的沙瓤西瓜在路燈下紅得誘人。他摸了摸自己的衣兜，真可惜——沒帶錢。這是怎麽搞的呀？過去想帶錢，沒有；現在有了錢，卻想不起帶了。從什麽時候起養成了衣兜不帶錢的習慣呢？
慢步當車，轉眼到了家屬宿舍區。要不是忙著到女兒家去，他一定會再走下去，索性走個夠的。女兒住哪屋哇？他聽老伴叨咕過，好像說住的是道北的樓，被道南的擋著，有點憋屈。於是，進了院門他就向道北一棟灰樓走去。這兒棟三層樓正施工的時候他來看過，樓內結構他都知道：每個門洞的每一層都是四戶。樓梯口左右兩側各是一戶，每戶兩間。對著樓梯口的那個門裏是兩戶，每戶一間住房，一個廚房，走廊和廁所是兩家合用。
張司令員先進了第一個門洞。門洞裏放著一輛很洋式的自行車。他對這類時髦貨不感興趣，一眼也沒多瞅就開始找女兒家的門。兩側的門他看也沒看，他知道那是分給人口多的老參謀住的，而女兒剛結婚，該是住中間這個門的。他打量著中間這個門：門上嚴嚴實實地包著一層厚鐵皮，鐵皮上還釘滿了鐵釘。噢？是個保密室！這兒不會有保密室呀？大概是個倉庫吧？管理處怎麽搞的，住房這麽緊還跑到這裏擠了個倉庫，什麽東西這麽金貴，非得往這兒放不可！
他上了二樓。二樓中間的門開著。開著對，兩家走一個門嘛，總關著太麻煩。走進公用門，司令員先敲左側那間的門。為什麽先敲左側，他沒考慮。不過他是左撇子，順手就這樣敲了。敲過幾下，門開了，出來一個燙發的年輕媳婦，一手拿筷，一手端碗，嘴裏嚼著，顯然正在吃晚飯。他問：“請問一下，老張家住哪屋哇？”
那媳婦咽下了飯說：“這個中門沒有老張家！”
張司令員忽然想起不應該說老張家，該說老王家，女婿姓王，一般都是以男方為戶主的，怎麽我就光記著女兒呢？他忙說：“說錯了，我是找老王家！”
那媳婦又扒了口飯，邊嚼邊問：“叫王啥呀？”
“叫王立國。”
那媳婦想了想說：“沒聽說這名。三樓有個姓王的，我們都叫他大王，不知叫王啥！”
張司令員上了三樓，還是走進中間那個門順手就敲左邊那家。敲了一陣沒人開門，右邊的門卻開了。一個梳短辮子的年輕媳婦探出頭來，知道自己聽錯了，但還是和氣地主動答話了：“他家人剛走，看電影去了！”
張司令員見那媳婦要關門，忙問：“這是不是王立國家呀？”
那媳婦認真想了一會兒說：“姓王，好像不叫王立國！”
張司令員對青年人住鄰居卻互不往來有點不高興，他一邊想著自己小時在家鄉那種親密的鄰裏關係，一邊問：“你住這多長時間了？”
“一年多啦！”
“這麽長時間還不知道對門兒的名字，這鄰居住的！”
媳婦臉忽地紅了，接受老年人批評但又靦腆地解釋了一下：“女的叫啥知道，男的咋好問哪，見麵說話就叫大王！”
張司令員笑了：“青年人還封建哪？女的叫啥呀？”
年輕媳婦紅著臉和善地回答了。不是自己女兒的名字。張司令員下了樓，又走到第二個門洞。
這裏沒有鐵皮門的倉庫，中間的門也開著，他又順手敲了左邊那家。許是敲的聲音大了點，左右兩家的門都開了。左邊出來的是穿藍粗布褂子的老太太，右邊出來的是頭圍羊肚子毛巾的老頭兒。張司令員知道這都是從關裏鄉下來給兒女看孩子的，便和他們拉呱了一會才說：“麻煩一下老人家，我要找王參謀！”
穿褂子的老太太指指自己的耳朵：“大兄弟，我耳朵背。”又指著老頭兒大聲地說：“你問問他！”
老頭兒也沒聽明白：“啥子？討三個饃？”他是從四川鄉下來的，遇見過討飯的，所以一下想到討饃啦。他看來人穿得幹幹淨淨還討饃，猜斷不是正經過日子的手，便沒好氣地說：“俺今晚吃的粥，沒饃！”
張司令員大笑起來，說：“我不是討饃，找人，當兵的都哪兒去啦？”
老頭這回聽清楚了，說：“都下……下部隊啦！”
張司令員一下想起來，機關最近組織一大批工作組下基層了。他向兩個老人道了謝，上了三樓。
碰巧一個二十多歲的姑娘正從一間屋裏向外走。他忙問：“小同學，張曉立住哪屋？”
姑娘開口就答：“張曉立在第三個門洞的二樓右邊那家！”看樣子她和張曉立很熟。
張司令員一邊道謝，一邊暗自怪自己沒經驗：見著男的應該打聽女婿的名，見著女的打聽女兒的名就對了！邊總結著經驗，邊直接到了第三個門洞的二樓。剛抬手要敲右側的門，又遲疑了：這不是老參謀住的兩間一套的屋嗎？曉立他們怎會住這裏呢？問問再說吧！他還是敲了門。
一個十多歲的小姑娘伸出了紮著牛角辮的腦瓜問：“老爺爺找誰呀？”
“找張曉立呀！”
小姑娘馬上大開了門，走出來，大方爽朗地說：“我就是張曉立，您找我幹啥呀？”
張司令員哭笑不得。“我找當兵的張曉立！”
小姑娘撥浪鼓似地搖了幾下頭：“沒聽說。你從三樓中間那個門進去，右邊有個李秀娟阿姨是解放軍，問她知道不？”
張司令員抬頭望了望三樓，覺得有點累了，踢了幾下腿，又上了三樓，按小姑娘的指點敲敲門。果然，出來一位年輕的女同誌，雖然懷裏抱著個繈褓中的孩子，但從裝束上能看出是個軍人。她慌忙說：“司令員來啦，進屋吧！”
李醫生和張司令員的女兒都在門診部，司令員認得這位李醫生，他看了看她的孩子說：“不啦小李，我家曉立住哪屋哇？”
她說隻知道在一門一樓，但沒去過，不知是哪個屋。她要領司令員去找。“不用了，不用了，孩子小，你出去不得，我自己去找吧。”司令員轉身告辭了。
一共九層樓八十一磴，司令員上下走了個來回，又回到了一門一樓。他認定中間的門是倉庫，但左右哪個門是女兒家呢？按規定，哪個門也不會是，可李醫生明明說在這呀，他便還是習慣地抬起了左撇子，敲了左門。
這回是個男軍人出來，三十五、六歲，手裏拿著擰下帽兒的鋼筆，看來是正在寫什麽。他不認識張司令員，問：“您找誰呀？”
張司令員也不認識他，便詢問：“你是哪個部的？”
“司令部的，調來時間不長。”
“這麽說，你是新搬來的啦？怪不得呢！”司令員親切地說，“新搬來有啥困難沒有？我也是咱們省軍區機關的。噢，還可以？進屋看看怎麽樣？”
新來的參謀聽口氣知道跟他說話的是個首長，便客氣地讓進了門。一進門是不長的走廊，走廊靠牆也放著不少壇壇罐罐之類的東西，連個燈也沒有，隻是從牆上的一個圓洞裏透過一束燈光。這束光又被特意掛在對而牆上的一麵鏡子折射到一張小長條桌上，桌上放著一疊稿紙。張司令員看看參謀手裏的鋼筆：“你這是鑿壁偷光寫材料？”
參謀忙解釋說：“不是鑿壁偷光，這是安煤氣管道鑿開的，還沒堵上！”
“為什麽不在屋裏寫呢？”
“就一間屋。母親、愛人和孩子都睡下了，開著燈影響她們休息！”
“這不是套間屋嗎？裏間幹什麽用啦？”
“裏間又住了一家！”
“又住了一家？！”張司令員驚詫了。少頃，他又為自己屬下的同誌毫無怨言埋頭工作的精神所感動，同時又為這樣差的生活條件而不安，連聲說：“辛苦了！辛苦了！你母親、愛人、孩子都好嗎？搬過來生活習慣嗎？”
新來的參謀心裏很感激這位不相識的首長的關心，但一時又找不到合適的話表示，剛要讓首長到屋裏坐一下，才想到這不可能。可象這樣站在狹窄、黑暗的走廊裏說話也不太禮貌，所以很是局促不安地說：“都好，都好，都睡下了！”
“熬一熬吧，慢慢會好的！”張司令員和藹親切地說，“打擾你了，知道王立國住哪屋嗎？”
“王立國？”
“也是你們司令部的參謀！”
“首長您等一下，我問問裏屋孫參謀！”
孫參謀被叫出來了。他原是司令部的參謀，一年前已調到上級機關，現在是回來休假的。他和張司令員互相都認識。
“你住這呀？！太艱苦了！不進屋了，你知道王立國住哪屋哇？”
“王立國？”
“我家曉立的男人，軍務處的王參謀！”
休假的孫參謀很是驚奇。他既不知張司令員的女婿在這兒住，也不知軍務處還有個王參謀是司令員的女婿。他調走前軍務處還沒這個王參謀。他看著司令員以為他認識的樣子，不好再說不認識，忙回屋叫出他的兒子，問：“你王叔叔住哪屋？叫王立國，是參謀！”
十多歲的孩子眨巴了幾下眼睛：“沒有。右邊那門是李大成李叔叔，中間鐵門聽說是司令員的女婿住，咱也不知人家姓啥！”
怎麽？女婿就住上鐵門的屋？司令員心裏忽地升起一股火，又問小男孩：“真是司令員的女婿家嗎？”
“我唬你不是人！修繕隊的叔叔釘鐵皮那天我沒上學，我問釘鐵皮幹啥，他們說，‘司令員的女婿要搬來，不釘鐵皮不保險。’你看，洋自行車就是他家的！”
孫參謀怕兒子再說出更不受聽的話來，忙推他去給叫門。小兒子一甩胳膊，“他不理人，我也不理他，我才不叫他呢！”
張司令員自己掄起左撇子咚咚使勁敲起鐵皮來了。
好一會兒，裏麵傳出了責怪聲：“誰這麽敲門，不怕震壞了耳朵？”話音一停，從外麵可以隱約聽到屋裏有音樂聲。再細一聽，是舞曲。
張司令員幾乎是在喊：“是我，你爹！”
靜了片刻，屋門開了。女兒沒穿軍裝，身著灰色的連衣裙。她一看真是爸爸上門，又吃驚又著慌地說：“爸爸來啦？！”
張司令員緊板著臉，沒用女兒讓，一步邁進了屋門，眼睛四處觀看。走廊的牆壁、天棚、地板和廁所都是用白油漆刷的，雪亮的燈光照著雪白的四壁，仿佛進了水晶宮，直耀入眼睛。門邊放著兩雙彩色厚底木拖鞋。張司令員沒理睬就把腳使勁邁進去了，潔淨的暗紅色地板上，留下了幾個清晰的鞋土印兒。
女婿和另一對青年男女正站在電風扇前擦汗，猛見嶽父來到跟前，慌忙打開了日光燈，膽怯地說：“啊……爸爸，來了兩個朋友，我們一塊玩玩！”
張司令員向兩位生人點一下頭，就打量起屋子來。沙發中間的茶幾上放著一切兩半兒的西瓜，落地式台燈的光亮正照在西瓜上，黑籽兒紅瓤。茶幾腿旁還有一盆帶著很厚瓜肉的西瓜皮。靠窗的寫字台上不見書報。日立牌電視機旁的三洋牌錄音機，還在小聲地放著舞曲。
司令員一開口，竟問了這麽一句話：“床呢，不放床你們怎麽睡覺？”
女婿囁嚅說：“床在西屋哪！”
“怎麽？該兩家住的房子你們一家住著？”司令員說著進了西屋。屋裏隻放了一張雙人床、一個五鬥櫥和一張竹躺椅。張司令員又看了看廚房。因為是兩家住，所以有兩個廚房。閑著的一個，改成了洗浴室。看定了，張司令員鐵青著臉，衝女兒說：“叫你們搬出來獨立生活，你們可真獨立了，包上一層鐵皮和四鄰隔絕！兩口人住兩套房子，閑一間跳舞！”他喘了一口粗氣，“誰叫你們要兩套房子的？”
女婿保持沉默。兩位客人找到一張舊報紙在看。女兒回答說：“爸爸，我們什麽也沒提呀，一句都沒提，真的，是管理處叫這麽住的，搬來之前就給收拾好了，說一樓不安全，又主動給釘了鐵皮！”
“不管你們提沒提，明天馬上倒出一套來！一定倒！明晚我就來檢查！”張司令員說完，狠狠瞪了女兒女婿一眼，走出了鐵皮屋門。
“這是怎麽搞的呀？一家的房子兩家住著，兩家的房子一家住著！本人沒提，沒提還主動來給包鐵皮……”張司令員一邊走一邊想，腦子裏同時又零亂地過著電影：自己出生的牛棚；能演“驢皮影”的茅草屋，鄉親的老屋不能住了，要蓋新屋又沒有錢；兩個參謀合住著套間，新來的參謀在牆洞邊寫材料；女兒有一間跳舞室……
1980年7月於長春站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