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黃岡市的領導請我來給大家講一講鄂東的人文曆史，這是一個有趣的題目，因此我就答應了下來。今天，我就自己對鄂東人文曆史的關注與思考，向在座的諸位做一個匯報。

十多年前，我到浙江紹興參加“蘭亭國際書法節”，當時紹興市委書記在開幕式上說了一句話：“我們紹興是一個‘人文高地’，曆代在這片土地上，英才輩出，‘中華世紀壇’選出了四十位對中華文化有大貢獻的傑出人物，我們紹興獨占三位，再加上一位浙江籍的，一共四位，占了將近十分之一，在全國唯此一家。”在晚宴敬酒的時候，我說：“書記，我想糾正一句話，在中華世紀壇上，還有一個地方，跟紹興一樣占有三位，再加上一位湖北籍的，一共四位。”他問：“那是哪兒？”我說：“是我的老家湖北黃岡，黃岡的三位是畢異、李時珍、李四光，再加上宜昌的屈原，我們也是占十分之一。”他說：“哎呀，對不起，對不起，我罰酒。”我經常因為這件事情而感到自豪。湖南的湘潭、浙江的紹興、湖北的黃岡、四川的樂山，確實是中國近代史上的四個“人才高發區”，而黃岡和紹興尤其引人注目。

我從故鄉來，應知故鄉事。鄂東的人文高地和人文精神的形成，其曆史脈絡非常清楚。我把它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中唐到北宋，這是鄂東人文精神的培植期；第二個階段是南宋至晚明，這是鄂東人文精神的發育期；第三個階段是晚清漢口開埠以來，這一個半世紀是鄂東人文精神的爆發期。

一

第一個階段，即中唐到北宋，是鄂東人文精神的培植期。在這將近四百年的時間裏，有三位人物不得不提：杜牧、王禹偁、蘇東坡。

杜牧在公元803年出生，852年去世，活了四十九歲。這個人用今天的話來說，是“太子黨”出身。他的爺爺先後當過唐代德宗、順宗、憲宗三朝的宰相。因此，他從小在蜜罐裏長大，身上的名士氣很足。但他是在一生最不得誌的時候來到黃岡的，大約四十歲的時候。在這之前，他有一段非常輝煌的個人風流史，就是他在揚州的淮南節度使牛僧孺手下當書記。唐代的書記和現在的書記不一樣，相當於一個“秘書長”吧。那時杜牧三十歲左右，在揚州過得非常瀟灑。當官員要講究自律，但揚州那個地方是中國第一等繁華之地，有“腰纏十萬貫，騎鶴下揚州”之說。杜牧每天晚上和歌姬們喝花酒，徹夜不歸，當然也不耽誤白天上班、處理公文。有一天，牛僧孺升職要走，把杜牧找來說：你很有才華和能力，但是你的生活作風要檢點一下。杜牧回答說：我非常檢點，我每天下了班就回家。牛僧孺笑了一下，拿出一個盒子，說：這個盒子應該還給你。杜牧打開一看，原來裏麵全是他的行蹤報告，是他每天晚上出去喝花酒時，牛僧孺派人暗地裏保護他的真實記錄。比如某天晚上，杜牧到了哪一個妓院，和哪一個歌姬在一起，等等。看到滿滿一盒子報告記錄，杜牧傻眼了！牛僧孺之所以要把這一盒子跟蹤報告原封不動地歸還給杜牧，是提醒這位才子詩人要約束自己的行為，他怕後任不能像他那樣保護杜牧，所以才以這種方式勸誡。正因為如此，杜牧一輩子對牛僧孺感激涕零。事後，杜牧很有感慨地寫了一首詩：“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輕。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幸名。”他這是對自己行為的深刻反省。

武宗會昌二年（公元842年），杜牧來到黃州當刺史。當時的黃州非常落後，沒有揚州那樣繁華，沒有那麽多的青樓紅館和酒肆茶樓供他豐富的夜生活。他初來乍到很不適應，寫了一首詩《憶齊安郡》記錄他初到黃州的生活：“平生睡足處，雲夢澤南州。一夜風欺竹，連江雨送秋。格卑常汩汩，力學強悠悠。終掉塵中手，瀟湘釣漫流。”這和他寫的“青山隱隱水迢迢，秋盡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完全不一樣，揚州那個地方是徹夜笙歌。可是黃州這裏沒有夜生活，他一生的覺都是在黃州睡的。因為沒有別的可幹，晚上隻能睡覺，隻能聽著風把房外的竹子吹得嘩嘩響。竹子成了黃州的一個標誌。今天在遺愛湖的生態修複工程中有“大洲竹影”一景，就是對竹影黃州的恢複。王禹偁、蘇東坡和杜牧在詩中都寫到黃州古城的竹子，“一夜風欺竹，連江雨送秋”。當時黃州城外就是長江，但是現在改道了。所以說，那時的黃州不是一個人文高地，也不是美麗的古城，而是有點偏僻和落後的。

杜牧在黃州寫了三十多首詩。他在這裏很少能夠像在揚州時那樣風流倜儻，鬱悶的時候偏多。他的祖父杜佑是曆史學家，所以杜牧從小受了家裏的影響，喜歡曆史，喜歡對天下山川做評判，又喜歡軍事。他的《罪言》，針對藩鎮割據、國家分裂的情況，上書皇帝力主削藩，恢複國家統一。這篇文章深得當時的宰相李德裕的欣賞，說他是個有大才的人，但這些才華在黃州用不上。因此，在苦悶之中，他寫了《赤壁》。這首詩是繼李白之後，更加明確地說明赤壁之戰就是在這裏發生的。杜牧在詩中直接點明赤壁之戰就是發生在這裏，“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估計當時是有人在赤壁的江水裏撈魚，結果撈到了赤壁之戰時所用的兵器，所以有“折戟沉沙鐵未銷”之句，他根據這個推斷，黃州就是赤壁之戰的發生地。

還有就是杜牧寫的著名的“杏花村”這首詩。鄂東麻城的歧亭，應該是杜牧寫“杏花村”真正的地方。原因有三：一是在公元842年的春節，他接到赴黃州擔任刺史的任職調令。過完元宵節，他從洛陽東都出發，坐運河上的船，到了光州（現在叫光山）地界，從淮陰運河的古碼頭上岸，開始從光黃古道，經麻城，到黃州來上任，他到達黃州的時間是陰曆四月二十一日。清明節那天，他剛好走到了麻城歧亭。當時飄著瀟瀟冷雨，歧亭那裏正好有一個驛站，所以他寫：“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麻城的歧亭在北緯32°，從北緯27°到北緯32°這一片區域，是長江中下遊的亞熱帶，北緯32°過去是溫帶，低於北緯23°就是熱帶。隻有在這樣一個緯度之下的清明節，才有杏花開放，不是這個緯度，在這個季節是沒有杏花的。我對杜牧上任黃州刺史的日期和地點做了一點考證和分析後，才認為他寫詩的地點應該就在這裏。這首詩，也是他對鄂東人文的貢獻。

曆史上關於三國時的赤壁之戰到底是不是發生在黃州有很多爭論。長江湖北境內有五處赤壁，蒲圻赤壁也有很多典實，佐證那裏是大戰發生地，這是不爭的事實。可是好幾位大文豪、大詩人都讚頌過黃岡的赤壁。如果沒有杜牧的《赤壁》、蘇東坡的《念奴嬌·赤壁懷古》《前赤壁賦》《後赤壁賦》，黃岡赤壁的知名度不會有現在這麽高。但最重要者，人們忽略李白，而是承認杜牧，這是因為杜牧的家世和他在這裏住了三年的經曆。重要的是他在詩中說到“折戟沉沙”，舉證人們挖出了當時的兵器。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杜牧對黃州的文化起到了啟蒙的作用。

“平生睡足處，雲夢澤南州。”因為受到杜牧這首詩的影響，在他之後的王禹偁來到黃州當刺史後，特意在衙門裏建了一個“睡足堂”。明代的羅貫中，在隆中為諸葛亮寫了一首詩：“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遲遲。”這也是受了杜牧詩的影響。杜牧的詩在黃州地方文學和風物上起到的作用，功不可沒。公元844年杜牧離開黃州，852年他就去世了，年僅四十九歲。杜牧離開黃州一百五十四年後，即北宋鹹平元年（公元998年），王禹偁來到黃州擔任刺史，當時他四十四歲，是朝廷的翰林學士、知製誥，即專門給皇帝起草文章的“大秘”。由於修編《太祖實錄》，他得罪了皇帝，被貶到黃州當刺史。他一來到這裏，依然感到黃州很落後。鹹平二年（公元999年），他寫了《黃岡竹樓記》，記敘了他被貶黃州後的生活。過去的城牆上可以修很多老屋，這個竹樓就是在黃岡古城西北角的城牆上建的。黃岡當時不像荊州那麽發達，很早就有青磚的房子，它的主要建築材料是竹子。這篇文章，就描述了他在竹樓裏的生活是多麽愜意，他在這裏可以遊戲、吟詩、彈琴，穿著鶴氅衣（用鳥羽製的披風），戴著道士所戴的頭巾，很悠閑。來黃州後，他給皇帝寫了一封信，說：我不敢奢望能夠重新回到京城，重新見到皇上，一睹天顏。皇帝看後動了惻隱之心，說王禹偁被貶了這麽長時間，還是讓他回來吧。可是傳說此時，黃州出了一件大事：兩隻老虎進了黃州城，吃人，打架。這在今天是不可思議的事情，在古代碰到這種事情，一定要八百裏加急第一時間告訴皇上。皇上一聽出了這種大事，便問：這是什麽兆頭啊？星象大師趕緊去卜卦，說黃州這個地方有凶氣、煞氣，這裏的官員暫時都不能升官，否則會把這種煞氣帶到京城裏來。於是，一位文弱的書生，因為兩隻老虎進了城，便連回京城的機會都沒有了。鹹平四年（公元1001年），朝廷讓他到蘄州當刺史，結果他還沒到任就去世了，年僅四十八歲，隻留下一篇《黃岡竹樓記》和一個“睡足堂”給了後人。今天來看，杜牧和王禹偁都是英年早逝。當時黃岡當地的人都說：在黃州當官的人都短命。曆史上就有這麽多奇怪的事情。

第三位來黃州的大名人就是蘇東坡。元豐三年（公元1080年）二月，蘇東坡來黃州報到（比杜牧晚二百三十八年）。蘇東坡和杜牧來上任時走的路一樣，也是由運河水路，經麻城，到黃州。蘇東坡反對王安石變法，他們可謂是政敵。但他們同時又是惺惺相惜的兩個大文豪。他離開黃州後，在南京見到了王安石，王安石送他走時感歎道：人間不知要過幾百年才能出這樣一位人物啊！蘇東坡在世時，他的幾位前輩都是如此賞識他。他二十二歲進入官場，到四十四歲一直平步青雲，卻由於“烏台詩案”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打擊，被貶到了黃州。曆史上，左震、杜牧、王禹偁都是對黃州文化建樹有所貢獻的集大成者。而蘇東坡與黃州的相遇，既是曆史給了黃州的一個大機緣，也是黃州給了蘇東坡的一個大機緣。他與黃州相得益彰，正像辛棄疾在《賀新郎》這首詞中寫的，“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

蘇東坡初到黃州飯都吃不飽，沒有熱水洗澡，生活很艱苦。安國寺的住持繼連和尚說：你每個月到我這兒來幾次，我給你燒水洗澡。公元1080年（距今九百多年前）的黃州是“長江繞郭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筍香”，魚和竹筍都是很生態的食物，但這裏烹飪的水平與京城及杭州的飲食是沒法比的，所以，蘇東坡的生活落差很大。他是在錦繡中長大的。他最初中舉時是在北宋的首都汴京，即今天的開封，又先後調任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這些都是非常富庶的地方，而一到黃州來，麵臨這種窮困潦倒的生活，他非常難受。在安國寺反省期間，蘇東坡與當地的潘大臨等幾個土著文人交往，對當地這些文人影響很大，並通過這些文人影響著當地的文化。這樣調整了兩年，在公元1082年夏天，蘇東坡才寫出了流傳千古的《前赤壁賦》，“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這時他的心態比較超然。這裏的“壬戌年”很巧，正是宋徽宗趙佶的誕辰。宋徽宗在蘇東坡寫《前赤壁賦》的時候還沒有出生，他是該年陰曆九月出生的，而蘇東坡寫《後赤壁賦》時，宋徽宗將滿月。蘇東坡於公元1101年去世，此時宋徽宗十九歲，剛剛登基一年，他在位二十五年，後於1126年被俘，成了亡國之君。他當俘虜受盡折磨，於五十四歲時去世。

蘇東坡與杜牧兩人的時代相隔了兩個多世紀，在這段漫長的時間裏，黃州的文化由杜牧、王禹偁及蘇東坡這幾位名人所引領，逐漸起到了示範效應，並慢慢地培育和滲透，最終發展到後來的錦繡文章。這三位名人有一些共同特點。第一，他們都是貶官。杜牧雖不是貶官，但他是在一生最不得誌、懷才不遇的時候來到黃州的，很容易和當地的老百姓及土著知識分子打成一片。如果是仕途很順的人是沒有時間和心思跟這些草根知識分子來往的，所以當時他們的心態決定了他們的行動，他們對當地的文化建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第二，他們來黃州時，都已步入中年，他們全部是四十歲以後到黃州來的，這個階段是人在一生中完成價值觀、人生觀和曆史觀轉變的關鍵時期，最容易讓人產生憂患意識，也容易讓人產生創新的爆發力，創作出一生中最為經典的作品。事實證明，杜牧一生中的代表作是在揚州和黃州寫成的，王禹偁所達到的散文最高峰便是《黃岡竹樓記》，蘇東坡更不用說，一首詞、兩篇賦、一篇《寒食帖》的書法，創造出了他在黃州的四個文學高峰。在中國的文化史上，貶官對於推動中國文化建設所做的貢獻，黃州並不是個案，最典型的還有惠州（今廣東）和儋州（今海南），這幾個地方的文化發展都是由貶官推動的，並深刻地影響了當地的士人和草根階層。第三，他們被貶前已是聞名的大文人，他們來到被貶地時倍受關注，在當時是叫“生活”，走了之後，叫作曆史和傳說。這三人中，文人氣最重的是王禹偁，他是宋朝建立前出生的，生性謹慎。而杜牧和蘇東坡各是唐宋建立後出生的，他們對朝代沒有對比，名士氣非常濃，名士氣的特點就是不拘小節，什麽都不在乎，但是才華橫溢，很容易表現，這種人對文化特別有吸附力。杜牧在這方麵表現尤為突出，他什麽都不在乎，因為他是宰相的孫子，父親也是大官；他什麽都不怕，因為他見過的事情太多了。這樣離經叛道、不按常規出牌的名士氣，特別容易為當地的文化人所接受和喜歡，也很容易改變一個地方的風氣。所以說，唐宋時期是鄂東人文精神的培植期。

二

明清之際是鄂東人文精神的發育期。在明代中葉，中國的思想界有一個長約一個世紀的活躍期，這個活躍期來自王陽明的“心學”。王陽明的“心學”是在南宋陸九淵的基礎上往前推進的。從武宗到嘉靖年代，中國的講學之風非常盛行。這個時期的鄂東，跟我說的中唐和北宋時的鄂東不一樣，中唐和北宋時的鄂東是外來人在引領這個地方，到了明清，則是鄂東“自主品牌”的文化人和外來人交相激**，從而形成了文化大觀。鄂東從明代嘉靖年間開始有了一個後勁十足的爬坡，嘉靖皇帝是從湖北安陸州（即鍾祥）到北京當官的，他出生在湖北，對湖北人文的推動力較大。在嘉靖當皇帝之前，中國有兩個“直轄市”，首都是北京的順天府，陪都是南京的應天府。嘉靖十九歲當了皇帝，他的膽子很大，二十五歲時做了一件事：在湖北鍾祥成立了第三個“直轄市”——承天府。這對當時整個湖北的發展提供了一次很大的機遇，鄂東也是在這次機遇中得到了很好的發展機會。當時黃岡出了一個道士，叫陶仲文，曾任黃梅縣史，嘉靖年間升任遼東庫大使。但是陶仲文是黃岡的一個另類，沒有陶仲文，李時珍的禦醫是當不成的。相傳陶仲文在陝西終南山學道，“種”出了一棵有九十九片葉子的靈芝。那實際是嫁接的，是假的。但他造得很像，隨後獻給嘉靖皇帝，說他在終南山上找到一棵萬年靈芝，“九九至尊”才能享用。嘉靖皇帝就很高興，經過一番談話，嘉靖皇帝感覺他很有本事，於是把他留下來繼續深談。別看陶仲文一口黃岡話，他卻有本事讓嘉靖皇帝見了他一次就信任他，還把他調到身邊，給他安排了一個小官職。嘉靖皇帝好道術，陶仲文就專門給他講道術，幫他煉丹，因此深得世宗信任，先加封為少保、禮部尚書，又加少傅最後官居一品。陶仲文是湖北人在明代的武宗、世宗、穆宗、神宗四朝，官當得最大的兩個人之一，另一個人是張居正，他們都是一品。當時很多想當官的人都要走陶仲文的路子，因為世宗皇帝信任他。李時珍是湖北蘄春人，與陶仲文是老鄉，陶仲文就提了他一把，所以說他還是有點兒家鄉觀念的。就因為出了他這樣一個人，朝廷對黃岡就有很大的照顧和提攜，包括張居正，那時想要“安全”，也得跟他搞好關係。但是張居正心裏是很厭惡這些旁門左道的，他認為左道惑眾，當官後殺了一大批這類人，陶仲文在張居正當首輔前已死掉，但他的劣跡穢行還是遭到了批判，乃至後來黃岡人都不提他。但總的來說，陶仲文對黃岡是有貢獻作用的，他依靠嘉靖皇帝，為黃岡做了些有益的事情，如捐資建黃州城外三台河橋，在北京修建黃岡會館等。

到了隆慶時期，張居正掌權了。嘉靖皇帝死之前兩年，張居正在湖北乃至中國政壇的影響力已經遠遠超過了陶仲文。世宗皇帝的遺詔就是他起草的。借這份遺詔，大量的冤假錯案得到平反，世宗皇帝都閉眼睛了，哪有什麽遺詔？沒有，那是張居正寫出來的。海瑞一案就是他建議當時的首輔徐階平反的。那麽，張居正對黃岡有什麽貢獻呢？大家都知道紅安的三耿：耿定向、耿定理、耿定力。耿定向就是張居正一手栽培的，在改革初年，萬曆時期，張居正就提拔耿定向為福建巡撫，讓他到福建實行“一條鞭法”，丈量土地，所以耿定向就成了當時黃岡籍裏官當得最大的。第二個被張居正重用的是麻城人梅國禎，這一點使得張居正一直為人所詬病，說他重用老鄉。還有後來當了禮部尚書的方從哲、宜昌的王篆等，這些人都是大九卿。但是耿定向由於晚一輩沒有進入第一核心，第一核心基本都是張居正的同學。耿定向進入了第二核心圈，隨後就被調到了福建。他的弟弟耿定理一輩子沒有當官，僅僅是個秀才。耿定力是隆慶五年（公元1571年）的進士，隆慶五年的主考官就是張居正。紅安那時還不是一個縣，耿定向於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當上進士後，又當了幾年的小官，通過各種關係給嘉靖皇帝寫信，說要在湖北多設一個縣，直到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朝廷才批準，準予建縣，初名新安，旋改黃安，縣治設於原麻城縣薑家畈。這是在嘉靖皇帝手上完成的，所以紅安要感謝耿定向，這個縣的建製是由他推動的。

張居正在朝的時候，全中國都在講學，張居正的前任高拱、老師徐階都喜歡講學。耿定向在當時受這個風氣的影響建立了“天台書院”，也講學。張居正在萬曆八年（公元1580年）一次性把全國的私學掃除，他這是搞輿論大一統。因為講學的地方很容易誤導老百姓的思想，讓改革增加難度。鄂東的麻城因為天台書院成了湖北講學的一個重要地方，耿定向在福建當官，而麻城就有福建人李贄開壇講課的龍潭書院。李贄一輩子就是個舉人，沒考中進士，在禮部工作，一天到晚跟人搞不好關係，所有人都覺得這個人不太好打交道，喜歡認死理。他是做學問的人，但上麵故意折磨他，讓他擔任禮部司務，負責勾銷、收發公文。張居正當禮部尚書時就認識這個“瘋子”，當首輔後，他認為這個“瘋子”人品還不錯，心地是坦率的，民意測驗沒有他，不是說明他有多壞，而是他不善於“拉選票”，張居正決定用用他。於是委任他當姚安知府，相當於今天的雲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州長。當時很多人捏了把汗，說他不具備這個能力，怎麽能當地方長官。張居正說讓他試試。李贄到任後，接觸到實際問題，果然就煩了。據說，他後來在衙門裏留下了個負責管理官印的人處理公文，自己卻跑到雞足山廟裏參禪去了。按照張居正的“考成法”，李贄是要被撤官的，張居正雖然沒有說，但李贄卻自己提出辭官。

耿定向深知張居正的態度，要保護李贄，就建議李贄到紅安講學。所以大家隻知道李贄到紅安，卻不知道他是在什麽樣的情況下去的。李贄是張居正在官場樹立的另外一個形象。他後來並沒有在官場上發展，因為按照張居正嚴厲的做事風格，如果給他定個瀆職罪會讓他下不來台。萬曆十二年（公元1584年），此時張居正已去世兩年，沒有了張居正這個後台，耿定向跟李贄翻臉了。但他的二弟耿定理跟李贄關係非常好，兩人的學問相通，由於此時張居正正在被清算，耿定向作為朝廷的大官，認為自己不清算李贄一把，就脫不了幹係，於是就把李贄趕走了。俗話說“請神容易送神難”，文人也不能太得罪，他手上有一支筆，到今天李贄留下來的著作中多篇文章都是在罵耿定向。大學教授們在研究時說耿定向很官僚，有很多問題，其依據就是因為李贄罵了他。

李贄離開已經單獨建縣的紅安，到了麻城。他初到麻城沒有地方住，最終在離麻城縣城三十裏地的芝佛庵找了個安身之地。李贄在麻城講學，在鄂東、湖北乃至全國的影響都非常大。因為李贄是一個指標性的人物，是十六世紀繼王陽明之後中國文化界的思想領袖，而這個思想領袖就住在麻城。當時的“公安三袁”是大文豪，他們分別到麻城來看他，並拜他為師。類似的很多全國這種指標性的人物都紛紛到麻城來看他。這樣一來，以鄂東麻城為中心的理學、心學的研究被推上了一個高峰。如果說在唐宋時期，鄂東人文精神的培養主要在文學方麵，那麽明清時自從李贄來了之後，這裏的整個人文精神便開始側重在哲學上了。這樣的風氣一直延續到民國，鄂東一直是中國的思想庫。就這一點來說，李贄和耿氏三兄弟功不可沒。李贄的幾部主要著作《焚書》《續焚書》《藏書》《續藏書》，全部是在麻城整理出來的，就像蘇東坡最重要的作品是在黃州寫出來的一樣，特別是繼王陽明的“知行合一”學說之後，他提出的“童心說”，對當時中國的思想界產生了極大的衝擊力。他說，人之初是嬰兒，心之初是童心，童心的核心觀點就是一切都是本體，都是透明的，一個人隻有保持童心說真話，才能保持良心，絕不相信一個假話連篇的人能夠做大事，能夠為天地立心，為生命立命。這是李贄針對當時官場假話連篇、虛偽橫行於世這一現象的犀利批判。“童心說”今天讀來依然令人感到振聾發聵。在這個階段，整個鄂東的講學逐步從文學轉到哲學，開始由客家文化轉化為本土文化與客家文化的互動。

三

第三個階段為鴉片戰爭以來特別是漢口開埠之後的一個半世紀，是鄂東人文精神的爆發期，這一時期的鄂東文化對中國文化思想界影響很大。黃岡的人才經曆了一千多年的積蓄與發展，終於像火山噴發一樣，大量的人才一下子都展現出來，這一點非常不容易。而這一個半世紀，既是中國除舊布新、脫胎換骨、曆史運程的大轉移時期，也是黃岡人安邦濟世、知行天下的燦爛季節。我認為，文化應該像生命一樣，要慢慢生長，長得越慢，最後的爆發就越猛。黃岡的文化生長了一千多年，最後才爆發出來，產生了威力。

這一時期的人才，我想講講從李贄的哲學繁衍到鄂東成為思想寶庫的這幾個人。中國的文人很多，但能夠承擔為國家思考的任務與責任的文人卻很少。鄂東的哲學基礎源遠流長，初唐、盛唐時期產生的黃梅禪宗四祖、五祖、六祖，可以說中國佛教本土化是在鄂東黃梅這塊土地上完成的。佛教那麽多經典，唯有《六祖壇經》是中國的。這是中國佛教對世界文化的巨大貢獻。“黃梅天下禪”這一說法，在佛教界是得到公認的。因為本文側重講儒學傳承，故在黃梅禪這一題目上不做展開。

儒學的傳承從孔孟的哲學到董仲舒，然後到北宋的“二程”、南宋的朱熹，這一路走過來叫儒學的正統，接著從南宋的陸九淵到明代的湛若水、王陽明，然後到民國時期新儒家的兩位領頭人梁漱溟和熊十力，以及到二十世紀下半葉的現當代新儒家學者。以儒學為基礎的中國思想的薪火傳承一直沒有間斷，新儒家學者中，鄂東就有熊十力與徐複觀兩人。

熊十力生在清末，1968年去世。他在1932年時就寫出了《新唯識論》。他將佛教文化借鑒過來，成為中國哲學思考方法的一種。佛家講“不二法門”，他講“體用不二”。這部書在中國曆史上和思想上的價值都非常高，所以《大英百科全書》中說他和馮友蘭兩個人是二十世紀中國最傑出的哲學家。他說“重立大本、重開大用”“保內聖，開新外王”。用“內聖”開出“王”，“內聖”就是自身思想的修養，“王”就是王道。熊十力認為，中國進入二十世紀所麵臨的問題並不是孔子和孟子時代麵臨的問題，而是在他們學問的基礎上的伸展。他自覺承擔繼王陽明、魏源之後，重新建立認識當下中國的思想體係的重任。熊十力的《新唯識論》，可謂是中國新儒學的開山之作。這個人很倔強，非常不合群，他是繼李贄之後的又一位鄂東文人的典範。

在熊十力之後，還有黃岡團風縣人殷海光。殷海光隻活到五十歲，他大量的著作也是四十多歲時完成的。相比殷海光在國內的名氣，他在海外的名氣更大，因為1949年3月他到了台灣，在那裏的身份是《中央日報》主筆。李敖、龍應台、柏楊、顏元叔等都是他的學生，你看看這些學生就知道這位老師是什麽樣的人。所以李敖說：“除了思想指向以外，殷海光的政論文章光芒萬丈，出色得使敵人和朋友都為之失色，而且至今無人超越。”李敖個性狂傲，桀驁不馴，罵人從不留情，唯獨對他的老師如此尊重，佩服得五體投地。殷海光跟熊十力不同，他認為在中國的傳統文化裏開拓不了新的思想，因此他對儒家文化泛道主義的傾向和中國文化采取的從古價值取向持批判態度。他認為應該依靠西方的實證論哲學的輸入來補救中國思想界，呼籲中國人認知的獨立。這兩個老鄉盡管采取的道路路徑完全不同，但想解決的問題是一樣的，即中國思想的未來和中國文化的走向，他們兩人都慨然以“救中國文化”為己任。

第三位思想家就是浠水的徐複觀。他最初是政治圈裏炙手可熱的人物，1943年曾任國民黨派往延安的高級聯絡參謀，所以他與毛澤東、周恩來、董必武等一大批共產黨的領導人都很熟。蔣介石很信任他，任命他為少將參議，他是蔣介石的十四位核心幕僚之一。1944年春，徐複觀到重慶的勉仁書院拜訪了同鄉長輩、國學大師熊十力，表明自己喜歡儒家和哲學，尊其為師。熊十力很直接地對他說：要想做學問，得先脫了身上的軍裝。後來，徐複觀到台灣果真脫了軍裝，去做學問。與熊十力的這次見麵，讓徐複觀的人生觀和世界觀發生了根本的改變。他棄絕所有官場的引誘，退出了扶搖直上、春風得意的仕途，開始當一位獨立的學者。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徐複觀與唐君毅、牟宗三等成為“現代新儒學”的代表人物。徐複觀所有的思想和治學方式，如鄂東人的性格一樣剛正不阿，但他與殷海光的價值觀可謂南轅北轍，分屬於兩個不同的思想陣營。徐複觀與自己的老師熊十力一樣，都是要在中國文化裏開掘出新的資源來滋養中國的文化，發展和壯大中國的本體文化。所以，徐複觀說，中國曆朝曆代一直貫串著體現人文精神的聖人之道，或曰理，與表現為無限製的君主專製的勢的矛盾和衝突，這是中國曆史的“死結”。在這三個人身上，都體現出了“位卑未敢忘憂國”的精神。他們的憂患意識與生俱來，都希望利用他們所學的知識服務於當下的時代、民族和國家。他們的表現與當年李贄和耿定理的表現是一致的。

這期間還有一位語言文字學家黃侃，他屬於“章黃學派”，對現代訓詁學理論的建設做出了貢獻。黃侃是章太炎的得意弟子，黃侃一生中在學問上最崇拜兩個人，一個是章太炎，一個是劉師培。但劉師培後來被袁世凱給收買了，相傳他要黃侃幫袁世凱寫一封勸進信，願意給他三千塊大洋，結果被黃侃臭罵了一頓。黃侃的身上體現了鄂東人固有的獨立自由的人格、學問的尊嚴。這一時期鄂東文化界的代表人物還有董必武、李四光、陳潭秋、詹大悲、田桐、居正、聞一多、胡風、湯用彤等等。在這一批人身上，鄂東的人文精神從“獨善其身”走向“兼濟天下”。

四

鄂東的人文精神具體體現在哪些方麵呢？簡言之，第一，“知行合一”。這一點最早由明代心學集大成者王陽明提出。熊十力在《新唯識論》中提出了“體用不二，心物不二”，就是在知行合一的基礎上發揮出來的。鄂東的先知和先哲們，始終貫串了“在行中知，在知中行”這樣一個過程。比如說，辛亥革命武昌首義的爆發，就是知行合一的體現，熊十力、黃侃、李四光、田桐、居正、詹大悲等一批鄂東誌士都參加了這次首義。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其一大代表中就有董必武、陳潭秋、包惠僧三人。他們都是在“行中知，知中行”。辛亥革命是當時最需要“行”的事情，鄂東人“行”了，後來發現在“行”的過程中還有新的思想、新的知識出現，鄂東人再求是，再力行。鄂東的人文精神裏，第一個值得肯定的，就是在“知行合一”方麵做得很好。

第二個值得肯定的是鄂東的“孤往精神”。“孤往精神”是熊十力提出來的。當年在台灣，居正先生逝世時，有人寫了一篇紀念的文章，大意是說：湖北人敢為天下先，什麽事情都敢做，經常有自己的抱負和孤獨。一個人往往抱負大了就會孤獨，我見過很多有抱負的人都很孤獨，他會把天下看得很輕，不要說把官丟了，就是砍頭也不要緊。所謂“砍頭不要緊，隻要主義真”。熊十力在《十力語要》中說：“人謂我孤冷。吾以為人不孤冷到極度，不堪與世諧和。”熊十力認為：做大學問、做大事業要孤冷。這種性格在鄂東人裏麵，表現得非常突出，孤冷到極致，子彈都可以打穿胸膛，但就是不妥協。從這一點上看，蘇東坡孤冷，他在安國寺收招魂魄；李贄也孤冷，在麻城講學十幾年，從不向世俗妥協；耿定理孤冷，他不求功名，隻做學問，至死隻是生員，人稱“八先生”；黃侃孤冷，人稱“黃十公子”，辛亥革命時，他的足跡遍及鄂東蘄春、黃梅、廣濟、浠水、英山、麻城以及皖西宿鬆、太湖等兩省八縣的廣大窮鄉僻壤，號召人民組織起來，以國家興亡為己任，推翻清廷的反動統治；後來的陳潭秋、董必武、李先念也一樣，都是孤冷到奮不顧身，絕不依傍任何人；聞一多孤冷，寧可飲彈而死，也不向惡勢力妥協。他們都有思想潔癖，絕不容許世俗的東西來侵擾。

鄂東人文精神的第三個特點就是“崇文尚武”。人們都說鄂東人的特點是文武全才。美國的學者在研究鄂東時，發現井岡山、大巴山、太行山等這些革命老區基本上是文化不高的地方，唯獨大別山這片老區是中國的人文高地，有的地方的人是為了饑餓而革命，而這個地方的人是為了理想而革命。革命需要他們拿槍的時候，他們拿槍；需要他們弄文的時候，他們也弄文。舉個例子：清朝末年時，為了喚醒民眾，清政府開放了報禁，在第一時間辦報的鄂東文化人幾乎都是各大報紙的主編和創辦人，比如殷海光當時是《中央日報》的主編，後來和胡適一起創辦《自由中國》，在海內外的影響力非常大；徐複觀在1949年創辦的政治學術理論刊物《民主評論》，成為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港台地區現代新儒家的主要輿論陣地；居正在民主革命時期，和田桐一起主持《中興日報》，後到緬甸主持《光華日報》；黃侃在日本早稻田大學學習的時候，就和章太炎一起編《民報》；詹大悲1911年在漢口創辦《大江報》；傅笠漁先後赴天津創辦《新春秋》，赴大連任《泰東日報》總編輯，後又到天津任《益世報》主筆，又到北京籌辦《新中華報》並任社長，後又接辦《大公報》任主筆兼副經理。所以說，這一時期整個鄂東人走的路首先是報人，然後是將軍。比如：田桐在辛亥革命時，任戰時總司令部秘書長，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任內務部參事、參議院議員，後參與籌組中華革命黨，任中華革命軍湖北總司令；居正曾參與組織共進會，是辛亥革命武昌起義指揮者之一、辛亥革命元勳，後於1915年參加護國運動，任中華革命軍東北軍總司令，率部與北洋軍鏖戰膠東、三打濟南，是一位出色的軍事指揮家。鄂東的各縣市往往都有將軍縣、教授縣、作家縣、報人縣之美譽，可謂一縣一品，各臻特色。由此可見，鄂東人都是樂於改造社會的熱血人物，革命需要他們拿筆杆時就拿筆杆，需要拿槍杆時就拿槍杆，真正是文武雙全。

統領鄂東人以上三個特質的思想，則是“憂患意識”。他們真正做到了範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但我發現這些先輩很有意思，他們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做得很好，但“天下之樂”後還不快樂，因為他們又發現了新的問題，要去思考和解決。當然，在今天，鄂東人文精神的“接力棒”，已經傳到了我們這一代人手上。我相信，我們一定能夠秉承先輩強烈的憂患意識，繼續拓寬和延續鄂東千百年來的精神長河。

2013年5月4日

在湖北省黃岡市委禮堂的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