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大約八年前，我做過一次演講，講的題目是《快樂的讀書人》。讀書確實是一件讓人快樂的事情，但是人不可能把一輩子的時間全部用來讀書。我在自己以往的讀書悟道生涯中，比較偏好中國傳統文化，這是因為，我出生在大別山一個較偏僻山區的小縣城裏，而中國最適合讀書人居住的地方，就是像五十年前的比較僻靜的山區小縣城這樣的地方，它是城鄉的結合部，既不乏城市的信息，又有農村的形態。我們有很多做學問的人都是在小縣城裏出生的。小縣城裏的生活給了我精神和物質的營養。很多年前我寫過詩，寫到了深山的小縣城，說那裏是“牛鈴搖動的城市”，是“混凝土建造的鄉村”，表達了我的一種生活狀態。傳統文化對我來講，就如同須臾不能離開的空氣、陽光與水，是故鄉給我的精神食糧。當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上各種優秀的文化很多，但我的祖輩很少接觸外來的文化，我在少年和青年時代之前，也極少接觸到異域文化。我一直在傳統文化形態下生活，因此我覺得，別的文化對我來說並不重要，是我的母語文化讓我誕生、成長、壯大，後來一直延續，最後走向自己的終點。這種感情不一定每個人都會是這樣，但這是我個人的一種狀態。

上次來國學院座談時，馮天瑜先生問我，這次講座講什麽？大家都知道，張居正是中國有名的改革家，如果講張居正和他的改革，對這麽多在國外生活的同胞來講，也許是個太具“政治性”的話題，可能不算最佳的選擇。因此我覺得，還是從傳統價值觀對當下社會的啟示這個角度，來講一講我的一些體會比較合適。對於中國傳統價值觀這個題目，我近幾年思考了很多。從小由於家學的原因，我讀了一些古籍和典籍，那時讀書有點囫圇吞棗，並沒有想到它有什麽用。等到我進入了社會，理解這個社會漸漸達到一定寬度之後，再回想當年我受到的家學教育，把儲存在我少年記憶中而沒有用到的一些觀念重新煥發出來時，我就能夠更清楚地認識一些問題。今天我們的生活哪些是進步了，哪些是退步了，哪些讓我們振奮，哪些讓我們痛心疾首。以史為鑒，今天，我想同大家一起探討對“仁”的理解。

我分三個內容來講。首先講的是：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

大家都知道，是中國傳統文化養育了我們這個民族，養育了這一片東方大陸上的人民。在漫長曆史的融合發展中，漸漸由儒、釋、道三家構成了我們的傳統文化核心。那麽，這三者之間是什麽關係呢？

從哲學觀與方法論的角度講，儒，用一個字可以概括它的意義，就是“中”，不偏不倚謂之中。釋，也可以用一個字來概括，那就是“空”。《心經》上講“五蘊皆空”，然後又講“空不異色，色不異空”。這個“空”不是什麽都沒有，而是另外一種生存的思維狀態。道，也能用一個字來概括，那就是“無”。從無到有，從少到多，這樣一種狀態的表現，是從“無”開始的，包括我們經常聽說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這種邏輯都是從“無”字概括出來的。

如果從價值觀與認識論的角度講，也有三個字，可以幫助我們來認識儒、釋、道。佛就是“悲”，所謂大慈大悲、慈悲為懷的“悲”。進寺廟我們會聽到《大悲咒》，悲，反映了佛家對客觀世界的認識和理解。人從生下來就是悲劇的開始，人間有喜劇，有正劇，但最終無論是什麽人，其一生在佛家看來，都是做悲劇的文章，人生就是要解決這個“悲”字。悲天憫人是佛家的情懷，要解決悲劇這個問題，不在當下而在未來，不在此岸而在彼岸。解決悲的問題首先是“覺”，覺悟的“覺”，先知先覺的“覺”，這就是佛教講的價值觀。道，也是一個字，那就是“德”。老子的《道德經》就講到了道與德的關係。道家的價值觀和認識論，就是要一輩子解決“德”的問題，凡是符合“道”的，就是“德”，我們講“德配天地”，德就是道的精神層次上的體現，道是客觀存在的，德則是理解了客觀以後的主觀需求和對應，所以說，“老子疾偽”，“偽”就是不符合客觀規律，偽君子就是不遵守道德規範的人。有一次我在演講中說到八個字：“人為為偽，人弗為佛。”為是人主觀想的，它不是“德”，我們說“有所為，有所不為”，說國家要“無為而治”，就是不要離開德而去想自己的不符合客觀規律的東西。凡是人想要的，就是“偽”，凡是人不要的東西，就是佛的境界，所以，佛是一個單人加一個“弗”。

儒，在價值觀上也是一個字：“仁”。用甲骨文，甚至更早在倉頡造字的時候，“仁”字的寫法是一豎兩橫，這是什麽意思呢？在象形文字中，一豎，就是古人在八卦上的一豎，一豎為陽，兩橫為陰，一為陽，二為陰，即奇數為陽，偶數為陰。“仁”字就是從陰陽關係中創造出來的。陰陽的觀念，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上古文化。什麽是上古文化呢？就是上古時期提煉出來的哲學觀，主要就是陰陽觀。周敦頤的《太極圖說》裏有“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複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的說法。所以說，中國文化最早的元素，就是從陰陽這兩個字演變出來的。這是上古文化的特點。我們講的道德，就類比陰陽。比如說汶川為什麽發生地震？一個看似自然的問題，是客觀上的某種原因造成的，研究這個規律就是“道”。然後，這個事情如何避免它，如何處理它？最得當的方法就是“德”。“德”就是自然規律；“道”就是順應自然規律；隻要弄懂了“道”“德”這兩個字，一個人就能成就大事業。古代人講“三公”政治。周朝創立的“三公”政治，就是分屬行政、司法、軍事的三個人，即主管行政的周公，主管司法的召公，主管軍事的薑太公。三公的職責可以用八個字來形容：坐而論道，協理陰陽。所有古代宰相，沒有到處跑的，宰相都坐在帷廊之下，沉思國事，研究道德。古代的“三公”政治是一個非常好的工作方式。古代帝王學，就是講這個君子垂裳而治的道理。

從公元前六世紀到公元前五世紀，仁的意義就有所改變。“仁”不再僅僅是人與自然的關係，而是變成了人與人的關係。如果說一豎兩橫是先天的仁，源於道家的思想範疇，那麽單立人的仁，則是後天的仁，完全變成了儒家思想。當兩個人出現的時候，就需要一個人去理解另一個人，就需要把兩種不同的聲音用一種方法統一起來。那麽，在人與人的交往過程中，“仁”就要起作用了。可見，仁，主要是解決人際關係問題，解決人類社會問題。

關於“仁”，孔子有很多重要的論述。比如《論語·顏淵》一節說，樊遲問仁，子曰：愛人。接著又說：“克己複禮為仁。一日克己複禮，天下歸仁焉。”意思是說，把自己所有的私欲控製起來，去恢複周朝的禮製，這樣一來，你的仁心就會出現，仁心出現了，你周邊所有的人就會愛你。由此可見，周禮是一個非常好的製度。

再看《論語·衛靈公》一節：“子曰：誌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不成功便成“仁”，殺身成“仁”，說的都是這個意思。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中，孔子第一個把整體的思想道德規範集於一體，那就是一個字：仁。他以“仁”為核心，形成了完整的倫理和思想體係。這一點是非常了不起的。

仁是中國傳統哲學觀與價值觀的具體體現。以仁為本體，其內容還包括義、禮、智、信、忠、孝、悌、節、恕、勇、讓等。這十二個字，都是“仁”在每一個不同側麵展現出來的美好品質。國家需要你“勇”的時候，你就勇敢地迎接挑戰，舍身成“仁”；國家需要你“信”的時候，你就誠信待人；國家需要你寬恕什麽人的時候，你就要遵循“恕”道……以仁為本體，由此衍生出複雜的倫理價值體係，上麵所說的十二個字，形成了中國傳統的價值觀，而仁是分存於每個字的意義中的。佛家的觀世音菩薩，有一種形態是“千手千眼”。小的時候我不懂這個，後來我懂了。因為佛家講的是悲，人世間有多少種苦難，觀世音就用多少隻接應的手、多少隻智慧的眼睛來看你。仁也是這樣，仁在你沒落的時候給你勇氣，在你迷茫的時候給你信仰，在你孤立無援的時候給你照應。這樣一來，仁也像佛教中千手千眼的觀世音一樣，是身法千千萬，每一種身法，都對應了你當下的思想狀態以及你需要解決的問題，來接應你，幫你解脫。在這方麵，孔子還有很多論述，例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都是解釋如何愛人的。究竟如何愛人呢？就是我自己要站得住同時也要別人站得住；我自己要行得通同時也使別人行得通；凡是我不想要的東西，我也不會給你。己所不欲，卻施於人，這就違背了愛人的思想。與人為善，這個“善”就是良知，就是誠信；既是謙卑，也是勇敢。對父母為孝，對兄弟為悌，對朋友為信，對國家為忠，如此便形成了一個立體的“愛人”，一種悲天憫人的胸懷。這個胸懷擁有了，這種境界達到了，就是古人所說的“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下麵我講第二個問題：仁是孔子思想境界的最高體現。

孔子在公元前六世紀至公元前五世紀交替時，為什麽會提出“仁”這個概念呢？馮友蘭先生曾說過：“孔子對於中國文化之貢獻，即在於開始試將原有的製度，加以理論化，與以理論的根據。”馮先生給孔子下的這個結論是正確的。他所說的“原有的製度”，就是周朝的製度，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周禮。孔子生活在春秋向戰國過渡的時期，即由上古向中古過渡並轉型的時期。不是所有人都能有幸生活在曆史轉型期的。幸運的是，在中國的第一個轉型期，孔子出生了。而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全球化也就開始了，中國的第二個轉型期就在那時萌動。現在，我們也有幸處在中國曆史的第三個轉型期。一個轉型期需要幾百年乃至上千年，單個的人在其中是十分渺小的，轉型期的時間跨度非常長，而對曆史長河來說卻仍然是很短暫的。孔子是中華曆史第一個轉型期裏產生的一個“奇觀”。如果說，炎黃文化是華夏文化的起源，陰陽八卦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內核，那麽，孔子的儒學就是華夏文化第一次大裂變，是中國思想的一次升華。

周禮就是從炎黃文化開創來的上古文化的結晶。周禮，是周代典章製度、文明規範的體現。但有一點需要指出，這樣一種好的文化，為什麽在春秋戰國時期開始出現了“禮崩樂壞”的轉型期呢？其轉型的特點，就是舊有的文化不管用了，新的文化還不足以支撐起這個時代的發展，這個時候，就出現了很多仁人誌士來研究文化的斷裂。孔子就覺得，他要研究周代文化起源以及這個文化在曆史上起到的巨大作用，現在它為什麽不適應這個時代了，是周朝錯了嗎？還是現在的人錯了呢？他得到的經驗是“鬱鬱乎文哉！吾從周。”然後他又說，“久矣，吾不複夢見周公”。他覺得，自己應該把一輩子的心血用在恢複已經崩壞的周禮上，把在文化地震的廢墟上重建文化王國作為己任。孔子自覺地承擔起了中華文化承前啟後的重任。他在承擔責任的時候，發現了這個“仁”字，用這個“仁”字來解釋周朝禮樂文化，並使之有了現實意義。這個石破天驚的發現，也是一種挾雷帶電的創新。一個“仁”字，成了一把解釋周朝製度並使之理論化的鑰匙，這是孔子一生最偉大的理論創新，也是中國文化史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理論創新。

孔子之前的春秋時代，就出現過不少關於“仁”的思想表述。如，《詩經·鄭風·叔於田》：“不如叔也，洵美且仁”；《詩經·齊風·盧令》：“其人美且仁”；《尚書·金滕》：“予仁若考，能多才多藝，能事鬼神”。從這些論述看，上古時代的“仁”和孔子的“仁”有接近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詩經》是孔子刪定的“潔本”，據說原編者為尹吉甫，現在流傳的都是“孔子版”。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經》中兩則論述，“仁”與“美”同列，“美且仁”，即人很美且很善良。《尚書》中“予仁若考”中的“考”通“巧”，“巧”的定義是多才多藝、能事鬼神。它更多的是從人的生存狀態和生存本領上去說的。由此可見，春秋時期的“仁”，是一種對人的品質與才藝的讚美。孔子借用過來，擴大並豐富了“仁”的含義。

“禮崩樂壞”有兩大具體表現：一是社會上普遍存在蔑視權威；二是利益至上。從經濟學家的觀點講，這也許是社會進步的表現，但在孔子這樣的思想家看來，“禮崩樂壞”是一種社會倒退、陰陽失調的惡劣表現。我們今天就存在著孔子說的那種處在社會轉型期的“禮崩樂壞”的事情。因此，孔子的“仁”對當下來說，有著特別的意義。每一次變革導致人與人之間、國與國之間的關係的劇烈變化，人們由平常心、佛心、道心，變成了“機心”。“機心”，這是莊子的說法。莊子是寓言大師，他的深邃思想都蘊藏在寓言故事裏。有一天，他帶著學生在路上走，看見當時的一項科技創新，人們挖井並用轆轤取水，他的學生於是就讚美科技進步是多麽偉大，莊子卻感歎說，“機心”既生一發而不可收，人類就會向著惡的一麵去發展了。人如果要保持本真的狀態，就要去掉“機心”，增添道心、佛心、仁心。所以，到了明代後期即十六世紀末，李贄在湖北的麻城講學，講到了“童心說”，希望人們重新回到“兒童時代”。當整個社會的人心都被“機心”控製的時候，你如果擁有一點“童心”，也就有了更高層次的智慧。若幹年前，我的兒子很小的時候，弟弟從老家送來一隻雞，兒子看見了，想養著這隻雞，就給雞的一隻腿綁上繩子，係在欄杆上，在陽台上養著，還弄了一些小白菜、米粒和水喂它。他對雞說，這裏有水、有菜、有米可以吃，教雞如何生活。他放學回家後，發現陽台上有很多血，他問：“誰打這隻雞了？”大家都說沒有打。雞因為習慣刨食，刨水泥地當然會弄得腳趾血淋淋的。兒子看了很傷心，用創可貼給它包紮，然後又對雞說：“地很硬，你別刨了，我們喂你吃。”第二天中午回來，看到這隻雞奄奄一息了，爪子又被刨爛了，他很憂傷地對雞說：“我已經告訴你了，你還要這樣！”我在旁邊看到了這一幕，就開始思考這個問題。偉大的聖人告訴我們應該怎麽生活，我們卻如同這隻雞一樣，聽不懂聖人的話，結果我們把自己帶進了死亡，帶進了墳墓。莊子說的“機心”是聖賢之言，孔子的“仁”，老子的“道”，都是我們聽不懂的真話，結果往往如同那隻雞一樣，最終失血而死。

除了“機心”的說法，莊子還有“朽木”的說法。一天，莊子帶著學生來到一片樹林，看到一棵朽木倒在那裏爛掉了，莊子對學生們說，你們要注意，做人不能做成朽木一樣，任人踩踏，沒有尊嚴。再往前走又來到一棵正在被砍伐的參天大樹跟前，莊子又對學生們說，你們做人不能像這棵樹一樣，這麽英俊高大，否則人們就會砍了你們去做棟梁。學生們不解，就問老師，朽木也不能做，棟梁也不能做，那我們做什麽？莊子說，做你自己！老子講《道德經》很抽象，莊子講做人的道理卻是寓言化的，很形象。孔子與他們兩人又不一樣，他能把所有複雜的問題都變成操作性很強的準則，變成“仁、義、禮、智、信”這樣完備的思想與道德的體係，可以進入每個人的生活，進入國家常態中的“頂層設計”。正因為如此，儒、釋、道三家，一定是儒為首，這一點是孔子了不起的地方。我們的先賢、聖人很多，有的聖人講小乘佛教，講自己修行；有的講大乘佛教，講天下人一起修行。反觀我們當下的中國，人際關係是如此冷漠。我昨天看到網上的一則小故事，說一個老太太開車把一個年輕人碰了，那個老太太把車門一關，躺在了地上，她倒變成了受害人，年輕人呢，也躺在了地上。這就叫“人心不古”。還有就是，見義勇為的救人者反而被誣，為什麽人會變得這樣冷漠，把所有人都當成自己的敵人？救人反被人誣，拜金主義盛行。這樣的狀況，類似於兩千五百年前孔子所處的轉型時期。每一次舊的傳統即將毀滅，新的道德規範還沒有約束力，人性的惡、低劣、庸俗、卑鄙等等不好的東西就出現了，如同“潘多拉的盒子”被打開。這就是整個社會缺乏“仁”和“愛人”之心的表現。

我們常常感歎今不如昔，每個人都“記得住鄉愁”。鄉愁美好，其實就是說當年比現在好，才會記得住，才會懷念。如果今天比過去好，我們還要鄉愁做什麽。提出這個口號，讓我們懷舊，就是懷念單純的人心，懷念良好的風氣。感歎今不如昔是人類的生存本能之一，也是我們“記住鄉愁”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在八年前的一篇文章中講到，單純從生活角度來考慮，科技是一場盛宴；可是，從人類最根本的需要來看，科技卻是一場瘟疫。什麽是科技創新？人類一定需要這個東西嗎？李白沒有這些東西，他能成為偉大的詩人，今天還有像李白那樣偉大的詩人嗎？惡的東西一出來，總是有人趨之若鶩。“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講的就是這個意思。大慈大悲的人，先知先覺的人，從社會一開始發生某種轉型的時候，就會表示出憂慮，但是往往沒有多大的用處，直到災害已經發生，多少人為之失去生命，人們才會理解這些先覺的聲音，可是那時悔之已晚矣。

接下來講第三個問題：仁在政治上的表現即是“王道”。

孟子在孔子提出的“仁”的基礎上，又提出了著名的“仁政”之說，即把“仁”的學說作用到了具體的政治倫理當中，具體表現為施行“王道”，反對霸道統治。

孟子曾對求教於他的梁惠王說過一段話：“地方百裏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製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在這段話裏，孟子闡述了“仁政”統治的三條原則：一是“省刑罰，薄稅斂”。古人講“苛政猛於虎”，即是說刑和稅過重了，比猛虎還可怕。所謂藏富於國，民必反之；藏富於民，國必強之。二是“深耕易耨”，即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孟子說：“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的這段話，是對“仁政”與民生改善的具體闡述。通過這段話可以看出，古代中國的生產力十分低下，農人那麽認真地種桑織布，到五十才有衣穿；農人養了那麽多雞鴨，到七十才可以不勞動而有肉吃：一百畝田才可以讓數口人衣食無憂。現在如果有這個標準，非洲都不算貧困了。在那種情況下，中國人自娛自樂地生活，同一時期的有些國家還在茹毛飲血呢！中國古代的帝王重視農作，每年於春耕之前，親自扶犁耕田，進行“耕耤禮”。這是必須的，勸農、憫農是社稷大事。明代開國皇帝朱元璋登基後，也十分看重孟子的學說。相傳他規定每戶農民必須在地裏種五十棵桑樹。後來，相傳當他讀到孟子的“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這段話時，就不再喜歡孟子了。

關於私人財產與國家穩定之間的關係，孟子也說了一段話。他說：“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這是什麽意思呢？就是說，你讓一個毫無財產的人保持恒心，除了士大夫，小民是做不到的。沒有解決好財產問題，就解決不了道德問題。孟子就是這麽認為的。這些沒有財產的人，很可能會用不法手段去謀取不義之財，這樣你就必須製定很多法律去懲罰他，如此一來，國家也就會陷入尖銳的矛盾之中，會增加很多警察、牢房、刑法。增加這些，又會增加老百姓的稅賦，國家就會處於惡性循環之中。這些人一旦“機心”出來以後，就會對父母不孝，對國家不忠，給世局、世風造成混亂，國家進行鎮壓，則會加劇混亂。所以，要想讓國家平安，明君的政治就是施行“王道”。“是故名君製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意思是說，如果這些人，對上會孝敬父母、養老送終；對下會養育子女、使之長大成才，他本人終身不為吃穿發愁，遇到災難國家會救濟他，這樣一來，你引導他，他就會向善，國家就會安穩。孟子的學說，從個人的修養走向了國家治理方麵，比孔子說得還要透徹。孟子對孔子學說進行了繼承和發揚。民生是國家之本，這一點，古往今來沒有改變過。民心穩，首先是人民的生活穩，這樣國家才穩。當下食品這麽不安全，教育成本這麽高，房價居高不下，這就是民生出了問題，改革的成就誠然很大，但民生沒有解決好，改革就等於失敗了。另外，還有教化問題，老百姓通過教化，自覺用道德標準，即“仁、義、禮、智、信、忠、孝”來約束自己。當前改革最大的失誤就是教育，不僅僅是學校的教育，也包括整個社會教育。《論語》中記載了孔子關於教育問題的觀點，“子適衛，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這就是“倉廩實而後知禮節”。西方有三代人才能出貴族的說法，我們改革開放三十年，暴發戶如雨後春筍一般，真正的貴族卻很難看見。對老百姓不能隻富不教，在孔子的觀念中，教化百姓是十分重要的。財富如果給了小人，財富是會帶來禍亂的，給社會帶來災難；如果財富給了君子，他會給社會創造美好的秩序。所以，在中國誰是財富的擁有者和生產者，這才是更重要的。在改革之初，我們常說拿手術刀的不如拿剃頭刀的，造原子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改革就是要把這種現象改掉。可是改到現在，明星都有私人飛機了，科研工作者還隻有國家發的一點點工資，為什麽會這樣呢？第一是財富的掘取方式出了問題；第二是財富的使用方式出了問題。隻說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話，卻忘了說另一句更重要的話，就是讓這部分人先高雅起來。高雅一定是教化的成果，沒有道德的教化，富隻能是巧取豪奪的成果。所以說，改革積累的深層次問題很多，還需要一個明晰的方法來撥亂反正。

仁政就是王道。孟子追求“從內聖開出外王”，這個“內聖”，就是“仁”，這個“外王”，就是“王道”。有一句話叫“天下歸仁”，但當下的世界恰恰相反，是“天下歸霸”。霸道是王道的對立麵。我們可以用這套哲學體係去看美國。美國是全球化之後的勝者，對內是王道，對外是霸道。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中國不會稱霸，我們可以用“仁”這把鑰匙，去打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這扇大門。我認為，還是屈原的那句話說得好：“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當曆史發展到某一階段時展現出來的狀態，如果站在更遠大的時空來看待，可能就是錯的，但在當時，你就算知道是錯的，也得跟著。或許科技是緣木求魚，全球化更是個騙局，隻會讓美國得到好處。但中國因為1840年以後受盡了創痛，包括我們的道德淪喪，民風失去了淳樸，這些問題都有待我們一件一件去梳理，一件一件去辨析和厘清，重新發現它的創新之道。中國曆來有“道統”與“政統”之分，“政統”處理的是國家事務，“道統”講的是理論政治，隻有兩者合力，一起推動中國這輛巨大的列車前行的時候，我相信，“天下歸仁”這個偉大目標，最終還是會實現的。

2014年5月

在武漢大學國學院的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