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今天有幸受到邀請，到這裏來與各位領導及朋友談談我對“文人”和“文人情懷”的理解。文人情懷，其實就是“家國情懷”。一個人無論為官、經商，還是當普通人，做普通的工作，能擁有一點傳統文人的品格和情懷，總比沒有好。今天，我就這個話題，從三個方麵談一談我對文人情懷的認識。

第一個話題：文人的情懷就是君子的情懷。

我們經常說，這個人是君子，那個人是小人。那麽，中國古人對君子是怎樣界定的呢？孔子說過一段話，大概的意思是說：人分五種，君子是一種，還有庸人、士人、賢人、聖人。一個人活在世上，如果能把這五種人分清楚，就能治理天下了。關於這五種人怎麽定位，曆代有很多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都發表過意見。唐玄宗時代，四川梓潼出了個姓趙的文人，好“帝王之術”，他把孔子說的這五種人做了個評判。這個人叫趙蕤，詩人李白一輩子都尊他為師。這個趙蕤寫了一本書叫《反經》，從五個方麵談論怎麽治理天下。首先，他把孔子說的這五種人解釋得很清楚。他說：“所謂庸人者，心不存慎終之規，口不吐訓格之言，不擇賢以托身，不力行以自定，見小暗大而不知所務，從物如流而不知所執。此則庸人也。”什麽意思呢？庸人，就是心中沒有什麽道德底線、沒有是非感的人。他們嘴裏說的話絕不是聖人的言語，也不是守法者的言語。他們“有奶便是娘”，這種人不可能跟著有理想有能力的人去做大事業，而是誰給好處就給誰賣命，而且朝三暮四，一件事做著做著就放棄了，遇到一點挫折就會放棄追求，見到利益立刻上去搶，這就是庸人。“所謂士人者，心有所定，計有所守。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這裏說的士人，也就是讀書人。這種人心中有定力和生活的方向，有豐富的社會經驗，不盲目地崇拜別人，而是守住自己的信念；但他的所作所為不能完全合道，隻是按世俗的觀念來辦事。盡管他不能把每件事做得盡善盡美，但是他每做一件事必然要問一個為什麽。如果說這件事是好事，但是有風險，他不會去做，患得患失，有主見而無膽識，這就是士人。

第三種人，就是君子。我們說文人的情懷，就是君子的情懷。趙蕤說：“所謂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忌，仁義在身而色不伐，思慮通明而辭不專，篤行信道，自強不息，油然若將可越而終不可及者。此君子也。”他稱讚這種人，因為這種人說的話一定都是自己內心的話，絕不會趨炎附勢、阿諛奉承，或者表麵說一套，心裏想的則是另外一回事。他說，君子不做這種事情，“心無所忌”，就是說他心裏沒有藏著什麽奸險狡猾的東西，因此說出來的話都平實可信，內心是按照仁義的標準來做人的，所以任何事情都不會讓他改變方向，所謂“富貴不能**，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色不伐”之“色”，不單指女色，“色”在古代指客觀世界，《心經》裏說：“色不異空。空不異色。”就是說，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是互為表裏的，不可能是兩種。君子不是憑腦袋發熱去做事，而是在做事之前，就會把將要遇到的困難、後果和可能達到的效果，做一個通盤考慮。一旦想通了之後，他在這條路上就會大步往前走，決不左顧右盼，不會走到一半就因為別人的幹擾而放棄完成自己的理想，顧慮是不是做錯了？會不會最終達不到目的？君子從來不會這樣懷疑自己所做的事情，他們不分心，不彷徨，堅決做到底。就像毛澤東要建設新中國，鄧小平要搞改革一樣，遇到再大的阻力，他們也絕不認為這個事情要從頭再來。趙蕤說，這種人就是君子。

儒家學者在《易傳》中寫道：“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這句話言簡意賅，將君子說得很清楚，趙蕤解釋的即是儒家學者對君子的定義。荀子對君子的理解可能會讓大家有更深刻的認識。荀子說：“夫君子能為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己；能為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己；能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故君子恥不修，不恥見汙；恥不信，不恥不見信。”這話不好懂，我再給大家解釋一下。他說，所有的君子，能做讓人既可畏又可敬的事情，但君子絕不因為你說可畏可敬，他才去做這件事。他是自己要做，在做之前根本不會去想別人怎麽看他。他可以用誠信對待這個世界，對待周圍的人，但他並不要求所有的人用誠信來對待他。他可以寬恕別人，如果一定要別人用全部的誠信來對待他，他才用誠信對待別人，那麽這個誠信就是虛偽的。中國古代講究寬恕的“恕”，所謂“恕道”，就是肯原諒別人，包容別人。第二個就是誠信待人，不要求所有人用誠信待他。第三個，他可以用才，但不是要求所有的人一定要用他的才，如果別人有這個才能去幹，他不會去搶，這就是“寬容”，能夠心中容得下別人。而且，君子認為可恥的事是自己不提高修養，不可恥的事是社會對他的誤解。君子不會因為社會說他青麵獠牙，說他很壞，就覺得這些人罵我是最可恥的事情，而是去反思自己的修養到不到家。我們古代的楚國，大約在公元前六世紀，出了一個令尹，就是後來的宰相這個職位，名叫孫叔敖，就是那個協助楚莊王成就春秋五霸的孫叔敖。他的經曆很曲折，同鄧小平一樣，三起三落，三次罷相，三次又東山再起。孫叔敖每次都很平淡，撤他職的時候他不憂傷，重新重用他的時候，他也並不因此而欣喜若狂。別人問他：令尹大人，您為什麽能夠如此平淡地對待這些事情？他說：免去我的職務，錯不在我，我為什麽要灰心喪氣呢？重新起用我來當令尹，是因為我的才能本來就可以擔任這個職務，我為什麽要特別高興呢？這種平常心，在楚國的這一位賢相身上，表現得如此突出。這就是“恥不信，不恥不見信”，意思是說：可恥的是，我可以施展才華的時候，沒才華可用；不可恥的是，我用了才華，而讓別人說三道四。最終，這種人是“不誘於譽，不恐於誹，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為物傾側，夫是之謂誠君子”，這也是荀子說的。什麽意思呢？就是我決不去沽名釣譽，所有的榮譽引誘我，我不會為之所動，所有的誹謗強加於我，我也不為之所動，我遵循“道”（即客觀規律），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我一輩子提醒自己，要做一個正人，這才是君子。所以說，荀子的這段話對君子有了一個很好的概括。春秋時期的政治跟今天不一樣，春秋政治如果用“陰謀詭計”、用“術”，會讓人瞧不起的。春秋時期的政治是“深明大義”的，五霸間所有的事情都是明槍明箭，沒有暗槍暗箭。那時候的世界，說實話就是“君子政治”。如果我們能把現在的政治生態恢複到“君子政治”，那麽我們就是回到了每個人都信己而恂人的時代，即相信自己的能力而尊重別人的選擇。這是荀子對君子的解釋。

下麵講第四種人：賢人。賢人比君子的境界還高，如果照這種標準去做，確實很難。“所謂賢者，德不逾閑，行中規繩，言足法於天下而不傷其身，道足化於百姓而不傷於本，富則天下無菀財，施則天下不病貧。此則賢者也。”這是什麽意思呢？就是說，你是賢人，你的德行保證你一定是做好事不出聲的，不是為了得一個好名聲才做好事。用今天的話說，這叫不作秀。賢人的心中從來沒有想過什麽作秀。他說出的每一句話都是深思熟慮的，從不會用他的思想去傷害這個世界，去傷害他人，他的思想作用於這個世界，其出發點是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好，而不是更壞，讓社會的矛盾變得緩和，而不是更加激烈。這就是賢人。他足以讓天下人致富，而不是僅僅讓自己和自己身邊的人致富。蘇東坡對這一點有特別的認識和感慨，他寫過一篇《論範蠡》。公元前五世紀時，孔子最憂心如焚的事情，就是“禮崩樂壞”。在春秋與戰國的轉換期，中國政壇最有名的三個人是楚國的伍子胥，越國的範蠡、文種。這三個人當時是知識分子的領袖、文人的領袖。大家都說範蠡不簡單，並有故事為證：勾踐打下吳國後，範蠡覺得與勾踐分手的時機到了，就偷偷跑出紹興城，等跑出越國的國境後，給他的“親密戰友”文種大夫寫了封信。這封信的內容是“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勸文種現在可以離開勾踐了。文種沒有聽從他的勸說。後來，果然惹出了殺身之禍，死在勾踐那裏。所以，曆代讀書人說範蠡是可以善終的人，是個了不起的人，並把他當楷模。但蘇東坡卻不這樣認為。蘇東坡在文章中指出：範蠡曾跟朋友說，勾踐長著很長的脖子、鷹鉤鼻子，這種人隻可共貧賤，不能同富貴，因此在貧賤時他跟著勾踐，富貴後他就毅然決然地離開，自己發財去了。如果說，你範蠡像張良一樣跑了，“隱於秦嶺”，大家都不知道你到哪裏去了，你也不想當富豪，你就是真英雄。但你跑了以後，要去當天下的首富，去當陶朱公，在海濱煮鹽，成了富豪，這就是你名聲上的不善終，因為你最終是為了自己，而不是為了天下蒼生，這是商人的做法，而不是真正的賢人。我讀到蘇東坡的這段話後，覺得蘇東坡比李白高明，蘇東坡是懂政治的，而李白是不懂政治的，蘇東坡是個了不起的大政論家、思想家，他對範蠡的論斷非常有見地。之前他對伍子胥也有評價。他說，天下人都罵伍子胥，怎麽能把你過去服務過的皇帝鞭屍三百呢？蘇東坡說，這些評論伍子胥的人是誤讀了聖賢書。第一，中國是忠孝之國，伍子胥的父親和哥哥被這個昏君殺掉了，伍子胥來對這個昏君興師問罪，但那昏君已經死掉，埋在土裏了。伍子胥鞭他的屍，是孝子必可為也。第二，楚國在那昏君的手上製造了這麽多的冤案，對國不忠，對民不利，伍子胥鞭昏君，表明他忠誠於國的態度。所以，蘇東坡說伍子胥是真忠臣孝子。蘇東坡被貶到湖北黃州那裏沒事幹，就把曆史人物拿來一一點評，他點評這些人物的時候大約是四十四歲。我說蘇東坡“悟道”是從四十二歲開始的，這一點對我個人影響很大。我自己在四十四歲之前是一個憤青，對國事很關心，可是基本都搞錯了，蘇東坡也是這樣的（我後麵還會講到這個問題）。關於賢人，蘇東坡的評價以及趙蕤下的結論，我覺得都非常好，這個比君子更難為。

第五種人是聖人。“所謂聖者，德合天地，變通無方，究萬事之終始，協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明立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睹者不識其鄰。此聖者也。”聖人的修養和道德的力量，跟萬事萬物的世界是吻合的。我每次看到“思想有多遠，我們就能走多遠”這條廣告詞，就在想，能夠實現這句廣告詞的人，必定是聖人，一般人做不到。因為一般人往往搞錯，淺嚐輒止，走不遠，隻有聖人的思想“德合天地”，才能思想有多遠，就能走多遠。而且其中的變化就是前幾年我們經常說的“與時俱進”，決不墨守成規，根據時世的變化使自己的思想得以發展；也就是我們今天說的“創新”，或者叫“變通無方”。變通無方，不是簡單地應付什麽災難、危機，應該是讓老百姓得到更多福祉的方式。這種變通是什麽呢？就是萬事萬物是怎麽開始的，最終會走到哪條路上去。社會主義是從蘇聯開始的，到二十世紀後期出現了大崩潰。作為聖人，你要研究這個事情到了什麽階段，往後它會怎麽發展。

有一年，我到印度，新德裏大學有個哲學係的主任跟我們座談。座談會是他們國家的文化旅遊部部長主持的。那位印度哲學家發言很尖銳，我們都沒想到他會那樣發問。他說：“中國的作家朋友們，我想問你們一個問題，馬克思主義在全世界遭到了毀滅性打擊，現在唯有中國還舉著這麵旗幟，我想問問你們，你們還能讓馬克思主義存活多久？”這句話說完，頓時全場冷下來了。我們代表團的團長點名說：“召政，你講一講這個問題吧。”我想，我要再不講，這個座談會就開不下去了。幸虧我思考過這個問題，我自己也曾經是從困惑和迷惘中走過來的，在這個問題上想過很多。我到印度第一件事就問他們的佛教徒有多少。據查證，印度十億多人口，佛教徒大約隻有五百萬人，可是最早的佛教是從印度輸出的。這麽一個在曆史上輸出了佛教文化的地方，對世界文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貢獻非常之大，可是現在，它自己的大部分國民卻不信仰這個文化了，絕大國民都信印度教和伊斯蘭教。所以，我就回答那位教授說：我是佛教徒，我這次到印度來，是因為這裏是釋迦牟尼創教的地方，是佛教的故鄉，我是懷著非常虔誠的心來到這片土地上的，結果卻令我失望了。我相信印度朋友一定不會認為佛教是邪教，而是一定知道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在人類的宗教史上有著不可磨滅的功績。可是一些印度人為什麽不相信產生於自己土地上的這個本土宗教了呢？我就想到，當年的阿育王（和我們的春秋戰國同時期，比秦始皇早一點的時候）決定向全世界輸出佛教之前，就定下了佛教立國的宗旨。可以說，阿育王時期的印度是全民信仰佛教的。阿育王向全世界輸出佛教，也並不順利，在中國也遇到了強大的阻力。後來經過了漫長的發展和磨合，佛教才慢慢為中國人知曉並接受，但其間充滿了曲折。佛教自東漢明帝才正式進入中國，南朝宋末，菩提達摩來華傳授佛法，創立禪宗，這也是佛教中國本土化的開始。佛教起初也有狂熱期，很多皇帝信奉，像梁武帝時期，“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那時全民信教。此後經過約二百年的時間，六祖慧能創立了南禪宗。一直到唐憲宗時代，韓愈寫了《諫佛骨表》，反對皇帝信佛，他早上呈上這封批評信，晚上就被貶為潮州刺史，所以韓愈才有了這樣的詩：“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欲為聖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這都是因為佛教。中國對印度佛教從無知，到排斥，到接納，經過多少代的鬥爭，有時激烈有時舒緩，最終將它變成了中國本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從佛教最初進入中國到現在將近兩千年過去了，佛教在中國仍然興盛，說到中國的傳統文化，一般都從儒、佛、道三方麵來講。佛教雖然本土化，但中國的佛教徒都知道佛教的故鄉在印度，像我這樣的居士，依然像朝聖者一樣想朝拜佛教產生的國度。可是令我遺憾的是，人類最美好的東西被你們丟掉了。由佛教我想到了馬克思主義。我到過馬克思的故鄉德國，可那裏很難找到馬克思的痕跡，就像我在印度很難找到釋迦牟尼一樣。我問那位印度的哲學教授，你為什麽要這麽早地下結論，認為馬克思主義一定會在中國消亡呢？佛教在中國遭遇的最大毀滅是唐武宗會昌年間的滅佛運動，何止殺了一二十萬人？但佛教並沒有因此而離開中國。中國人有強大的文化吐納胃口，會根據自己國家的發展方向而向全世界學習。明代中期有一位大思想家叫王陽明，他在梳理了中國的曆代經典之後，說了句話：“拋卻自家無盡藏，沿門持缽效貧兒。”意思是說，我要把老祖宗給我的所有寶藏都拋棄，拿著要飯的碗，一家家地去討文化，來養活我自己。中國從印度討回了佛教，從歐洲討回了馬克思主義。你們扔掉了不要緊，但你們不要說它一定會消亡。我們用了一千年才把佛教改造成中國自己文化的一部分，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也不過一百年而已，難道你們認為它會在中國死掉嗎？從佛教的本土化進程來看，我們還有九百年的試驗期，事危不舉，國信何彰？我講完這席話之後，這位印度教授似乎受到了震撼，第二天一早跑來找我說：“你把道理講清楚了，我很感動。”這是因為，我沒有跟他講政治，而是講文化，我是從佛教講到馬克思主義的。今天我講這個故事，絕沒有自我標榜的意思，隻是想告訴諸位，不要輕易對某件事下結論。你要穿過曆史的時空，想想這件事的前因後果。你的思想要有這種穿透力，要能把人類的曆史放在案頭上來研究，然後才能對某一件事做出判斷。中國古人有“天人合一”的思想，就是說人類活動與自然變化有異曲同工之妙。自然有風雨雷霆，人間有喜怒哀樂，都是一樣的，這就是道教所說的“小周天”和“大周天”的關係。一個人做了很多好事，老百姓都享受到了，但老百姓不知道是你給的，這叫春風化雨，這樣的人是聖人。所以說，孔子的思想是偉大的，他在兩千五百多年前就講出了這五種人。

說實話，要達到賢人和聖人這麽高的境界很難很難，但君子是可以達到的。所以對芸芸眾生來說，我們應該提倡一種“君子政治”。君子就屬於文人情懷的範圍。君子偶爾一件事情做得像聖人，偶爾一件事情做得像賢人，但他不是聖人，不是賢人，這就夠了。我到青城山遊覽的時候，看到於右任先生的一副對聯，它的下聯是“自古名山待聖人”。那是因為抗戰的時候，他感覺到中國沒有聖人，沒有人出來力挽狂瀾，出來挽救中華民族，他感到很鬱悶。學習過曆史的人就會知道，呼喚明君、呼喚清明的政治，是中國人內心中共有的期待，大家都在等待某個聖人。所以“聖人出，黃河清”，這句民謠從古流傳至今。

莊子對人的分類與評價，與孔子略有不同。莊子對人的劃分，比孔子多了一個隱士階層。他劃分出六種人。莊子說：“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為亢而已矣。此山穀之士。”就是說，一天到晚，千方百計，讓自己和大家做事不一樣，你們都留頭發我就剃光頭，你們都喝茶，我就大碗喝酒，你們都穿西裝，我就穿長袍馬褂，一定要搞得與眾不同，每當社會上出了一件事他就想辦法去批判它，顯示自己的才華，像一個“意見領袖”似的。這種人叫“山穀之士”，這種人不可相處。“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這種人一定不是這個世界上能夠用得著的人，他可以毀滅自己，但是千萬不能讓他去毀滅我們的生活和我們的道德規範。第二種人，“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為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就是說，一般的普通眾生就是這樣的。普通眾生也有小心眼的，也有小人，但是他跟你講的話一定是講仁義的話、講忠信的話，他內心不忠信，但跟別人講話還是講忠信的。他跟自己的兒子講，“你從小要學會做忠信之人”，他自己不忠信，但教育別人還是要忠信，這種人就是一般的老百姓。你不要對他要求太高，他的境界就這麽高，這種人叫“平世之士”。第三種人，“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這種人是朝廷之士、官場之人，應該是社會的中堅力量。這種人不尚空談，一切思路都圍繞社會的治理而展開。第四種人，“就藪澤，處閑曠，釣魚閑處，無為而己矣”。莊子稱這種人為“江海之士”，屬於“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一種，國家出了問題，有大人物頂著，天塌下來高個兒頂著，跟他沒關係，我隻把自己家的二分田種好，沒事就去釣魚，江海之士就是閑情中人、避世之人。第五種人就是想長壽，學氣功，到處去養生，這種人現在倒成了社會的主流。他們一天到晚想著怎麽長壽，別的什麽都不想，這就是“道引之士”。莊子說，要把這幾種人都團結起來，作為國民，讓每個人都覺得在你的統治下過日子很順心，讓每個人有疏導，有引導，也有約束，又讓大家感覺生活在太平之中。你一天到晚沒教導別人做任何事情，但是別人跟你在一起就不敢做壞事，這就是聖人。這是莊子的理論。

古人在討論怎麽做人方麵的典籍可謂汗牛充棟，而且中國古代的大思想家，像老子、莊子、孔子、孟子等，他們考慮的不是哪個時代造出盛世，而是考慮人在這個世界上的根本是什麽，以及如何守住這個根本。古人之所以說“聖人出，黃河清”，是因為黃河清不了，聖人也很難出。林彪說“五百年才出一個天才”，但五百年出來的天才可能還是小天才，大天才可能要上千年。聖人是多少代才出一個的。普通人敬畏之，願仿效聖人，但實際上做不到。我有一次到九華山，在中閔園看到刻在石頭上的十六個字：眾生度盡，方證菩提；地獄未空，誓不成佛。意思是說，當所有的人到了極樂世界，才能證明我的救苦救難的慈悲；隻要地獄裏還有一個人、一個魔鬼存在，我就不能成佛。當時我四十二歲，正是蘇東坡貶到黃州來的年齡，處於思想的轉型期，一看到這對聯，我立刻想到了“無產階級隻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自己”這句話。我想，這個馬克思不就是我們心中的佛嗎？跟佛的話一模一樣，異曲同工，這就是聖人的境界，這樣的境界是很難做到的。但也不能因為做不到我們就不去做。人墮落起來是非常快的，要想高尚起來卻非常慢，總要有人不停地提醒，才能讓我們的心胸更高貴、更高雅，這總是好的。以上講的是文人情懷的界定。

第二個話題：文人情懷的具體表現。

我覺得，講文人情懷的具體表現，可以從大家耳熟能詳的兩句話說起。第一句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是範仲淹寫的《嶽陽樓記》裏的話。我幾歲的時候就背得來。年紀稍長重讀，當時隻覺得他的語言非常美，思想很好，但還是沒走進作者的心裏，也不理解範仲淹為什麽用這種方式來寫《嶽陽樓記》。等讀了一些史書，研究了一些問題後，我就越發敬重範仲淹了。我先介紹一下範仲淹生活的時代。宋朝前七十年經曆了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以及宋仁宗的初年。我為什麽要講這個時間呢？是因為今天的我們也到了要出範仲淹的時代了，我們新中國成立也已經六十多年了，範仲淹就是這個時候在朝廷為官的。曆史往往在相同的節點上產生相同的問題。宋代建立的初始階段，由於一直埋頭鞏固政權，國策方麵積累了很多的矛盾。人隻要一太平，就會“飽暖思**欲”，當了小官的想當大官，當了大官的想當更大的官，結果形成了“三冗”，即冗官、冗兵、冗費。官之多，兵之多，亂開支的費用高漲，局勢已經大壞，卻還不想改革。隻要你想改革，所有的利益集團都上來與你作對，要把你弄掉。太宗的兒子真宗晚年多病，皇後劉娥很強勢，代替丈夫處理國事。她垂簾聽政了十一年，包括她丈夫的五年，她兒子的六年。這十一年中，不斷有改革的呼聲，但她一直不同意，她死後諡號被封為“章獻”，與仁宗當朝時的太後之位連稱為章獻太後。真宗死後，範仲淹曾上書改革，但被章獻太後阻止，範仲淹也因此遭貶官。章獻太後死了，範仲淹又上書，希望仁宗改革，解決“三冗”的問題。當時冗官是多少呢？宋太祖得天下之初的高級幹部，包括縣令這一級，約五千人，到範仲淹呼籲改革的時候變成多少人呢？三萬人！多了六倍。為什麽會這樣呢？因為當時一正多副的情況很多，享受什麽什麽級別的官員也很多，把所有的名目都搞足了，那時沒有當了官而不能晉升的，論資排輩，早晚都會升遷。一方麵官多，一方麵做事的官又太少。為了讓更多有才華的人為朝廷工作，就不停地增加科舉數量。這樣一來，少量的敢於擔當、勤於做事的官員就被埋沒在大量的庸官之中。官場的矛盾也就激化了。幾乎沒有精幹的力量能夠有效地推動國家機器的運轉。第二個是冗兵。宋太祖舉行開國大典時是二十二萬軍隊，到範仲淹要改革的時候變成了一百六十萬，翻了將近八倍，國家的負擔非常重。第三個是冗費。官員的待遇，軍費的開支，各種國家祭祀活動很多，宮觀寺廟和樓堂館所的建設也很多，官員的各種賞賜也多，還要用錢去買和平、換空間，例如向遼國和西夏送去的錢年年在增加，朝廷入不敷出，便不停地增加老百姓的課稅，以至於民不聊生，各地陸續發生農民起義。在這種情況下，範仲淹認為，要改革就要解決“三冗”問題。說實話，你要把庸官清下去，比登天還難。隻要他一開口，立刻就會有人上門說情。比如我是一個部長，我親手提拔的人一大堆，部長手下的司局長也提拔了不少親信。層層下去，勾勾絆絆，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官僚利益集團，動一個人就是動了一個集團，動了一個集團就是動了國家的根本。可以說，改革非常艱難。

慶曆三年（公元1043年），仁宗大膽起用了範仲淹。範仲淹一個月內提出了十項改革措施：明黜陟、抑僥幸、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明黜陟”是什麽意思呢？就是官員為什麽要高升，為什麽要降職，都要有明確的條文規定，不能動不動就升一個官。範仲淹出任宰相後有這樣一個故事：他決定裁汰庸官，第一批要裁掉一千多名官員。古人的裁官不是叫你就地休息，而是讓你回去種田。現在讓你提前退休都不願意，那時是回去種田，這個難度就更大了。聽說範仲淹就要批示裁官令了，一些朝廷大員、元老級的人就跑去對範仲淹說：“範大人，筆下留情啊！一家人、一族人的衣食榮耀，都寄托在這一個當官的人身上，你把他弄掉了怎麽辦啊？”範仲淹把筆一放說：“大人，寧可讓他一家人哭、一族人哭，我也不能讓天下人哭啊！”這就是文人的情懷。他是大文人！他的十項改革，全都是有的放矢，要解決朝廷多年的積弊。每一項改革都觸動了權貴的利益、社會的痼疾。宋朝建國是在960年，範仲淹的“慶曆新政”是在1043年秋天。範仲淹改革藍圖在胸，他的改革也是“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一個中心”就是把幹部隊伍整頓好。“兩個基本點”，一個是教育問題，一個是農民問題。教育之風要正起來，要為國家培植真正有用的人才；不要對農民搞苛捐雜稅。這種改革也是“一主兩翼”。他親自推動的“慶曆新政”可謂“山雨欲來風滿樓”，同五百多年後張居正的“萬曆新政”一樣，都是文人改革，同出一轍。張居正比他更徹底，全國兩萬六千名高級幹部，他一下子裁掉了六千多名，三個月之內完成，當時在北京當官的絕不能逗留北京，全部送回原籍，由當時的“武警”包送回去。為什麽不讓他們留北京呢？他怕裁下來的“老人”鬧事。這些老人在中國政治生活中是很厲害的，送到各地去再回到北京來就很困難，紮起堆來幹涉朝政就不可能了。張居正這一招很厲害，高官走了那麽多，北京的“房價”一下子跌得很厲害。範仲淹也是這樣，他八月份升為宰相，九月份提出改革主張；十月份就開始啟動官員的升降，規矩出來了，改革措施出來了，十一月份杜絕用人的裙帶關係，這山頭那山頭全部掃除，一個不留，十一月上旬是抑僥幸，十一月下旬是均公田。當官的占用了很多國家資產，所以當時的“國資委”要認真清理，全部要明細在賬，登記在冊，半個月推一個措施，半個月發一個文件。那時候“中央文件”是成堆地下發，比我們今天的改革密度要大很多。先解決“打鐵還須自身硬”的問題，然後再為老百姓減徭役。從曆史的經驗看，真正的改革是為老百姓謀福祉，讓社會穩定，不是利益集團之間的博弈。我們不要把利益集團的博弈也當成改革，那是不對的。範仲淹的改革一開始，就動了許多利益集團的“奶酪”，一時間所有的貴族利益集團，都嚷嚷說，範仲淹在搞“朋黨政治”，攻擊他帶著一幫書生把朝廷弄得烏煙瘴氣。後來遇到一件很小的事，讓範仲淹的改革失敗了。就是當時的“副宰相”杜衍的女婿蘇舜欽，也是一位著名詩人，當時他的職務相當於今天國家“高檢”的“檢察長”。他說中秋節來了，單位應組織下屬會個餐，打個牙祭，但當時已有規定，不能用公費開支。蘇舜欽說，我掏腰包，出大頭。然後把以前廢舊的公文紙賣了一點錢，湊一湊，請部下喝酒。結果被“舉報”了，說他帶頭破口子，作奸犯科，監守自盜，倒賣國家財產，滿足自己花天酒地的需求。就這樣上綱上線，告到了仁宗那裏。仁宗頂不住壓力，於是下旨把蘇舜欽抓起來了。所以，有時候反腐敗也是搞政治鬥爭的一種方法。蘇舜欽在牢裏關了半年，判決下來，削官為民，押解到蘇州閑居。現在蘇州的滄浪亭，就是蘇舜欽到蘇州以後買的。受到蘇舜欽的牽連，範仲淹的改革盟友杜衍首先被“問責”，說他對子女管教不嚴，撤銷“副宰相”職務，降職為刺史，調出京城。前後不到兩個月，改革的中堅力量全部被免官或撤職，範仲淹被貶到了河北。公元1043年的改革，僅僅持續了半年。到慶曆四年（公元1044年），這幫改革的領袖全部都被貶官，離開了京城。其中就有一個屬於改革集團的人物叫滕子京，被貶到了嶽陽當太守。他一去後就修繕了嶽陽樓。新樓落成，他請改革派的老領導、老主帥範仲淹為他寫一篇《嶽陽樓記》。範仲淹在這篇文章一開頭就說：“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第一句話就說他被貶到這裏來了。其中最厲害的是他借洞庭湖來訴說自己的憂患，他寫道：“**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嶽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在這種情況之下登上嶽陽樓，自然也就產生了“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的情懷。他還想到，離開了首都，離開了宰相的位子，可是國家“三冗”的問題還沒有解決，又會卷土重來，看來這個問題的解決遙遙無期了。小人都在京城待著呢。反對改革的隊伍裏，有個姓王的官員甚至說，“蘇舜欽事件”終於將他們改革者一網打盡了。當然，如果沒有打盡，便沒有這篇《嶽陽樓記》了。範仲淹最後在文章裏說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這就是文人情懷的具體體現。範仲淹遭受了那麽大的挫折，但他決不背叛朝廷、背叛他服務的政權。朝廷用他的時候，他要為老百姓說話，為老百姓做事；不用他的時候，他會擔心皇帝，怕他做錯事。所以他說，“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我四十二歲以後讀懂了《嶽陽樓記》，覺得滿紙興亡，感慨非常。由此也悟到，文章哪能瞎寫啊！在大文豪那裏，每一篇文章裏都記載了一個文人高貴的情懷和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與憂患。不像我們現在有的文人，喝喝咖啡就寫一篇文章，那有什麽意思呢？文章合為時而著，詩歌合為時而作。“憂讒畏譏”，並不是因為小人多，誹謗我的多，我就不愛這個國家，就同我服務的這個政權離心離德了。這就不是君子所為，而是“有奶就是娘”的惡俗表現。這是文人情懷表現的一個方麵。

我欣賞的第二句話是“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於海”。這句話出自劉勰《文心雕龍·神思》。他說“神思方運，萬塗競萌，規矩虛位，刻鏤無形”，就是說，客觀世界來撞擊你心靈的時候，你得有所表現，你不能麻木不仁。大家都讀過曹操的詩。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曹操過山海關，途經碣石，他寫了《步出夏門行》這組詩。如果不了解曆史，隻能把它當作文學作品來讀，它的意義就會失去很多。《步出夏門行》是組詩，一共四章，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觀滄海》：“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何澹澹，山島竦峙。樹木叢生，百草豐茂。秋風蕭瑟，洪波湧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裏。幸甚至哉，歌以詠誌。”一聽就知道，這是大人物的詩。像後來毛澤東的詩一樣氣勢磅礴。曹操當時為什麽要寫這首詩呢？這得說點緣由。從漢朝開始，中國最大的憂患就在北方。西漢時候在西北，匈奴一直是強敵。但是到東漢的時候，憂患轉到了東北，像烏桓、鮮卑等民族一次次來騷擾中原。東漢末年，作為國家政權的主要控製者，曹操心中知道，不把憂患除掉，中原不得安寧。所以，曹操率領二十萬大軍，帶著謀士郭嘉去打了這一仗。白狼山一戰斬殺了蹋頓和各部落王爺及以下的烏桓首領，投降的胡人與漢人共有二十多萬，烏桓大敗，由此為中原的發展贏得了將近兩百年的時間。那一仗，烏桓敗退後越過蒙古高原，然後又經過呼倫貝爾，退守在長白山。後來又過了兩三百年的時間才建立了北魏政權，鮮卑拓跋氏的前身就是烏桓。曹操去打這一仗的時候，最讓他憂傷的是他的“軍師”郭嘉死於傳染病，就在今天的北戴河附近死的，於是他寫了《龜雖壽》：“神龜雖壽，猶有竟時。騰蛇乘霧，終為土灰。老驥伏櫪，誌在千裏。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盈縮之期，不但在天。養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詠誌。”意思是說：五十多歲了，我誌在統一中國，可是我的“智囊”卻在這節骨眼上離開了我，老天爺為什麽這麽不幫我呢？他說“老驥伏櫪，誌在千裏”，他的誌向是既要處理好北方的民族問題，又要處理好南方的分裂問題。很多人因為《三國演義》對曹操誤解太深。他實在是一個雄視千古的大政治家。“盈縮之期，不但在天。養怡之福，可得永年。”按理說，他這把年紀可以回去抱孫子了，這樣還可以多活幾年。但是不行啊，這個國家還是要發展的，他願意承擔這個重任。“知我罪我，在所不計。”他觀了滄海，生出了無窮浩歎，這就是“觀海則意溢於海”，就是他把周圍見到的所有景物，同內心最深刻的感受，比如生離死別、喜怒哀樂、國破家亡等感受，凝聚到有限的語言裏去體現。在曹操寫《步出夏門行》這組詩的地方，往回退一百裏地，出了另外一首名詩——陳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幽州台那個地方我去過，就是山海關過來一點點，寫這首詩的時候，陳子昂三十七歲，他是四十一歲時死的。如果不了解陳子昂的身世，恐怕不能理解這首詩的含義。“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他為什麽會這麽憂傷？他和寫《反經》的作者趙蕤都是四川梓州人，還是同一年出生的，但他在公元700年就去世了，趙蕤的《反經》是在陳子昂去世十六年後才寫出來的。陳子昂出名比趙蕤早。陳子昂走上仕途，正是武則天執政的時候。他對武則天竊取李家社稷、任用私黨非常憤怒。這一時期，來自東北地區的少數民族叛亂也很厲害，那一年陳子昂以參軍的身份，跟著部隊去攻打製造騷亂的契丹人。他屢屢向主帥獻計，不可一味防守，要主動進擊。但這個主帥就是不聽，他還是不停地進言。主帥就向宰相武三思反映說，陳子昂屢屢“擾政”。宰相武三思說，這個家夥不是個好東西，就把他貶為“功曹”。陳子昂就成了個參謀，搞文書的，從“參謀長”變成了“參謀”。所以，他一個人在秋風蕭瑟的時候登上幽州台，麵對著茫茫塞外，他覺得自己懷才不遇，無法實現為國效力的決心，就寫出了這首千古絕唱。他說“前不見古人”，潛台詞是古代一定有欣賞我的帝王，有可以同我一起出生入死的朋友，但那是古人；“後不見來者”，我後麵的眾生與官場中，也會有欣賞我的人，也會有我肝膽相照的朋友，但我也看不到了。我能見到的隻是眼前這蕭瑟的山川，一片淒涼，環顧周圍，就隻有我一個書生“獨愴然而涕下”。這就是“登山則情滿於山”。剛才說曹操是“觀海則意溢於海”。這兩位詩人在大自然麵前，表達的都是憂國憂民的家國情懷。多少年後，毛主席在蛇山寫的詩：“茫茫九派流中國，沉沉一線穿南北。煙雨莽蒼蒼，龜蛇鎖大江。”同曹操、陳子昂的情懷如出一轍。所不同的是，毛澤東代表了又一代知識分子登上了中國的舞台。一代又一代具有高貴情懷的文人登上了中國曆史舞台，有的鐵馬金戈，轟轟烈烈，有的愴然淚下，黯然謝幕。文人的情懷體現在君子、賢人、聖人這三種人裏，更多的是君子，他能做賢人的事，能做聖人的事，但更多是做君子的事。

第三個話題：講一講君子的四個標準。

我反複想過，古人對“君子”有過很多概念，根據時代的發展，可能需要重新梳理一下。今天的君子，應該是個什麽樣的標準？我認為，衡量君子應有四個標準：第一是慎獨，就是一個人，沒有人監督，也能堂堂正正、清清白白做人；第二是憂患；第三是誠信；第四是勤勉。

先說慎獨。慎獨是非常難的一個境界。哪怕沒有人監督，也不去做壞事，不起壞念頭，這就叫慎獨。做到這一點，首先要心地無私。禪宗為了把心練“空”，練得很安靜，於是想了一個方法：盤腿打坐，眼睛微閉，放兩個空碗，再放兩個木盒子。一個碗裏放黑豆，一個碗裏放黃豆，擺在兩側。這時，打坐的人心裏要什麽都不想，用佛家的話講，叫“一念不起”。如果起了一個念頭，是不好的，就拈一顆黑豆放在木盒裏；起了一個好念頭，就拈一個黃豆放進木盒。黃豆、黑豆分開放。第一天下來，碗裏的豆子很快就拈完了。為什麽呢？想法太多嘛。而且，黑豆首先拈完，可見每一個人心中的雜念多於好念頭。就這樣堅持練下去，修到一定的時候拈黃豆很多了，黑豆慢慢少了。但是僅僅這樣還不夠。因為你想做善事，你的“空”還不夠，還不合道。心如止水才對。要合道，就要達到“如”的境界。“如”在今天是個表假設關係的詞，在佛教裏是個哲學的境界，“如”就是寂然不動，由寂然不動結出來的“空觀”叫“如果”，即修行的果實。一個人要修到最後，枯坐十天，最後黑豆沒有，黃豆也沒有，隻有兩個空碗，那就叫得道了，得到“如果”了，現在很少有這種人了。不過這修行的方法是對的。慎獨之人就是要做到兩個碗是空的。一個人要做到黃豆很多，黑豆隻有一兩顆，那就叫君子了。

第二個是憂患。憂患的前提是這個人有反省的能力。反省的能力不是每個人都有的。否定之否定，這是一種批判自己的精神。批判社會和他人比較容易，批判自己卻很難。我再舉個蘇東坡的例子。蘇東坡才華橫溢，在黃州閑居階段對曆史人物重新評價，能夠比較客觀地看待問題。他對伍子胥、對範蠡的評價，表現了他思想的力量。他對曆史人物的評價往往出人意料。他對諸葛亮有高屋建瓴的評價：“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也。”即周朝得天下是靠仁義得來的，周朝守天下也是靠仁義。“取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者，秦也。”秦不是靠正當途徑得到的天下。“以秦之所以取取之，以周之所以守守之者，漢也。”這是說劉邦，得到政權的方式也不很光彩，但是後來他守天下是用仁義的方式來守的。“仁義詐力雜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就是說，諸葛亮又想用仁又想用詐，結合起來想去奪天下，所以他搞不好。第一，荊州劉表死，幼子劉琮立位，他勸劉備取而代之，這是不仁義的，劉備沒聽他的；第二，到四川劉璋那裏，隻說是借個地方走一走，卻把他幹掉了，這又是不仁義。因為這兩個人對你都很好，你卻把他們都弄掉。因此，他一輩子路走不遠，六出祁山，還有北伐，總不能成功，這都是他的軟肋，說明他的政治人品有點問題。以上都是蘇軾對別人反省的力量，我當時看了之後出一身冷汗！這是因為諸葛亮一向被認為是文人的楷模，但蘇東坡卻從他身上發現了問題。這種深邃的思想，不是一般人能夠達到的。一般的文人，閑來無聊的時候，花前月下，詩酒唱和，做點風花雪月的文章是可以的，但要用這個標準衡量一代文豪，則要求太低了。真正成就了蘇東坡的，還是他的思想，絕不是別的。他反對王安石的變法，但對範仲淹很推崇。他對曆史反省的能力，來源於他對自己的反省能力。他在黃州寫了一篇文章——《黃州安國寺記》，大家都沒有重視。人們都隻知道《前赤壁賦》《後赤壁賦》，這樣的文章大家都很欣賞。我看這兩篇賦酣暢淋漓，對生命的領悟，才華的流露，可謂千古獨步。但論其憂患，卻沒有範仲淹那麽高，因為他沒有當過宰相。但文辭之美可與範仲淹相媲美。他那篇講個人反省能力而又能獨辟蹊徑的文章，就是《黃州安國寺記》。安國寺是黃州城南郊的一座建於後唐時期的寺廟，我前不久去了，感到非常惆悵，那座廟已經無複當年。這可是蘇東坡找到靈魂的地方。當時我進去的時候是想讓自己“靈魂出竅”的，但廟裏的和尚、法器、建築都顯得局促、寒酸，與當年完全不是一回事了。範仲淹去世五年後，即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蘇東坡考取進士，對慶曆的新政，蘇東坡應該是知道的，隻不過那時他還是個青年學生。到1079年，他已當了二十二年的官，卻一直沒升起來。這不是他的錯。按孫叔敖的說法是大家沒認識到他的本事，如果範仲淹繼續幹，他可能早就升起來了。他的最高職務是翰林大學士。1079年因為“烏台詩案”，他坐了半年牢，從湖州太守的官職上被貶到黃州當“人武部副部長”。他可以看公文，但沒有簽字權。實際上就是讓他到黃州反省思過，這讓他非常痛苦，也是他人生中受到的最大打擊。這一年是元豐二年（公元1079年），他四十二歲。1080年，初到黃州的他“閉門卻掃，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就是說，他要把他散失在外麵的魂魄一點點地收回。“收召魂魄”這句話說得很好。他要收的是兩個：一個是“驚魂”，因為受到打擊而驚魂未定。一個是自命不凡的“遊魂”，所謂“遊魂”，就是精神無所依托，沒有歸宿。驚魂與遊魂都得收回來。收回來後就開始找自新之方，思量怎樣重新做人。蘇東坡意識到，世界觀的問題沒有解決，就是沒有找到解決問題的根本。要把心收回來，知道怎樣才能不犯錯誤，以後就能真不犯錯誤。後來，他走進了安國寺，因為不簽公文，也不用上班，他就每天到安國寺來打坐，來反省自己做人。他在那段時間“旦來而暮歸”，每天早上到安國寺來，閉門思過，天黑了再回家吃飯。就這樣過了五年，終於清除了心靈的汙垢。所以說，蘇東坡在黃州完成了他的生命觀、世界觀的根本轉變。沒有這樣一種閉門思過，日後怎麽可能寫得出《前赤壁賦》《後赤壁賦》，怎麽寫得出“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這樣豪邁的辭章？又怎麽可能寫出《寒食帖》這樣的書法？可以說，1080年的蘇軾死在了黃州，1084年從黃岡走到汝州去的，不再是蘇軾了，而是蘇東坡。這就是由反省而產生的人格魅力。我認為，憂患的前提是個人反省的能力。否則，憂患將成為無根之木、無源之水。如果你自己方向不對，你的憂患多了，對國家乃至一個地方、一個事業還是個破壞，心要正才能憂患。與剛才說的慎獨一樣，這是大文人的品質，更是政治家的品質。

關於勤勉，不用解釋，大家也很清楚。吃苦耐勞，勤奮向上，都是君子必備的品質。不過，我個人認為，勤勉的同時，應該還要謙虛謹慎。古人言“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就是這個道理。說到這裏，再講個故事。西漢成帝時期有個宰相，叫孔光，是孔子的十四代孫，一個人當過三朝宰相。據說，孔光每次從皇宮出來，身上連一個紙片都沒有帶出來過，朋友們問他：今天你在宮中做些什麽啊？他說今天天氣很好。答非所問，顧左右而言他，謹言慎行，始終沒有人知道皇上跟他說了些什麽、他在皇宮裏做了些什麽。有一天，他回到家中，在桂花樹下喝茶。他夫人說桂花開了，就順便問他：“你每天在哪裏辦公？”他說：“在溫室殿。”夫人又問他：“那個殿裏長了什麽樹啊？”他不回答，隻是指著自家的桂花樹，嗬嗬一笑說：“這個桂花樹很香啊！”又是環顧左右而言他。在糟糠之妻麵前，連溫室殿裏長了什麽樹都不講，可見慎獨到極致。後來，“溫樹”這個典故就比喻在政要跟前工作始終謹慎的人。

與孔光一樣謹慎的，還有明代的宋濂。宋濂是朱元璋的“文膽”，明代政治製度的設計師，宰相級的人物，也是有名的大文豪。朱元璋非常信任他，很多人都想通過宋濂去和皇帝套近乎，想通過宋濂攀龍附鳳。宋濂為了回避，寫了兩個字“溫樹”，掛在書房的牆上。別人問他，皇上今天和你討論什麽問題啊？他把椅子往後一靠，指著“溫樹”兩個字。意思是你不要問我這個問題，不要為難我。他始終很謙卑。朱元璋大宴群臣喝酒，他也不喝。朱元璋就想，這個家夥是裝的還是真的不會喝酒？有一次，重陽節大宴群臣。朱元璋對宋濂說，今天無論如何你要喝一點。他說，謝謝皇上，您叫我喝我就喝。朱元璋故意拿大杯子給他，讓他一口喝下去，他喝了後就人事不知，吐得一塌糊塗。朱元璋一看，宋大學士這是真的喝不了酒啊！就讓人把他送回家。第二天一早，他就去跟皇上道歉，說皇上的賞賜享用不了，罪過罪過。皇上說，行了，你是真的不能喝酒，我還怕你是裝的。有一天，朱元璋問他，昨天晚上幹什麽去了？他說，昨晚徐達到他家去喝了兩杯茶。皇上把他的肩膀一拍說：“好老頭！”為什麽朱元璋這麽說呢？因為，皇上的探子已經告知，徐達昨晚到宋濂家裏去了，而他一被問及就立刻回答了。皇上想，這個人是好人，守誠信，所以才讓他教他的大兒子朱標怎麽當皇帝。宋濂對曆史人物的評價和蘇東坡有異曲同工之妙。宋濂評價白居易說：“樂天謫居江州，聞商婦琵琶，抆淚悲歎，可謂不善處患難矣。”意思是說白居易這個人官雖然當這麽大，卻不知道處世的哲學，更不懂得在朝廷為官的方式。你受了一點憋屈去跟一個老歌姬扯什麽呢？你把自己看得也太低了！你作為朝廷的士大夫，再怎麽樣也不能把這點遭遇跟一個老歌姬說啊，還讓她同情你呢。不足為訓啊！這就是他通過讀詩來讀人。所以，文學作品大家都說好看，但讀懂作品是要讀者的閱曆和學養做基礎的。我現在也經常從作品裏麵去讀人。宋濂後來的故事更讓人揪心。他六十五歲後，連續申請了兩三年要求告老還鄉，朱元璋不得已，隻好同意。臨走時，朱元璋拉著他的手說：“你教育好我的兒子，我照顧好你的子孫。”宋濂感激得不得了。結果，宋濂剛走了一年，朱元璋就把他的兒子殺了，孫子也殺了，原因是說他們參與了胡惟庸的謀反。殺了他的兒子、孫子不說，朱元璋還下令把宋濂抓回來。宋濂身著麻衣，自己把手綁著，到了京城，朱元璋批示要殺他，但朱元璋的太子朱標不幹了。朱標說：“父皇，你不能這樣幹，我的先生是天下第一等的好人，你殺了他兒子，殺了他孫子，現在還要殺他。這不應該！”看到太子情緒激動，朱元璋折過一枝玫瑰花條遞給朱標說：“你把這花條弄幹淨。”玫瑰花條上有刺，朱標下不了手，朱元璋又拿回枝條，把花掐掉，又把花刺都捋了，然後交給朱標說：“我要交給你一個光光的鞭子。”其意是暗示殺宋濂是為了讓兒子順利接班，不會有“刺兒頭”出現。但朱標還是不幹，仍為宋濂求情。朱元璋不答應，朱標一氣之下就跳水自殺。周圍的太監、禦林軍官兵見太子跳水了，紛紛跳到水中營救。朱標被救起來後。朱元璋很冷靜，讓救人的人排起隊來，他一一檢查。一件衣服沒有脫就跳進水裏的有十幾個人，脫了褲子的有幾個人，脫了鞋襪的也有幾個人。朱元璋下令把脫襪子的人腳砍了，脫褲子的殺頭，什麽都沒脫的升官。他說，我兒子都要死了，你還管你那破衣服幹什麽？這些人都不能用。所以，朱元璋有大心計。他看準朱標懦弱，過分依賴宋濂，所以才下決心把宋濂殺掉。宋濂待決之前，有一天朱元璋回後宮吃飯，馬皇後把飯都準備好了，小酒杯隻放一個，往常是兩個，因為每天中午吃飯時馬皇後要陪朱元璋喝幾杯。朱元璋就問：“你怎麽不喝呢？”馬皇後說：“我哪有心思喝啊，我已經吃齋了，我為宋先生祈福。”聽了馬皇後的話，朱元璋把筷子放了下來，回到書房去悶悶坐了一個中午，出來後對馬皇後說：“看在你的麵子上，我就不殺宋濂了。不殺他，讓他一家流放。”宋濂受到赦免，立即給朱元璋寫感謝信。他自從被抓，從來都沒有說過一句為自己辯解的話。第二年，他死在四川的夔門，流放的路上。死後人們檢點他的行裝，依然沒有見到他就這件事留下隻言片語。人們把這些稟報給朱元璋。朱元璋也流下了眼淚，天下哪兒去找這樣的“文膽”，這樣的慎獨、勤勉、誠信之人呢？

今天，我從三個方麵講了文人的情懷。總而言之，古往今來的正人君子，大都有思想的潔癖，有道德的約束，但融入世間的生活，也都能做到經世濟用，知行合一。理解他們的情懷，對指導我們自己的工作和生活，還是大有裨益的。以上都是我個人的觀點，不對的地方請各位領導和朋友指正。謝謝大家！

2013年4月10日

在湖北省委辦公廳的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