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各位朋友，今天我給大家講述的題目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繼承與創新》。我要講的內容分三個方麵：一，什麽是我們的傳統文化；二，文化傳承的時代脈絡；三，傳統文化的創新能力。

現在先講第一個問題：什麽是我們的傳統文化。

首先要弄清楚，什麽是我們的傳統文化。從廣義上說，中國人的生活習慣、風俗禮儀、典章製度、詩詞歌賦、琴棋書畫等等，都屬於我們傳統文化的範疇。今天我們所講的內容，無論是精神，還是物質方麵的，都逃不脫文化的範疇。如果要講得更直接一些，可以用“風氣”“風俗”“風情”“風尚”這“四風”來規範我們整個精神和物質的生活。

美國《大趨勢》的作者說過一句話：風氣自上而下。我在後麵補充一句：風俗自下而上。“風氣”可以說是站在高處，以高屋建瓴的方式影響著我們，它主導著時代，對我們民間生活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這種影響就叫風氣。還有一種影響叫“風俗”。中國是一個禮儀社會，我們民間的風俗很多，包括辦喜事、辦喪事等等都是有規矩的。每一種禮儀的形成就叫風俗，它也會直接影響到我們生活的每一個層麵。還有一個就是“風情”。我們說民族風情、地域風情就是局限在某一個地方獨特的文化和氣象，就稱之為風情，是這個地方獨有的一種民俗。“風尚”就是開風氣之先。“風氣”“風俗”兩相激**而後成為“風尚”。風尚就是一個時代文化的最前沿——風俗往往是我們文化恒定的傳承——風尚就是我們這個時代文化向前發展的創新的一塊。比如說“這棟建築好時尚啊！”這個“時尚”就是風尚。這是從廣義上來談傳統文化的。如果從狹義上講，也就是從應用角度講，我們的傳統文化到今天，依舊起著作用的，最重要的就是儒、釋、道這三家。這三家合在一起構成了中國人認識世界、把握世界的思維方式和精神生活。

自從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以來，胡錦濤同誌談到“文化的自信、自覺與自強”，以及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全會上都有很多關於文化的表述。比如，2013年溫家寶同誌的政府工作報告就提到“文化是民族的血脈和人民的精神家園”。當時聽到這個報告，我就想：文化是人民的精神家園，這個從全人類的範疇來講是對的。美國以基督文化為基礎，發展起來的美國文化是他們的精神家園；中東的伊斯蘭文化是他們的精神家園；由傳統文化發展而來的當今中國文化，則是我們共同的精神家園。因此，對於我們中國人來講，“文化是人民的精神家園”這句話必須加上兩個字——傳統，即傳統文化是人民的精神家園。

世界上有基督文化、伊斯蘭文化、地中海文化、愛琴海文化等等很多文化類型和區域，而作用於中國老百姓和這一塊東方大陸的就是我們的傳統文化。一些西方的漢學家對我們的傳統文化進行深入研究之後，就會深深地沉醉其中。我在美國、加拿大以及歐洲的很多地方，都碰到過這樣的漢學家。我讀過一本加拿大的漢學家寫的關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書，他以明代一位湖北黃陂籍官員的生活為例，顯示了他對於中國文化的獨特視角。這位黃陂籍官員在安徽的歙縣或是其他某個地方當過縣令。他在政務工作的閑暇之時，寫一些筆記，記述他當縣令的清閑時光，同時也回憶他在家鄉黃陂的安逸生活。作者寫道：我的家鄉四季分明，有山有水，春天我們過花朝節、清明節，秋季登高望遠，偶爾和鄉賢們一起飲酒賦詩。實際上，他並不是刻意在展示他的詩情畫意，而是回憶真實的少年、青年生活以及中年的仕宦生涯。加拿大的這位白人漢學家讀過之後，卻非常羨慕這樣一種中國式的生活。他說，中國人生活在一種深厚的禮儀和詩情畫意之中，這片大陸的人們總是讓我們感到神奇，我們無法走進這片大陸的生活，也無法走進中國人的心裏，因為他們就像在天堂裏麵生活一樣——這是這位加拿大漢學家對我們中國傳統文化的描述。

我認識塞爾維亞的一位漢學家，他是貝爾格萊德大學的曆史係教授，專門研究中國古代史。他作為一個白人，卻穿著像南懷瑾先生常穿的那種長衫，寬袍大袖，袖口挽起。如果你在貝爾格萊德街頭見到這麽一個白人，一定會感覺非常滑稽，可他卻是一本正經，非常嚴肅。他學的中國話帶著濃鬱的江浙口音，尤其像揚州話。我在加拿大還碰到過一位漢學家，他說的是文言文：“先生一向可好？”這就跟剛才說揚州方言的表達方式有所不同。一個外國人進入了江浙地區，就學會了用吳儂軟語和你對話；而如果他研究傳統中國文化，進入了明朝的情境，就會學著用明朝的文言文來跟你交談。可見，這些漢學家進入中國文化的角度不同，他們的表述方式也就相應不同。

在漫長的中國曆史長河中，總有一些外國人非常欣賞中國文化。他們認為中國的美主要來自生活節奏的慢：中國人嚴格地按照一年二十四節氣的變換生活著，過著一種恒定的、周而複始的，刻板卻充滿詩意的人生。這些外國人經常會研究一些成語詞匯，這些成語裏麵所反映的生活簡直是他們做不到的，比如“天倫之樂”——我的書法展上有一個小書法作品《含飴弄孫之樂》，這幅作品就是天倫之樂的表達：有一天，我的三歲的小孫子看到我在寫字，一定也要自己拿筆去寫，還要由他來蓋印。他弄髒了我的紙，但我這個做爺爺的一點兒也不生氣，隻覺得孩子可愛。於是我握著他的小手，提筆寫下“含飴弄孫之樂”幾個字——這就是中國人的情感，這種情感一代一代傳承著，我想我的下一代、再下一代也會是這樣。

尊師重教、耕讀傳家、含飴弄孫、舉案齊眉、白頭偕老……所有這些成語描繪的都是中國的生活方式。“舉案齊眉”說的是男女成家後，二人白頭偕老，相濡以沫，相敬如賓，反映的是恒定的一夫一妻製。所以當我們研究中國的這些成語詞匯時，會發現它們所反映的都是我們的生活方式、精神存在方式、社會管理方式。因此，隻有把這些成語弄懂了，才能了解中國人的物質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

中國傳統文化的豐富是令人吃驚的，琴、棋、書、畫、詩、詞、歌、賦、煙、酒、茶……中國的煙具非常考究，我在雲南看過當地人抽水煙，抽得**氣回腸：把煙浸在一個裝滿了水的大桶裏麵，桶裏支一根很長的杆子，用火鐮把煙點著，就像點禮花炮一樣發出“啪”的一聲，人在上麵吃一口，那底下的水煙仿佛是沸騰的水，咕嚕咕嚕往上冒泡。在西安，我看到一個朋友收集的煙袋，有四百多種，每一種的功能和造型都不一樣。中國人很擅長把一些非常粗俗的生活，上升到藝術的層麵，文化的浸染是無孔不入、無處不在、如影隨形的。再比如中國的茶道，我在中國見識過幾十種不同的茶道。日本的茶道是源於中國南宋時杭州的徑山茶道，由僧人發明，之後傳入日本。徑山茶道是綠茶茶道，除了綠茶茶道，我們還有武夷岩茶的茶道、普洱的茶道、磚茶的茶道，每一種茶的喝法都讓人感覺到賞心悅目。再比如說酒，茅台酒和西鳳酒、杏花村酒的味道就有著天壤之別。古代皇宮裏的人飲酒非常講究，女人喝酒要養顏，男人喝酒要激發他身體的各種功能，宮裏單單醒酒的湯就得幾十道。圍繞著酒，中國人創造了很大的產業。

中華民族是全世界最有智慧的民族之一，曾經用“泥土”和“樹葉”這兩種東西征服了全世界，一直到十八世紀，中國與全世界的貿易逆差都是靠“泥土”和“樹葉”賺回來的。所以，在明朝，全世界白銀的百分之七十都在中國流通。“泥土”就是陶瓷。“樹葉”就是蠶絲。當年，德國有一位公爵收藏了一整套十八個出自景德鎮的大瓷瓶，整個歐洲都為之豔羨。普魯士國王心慕不已，多次與公爵商量，希望他把中國花瓶轉讓給自己。雙方為此商量了三年，最後這樣達成交換意向：普魯士將一個營的衛隊換取那十八個花瓶。普魯士的衛隊是全世界一流的，一套瓷瓶換取這樣一支衛隊，這就是我們中國泥土創造的世界奇跡。而英國的東印度公司麵對陶瓷這樣一種精致產品，也無法抗拒**，所以他們最終撬開中國的大門，試圖用他們的方式來掠奪中國。

關於絲綢的記載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的愷撒大帝。愷撒大帝在登基大典上會見群臣時，“嘩啦”一聲把鎧甲掀開，露出裏麵一襲華麗的中國絲綢，豔驚整個羅馬。後來，因為絲綢的昂貴加速了國庫空虛，羅馬上院不得不製定法律，不允許從中國進口絲綢。

中國人從大地賦予我們最原始的、可再生的資源裏麵創造出無窮無盡的生活方式和財富。迄今為止，我們這些傳統的生活方式、知識產權依然牢牢掌握在我們自己手中，因為那是我們的生活方式和精神家園。將生活升華，就成了一種精神，我們中國人從來就有這種轉化能力，這是我說的第一個大題的第二點。

第三點要說的是：我們的中華文化是以漢文化為主體，多民族共同創造的文化。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但是與世界其他國家不同的是，多民族並沒有影響這個龐大的帝國前進。世界上發展很快的基本上都是單民族國家。舉一個例子：印度有上百個民族，為了尊重人權，滿足每一個民族的需要，印度中央要下發政府的文件，需要轉換成一百多種文字，因此每年的翻譯費就高於整個文化的支出。這樣一來，印度的發展速度就受到了很大限製。而中國不一樣，中國是以漢文化為主體，多民族創造的共同文化形成了中華文化。

因此，我們要講好中華文化，首先要講好漢文化。漢文化是怎麽形成的？陳寅恪先生曾有這樣的表述：民族不應該以出身、族群來劃分，而應該以文化的共同價值觀和生活方式來劃分。如果我們了解中國的曆史，就會覺得這句話非常有道理。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這幾年我在邊疆走了很多地方，特別是西北和東北。在東北，我見到了很多被稱為少數民族的人，可是他們的生活習慣卻比漢人還要“漢人”；在西北，我見到了很多自稱為漢人的人，可是他們比少數民族還要“少數民族”。為什麽會這樣呢？這是長期的民族融合造成的。漢武帝當時攻打匈奴，敗逃的匈奴來到了陝北榆林一帶紮根，所以今天榆林的那些漢子，幾乎都是匈奴人。我在陝西碰到一個大漢，一米八幾的高個子，每天飲酒兩斤不醉，整張臉像刀劈斧鑿一樣輪廓鮮明。我問他是哪個民族的，他說自己是漢人。我說：“不對，你姓蕭，你是契丹人。”他納悶道：“我怎麽是契丹人？”後來我描述了他許多的生活特點，聽完之後，他說：“你說的這些還真符合！”其實，蕭是契丹文官的一個姓。契丹有一個特點：皇家耶律家族不改姓，但是所有的丞相不管原來姓什麽，當了丞相後都被賜姓蕭。這是因為耶律阿保機希望自己成為第二個劉邦，他又非常欣賞蕭何，所以不僅是丞相改姓蕭，連皇後也改姓蕭。所以提到契丹的蕭太後，一定要說清楚是哪一代的蕭太後，因為他們代代都有蕭太後。

在我們這樣一個民族融合的過程中，“漢人”這個概念是以共同的生活方式來論定的，現在的漢人最初不一定就是漢人，正如我們許多民族入駐中原以後，就消失了。在漢文化的偉大力量下，民族被融合。所以，匈奴、鮮卑、烏桓、回紇、契丹、女真都沒有了。北魏王朝非常了不起，建立這個王朝的是鮮卑人，他們掌握政權後，就實行改革，推行漢文化，書法中的魏碑就是北魏人創造的。契丹人廣泛分布在霍爾木茲海峽、庫頁島、貝加爾湖以及蒙古高原的廣闊區域，耶律阿保機建立的遼國地域廣闊，它向南延伸到了河北的霸州、雄州以及燕雲十六州，其麵積比北宋還要大。五代十國時期，後晉的石敬瑭為了在燕雲十六州自立為王，跟契丹人達成協議，約定在自己成王之後，要把燕雲十六州割讓給契丹政權。就這樣，整個北京地區前後有三百多年不屬於中原的領地，它先是劃歸遼國，後來又劃歸金國。我曾對燕雲十六州的漢人做了一個認真的研究，結果發現：這個地方的漢人最終都變成了契丹人，契丹人後來又演變成室韋人，後來又有一部分變成了女真人。為什麽會這樣演變呢？因為當漢人長久地離開了中原這片土地之後，就會按照少數民族的生活習慣和文化風俗來規範自己，久而久之就告別了漢人式的生活。少數民族要想在燕雲十六州這片土地上創造財富，需要用上“樹葉”和“泥土”。可是這個絕活不在他們手上，而在漢人手上。

在民族融合的過程中，漢字立下了不朽的功勞。契丹文字消亡了，女真文字消亡了，很多少數民族的文字都消亡了，但漢字始終成為各民族溝通的語言。可以說，漢字的傳承奠定了中國永遠處於一個文化大國的地位。

唐詩有雲：“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我到過河西走廊的羌族人聚居區，這個地區的大部分羌族同胞後來遷徙到了汶川地震的核心區。他們稱自己是炎帝的子孫，在當地建了一座很大的廟宇用來紀念炎帝，他們跳的鎧甲舞已經成為國家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這幾年，我在研究傳統文化與中華民族流變史的時候，常常從各地的府誌、縣誌中找到很多有用的資料。曆史學家除了研究“二十四史”之外，同樣應該留意古代縣一級的方誌和族譜，因為這些地方各方麵的誌書，保存了大量的有價值的史料，可以補正史之不足。

第一個問題說了什麽是我們的傳統文化，總結起來，我認為傳統文化有三個方麵：第一，是廣義上的文化，就是我們的生活習慣、風俗禮儀、典章製度；第二，狹義上的中華文化是以儒、釋、道為主體所構成的我們獨特的價值觀、世界觀，即中國人認識世界把握世界的思維方式；第三，就是以漢文化為主體的多民族共同創造的文化。

現在講第二個問題：文化傳承的時代脈絡。

公元前六世紀到公元前二世紀這三四百年間，是中國漢文化形成的軸心時代。這個時代產生的先秦諸子百家，讓我們看到了燦爛的文化多樣性與豐富的人文精神。百家中，最後對後世產生極大影響的有十家：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雜家、農家、小說家、縱橫家。這十家的學問構成了早期中國漢文化的思想主體，這是一座非常宏偉的思想文化大廈。那個時代尚未“獨尊儒術”，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隻是當中的一家，並沒有特別的地位。這一時期諸子百家的學說，被馮天瑜先生稱為“元典精神”，它們是我們中華民族文化的元典。

比這十家更早的《易經》是一部抽象的、思辨性的哲學著作。“太極”一詞，始見於《易·係辭上》“《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太極是天地未分的統一體，是世界的本原。太極為一，天地為二，所謂兩儀。兩儀產生之後，萬物就有了分別。《易·係辭上》又雲“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產生了，這個世界就再不是混沌的了。陰陽產生出“金”“木”“水”“火”“土”這五行，五行而生八卦，八卦而生萬物。這是一套非常嚴密的邏輯。十家中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墨家這五家都對《易經》有解釋，其解釋各有千秋。今天我們看到的《詩》《書》《易》《禮》《樂》《春秋》六經之一的《易經》，有孔子的注解，但是要懂元典的話，每一家對《易經》的解釋都要看。中國的經學的發展在漢代達到高峰，漢代出了很多解釋諸子百家學問的大家，所以文化的普及在漢代，文化的發端在春秋戰國。

春秋戰國文化出現最早的，是《河圖》《洛書》，還有《尚書》，尤其是《堯典》。如果對中華文化缺乏濃厚的興趣，會感覺這些典籍離我們今天的生活太遙遠。我在老家建了一座“龍潭書院”，大門上寫了一副對聯：“堯典老，尚書殘，誰留楮墨？白雲淡，紅葉稀，正好讀書。”其意是勉勵自己承擔一點讀書人的責任，研究那些年代久遠的中華元典。

在春秋後期，周天子創造的文化已經式微，很多小的諸侯國對周文化不重視，不遵循。楚國是反叛的代表，所以，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周秦文化與楚齊文化相互競爭發展。秦國固守周製，楚國與齊國則能開創自己的文化道路。李白曾在湖北“酒隱安陸，蹉跎十年”，後來寫過這樣的詩句：“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李白敢譏笑孔子，看似狂妄，其實在春秋戰國時期的楚國是一種常態。孔子的學說隻是眾多學問中的一種，沒有唯我獨尊的地位。

在春秋時期，魯國是最欽慕、敬仰周天子文化的。孔子是魯國人，因此他對整個周文化的崇尚不是無源的，是在魯國一代代崇尚周文化的傳統濡染下形成的。

孔子說了三段關於他喜歡周文化的話。第一句是：“周監於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周。”意思是說：周朝直接學習了殷、夏的寶貴文化，把兩代文化的精粹保留下來，形成了周文化，這樣的文化多麽繁茂燦爛，我要一輩子追隨。周朝的文化典範、文化風尚，是建立在殷、夏兩朝所有的國家典章製度和周朝當時的文化形態之上的。周文化在當時中國政治上最大的貢獻，就是開辟了三公格局——太傅、太保、太師，陛下管三公，三公管百官，百官管萬民的管理模式就是由周朝奠定的。其中，據《大戴禮記·保傅》記載，當時周朝是“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孔子說的第二句是：“吾其為東周乎！”周朝式微了，文化也衰竭了，我能否在魯國建立第二個周文化呢？孔子把建立第二個周文化作為政治理想，但因為魯國規模小，甚至遭受別國侵略，所以根本沒辦法承擔文化重造的大任。孔子說的第三句是：“久矣，吾不複夢見周公。”意思是：人老了以後，很長時間都沒有夢到周公了，是不是我哪個地方做得不對，周公不願意見我了。

從孔子的這三句話中可以看出，在當時的魯國，周文化得到了完全的保留。公元前544年，吳國的季劄來到魯國，他聽到了周朝的音樂，欣喜若狂道：“我在這裏終於又聽到了周朝的音樂！”當時的宮廷音樂隻有在魯國才聽到，要想見識周朝的禮節，得到魯國。四年之後，晉國的韓宣子也來到魯國，看到周朝流傳下的《易經》《象辭》和魯《春秋》，高興地回去宣傳，說周禮全部在魯國保存。

舉兩個小例子，魯國這個小國家在當時保留周文化，所以周朝在春秋時候的直接傳承者是魯國，但是當時進行文化再造而成為引領先進文化的是楚國。我因此想到一個問題：魯國原封不動地保留了周文化，最終卻被滅國了；楚國當時敢於在文化上創新，並從一個南方小諸侯國，成長為春秋五霸之一，這是為什麽？我們對周文化的定義，有這麽一些關鍵詞：數量的、科學的、理智的、秩序的……這些特質從周朝的禮器就可以看出來，比如玉圭，它根據官職的大小、用途的不同，有著數以百計的分類：大圭、鎮圭、躬圭、桓圭、琬圭、琰圭……周朝注重規矩和秩序，重邏輯思維勝於重形象思維。這種文化在青銅器上表現得非常完整，比如毛公鼎、黃河鐵牛、漢朝宮殿的獅子，造型凝重、堅實。“周道如砥，其直如矢”，都城鎬京的道路像射出去的箭一樣筆筆直直，有王者之氣。在精神上，周朝也講究凝重、堅實。《詩經·大雅·生民》裏麵有句詩：“實發實秀，實堅實好。”意思是，真實的一定可以生長出好東西，一定是秀美、堅強的，可見其精神追求。當時唯獨跟周文化完全不一樣的就是楚文化，楚文化的特質是奔放的、飛躍的、輕飄的、流動的，其造型藝術、語言節奏，跟周朝完全不一樣。周朝講究“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而楚人承襲莊子《逍遙遊》的漫無邊際的想象。所以，周朝是幾何學的、古典的，楚國是色彩學的、浪漫的。楚國典型的藝術品是漆器，而不是青銅器。楚國有幾件文物極具特色，比如“虎座鳥架鼓”，形態是以兩隻臥虎為底座，虎背上各立一隻長腿昂首的鳴鳳，背向而立的鳴鳳中間，有一麵大鼓用紅繩帶懸於鳳冠之上。再比如“鹿角立鶴”，外形是一隻長有鹿角的仙鶴。這種變形的藝術在一千年後的歐洲才實現，在周文化裏更是不可能出現。

詩經裏麵，比如“實發實秀，實堅實好”，是以雙音節為主。而楚文化創造的則以多音節為主，“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這就是語言功能的拓展。多音節詞匯的出現，表明生活的多樣性。這是楚國活力的體現。再說齊國。現今說齊魯大地，其實齊和魯在春秋戰國時是兩個國家。與魯國不同的是，齊國同楚國一樣，都在創造自己的新文化，用今天的話說，這兩個國家有點像“文化界的牛仔”，打破了一切界限。兩國的文化創新，楚國重在文學，齊國重在哲學。“九州”之說，就是齊國的創造。齊國的學者鄒衍直接稱海外為“九州”。齊國在今天的膠東半島，有很長的海岸線。鄒衍認為，在大海無窮無盡的彼岸，一定還有很大的地方。那時候以中國人的航海技術不可能出去，但他覺得，海之外還有九州。他的“大九州”說影響了秦始皇，秦始皇想長生不老，就派人從當年齊國的膠州灣出發，去找海外仙山。今天煙台的牟平區養馬島，那個地方就是徐福率眾多童男童女出海的地方。同樣的思想，在楚國也有表現。屈原在《天問》裏麵就說：“九州安錯？川穀何洿？”意思是說，海外九州我們該如何去安頓，如何去發現？大地上的山川河流，如何去疏浚？這樣一種思想，已經超越了時代，超越了閱曆，是憑想象而產生的。

齊人喜歡講隱語。淳於髡用三年不飛不鳴的鳥來向齊威王進諫，伍子胥的爺爺伍舉，用三年不飛不鳴的鳥向楚莊王進諫。這在周朝的文本或者周朝的思維定式上是沒有的，周朝就直接說：“大王陛下，你不能不上朝，你要認認真真做事。”是直來直去的。楚國和齊國的文學家、作家，都喜歡轉個彎說，這叫隱語。

齊國最發達的是兵家，比如司馬穰苴、孫武、孫臏、蒙恬……楚國最發達的是道家，比如老子、莊子。齊楚文化形成一種同盟軍，所以兵家與道家這兩家遠遠超過魯國的儒家，使齊楚兩國關係很緊密，成為當時對抗周文化的兩支先鋒隊伍。屈原就非常讚賞齊國，一生三次出國訪問都是到齊國，那時候屈原到膠東半島海邊上不容易，中間還要穿過好多國家，還要過境。可見兩國的思想家與大文豪們是惺惺相惜的。當時擔任文化創新任務的是楚國和齊國，擔任文化繼承與堅守的是魯國。現在我們處處都在講創新，卻不應該忘記，兩千五百年前我們的老祖宗就樂於創新，就在革新我們的文化，為我們的文化尋找新天地，開拓新邊疆，找到新出口。

到了漢代，我們會發現一個有趣的問題：劉邦雖然滅秦建國，但是其文化卻是齊楚文化的集大成者。秦的國家管理模式經過商鞅的改革，其格局已經完全不同於周，比如車同軌、書同文、郡縣製。秦始皇登基以後，鞏固了這些創新的典章製度，但其文化的內核仍然繼承周朝。劉邦建立的漢朝把秦所遵循的周文化全部推翻，而將自己故鄉的楚文化作為國家文化，其中包含了與楚文化相近的齊文化。齊楚文化在劉邦建立國家之後就一直統治著中國，曆萬世而不衰。

楚國被秦所滅之後，屈原投江而死，而漢朝最終在滅秦之後，又完全承繼了楚國的文化和製度。舉幾個例子：漢代直接承襲楚的語言、風俗與習慣，稱大人物為“公”，這個“公”是我們的口頭語，毛公、周公、車公，在秦國不稱公，而稱上卿、大夫。司馬遷熱愛楚文化，他的官職叫太史令，但他自稱“太史公”。再說風俗習慣。周、秦坐在右邊的是大官，楚國坐在左邊的是大官，漢代的官職也是以左為大，並一直影響後代，如明代的吏部左侍郎，就是“組織部”的“常務副部長”，吏部右侍郎，就是一般的“副部長”，從那到今天都沒改，左為大。

楚文化影響深遠。“楚歌楚舞”風靡整個漢代；項羽的“力拔山兮氣蓋世”就是楚國的歌謠；劉邦的“大風起兮雲飛揚”，也是源自楚辭。漢代人在楚辭的基礎上發展出漢賦，成為當時文學的主流。今天能讀到的一些最好的漢賦，像司馬相如的、揚雄的，其代表作都是直承楚國遺韻。這種現象在漢武帝時達到了高峰，無論是宮廷文學，一代文化宗師的作品，還是民間老百姓的口頭文學，直接承繼的都是楚國的文體。漢代的宮廷建築和漆器上使用的兩種顏色——黑色、紅色——也是承襲楚國風格。楚國的文學藝術、建築藝術、典章製度、衣食住行等等，都被漢朝照單全收。如果將傳到今天的中國傳統文化做一個剖析，則可以說，周秦文化代表了中國文化的“政統”，就是政治家所遵循的，比如郡縣製。齊楚文化代表了中國的“道統”。

說到傳統文化的優秀，作為荊楚文化的傳人，我們有理由驕傲。司馬遷就是楚文化的忠實傳承者。為什麽魯迅說他的《史記》是“無韻之離騷”？除了語言的華美、瑰麗，人物的特立獨行之外，司馬遷做人的風格與屈原如出一轍。他是第二個屈原。他寫項羽世家，寫屈原，寫孫叔敖，甚至寫陳勝、吳廣，無不充滿了深情。讀了《史記》以後，會發現“無韻之離騷”這個立論非常確切。司馬遷是一個典型的秦人，為什麽在周文化的腹地會產生一個仰慕楚文化的人？第一，充滿了秩序和禁錮的文化氛圍不適合天才的成長，司馬遷是天才，所以我在《祭司馬遷文》中說，文王五百年後而生孔仲尼，孔子五百年後而生司馬遷。我也說過長江分為三段，三種文化，上遊的巴蜀文化出“鬼才”，中遊的荊楚文化出“天才”，下遊的吳越文化出“人才”，楚文化是長江流域的文化代表。但需要指出的是，漢朝在理論的建樹上，也就是在經學的研究上，則主要來自齊國。

經學是什麽呢？大致的意思是解釋先秦諸子百家的著作，詮釋《詩》《書》《易》《禮》《春秋》《樂》這六經，這都是經學的範疇。漢武帝之後，西漢的經學研究已達到了一個高峰。可以說，最早係統地研究中國傳統文化，是從漢武帝時候開始的。從那以後，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經書汗牛充棟，在清代的《四庫全書》之“經部”，就收錄了經學及研究經學的著作一千七百七十三部，兩萬零四百二十七卷。

在整個西漢的經學領域中，是以齊國人為主。解釋《春秋》這部書最重要的兩部著作，也是在西漢成書的，一個是齊國人寫的《公羊傳》，一個是魯國人寫的《穀梁傳》，大家今天還可以借助翻譯看看這兩部書。《穀梁傳》對待春秋的解釋循規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就像馬克思所說，“無產階級隻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自己”，它隻能解釋無產階級就是沒有財產的人，全人類包括所有的人。但《公羊傳》不一樣，解釋了無產階級在解放全人類的過程中，如果它也變成了有產階級，一樣可以讚同社會主義和革命，這就叫創造性的理解經典。《公羊傳》文采飛揚，思想深度超過《穀梁傳》。所以今天研究經學，先把《春秋》讀一遍，再把《穀梁傳》《公羊傳》各讀一遍，就可以看到同樣一本經典的兩種截然不同的解釋。《史記》裏說到了這一點：“故漢興至於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為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司馬遷認為，從漢高祖建國到漢武帝這一段曆史時期，隻有一個人懂《春秋》，就是董仲舒。董仲舒為什麽懂《春秋》呢？因為他的學問來自齊國的《公羊傳》。董仲舒的思想，對之後的漢朝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漢武帝時期兩個偉大的思想家、文學家，一個是董仲舒，另一個就是司馬遷，他們倆的學問一個來自齊國，一個來自楚國，他們兩個人奠定了漢代的文化高地。

漢代除了經學之外，最能引起大家追尋的學問，還有兩個，一個是“黃老之學”，一個是“莊騷之學”。“黃老”是哲學，“莊騷”既是哲學也是文學。後來大家解釋這個“黃”就是指黃帝和老子，簡稱“黃老之學”。我認為這個黃帝的說法是不準確的，這個“黃”不是黃帝，應該是張良見到的那一位黃石公。可能黃石公這個人並不存在，是張良為了說故事杜撰出來的。張良說黃石公送他的一本書很重要，是一本薑太公的兵書。薑太公的兵書為什麽在齊國發現呢，就因為薑太公封地在齊國，就像為什麽魯國出了孔子呢，是因為周公的封地在魯國，所以周公找到了孔子，而薑太公的兵書傳到了張良手上。為什麽齊國出了那麽多軍事家，因為薑子牙封地在齊國。張良這個人很不簡單，傳說他在漢中的留壩縣紫柏山從赤鬆子遊，世人從此就找不到他的蹤跡。留壩縣有一座張良廟，我去參觀時，留壩縣的領導讓我給它寫副對聯，我當時一揮而就：“以劍氣養文心，無雙國士；先黃石後赤鬆，惟一英雄。”這是我對張良一生的評價。張良是齊國兵家學問的集大成者，也是把“黃老之學”學到了家的大聰明人。

再說“莊騷之學”。莊子散文的哲學意義和隱語，即“言在此而意在彼”的學問達到高峰。有這樣一個例子，一天他帶著學生在山裏麵走，看到一棵腐爛的樹倒在地上，一踩上去樹就折斷，莊子對弟子說：“哎呀，你們千萬不要當朽木啊，當朽木就是這種卑賤的下場。”再往前走，他們又看到一棵參天大樹，幾個人在那砍那棵樹做房梁，莊子又對弟子說：“哎呀，你們千萬不可做棟梁之材啊，成了棟梁之材就該讓人砍了。”學生們納悶了：“老師啊，朽木不可做，棟梁又不可做，那我們做什麽呢？”莊子說，你們不要當朽木，也不要當棟梁，就做一棵普通的樹。莊子從來沒有直接講怎麽做人，但是通過講樹的狀態讓學生自己去體悟，這既是政治又是文學，既是智慧又是知識。莊子的智慧真是高超到了極點。“騷”就是屈原的《離騷》，用以指楚辭。看看屈原的《離騷》《天問》《九歌》《九章》，就知道楚辭的文采有多燦爛，想象力有多豐富。所以，將莊子與屈原合稱為“莊騷”，是對楚國文學的極大肯定。“黃老之學”來自齊，“莊騷之學”來自楚，從屈原到司馬遷，從文風到操守，這種道統的魅力，對中國人的影響一直到今天。我在《張居正》裏寫到過，有些官員為了堅持真理不怕廷杖，萬曆小皇帝說：“把這個人給我打死！”馮保趕緊說：“陛下，千萬不可，他們就是要死，要以死表明自己的氣節和操守。”這種不怕死的風骨，正是來自屈原與司馬遷。

最後講第三個問題：傳統文化的創新能力。

中國曆史上幾次最偉大的創新，可以說是為人類的文明做出了偉大的貢獻。在政治製度上，一是秦朝的郡縣製，二是隋朝的科舉製。郡縣製促成了中央政府管理體係的建立，從而鞏固了社會的穩定；科舉製解決了人才選拔問題，從而推動了文官體係的建立。在科技上，前麵已經講過，將泥土變為陶瓷，將蠶桑轉化為絲綢。這些都是讓中國得以長期在世界上領先的關鍵因素。

還有一點，也是很重要的。經過長達一千多年的探索，到了唐代，基本上確立了儒、釋、道三家相互作用的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三家的傳承各有體係。儒家的傳承，從孔子、孟子、荀卿、董仲舒、二程、朱熹、陸九淵、王陽明、黃宗羲、戴震，到現代儒家七子。道家從老子開始，爾後莊子、楊朱、王充、王重陽、丘處機、張三豐等等。佛教自印度傳入中國，可謂蔚為大觀，各大門派有天台宗、華嚴宗、密宗、淨土宗、禪宗等。在中部地區繁衍比較多的是禪宗，禪宗還有五宗：溈仰、臨濟、曹洞、雲門、法眼。佛教在中國的本土化過程，其實就是以禪宗的確立為標誌的。如果沒有跟中國傳統文化的道教相結合，沒有莊子老子的精神在裏麵，佛教在中國生不了根。

儒家思想的根本，可以概括為一個字——“中”。“中”是一種哲學，全世界的國家，沒有一個國家的名字是帶這麽深的民族文化特質在裏麵的，不偏不倚為之中，做人不要亢也不要卑，不卑不亢為之中，不左不右為之中，不上不下為之中，這是儒家的智慧。概括道家的一個字是“無”，佛家的一個字是“空”。就這三個字，足可以把中國傳統文化的來路說得很清楚。這個“無”是指“無中生有”，“太極生兩儀”，這個太極就是“無”，陰陽兩儀產生了便是“有”的開始。“無中生有”，就是這個意思。兩儀生五行——金木水火土，五行生八卦，世間萬事萬物就徐徐展開了。一個人如果不懂得開啟這個閥門，不懂得什麽時候到“有”，什麽時候又回到“無”裏麵去，就不懂得怎麽養心。佛家講的是“空”，我有很長時間不了解“空”，空是什麽？空是一種物質，空不是什麽都沒有。《心經》裏麵說：“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就是顏色的色，色就是客觀世界。這個“空”既是客觀世界，又不是客觀世界，色不異空，不等同於客觀世界，但也不相離於客觀世界。所以說，空不是什麽都沒有，什麽都不留住才叫空。

我們今天說文化的繼承與創新這個題目，也是解決“從內聖開出外王”的問題。外王決定內聖，客觀世界變了，主觀世界就得改變。順利的改變就是創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個是形而上的，一個是形而下的。我有一年看到張之洞為奧略樓寫的一副對聯：“昔賢整頓乾坤，締造皆從江漢起；今日交通文軌，登臨不覺歐亞遙。”他大意是說，在我之前的曆代聖賢們，他們締造了他們的乾坤、他們的時代，在江漢大地上創造了史詩。張之洞認為他也承擔了這個任務。我們的事業不僅僅能夠超邁古人，我們還能夠超邁洋人，因為我們有這麽深的文化做我們的根基。現在，傳統文化是我們的“內聖”，偉大的民族複興是我們的“外王”，要想實現這一目標，我們的“內聖”要堅如磐石，我們的“外王”要日新月異。唯其如此，我們的創新才有落腳點，才有持之以恒的動力。

那麽，今天就先講到這裏。謝謝大家。

2013年12月21日

在陝西“曲江文化論壇”上的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