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我對荊州的感情是很深的，今天來這裏接受這份“荊州市文化顧問”的聘書，真有點誠惶誠恐。我知道這份聘書的重量和它背後的責任。讀書人不怕人家輕薄他，就怕人家抬愛他，這一抬愛呢，他就自然而然認為自己應該盡一份責任了，就不敢懈怠。我在寫曆史小說《張居正》的時候，曾對荊州做過比較多的研究。最近，我看省委、省政府對荊州提出了一個“壯腰工程”，荊州市委、市政府積極呼應，自己又提出了五個“壯腰”規劃，其中有一個就是“文化壯腰”。這五個“壯腰”規劃如果能夠真能做到一起聯動，前景將大為可期。不久前在北京開全國人大會期間，我和建明市長在一起，他向我仔細介紹了荊州這一年多來爭取到的較大的國家支持的項目以及招商引資的情況。我剛才從武漢乘高鐵來荊州的路上，沿途看到江漢平原上早春的驚蟄之氣，就像傳說中的青龍呼吸出來的那種磅礴的氣勢一樣，真個是“雲煙氤氳”。我笑說，這個地方的“氣”旺起來了。1981年，我到北京去領一個全國中青年優秀新詩獎，第一次坐火車穿過華北平原的時候，我曾看到過類似於江漢平原這樣的一種“氣”。當時我就感到，我們的國家可能要麵臨和迎接未來的生機勃勃的幾十年。一晃三十多年過去了，這種氣，今天早晨我在火車上，在江漢平原上，又看到和感覺到了。由此我就想到，這“壯腰工程”，最後是要把我們荊州重新變成“曆史巨人”。荊州應該實施“文化壯腰”，在文化建設上荊州是大有可為的。

今天我跟大家匯報的第一個內容，就是我對荊州曆史的認識。

在中國這麽多的曆史文化名城和地級市裏，荊州的曆史是非常獨特的。它不僅僅是古代楚國的發祥地，還是蜀國的發祥地，以及南北朝時期梁元帝的發跡地。大家知道，明清的時候，曾經發生過“湖廣填四川”。今天的四川人說話和湖北人差不多，實際上，當年劉備從荊州帶了二十萬子弟兵入了四川。這是曆史上的第一次荊州填四川，距今有一千八百多年了，鄉音未改。後來，曆史上又有過兩次湖廣填四川，分別是明朝初期和明清交接之際。荊州這個地方，在曆史上長達十八個世紀的時間裏，除去最近這一個世紀，一直是“文化輸出”的大州。它不是去學別的文化，而是一直在輸出自己的文化。所謂“文化優越感”，在這個地方體現得非常突出。它的獨特性也在於：這裏是千百年以來的一個文化輸出地。如果說這種文化不好，沒有力量，它就不可能培養這三個朝代。所以僅從這一點來看，它在中國曆史上一直擁有自己的強勢文化。

另外，荊州還是一個少有的“文化富礦”。我們總是講荊州的“楚文化”，還有“三國文化”，其實在這兩個文化的主幹上，還有很多種文化。這每一種文化，都有可能變成文化產業可以取材和利用的資源。荊州在曆史上最鼎盛的時期，是古“九州”之一時的荊州，其地域大概相當於現在的華南及中南大部分地區。明朝統一以後，《大明一統誌》裏的荊州，就是今天湖北的整個西部。有多大呢？在大明的地理誌上說得很清楚：“東至承天府沔陽州界二百裏，西至四川夔州府巫山縣界六百六十裏，南至嶽州（今嶽陽）府澧州界一百九十八裏，北至襄陽府宜城縣二百四十五裏。”從荊州城到南京，是二千七百一十五裏，到北京是六千一百三十裏。今天荊州所占的版圖隻有當時的三分之一，這是曆史上中等的荊州。從那以後，這裏的建製一直沒有什麽變化，隻是分出了宜昌和恩施。它當時下轄三州十二縣，荊門州、宜陵州、歸州。荊門州就是今天的天門、荊門；宜陵州就是今天的宜昌；歸州就是今天的秭歸、興山以及鄂西恩施的這一片。底下的十二個縣，就是江陵、公安、石首、監利（這四個縣都沒變），以及潛江、鬆滋、枝江（這三個縣劃走了），還有當陽、長陽、宜都、遠安、巴東，共三州十二個縣。用現在的話說，荊州在明洪武時留下的城牆內，共有七個“副省級”單位。明朝時這個地方的州誌和設置的中央分設機關，在湖北是最多的，比漢陽府、武昌府、襄陽府、黃州府都要多。當時荊州的地形，大家都知道，是“環列重山，帶繞大澤”，“在江漢之間，為四集之地”，說這個地方雄踞上遊，幾乎包括湖北的整個西部。“表裏襄漢”，是說荊州與襄陽、漢陽組成了湖北中部的“金三角”地區。荊州這個地方，在曆史上一直也有敬鬼重祠的風習。大家都知道詩人屈原，屈原是位“大巫師”，他的《九歌》寫的全部是“通靈”的內容，當時楚國“文膽”的身份，不是叫“社科院院長”或“文史館館長”，而是叫“巫師”。屈原、優孟，都擔任過這個職務。所以，這個地方的人始終對天地存在一種獨特的溝通方式，很像古代的瑪雅人。從《天問》《離騷》裏我們還可以看到，當時荊州的天氣幾乎相當於今天的嶺南地區。可惜的是，今天很多美麗的植物和野生動物都沒有了。所以，才有“橘生於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之說。因為當時以淮河為南北分界線，今天卻已經退到了長江。當時淮河沿岸的氣候就像今天我們這裏的氣候；而我們現在的氣候，就相當於當時嶺南的氣候。整個緯度的氣溫，在這兩千年裏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所以，當時這裏的植被非常豐富，全是南方的植物，大象成群。而大家在河南殷墟博物館中看到的用於占卜的龜甲，都是從楚國托運去的，都有海龜那麽大。甚至可以說，沒有楚國提供的龜殼，就沒有留存至今的甲骨文。自春秋戰國開始，我們這片土地的自然生態，一直在往“偏寒”的方向走。似乎所有熱帶地方的人，都是信鬼的，最極寒的地方的人也是信神的，所以，楚人重巫。當時楚國這個地方的氣候實際上是接近熱帶的，這是重巫的氣候環境。

江陵第一次成為荊州的首府，是在赤壁之戰之後。赤壁之戰是在公元208年，曹操攻破襄陽城以後，劉表的兒子劉琮到博望坡去投降，劉備帶著他的部隊往南撤退。這個地方當時叫南郡。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把郢都（那時不叫荊州）改為南郡。“南郡”這個名字是秦始皇起的。當時，楚國荊州的首府在襄陽，這是在東漢末年漢靈帝的時候。後來曹操一進城，幾乎沒有停留，就把他的五千虎豹騎——他的“特別裝甲部隊”，也是當時最厲害的“野戰軍”，通過南漳直抵當陽，逼攻南郡。當時劉備還沒有到達，而是趕到潛江境內的漢江口，與關羽相會，聽說曹操占了南郡，他就從那個地方到了鄂州的樊口（當時屬於江夏）。赤壁之戰後，南郡這個地方又被周瑜占領了。然後才上演了曆史上有名的“孔明借荊州”。孔明“借”了荊州，南郡才成為荊州的首府。這是在赤壁之戰之後，公元三世紀初。荊州從那時候起就再也沒有改變過，到今天已有一千八百多年了。我們的荊州府，就一直在這個地方。荊州人重教育，“好典章”，“美豐飾”，即喜歡濃烈的色彩；《朝野僉載》中還寫到了此地“琵琶多於飯甑”，就是說，當時人們家裏的琵琶，比吃飯的碗還要多；讀書人“多於鯽魚”，讀書的人比湖裏的鯽魚還多。這可證明荊州的文風之盛。在宋朝，公元十世紀中期，荊州府學的生員（住校的學生）有七百多，學生之多，天下州府屬第一。全國所有的州府的學生數量沒有超得過荊州的。所以說，那時全國的教育，荊州是第一。今天，武漢成了湖北的中心，但曆史上，很長一段時間，卻是以荊州為中心的。荊州城內有兩條河，其中之一是漕河。我上次問建明市長，他說漕河故址還在，一條通長江，一條通漢江。晉元帝的時候，人們在荊州開了一條河，從潛江經綿水，通到內陸的漢江，還有一條是直接從沙市通長江的，所以，那時候荊州的水係也非常發達。荊州最早的城，離今天的荊州古城五裏地，是楚平王從枝城的“楚王城”遷徙到荊州後蓋的。後來，楚平王殺了伍子胥的父親和哥哥，伍子胥逃走了，逃走後幫吳王在蘇州建了都城。今天的蘇州城就是仿照當時的郢都建造的。所以，荊州城，即我們的郢都城，是蘇州城的“母本”，兩座古城都有八個陸地的城門、八個水門。我每次去蘇州的時候，就會想到荊州，荊州在曆史上比現在輝煌。

第二個話題，我要介紹一下曆史上荊州古城的著名建築。

一直到清代之前，荊州城裏的建築樣式，在中國的古城中都是少有和罕見的，這就是我所說的“文化的獨特性”。這種“罕見”，表現在哪些地方呢？我現在分門別類地來講述。

先說“府”。在清代乾隆時期，荊州城裏的王府有十七座，這些王府當時都還在。哪十七座呢？最大的是遼王府。明代永樂二年（公元1404年），朱元璋的兒子封到遼東的廣寧，所以叫遼王府。此外，還有長陽王府、遠安王府、巴東王府、鬆滋王府、益陽王府、衡陽王府、應山王府、宜城王府、枝江王府、沅陵王府、麻陽王府、肅寧王府、長垣王府、光澤王府、廣元王府、蘄水王府，全部在荊州城裏。這麽多王府，其建製還是有區別的。皇帝的兒子為親王，親王的兒子為郡王，郡王的兒子隻能稱將軍。皇帝的孫子也可以稱“王”，皇帝的重孫就不能稱“王”了。也就是說，這十七座王府中，有一座親王府和十六座郡王府。2012年，大同市的市長（現任太原市市長）耿彥波，請我去看他們修複的大同古城。他帶我看了三天的修複工程。當時他們在廢墟上修了親王府、九龍壁、照壁等。我看了之後說，你們的“規製”欠妥。他說，我們找不到當時的王府究竟是怎麽修的這類資料。我就比照北京的恭王府，告訴他說，明代親王府的尺寸，在《大內規略》這本典籍裏寫得一清二楚。他問那是怎麽回事。我就把資料調出來給他看，包括門有多高，門上的銅釘有多少顆，進門的匾是什麽樣的，屋頂是什麽樣的，尺寸有多高，照壁是什麽樣的……所有的建築規製，一清二楚。他一對照，發現他們修建的很多地方與當時的建築不符。結果，不對的地方隻好拆掉。他說，要建就建一個真正的明代親王府。而荊州城裏這麽多王府，今天一座都看不見了。大同也看不見了，但是大同重新把它修起來了，成為旅遊熱點。耿彥波市長說：我不怕沒有，就怕曆史中沒有記載。這句話，我覺得講得非常好。不能無中生有，但是可以複建。無中生有，怎麽去建它呢？那人家也不認啊！但是，荊州城裏十七個王府的地址都有記載，每個王府建在什麽地方，什麽規製，有的連門匾、對聯寫的什麽都可以查出來。

第二個就是“宮”——宮殿。宮，在過去的荊州城裏是非常豐富的。大家知道，江瀆宮在荊州城的東南，最早由楚國建造。梁元帝的開國大典，就是在江瀆宮裏舉行的，後來又經過了多次修繕。公元552年，江瀆宮裏舉行過梁元帝的開國大典。但是跟今天的規製和方式，完全不一樣，我們沒有恢複到當年的那種恢宏氣勢。曲江樓，是荊州宋代府學的原址。這個府學的地址，從唐代就沒有變過，一千多年來，一直沒有變過。全國府學沒有變過的，有四川的閬中，就是張飛鎮守過最後死在那裏的那個閬中。那個府學裏出了兩個狀元、幾十個進士。閬中的蔣市長也請我去看過，那裏也恢複了當年的規製。曲江樓在唐代的時候叫南樓，是這個府學前麵的一個風水標誌性的建築。之所以叫南樓，是因為唐代大詩人張九齡被貶到荊州以後，經常在此樓上飲酒賦詩，觀賞景色，是他邀朋結友的宴飲之地。到了南宋，時任江陵知府的張栻才把它更名為曲江樓。全國最知名的曲江樓有三座，一座是荊州的，可能現在還沒有恢複；一座是西安城裏的，杜甫在《麗人行》裏寫到的曲江。唐代的曲江樓已經沒有了，但是新造的那座非常好。我曾被請到新建的曲江樓的頂樓上，宴飲了很多次。特別是這個季節，柳條返青了，站在高高的曲江樓第五層，看到欄杆外麵的煙水柳色，心情為之一暢。還有一座，就是江蘇省泰州市江堰區的曲江樓，今天還在。這三座曲江樓，在唐代的時候，最有名的就是西安和荊州的曲江樓。還有一座是雄楚樓。雄楚樓在北門城牆上，遠安門東側，始建於唐朝。這座樓留下了很多故事，它是“帝王樓”。杜甫當年登臨此樓時，還寫了讚美此樓的詩：“西北高樓雄楚郢，遠開山嶽散江湖。”五代十國高季興築子城時，遂取“雄楚”二字為子城樓名。而曲江樓是“宰相樓”，和雄楚樓不一樣，後來張居正也寫了好幾首關於曲江樓的詩。再一座是萬卷閣，在府城的東街。這個萬卷閣是宋鹹平初，距今一千年前建的，是朱昂從汴京退休後與其兄弟居江陵時建造的，裏麵存放著他從多方收集和珍藏的幾萬卷書籍。荊州人稱它為“進士樓”。這個樓裏的藏書，在當時的楚地可謂第一。當然後來有一個藏書樓超過了它。有一個人建了一座博古堂，既是藏書樓，也是“將軍樓”。所以說，荊州城內曾經擁有兩大藏書樓。修建博古堂的那個人名叫田偉，是北京人。北京在北宋的時候屬於遼國，但田偉是漢人，後來他偷偷背叛耶律王朝，投奔到北宋。宋徽宗授他為江陵尉，相當於今天的“縣人民武裝部部長”，這個官比今天的官要大一點，相當於我們今天的“軍分區”最高首長吧。當時荊州這個地方是“西控荊蠻”的軍事重鎮，荊州控製著大巴山、武陵山這兩支山脈，像四川的瀘州控製著大渝山脈那片一樣，是整個朝廷的軍事重鎮。田偉這位將軍非常喜歡讀書，他把自己的錢全部用在了買書和收集書籍上。他的藏書有多少呢？有三萬七千卷！並且沒有一本是重複的。博古堂的藏書超過了萬卷閣。就是因為這個城裏有兩大藏書樓，所以才有荊州的讀書人比鯽魚還多的說法。再就是絳雪堂。當時荊州有一種梨花，盛開時是紅色的，不是白色的，這種梨花就像揚州的瓊花一樣，現在找不到了。這種紅梨花，我也沒找植物學家商討和論證過，但曆史上就是這樣記載的。絳雪堂是在那棵梨花樹前麵修的，就像揚州的平山堂一樣，用來賞紅梨花的。歐陽修寫過一首詩《千葉紅梨花》來吟詠它“風輕絳雪樽前舞，日暖繁香露下聞”。意思是說：早晨的露水映襯著不勝嬌羞的紅梨花，煞是好看。這是文人雅居之所。再就是章華台。章華台還有兩個，一個在沙市，一個在監利。沙市的當時在府城外，而今天是在府城內，這些台子是登高眺望風光的地方。

再來說荊州城裏的“寺”。荊州城裏最早的寺，叫承天寺，後來又叫能仁寺，再後來叫承天能仁寺，建於西晉永和年間，在府城的西大街上。這是湖北最早的一座寺廟，早於今天的玉泉寺，也早於五祖寺、四祖寺，更早於武漢市內的幾個寺，是非常古老的一座寺廟。然後就是當時道家的玄妙觀。此外，還有個著名的息壤廟。息壤廟的來曆，據說是當初大禹治水時，在紹興留下了一塊治水用的石頭，而在荊州城裏留下了一塊治水的結泥，名為“息壤”，於是就建了息壤廟，作為大禹在這裏治水的物證。萬裏長江，險在荊江。荊江治水，曆代都是第一要務。另外，還有楚莊王廟、馬援廟、關羽廟、三公廟。楚莊王廟是在城內建的，關羽廟在石碼頭上。我不知道這處遺址現在還有沒有。現在，關羽廟全國到處都有，但中國第一個祭祀關羽的廟，是在我們荊州的石碼頭建的，就像第一個諸葛亮祠，是在漢中的定軍山建的一樣。所以，現在如果我們要恢複對三國文化中的關羽的祭祀，就應該恢複最早的石碼頭的關羽廟。三公廟，是為紀念當時在荊州工作過的三位“主要領導”而建的：晉代的楊怙、杜預、陶侃，這是曆史上的三位名臣。唐代的荊州刺史要學習這三個人治理荊州，認為他們“德政”和“惠民”這兩點做得非常好，他就把這三個荊州知府供在一個廟裏來祭拜。這位刺史後來也當了副宰相。元結寫了篇《三公廟記》，這在元結的文集裏可以找到，元結後來當了宰相。我剛才說到的還不是荊州古城的全部建築。我隻是講了有特點、有故事的建築。那麽，這裏曾經有多少建築形態呢？有府、宮、樓、閣、堂、台、祠、觀、廟等等。在今天恢複古建築的大同也好，揚州也好，還沒有像荊州這樣在建築形態上如此完備的，這就是荊州古城的曆史價值。荊州的每座建築裏都充滿了故事，儲藏著荊州的曆史，這些有故事的人，大都是中國曆史中大家耳熟能詳的名人，這就是獨特性。因此說，荊州古城值得重新恢複。

我說了很多荊州古城裏的文物風華，但還有一個還沒說到，就是張居正的大學士府。有人說，這個大學士府是侵占了遼王府，我經過考證發現，它根本沒有侵占遼王府，兩府的地點完全不同。張居正的大學士府值得重建，因為張居正這個偉大的改革家值得紀念。在荊州城中有據可查的古建築，不但是旅遊者喜歡關注的故事發生地，而且還有許多大文人的記載。杜甫在安史之亂後，曾經從夔州坐船穿過三峽，到荊州城裏住了十來天，遍訪荊州城裏的古跡。他首先尋訪的就是宋玉的故居。宋玉的故居在杜甫生活的時代還存在，老杜在宋玉故居前寫了詩：“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悵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江山故宅空文藻，雲雨荒台豈夢思。最是楚宮俱泯滅，舟人指點到今疑。”這首詩裏說，宋玉的家還在，但是一直沒有任何地方記載屈原的故居、屈原的家在哪兒。對於這個我很納悶，我看了這麽多的曆史資料，也找了很多，連宋玉的住址都有曆史記載，但就是見不到屈原的故居在荊州城裏的記載。這也導致陸遊在遊秭歸古城時，寫了他對屈原故居的存疑：“一千五百年前事，唯有灘聲似舊時。”陸遊與屈原隔了一千五百年，江中的濤聲還是一樣，但他也沒有說在荊州城裏找到過屈原的故居。我為什麽建議重修張居正故居呢？一來張居正的改革引起了當代人的普遍關注，二來是因為我們今天的這個城牆就是明代修的。

第三個話題，說說荊州大遺址保護範圍之內的古跡。

我講這個可能有點班門弄斧，因為關於這個話題，在荊州工作的同誌比我要更熟悉一些。但我是從文字記載、從曆史的遺跡上來辨析的。有一年河南開封請我去，因為我研究北宋曆史先後幾次到過開封，當時北宋都城的很多地名找不到了，通過考古發現，北宋的都城在離今天地麵有三十三米深的地層之下。黃泛區的河流改道，曾讓開封飽受其害，但這並不妨礙它重新建築北宋盛世的汴梁城。我每次到開封，都帶著《東京夢華錄》和《汴梁誌》，反複地在那裏勾畫，在那裏尋找和察看。但荊州不存在這個問題，荊州城從明洪武年間到現在，山川地貌沒有發生大的改變。我們的大遺址保護的範圍，除了有些道路上的改變，有些遺跡**然無存以外，地理形勢沒有任何改變。比如古人講的龍山，就是八嶺山的一個尾部，隻是古人的記述跟我們今天的表述上有一點點差異而已。府城的荊陽門外，就是梁元帝陵，梁元帝名蕭繹，既當過會稽太守，又當過江州刺史、荊州刺史。他是梁武帝的第七子。梁元帝是很幸福的，他在荊州稱帝了，他死後的陵就在荊州城外。唐代的劉禹錫是“唐代八司馬”之一，也是一個改革派。他到荊州的時候，這個陵還在，因此他寫了詩。但今天看不見這個陵了，是不是被遮蔽或者被盜墓者挖了，也許深埋了，反正現在已經沒有了。但是劉禹錫生活的時候，還在這裏寫了一首《荊門道懷古》。“南國山川舊帝畿”，他稱我們荊州是南國，是過去帝王的發跡之地。“宋台梁館尚依稀”，他還看得見宋文帝和梁元帝曾鎮守荊州的遺跡。他還寫道：“風吹落葉填宮井，火入荒陵化寶衣。”意思是說，來看梁元帝陵，這裏卻已經沒有人護侍了，讓他感到很憂傷。所以，這個大遺址裏的梁元帝陵，我們也可以多用點力量來確定和“護侍”。這些遺跡在曆史構成中也是有理由和有價值的。再就是梁元帝之後的宣帝陵和明帝陵。這兩個陵在紀山，就是我們紀南城的紀山。劉禹錫頭一天看了元帝陵，第二天去看宣、明二帝在紀山的陵。這兩座陵還在，有他的詩為證。“玉馬朝周從此辭，園陵寂寞對豐碑”，這個碑還在，是記錄功績的，隻是園陵很寂寞了，很少有人跡。“千行宰樹荊州道，暮雨蕭蕭聞子規”，隻能聽到杜鵑鳥在叫了。這是梁代的三個帝王陵，都在荊州城外。我們總是說“三國文化”“楚文化”，我認為，不止這麽多，我們荊州文化的類別非常豐富。

我還要再次說到耿彥波市長。耿彥波曾跟我講：他願意把大同曆史梳理出一個大事年表，然後按照這個大事年表，有選擇地在大同一個個地去恢複。首先要恢複寺廟，因為北魏是佛教中國化的有力推動者。荊州也一樣，應該有一個曆史大事年表，並找出主要曆史遺址加以保護或複建。這裏有三個帝王陵，唐代劉禹錫的詩寫得非常清楚。還有荊州的王墓，剛才說過的明代王府，有七個王埋葬的地方有明顯標誌。三個帝陵、七個王墓都在荊州城周圍，都有具體的地點。我一會兒還要去看看“熊家大塚”。明以前對莊王墓的描述很清楚，主墓有多大，陪葬的殉葬墓有多少座，陪葬墓是什麽規矩，排列是什麽樣的，都有記載。這裏的楚平王墓、楚莊王墓，叫作“王墓”，這個“王”就比明王要大。所以，按照順序就是楚王塚、梁帝陵、明王墓。再就是宰相墓。宰相墓在城裏就有兩座，分別是張居正墓、孫叔敖墓。在寫了《張居正》之後，我有一次專門去謁拜了孫叔敖墓。荊州城裏麵的這兩位宰相，都是曆史上最有名的。司馬遷在《史記·循吏列傳》中將孫叔敖列為第一位，我說張居正“重用循吏，慎用清流”，就是源自孫叔敖的治理方式。我寫了《張居正》，拍攝成了電視劇，我還想寫《孫叔敖》。孫叔敖的寫作難度要大一些，因為留下的史料太少。荊州大遺址除了陵墓，再就是楚國的都城——郢城。郢城的研究範圍與種類很多，深入進去，可以創造出一門“郢城學”，成為楚文化研究的重要分支。

第四個話題，講一講荊州的曆史文化名人。

荊州曆史文化名人有很多，有些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也有一些可能是被大家所忽略的。說到荊州名人，我想先講講荊州曆史上的宰相。孫叔敖大家是知道的，曆史上對他的評價是“施政導民，上下和合”，非常符合今天的施政綱要，這是二千年前古人對他的評價。“吏無奸邪，盜賊不起”，“民皆樂其生”，“故三得相而不喜”，他和鄧小平一樣，是三起三落的高官，三次當令尹被罷免，最後依然當著令尹，並且在令尹任上鞠躬盡瘁。“三得相而不喜”，就是三次當了宰相（令尹相當於後來的宰相），也並不表示出特別的高興。為什麽呢？“知其材自得之也”，他知道自己的才華，所以這個宰相必須是他當。“三去相而不悔”，為什麽呢？因為他覺得，把他的宰相去掉的那個罪不是他的罪，所以他不後悔。司馬遷在《史記》中是把他作為循吏第一來評價的。

孫叔敖之後，荊州城中又走出了幾位有名的宰相。一是戰國時期的伍子胥，一是三國時期的諸葛亮，再就是明代中葉的張居正。伍子胥自荊州向東，輔佐吳王夫差，讓吳國強大了起來；諸葛亮自荊州向西，幫助劉備建立了蜀國；張居正自荊州向北，最終設計推行了“萬曆新政”，使麵臨崩潰邊緣的明王朝得以延緩它衰敗的進程。有人問我，諸葛亮是山東人，你怎麽把他列為荊州人呢？我說，諸葛亮是山東人這沒錯，但他十三歲時恰逢中原戰亂，為了避禍，從山東來到了湖北的襄陽，跟隨劉備襄讚機務時，他已經二十七歲了。“借荊州”以後，他就升為相當於今天的“中央軍委參謀長”。因為那時候還沒有國，是在荊州醞釀成立蜀國。成立蜀國以後，除了留下關羽鎮守，荊州的整個政權和人馬都帶到了蜀國。因此可以說，諸葛亮是從荊州向西去當了宰相的。諸葛亮的成功和發跡，顯然是在荊州。並非僅僅是諸葛亮的成功在荊州，我就說荊州是一個“宰相城”。如果僅僅因為孫叔敖、伍子胥、諸葛亮、張居正這四個人，也還不足以稱荊州為“宰相城”。翻閱曆史，當過荊州刺史、荊州知府，後來當上宰相的人，有二十多個。新中國成立後，曾有一句話叫“荊州出幹部”。在中國曆史上，荊州就是一個出幹部的地方，不僅僅是出省裏的幹部，還出國家和中央的幹部。

除了宰相，荊州城中走出來的名臣也很多。晉朝的陶侃在荊州刺史的位置上，留下了很多政績。他來的第一天，就感到荊州這裏物資豐富，當地人很喜歡美食，而且還喜歡喝點兒酒，幾乎所有的事情都要拿到酒席上去談。陶侃就下了個文件，叫政府人員到各地去收繳那些酒具，收了以後，在荊州城外舉行了一個儀式，將這些東西全部丟到江裏去了，借此糾正喝酒誤事的風氣。如果現在去打撈，說不定還能打撈到晉朝的瓷器文物呢。陶侃是個很有建樹的官員，在他之後就是謝安。晉朝南渡到南京來，王、謝這兩個中原旺族支持著政權的運行。謝安當過荊州刺史。當時這個地方還有個大司馬，叫桓溫，駐軍在荊州。這個桓溫，也留下了很多典故。“樹猶如此，人何以堪”即是其一。他說，當年他在山東琅琊當刺史的時候栽下的樹，等他再回去時，已經過了一二十年，樹已經長得很高了，他就感覺到，樹都已經長成大樹了，我還能不老麽？如此一想，他就覺得自己一輩子沒幹成什麽事。桓溫還說過：“（大丈夫）既不能流芳百世，不足複遺臭萬年邪！”謝安在荊州與桓溫共事，他看出桓溫想篡權，想自己當皇帝，就處處想辦法來阻止他，但又不能太明顯，他是運用了自己的政治智慧，阻止了晉朝統治層的分裂。當時跟謝安一起的，同時屬於桓溫管轄的好朋友裏麵，還有一個關鍵的人物——習鑿齒。他也在荊州，他在這兒也是作為桓溫的智囊，跟謝安一起同朝為官。同時在荊州為官的，還有顧愷之、孟嘉，這在當時都是國內的一流人才，他們都住在荊州。習鑿齒在這裏寫出了《漢晉春秋》，因為他住在荊州，對三國時的這段曆史十分熟悉。他到荊州時，三國的曆史才一百多年，他在荊州當地獲得了不少寶貴資料，才寫了這本史書。這位習鑿齒是曆史上有名的曆史學家。在晉朝，荊州是南朝的僅次於南京的文化中心。龍山有個落帽台，就是習鑿齒、謝安、顧愷之和桓溫一起郊遊時留下的故事。他們遊到了八嶺山，也就是龍山的位置，一陣風吹來，把孟嘉的帽子吹跑了，於是大家就一起取笑他。後代依照這個小故事演繹成一個落帽台。李白到江陵的時候，專門寫了一首《九日龍山飲》，裏麵說到了落帽台的故事。如果恢複這樣一些故事現場作為文化旅遊景點，大家就會覺得這地方還真是有點看頭。李白在某一年的重陽節去看落帽台，留下了一首《九日龍山飲》：“九日龍山飲，黃花笑逐臣。醉看風落帽，舞愛月留人。”這番景色，我認為恢複起來也不難。

荊州在唐代時候更是江南的文化重鎮。最早到這兒來當刺史，後來出去當了宰相的，是姚崇。姚崇當了四年的荊州刺史，任期結束臨走時，荊州老百姓百般挽留，給皇帝寫了“請願書”，希望能把姚太守留下來。可是人家要去當宰相，也不好強留人家，那就繼續升官吧。這個故事是《開元天寶遺事》裏記載的，但後來也有人說此為誤傳。還有一個人，就是對唐代的政局起到過巨大的、定海神針一樣作用的崔日用。他當時在荊州長史的位置上，看到了唐玄宗有危機，主要是太平公主幹涉朝政。太平公主作為皇帝李隆基的姑姑，對朝廷的許多事情都要插手，而且培植了她自己的黨羽，使得唐玄宗很難受。崔日用在荊州和長安隔得很遠，可是他覺得有必要去提醒一下皇帝。他就進京去述職，唐玄宗問他：你有什麽事情要陳述呀？他就說：您的姑姑太平公主有謀逆之心。皇帝一聽，臉都白了，說你怎麽跟我說這個問題。他回答：如果我不說，就是對皇上您不忠，這將危及社稷的安穩與您個人的安危。皇上問：那怎麽辦？他就問：皇上您有什麽心結？皇上說，有太上皇在。言外之意，還有一個退休的皇帝在，我說不上話。他說：那您是聽太上皇的，您當兒皇帝，還是您從太上皇那裏把權收回來，您當皇帝？皇上說：那我這樣不是不忠不孝嗎？崔日用說：老百姓說的“孝”，是承顏順色，讓父母大人高興；而天子的“孝”，是要安定國家，讓社稷蒼生得到幸福和安穩。您應該孝天下，而不是孝父母，皇上您看著辦吧。他就這樣幫皇上下了決心，躲過太上皇，把太平公主除掉了。因此，皇上就讓他去當了宰相。這也是荊州城裏的人物，這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剛才說到的謝安，阻止了桓溫的政變，崔日用鼓勵皇帝“清君側”，這都是非常不簡單的事。還有一個韓朝宗，是在崔日用之後來的。這個人比前麵的幾個人能力要差一點兒，但這個人非常愛讀書，所以李白跑到這裏來找他：“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韓荊州”指的就是這個人。唐代文章之首、“唐宋八大家”位列第一的韓愈，當過江陵的“人武部部長”，那是個“縣級幹部”。韓愈在這裏幹了四年，他的很多著作是在江陵寫出來的，就像蘇東坡的前後赤壁賦是在黃州寫出來的一樣。如果我們想要恢複江陵縣衙，韓愈在這裏寫了哪些文章，可以一一標出。韓愈也是在這裏說過：“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讚頌李白和杜甫。因為當時在這個地方，他看李白和杜甫的遺跡不難。然後就是李德裕。這個人吃飯的時候都在處理文件，是最忙的一個官員。他兩度為相，執政朝綱七年，當了七年宰相。他也在荊州任過職，最終因為新黨舊黨之爭，把他貶到了海南，並死在那裏。還有宋朝的張孝祥，他是荊南湖北路安撫使。在宋代，荊州叫荊南府。寸金堤就是他修的，萬盈倉也是他修的。當時的“國家糧庫”和“荊江防洪工程”大權都在他的手上。據說，每一寸大堤像金子一樣堅硬牢固，不可攻破，所以當時取名為“寸金堤”。他是治理荊州有非常之功的人。再一個就是曾經跟朱熹論道的張栻。在嶽麓書院，千載論道，討論當時中國的“核心價值觀”是什麽的問題。今天我們講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當時，朱熹提出“存天理，滅人欲”的“核心價值觀”。張栻當過江陵縣知縣，他從這裏出發到長沙，和朱熹兩個人選定在嶽麓書院，做了一次“千年雄辯”。最早的荊州城裏頭，還住了一個《射雕英雄傳》裏周伯通那樣的老頑童，名叫老萊子，他是荊州土生土長的一個“哲學家”。他生活在春秋時期，跟老子、莊子差不多。魯迅先生的文章中幾次寫到過這位老萊子。

剛才說到的名人，客籍居多。荊州本地還成長出了一批自己的“國家級名人”：明代的楊溥，是仁宣時期的“三楊”之一，他當過內閣次輔，相當於今天的“國務院副總理”這個級別，後來又升為武英殿大學士，他死的時候，朝廷追贈其為左柱國太師，諡號文定。還有一個人，就是荊州城裏的宗教領袖人物、天台宗的創始人智，也是我們荊州城裏的人。他七歲時聽能仁寺的和尚念《法華經》，他就覺得這個經好，他一天就背會了。他被稱為“天台大師”“智者大師”，最終在天台山創立了中國佛教的天台宗。當陽玉泉寺就是他建的，一直到今天，日本的寺廟幾乎全部供奉著他，天台宗在日本的影響非常之大。漢靈帝時期，佛教和佛寺開始進入江陵。在唐代，描述荊州是這樣說的：“五裏一寺，十裏一廟。”到新中國成立初期，在大荊州的範圍內，還有一千五百多座寺廟，荊州城內有六十多座。有如此規模的寺廟的地方，一個是河北的正定縣（就是習近平總書記早年當縣委副書記的地方），一個是荊州。我前年去了正定縣，它已經恢複了百分之七十，建得非常好。我們為什麽要講“頂層設計”呢？就是它必須是要統籌的，不是民間自發的，要不總是顯得不成氣象，不成規模。

以上所講，是我在研究荊州的曆史的過程中得到的一些看法，可能有錯訛之處，觀點也不一定正確。回顧過去，大荊州有著輝煌的曆史：眺望未來，荊州還會雄風再起，譜寫華章。結束這個演講之前，我念兩首詩，一首詩是送給市委李新華書記的，另一首是送給李建明市長的。先念送給新華書記的詩：“梁國樓台楚國池，一城宰相半城詩。莫言青史歸塵土，大寫荊州總不遲。”再念送給建明市長的詩：“瀟湘左接右中原，半是英雄半是仙。欣看章台新柳色，荊州歲歲是華年。”從這兩首詩中，大家可以看到我對荊州曆史的總結，以及對荊州未來的期待。我相信，隻要我們努力，荊州的前程會更美好。我給大家的匯報就到這裏。不對的地方，請大家多多批評。謝謝大家！

2013年3月28日

在湖北省荊州市委禮堂的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