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從廣義上講，我與在座的各位同人都是做文字工作的，但此文字非彼文字。我是傳統意義上的文人，我的文字充滿個人的色彩，更散漫一些。你們作為政策研究的專家，更講究文字的針對性、嚴謹性和指導性，你們既是省委的“智囊”，又是“文膽”，湖北改革發展的“大塊文章”和重要文件，都從你們手中出來。但作為搞文字的同行，我還是有一些體會在這裏交流。

先講第一點體會：文字無小事。

從二十歲時我在《湖北日報》發表第一篇通訊到現在，見諸鉛字的文章寫了四十多年。四十多年來我深切感受到，文字無小事，文字有力量。因為人類的思想都是通過語言文字來表達的，我們認知馬列毛鄧思想，其途徑也是靠文字。中國的漢字，是世界上最偉大的語言之一，但學習漢語要比學英語困難得多。在漢語中不同詞語裏的同一個字，如果我們追根溯源，弄清了它的來源，在用的時候就會感到這個字魅力無窮、奧妙無窮，文章也不會寫得幹癟、單薄。關於語言和文字的重要性，《呂氏春秋》裏有一段精辟的表述：“言者，以諭意也。言意相離，凶也。亂國之俗，甚多流言，而不顧其實，務以相毀，務以相譽，毀譽成黨，眾口熏天，賢不肖不分。以此治國，賢主猶惑之也，又況乎不肖者乎？惑者之患，不自以為惑，故惑惑之中有曉焉，冥冥之中有昭焉。”兩千多年前的這段論述，對我們文字工作者是一個警示。

我年輕時，盡管從事文字工作，但還並不知道文字的深淺。我的老師是著名作家徐遲先生，當年學文學，他讓我讀馬克思寫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這是一篇政論文章。當時我很疑惑，那麽多文學名著我還沒讀，為什麽讀這個呢？他說，你把文學放下來先讀這個，為什麽讀這個？這是語言表述的經典，我們要學他的經典表述。比如，書中的觀點講，有什麽樣的人民就有什麽樣的君主，為什麽這個地方出暴君，是因為當地民間習俗養成的。再比如，一個人的語言能夠表述自己的思想，首先得自己有思想。徐遲老師還說，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以及科學家的文章都是不一樣的，要分門別類地讀。他還讓我看二戰時一些國家元首的演講，看看這些在國際舞台上叱吒風雲、運籌帷幄的領袖，他們脫口而出的思想、語言達到了怎樣的高度。他還說，如果讓你去給他寫演講稿，你能寫成什麽樣子？能否寫到使群情沸騰的地步？他問我，羅斯福1933年就任美國總統時的演講，你能看出好在哪裏嗎？看不出來就去學美國曆史、美國憲法，然後再來看。

這樣讀了幾十年，直到金融危機出現，我國以四萬億投資拉動消費需求時，我這才慢慢看出，羅斯福的能力和他高明的決策。這也證明，對於從政者來說，語言和文字隻是他表達思想的工具。沒有思想，沒有感情的文字，再華美，再燦爛，也隻能給人以空洞的感覺。

從古到今，中國始終把從事文字工作、從事政策研究的這些人，置於國家政治生活的中心。明代的翰林院，就職能來說，與我們政策研究室最接近。翰林院裏主要有四種人，第一種叫“編修”，也就是研究政策的。張居正的第一個職務就是編修，從編修到宰相用時二十多年，可見他的政策研究是如何出類拔萃。第二種叫“編撰”，專門給皇帝寫詔書、起草文件的。第三種叫“侍講”，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帝師”，給皇帝講課的。第四種叫“侍讀”，也就是陪皇帝讀書，隨時釋疑解惑的。這四種人基本上沒有在這個位置上終老其身的。明代對文字工作者的尊重、提拔和使用，甚於今天。當時，進入內閣首先得有一個資格，即必須是大學士。大學士有東閣大學士、文淵閣大學士、文華殿大學士、武英殿大學士及華蓋殿大學士。隻有成為大學士，才有資格進入內閣，也就是說，必須是專家。這些專家幾乎全都是語言文字方麵的行家裏手。當時的大太監馮保為剛剛登基的萬曆小皇帝擬了一道詔書，文淵閣大學士高拱雷霆大怒道：“不經鳳閣鸞台，何名為詔？”意思是說，不經內閣大學士們的草擬、潤色，皇帝的詔書就不算詔書。在明代，總共有一百餘位內閣首輔，其中絕大部分都有翰林院工作的經曆，都是搞研究、搞文史的出身，這是明代用人的一大特色。萬曆皇帝三十年不上朝，但他不用操心，政務同樣可以處理好。這是因為內閣首輔是“職業政治家”，這些職業政治家沒有一個口才不好、筆頭不好的。這兩樣是政治家的首要標準。

大家都熟知，《共產黨宣言》的第一句話是“一個幽靈在歐洲大地上遊**……”語言的滲透力非常銳利。這是政治家、思想家的語言，也是詩人的語言。我三十歲的時候，讀到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智利詩人、政治家聶魯達的作品，有這樣兩句詩：“我到過一座又一座城市，同一個又一個陌生的人握手。”當時我認為，這不是大白話嗎？怎麽能叫詩呢？“兩個黃鸝鳴翠柳”，那才是好詩啊！等到我有足夠的閱曆後才明白，那詩背後是什麽，才知道這麽簡單的兩句詩，後麵所蘊藏的人格力量以及追求真理、獻身革命的艱辛。聶魯達獻身革命，欲推翻暴君的統治而遭到通緝。流亡的過程中，他到過很多城市，許多陌生的人幫助過他。這兩句詩記錄的便是這段曆史。所以，讀懂一篇文章、一首詩，首先要了解這篇文章產生的時代以及作者的經曆。對文字的理解實際上就是對時代與作者的理解。

1992年，小平同誌視察深圳，在那“東風吹來滿眼春”的時候，我正在那裏，在與朋友聊這件事，忽然聯想到明朝萬曆年間推動過改革的大政治家張居正，便萌生了深入了解這個人的想法。回來後，我到處找有關張居正的書，但那時資料很少。“文革”以前出版過一套《張文忠公全集》，厚厚四本，費了很長時間，我才把沒有再版的這幾本書找到。我原以為看看這幾本書就能了解透張居正，誰知道這隻是剛剛開啟了一個漫長的學術研究的大門。僅這四本書遠遠不夠，還得讀《萬曆皇帝傳》《嘉靖皇帝傳》《隆慶皇帝傳》等，還要研究明代的政治製度、管理模式、財政製度等。深入進去後才發現，我是發現了一個嶄新的“銀河係”。其實這個“銀河係”一直都存在，隻是被我們忽略了。張居正十二歲中秀才，為全省第一人；十三歲第一次考舉人，考策論，三個主考官對其文章都給予了很高的評價。湖廣巡撫顧磷閱卷後，很是驚訝，一看名叫“張白圭”，調查得知是一個十五歲的孩子，這麽小的年紀有這麽老辣的思想更是不得了，便將他們父子找來問話。張居正的父親也是考生，屢考屢敗，這是第九次趕考。問完話後，顧磷說，你的名字得改一改，“君子居其正也”，就改名為“居正”，並把犀牛角腰帶送給他。還對張居正說，你將來要入鳳閣鸞台，肯定不係我這個腰帶，你是“腰玉之人”，但是你要更加勤奮謹慎地對待自己。明代官員服裝品級，隻有正三品，即今天的正省級幹部才能係犀牛角腰帶，隻有宰相能係玉帶。這件事，全武昌城傳為美談。但第二天放榜，父子二人雙雙名落孫山，這實為顧磷要殺殺這孩子的驕氣，隻有多打磨方可成材，寧可讓他受點委屈，也不能讓中國多一個唐伯虎、少一個魏徵。顧磷認為，雕蟲小技的文藝不足談也，還是要當大政治家。結果，一直磨礪到十九歲，才讓張居正考中舉人，二十三歲考中進士。一般來說，新科進士中，百分之七左右可以進翰林院見習，兩年後轉正。張居正被選入翰林院，主要研究曆朝的典章製度及治國之道。他是一個不苟言笑的人，工作中卻常有不同於常人的看法。當時有一個思想家叫何心隱（江西吉安人），恃才傲物，是民間的意見領袖。在一次學術聚會上口若懸河，時任編修的張居正拿眼睛盯著他，一言不發，分別時對他說：“你說得太多了。”何心隱看著張居正離去的背影說：“他年殺我者，必此人也。”二十年後，果真應驗了。我在《張居正》小說中寫了這段曆史。自古至今，篤學多思是搞政策研究的第一要旨，而謹言慎行是在領導身邊工作的第一要義。

張居正二十五歲轉正，真正成為天子近臣。當時翰林院掌院大學士徐階覺得這個年輕人很好，不但儀表堂堂，而且很有城府，熱愛學習，沉默寡言。張居正轉正之後，這個兩年不怎麽說話的人，就立即給皇帝寫了一道針砭朝政的奏章，即著名的《論時政疏》。我三十七歲讀這篇文章時沒讀懂，反反複複讀，認認真真琢磨，找了很多資料對照研究，直到一年後才讀懂。張居正把這篇文章送呈給徐階，但徐階並沒有轉報上去。他不是忌才，而是為了保護這棵好苗子。徐階認為，有思想很重要，但什麽時候表露思想更重要；有思想不難，讓思想化為執政的綱領很難。當時嘉靖皇帝一門心思煉丹，想長生不老，把持朝政的是大奸臣嚴嵩。他與兒子嚴世蕃二人結黨營私，排斥異己，凡是對朝政提出批評的人，輕者撤職，重者腰斬。這時候張居正的奏章送上去，肯定會招來大禍，所以徐階才壓了下來。但年輕氣盛的張居正不服氣，認為朝廷正氣不張，自己這麽幹下去是虛度光陰。於是他在二十七歲時，就請假回江陵老家養病。二十七歲，這麽年輕會有什麽病？這隻是“自炒魷魚”的托詞而已。他回家讀了五年書，在父親催促下又回到北京銷假，繼續當編修。這時徐階已是次輔，地位僅次於嚴嵩。他接見張居正，覺得這五年來張居正的躁氣減了很多，於是加緊對他培養。四十二歲時，張居正就以文淵閣大學士的身份成為內閣次輔。張居正的成長之路給我們一個啟示：做政策研究一定要沉得住氣，板凳要坐十年冷。

不久前省圖書館為我舉辦了一個小型書法展，某天晚上，李鴻忠書記百忙中抽時間去看了看，他在寫有“坐冷板凳，做老實人”這兩幅扇麵跟前停下來說：“這八個字好，冷板凳坐不住，老實人不願意做，就不可能做什麽大事。”當今社會豐富多彩，**很多，但一個人一定要在心裏放一張冷板凳。這是一種做學問的態度，也是一種人生的境界。我有一個體會，一旦進入狀態，坐在冷板凳上的時候，心就會很靜，如果發躁的話，心跳就會加快，血壓就會升高，這時候思考問題，往往會有偏差。張居正四十八歲當上首輔，才得以施展抱負開始改革，萬曆新政才得以在全國全麵推行。他的改革一直是為後人肯定的。但要考察他的經曆，如果用今天用人的標準看，他是不夠格的，他沒當過縣長，也沒當過市長，沒做過一天基層行政工作，也沒有當過封疆大吏，他一輩子的職務是搞研究，但誰會說他是書呆子，誰能說他不識民間疾苦呢？知道民間疾苦的，不一定是天天和老百姓在一起的人。以史為鑒，以人為鏡，讓他達到事業和人生的巔峰，離不開他做政策研究工作的長期積累。

下麵講第二點體會：一個文字工作者必備的素質。

從事文字工作需要什麽樣的素質？從張居正的成長、發展曆程中可以提煉出這樣幾點。

第一是篤學。學習一定要堅持，要勤奮，要一輩子手不釋卷。在信息社會到來之前，學習一點知識可以管用幾年，但當今社會日新月異，瞬息萬變，一天不學習就會落伍。“天不變，道亦不變”，這是終極道義，世間的生活每時每刻都在變。“二程”（程顥、程頤）的《遺書》上有這樣一段話：“凡一物上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毛澤東和蔣介石喜歡讀的書是完全不一樣的。毛主席讀書是怎樣才能放縱，蔣介石讀的是怎樣才能收縮，這是一對政壇上的大對手。兩個人讀書的旨趣不同，決定了不同的結局，決定了彼此的成與敗。要把所有的是非分辨出來，“隻格一物，便通眾理”是不可能的。最會讀書的顏回也不敢說這個話，積少成多才會找到貫通處。我十六歲下鄉時沒有書讀，把周圍五六裏範圍的書都借來讀完了。後來，實在沒書讀就讀《康熙字典》，我每天學十個字，中午休息時用棍子在地上寫這十個字，晚上回去用這十個字造句。有一天，我突發奇想，認為《紅樓夢》中沒有一個字是《康熙字典》中找不出來的，肯定還有許多超過《紅樓夢》的傑作，都隱藏在這套《康熙字典》裏，隻是我們找不到這些文字的排列密碼。這樣的密碼恐怕永遠都不會有，隻有矢誌苦學，打下堅實的基礎，才有可能讓文字鮮活起來、偉大起來。於是，我更加發憤地讀書。有一天我借來《文心雕龍》，書主隻肯借我讀一個星期，在書快取走時我急了，就將沒讀的抄下來，最後一個晚上還有好幾篇沒有抄，但是煤油燈油幹燈枯，我急得跳腳，把家裏的菜油倒進燈裏，居然點著了，我就借著菜油燈把書抄完了。那幾天，我們家吃的是白水煮蘿卜。我就是在這種條件下讀書的。沒有燈，為了讀書冬天起得非常早，出早工之前就起來，但有曙光的地方一定是風口，我就跑到村頭風口上讀書，手腳都被寒風吹得開裂。就是靠著那樣一點曙光去讀書，好在老天爺眷顧我，眼睛竟然沒有壞過。就這樣，讀了很多很多書，但感覺化不開。文化文化，文不能化開，文是一點作用都沒有的。佛家談悟道的三重境界：學道之初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學道之中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得道之後，見山隻是山，見水隻是水。我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是“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快四十歲時才豁然開朗，這同佛教悟道是一樣的道理。在儲備豐富以後，閱曆又達到一定的程度，有一天所有的知識會突然生動起來，背過的那麽多唐詩、那麽多文章，到那一天就像排隊一樣湧現出來，所謂“下筆如有神”。

第二是慎獨。就是小心說話、行事。明代開國製度設計者宋濂，參加工作時已經五十六歲了，早年長期教書帶學生，是一個民間人士，後來朱元璋發現了這個人才，尊他為宋先生。朱元璋經常找他密談，有時一談就是一晚上，所有人都想知道他們談了什麽，但他守口如瓶，嘴裏不說半個字，還在辦公室裏掛了兩個字——溫樹。西漢時有一個宮殿叫溫室殿，皇帝經常在殿裏和禦史大夫孔光商談國事。孔光謹慎到什麽程度？有一天回家正好八月十五中秋節，家人在一起吃月餅過中秋，院子裏的桂花都開了，夫人說，你看桂花開得多好，這麽晚才回來，宮殿裏難道也有桂花樹嗎？他說，今天這個月餅真好吃，是夫人親自做的嗎？他答非所問，連宮殿裏是否有桂花樹都不說。“溫樹”，從此就成為在領導身邊工作的人守口如瓶、謹言慎行的格言。後來還是有人問他政事，他不說話，手往後麵指那兩個字給人看。

再舉一個例子。“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在一般人看來，白居易的《琵琶行》是千古絕唱。但宋濂對白居易的評價是“大失臣體”，就是說，失掉了做臣子的本分。他認為，皇帝把你貶成江州司馬，你卻和一個淪落風塵的妓女同悲淪落，這不是自我作踐嗎？怎麽能在這個時候忘掉朝廷呢？“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嘛！這就是有“溫樹”境界的人的風骨和觀察人事的立場。

第三是多思。一定要勤於思考。創新是文字工作者的靈魂。有新思想新觀點很難，才高八鬥不一定有新思想新觀點。蘇軾一輩子遭遇了很多坎坷，其實他的文采淹沒了他的政治才華，他是一個思想家，是有宰相之才的，而李白沒有。李白是有了兩盅小酒就開始瘋狂，說過頭話。蘇軾對傑出曆史人物、當朝典章製度進行了很深的研究，他的策論文章，其思想鋒芒遠超《赤壁賦》，隻是一般人不懂政治，隻把他當成文學家、詩人看待。他對一些政治問題、曆代的興衰得失都有獨到的研究和見解。比如，他論諸葛亮。諸葛亮在一般人心中是神，杜甫對諸葛亮的評價是“萬古雲霄一羽毛”，是一種詩人的評價，有點不落實際。但蘇軾的評價是：“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也。取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者，秦也。以秦之所以取取之，以周之所以守守之者，漢也。仁義詐力雜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看到這一段後，我認真閱讀了《隆中對》，實地考察了漢中、襄陽、南陽等地，從地理實際來看，三分天下的一些戰略、戰術確實是行不通的。一個二十七歲的年輕人，在信息閉塞、地理知識匱乏的情況下，又怎麽能寫出正確的取天下之勢的文章來呢？所以當時諸葛亮更多的是文學才華，還不具有政治家的謀略。但我對他的人格是讚賞的。前些年，陝西勉縣武侯祠管理方讓我寫一副對聯，我上聯寫的是“兗州荊州益州，一生事業千秋相”，下聯寫的是“隆中漢中關中，半世功名五丈原”。後來，我想到了杜甫懷宋玉的兩句詩，“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悵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任何一個問題都容易形成世俗的觀念，而我們要在世俗觀念中找到自己的學問立足之處，才能有不一樣的領悟。

再講第三點體會：我對文字工作的一些理解。

二十歲時，我在《湖北日報》發表了一篇長篇通訊。就是因為這篇通訊，我由一名下鄉的知青，被調到了縣委辦公室寫材料。縣委書記是個參加過抗戰的大老粗，他認為能寫詩的人，各種材料應該都能寫，不像今天分工很細，寫文學、寫通訊、寫調研報告，根本不是一回事。有一天，他要求我們寫材料的幾個人對英山縣學大寨的做法做些宣傳，一人寫一篇稿子，要刊發在《湖北日報》上。我吃了很多苦，看了很多材料，寫了一篇《四大嫂戰鬥隊》。縣委宣傳部長看後說，這篇文章有新意，最後上報時就用了。後來，縣委書記高看我一眼，說這個年輕人寫文章還行。

我對文字工作的第一個理解，就是要寫別人沒寫過的東西。有一年，縣委要召開三級幹部會議，縣委書記讓我寫會議報告，這下可把我難住了，從沒替領導寫過報告啊，急得要命。經過一番努力成稿後，聽人說縣委書記總念錯字，這可是個難題，這會讓別人認為是撰稿者的能力問題。所以我就結合英山方言，全寫的諧音一樣的錯字。比如，將“拋頭顱灑熱血”寫成“跑頭顱殺熱血”，但用英山方言來念，一個錯字也沒有，一改過去縣委書記常念錯字的問題，效果特別好。

我對文字工作的第二個理解，就是為領導服務，要懂得領導的語氣、文風及水平。要明白，是領導做報告，而不是我做報告，要突出領導的講話風格。寫材料可以自信，但千萬不能自戀。為他人作嫁衣裳，可以成為最偉大的服裝設計師，盡管衣裳穿在別人身上好看，但你也有一份光榮。荀子說：“君子之學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端而言，蠕而動，一可以為法則。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為禽犢。”因而，我在寫作過程中經常換位思考，把自己想象成思想家，想象成領導，想象成女人，想象成老人，等等，從不同的角度看問題，再下筆。

我對文字工作的第三個理解，就是要做到獨創性，必須多掌握幾種文體。曾國藩認為，為長官服務學識一定要淵博，如果他有十三門學問，而你隻有兩門學問，那可不行。有句話叫“久病成良醫”，同樣，長期從事文字工作，總有一天會成為文章聖手。但有一點要銘記，把服務對象一定要研究透。比如，鴻忠書記經常講的“企業家老大”這句話，較容易引起歧義，一些非企業界的，例如科技界的，可能會說，企業家是老大，那我們是什麽呢？我研究以後說，企業家作為一個新興社會階層，是利用企業這個平台，將科技、教育、文化等諸多功能進行組合，而讓企業成為服務於社會發展的加速器。所以，對於領導提出的一些新思想新觀點，我們要認真思考，給以準確的定位和宣傳，苦心孤詣地把每一個詞語解釋通透。大家知道的，隨州祭祀炎帝神農的四篇祭文，當時如何確定文體，就頗費了一番周折。祭文是古代的文體，但不能太擬古，語言要照顧今人，既要讀得像古文，又要讓今人好懂，這是第一要求；第二要求，祭文要對湖北的中心工作有所昭示，但又不能教科書式的說教；第三要求，要考慮老百姓的欣賞習慣。我就按這個要求來寫《頌炎帝文》，得到了各方麵的肯定。最近，又有人讓我寫《楚商宣言》，要在第一屆楚商大會上宣讀，我說那可和祭文不一樣，商業是時代最激進的業態，是最超前的，要用政論式的文筆，不能用咬文嚼字的文筆。用什麽文筆呢？用《共產黨宣言》的文筆。所以說，要根據不同的需求寫不同的文章，這樣，才能彰顯文字的力量。

最後，我想和在座的同人說說我的心得：文字工作千萬不能以不變應萬變，而應該以萬變應萬變，隻有這樣，才能把本職工作做好。

2013年10月18日

在湖北省政策研究室的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