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1957年反右以後，我就到了最基層的鐵路工程隊勞動改造，因係流動單位，二十年來，倒也把祖國偏遠地區走了個遍，增加不少感性知識。記得七十年代中期，進入湘黔交界處的丘陵地區，曾經到過類似桃花源那樣極優美，然而也極封閉的苗族聚居地，那裏的民風民俗，頗令我眼界大開。

一般情況下，修鐵路之前，先得修進去一條公路。這樣，我們打前站的工程隊到達施工點後，總得依靠當地政府，幫我們借老百姓的房子暫住。我很樂意這樣的安排，因為那裏的大多數居民，不但連縣城都未去過，卡車都不知為何物？很少有機會與外界接觸，更不了解轟轟烈烈的“**”是怎麽一回事。

這樣也好，不像太政治化了的工人，對我這樣一名“摘帽右派”，牛鬼蛇神，總斜著眼打量我，不是公然地歧視，就是見了我像碰鬼一樣，躲都來不及。我願意住在老鄉家，因為他們通常心地都很善良，尤其少數民族老鄉，更毫無芥蒂地相信所有踏進他家門檻的客人。

房東姓龍，苗族，跑過馬幫，老了，在家享福了。他所謂的福，也很簡單，中國人是極容易滿足的，有旱煙可抽，有釅茶可喝，便其樂融融了。當地人的風俗，把每月逢五的趕場，看得很重，那仿佛是一場嘉年華的狂歡會。龍老漢不去，因為他是見過世麵的人；我也不去，因為我是被監管的分子。於是，坐在火塘旁邊，聽他講年輕時的冒險經曆，和他們這個民族的神話故事。

這個村寨裏的婦女，尤其是年輕女子，無一例外地都要趕場去的，而且無不抱著一個美麗的夢，說不定白馬王子正在那裏等候著她，所以，想盡一切辦法，打扮得花枝招展。我發現，苗族是特別愛美的民族，苗族女性在她們青春煥發的大好年華裏，都長得很漂亮。苗族的民族服裝，簡直就是工藝品。可她們塗粉麵、描闊眉、點額黃、多發飾的化妝術，尤其麵頰上那兩團日本膏藥旗似的胭脂紅，令人忍俊不止，也許還承襲著唐五代時的後蜀遺風呢。

後來，我從《花間集》中張泌的《柳枝》一詞得到證實：“膩粉瓊妝透碧紗，雪休誇。金鳳搔頭墮鬢斜。發交加。倚著雲屏新睡覺。思夢笑。紅腮隱出枕函花。有些些。”現在回想起來，那苗族少女的紅腮，沒準倒是正宗的唐人裝扮咧！

臨時公路修好，臨時房屋搭好，大批施工人馬進來了，醫院也隨之而來，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也跑來演出樣板戲，那些穿著入時的女醫生、女護士、女文工團員，讓當地的女孩子開闊了眼界。年輕一代總是具有先鋒意識，甚至還有一點叛逆心理。這是那個龍老漢最看不慣，朝地下唾口水，表示憤慨的。

她們，漸漸地覺得猴腚似的紅腮幫，透著好笑；漸漸地學會了淺妝，將膏藥旗邊緣淡化；漸漸地減少了身上的銀飾，不再叮叮當當的作響；漸漸地跑到鐵路供應站來買化妝品，買衣物，漸漸地，穿的戴的便完全漢化了，甚至梳起當時很流行的馬尾巴頭。龍老漢憤怒了，進行幹預，幹預也沒有用，整個村寨在發生著這種無聲的變化。等到我們離開那裏的時候，還堅持穿戴民族服飾的，隻是那些上了年歲的老人。

“都是你們工人把我們的女娃子帶壞了！”龍老漢向我抱怨。

從這個小村寨裏的見聞，至少可以得出以下的結論：

一，一個民族處於封閉隔絕的狀態下，是不可能有變化的。

二，一旦發現外麵的世界很精彩，不再孤陋寡聞，想不讓這個民族變化，也不行。

三，民族之間的彼此交融，相互浸潤，先進文化如同水流一樣，總是從高處流向低處，那勢頭幾乎是不可阻擋的。

四，由於變化的加劇，民族的特征，以及專屬性的文化風俗習慣，被揚棄和被改造的過程加快，民族傳統與現代精神的衝突，趨同的要求與民族獨特個性的矛盾，將不可避免。

這是一個“無可奈何花落去”的局麵，故宮裏居然開設星巴克咖啡店，這是十年前能夠想象到的嗎？中國都在變，沒有理由不讓一個落後的民族變，教他們還像老祖宗那樣過日子，是沒有道理的。因此，從這個小村寨看，隻要開始變化，就沒有辦法停止下來，而且其變化進程，會像加速度的自由落體一樣，隻能越來越快。

現在回過頭去觀察公元265年到589年兩晉十六國，和南北朝時期，當時在北中國揚鞭策馬、虎視眈眈，覬覦中原、幹戈不止的少數民族，如匈奴、鮮卑（包括拓跋氏鮮卑和白部鮮卑、河西鮮卑）、羯、氐、羌，以及柔然、丁零、敕勒、突厥、高車等，都是文化低下、經濟落後的少數民族。他們在不斷騷擾和侵襲中原地區的同時，也被高於他們的農耕社會的物質文明，和博大精深的漢文化所影響。於是，在這三百多年裏，相繼建立過正規的或不完全正規的政權。他們的統治，所以有時間長短不等、地盤大小不一的差別，關鍵在於他們接受這種漢族影響的程度，有高低不同的區分。

其中，以氐族的前秦，鮮卑拓跋氏的北魏，在全盤漢化方麵，最有實效，也就最為成功。苻堅，幾乎統一了北方，倘不在淝水之戰中被謝安擊敗，東晉的司馬曜就得向他臣服；北魏的版圖，一度達到長江北岸，其先頭部隊，差一點就從瓜洲渡江，到達建康，南朝岌岌乎危哉，來不及要遷都的。他們所以獲得這樣的驕人戰果，一是這些民族求新求變的內在動力，二是他們重視和依靠王猛和崔浩這樣的漢族精英。

王猛和崔浩，是曆史上為異族服務，擔任過高職的漢族知識分子。

一在前秦，任始平令，京兆尹，尚書令，官至丞相；一在北魏，以三朝元老受封為東郡公，拜太常卿，後遷司徒，參與軍國機謀。他們如同希臘神話裏的盜火者普羅米修斯，將漢文化傳播到這些走出蠻荒的少數民族，使處於原始狀態下的遊牧部落，建成封建國家。

史書上對這些背離本民族，為異族政權做事者的心聲，未著筆墨。但依據漢民族奉正朔、存正統的儒學精神，可以想象，那些衣冠南遷後，仍留在北方，不肯阿附新朝的漢族精英分子，會打心眼裏蔑視這兩位先生。不過，當時的北中國戰亂頻仍，朝秦暮楚，政權走馬燈般更迭，易主而事已成家常便飯，今日為這個渠帥效力，明日為那個首領劬勞，也許不存在失節，背叛這種精神上的壓力，對他們二位來講，已不算得什麽一回事。

可他們真正的內心隱痛，卻是他們在異族政權中的少數地位和外人感覺。《晉書·苻堅傳》中，記載了一次氐豪和王猛的衝突，“特進樊世，有大勳於苻氏，負氣倨傲，眾辱猛曰：‘吾輩與先帝共興事業，而不預時權。君無汗馬之勞，何敢專管大任？是為我耕稼而君食之乎！’猛曰：‘方當使君為宰夫，安直耕稼而已。’世大怒曰：‘要當懸汝頭於長安城門，不爾者，終不處於世也。’”這些少數民族中既得利益集團，和極端分子，不但始終懷疑他們的忠誠，猜忌他們的做法，甚至有恃無恐的進行抵製。

在這方麵，崔浩比王猛的處境要更不好一些，所以，他的下場更悲慘。

氐族的苻堅，羯族的石勒，羌族的姚襄，匈奴的劉淵（此人甚至跑到洛陽與文人才子，吟詩聯句，很儒雅的），由於長期混居在漢民族的邊境內外，雖然統領部落，來去如風，不斷騷擾中原，飽掠人財，但有機會接受到較多的漢文化影響。於是，就像我七十年代在苗寨所見到的那樣，人們眼界開闊以後，必然產生出對於優勢文化的親和性和企慕性，所以，他們更在意本民族的文明和進步，努力融入中華文化。

拓跋氏，鮮卑族的一支，曠居漠北，封閉阻隔，愚昧落後，拒絕開化。許多陋習，直到公元四世紀末，迄無變化。其野蠻程度（這是崔浩最感到撓頭的），也甚於其他邊外民族。他們對於先進文化，采取絕對的排斥態度，並且頑固地堅持舊習不變，甚至到了很晚的時期，才明白禁止同姓通婚的必要性。

恐懼文明，也就越遠離文明；有機會摧毀文明時，也就越是殘忍。必然要把體現文明精神的一切，視作燒殺搶掠破壞毀滅的對象。這種野蠻的民族習性，甚至到了很晚的後來，也不能根除。從《北史·韓風傳》裏，可以看到一位權要對漢人的仇視心理：“恒帶刀行馬，未曾安行，瞪目張拳，有啖人之勢。每吒曰：‘恨不得殺漢狗飼馬。’又曰：‘刀止可刈賊漢頭，不可刈草。’……朝士谘事，莫敢仰視，動致嗬叱，輒詈雲：‘狗漢大不可耐，唯須殺卻。’”

由此想見胡服騎射，好戰尚武，遊掠虜獲，以擄劫剽奪為生的拓跋氏，早期侵入中原，是如何的暴虐殘忍了。因為文化特別低下的原因，便專注於破壞和毀滅。所以，這些頭頂留一撮毛發的拓跋氏，後來成了統治者，漢人在背後仍稱他們為“索虜”。上麵所說的那個韓風，他要殺將起來的時候，肯定是寸草不留。

歐洲十字軍的東征鐵蹄，將埃及，拜占庭文明消滅殆盡；汪達爾人從西西裏殺來，輝煌的羅馬文明便毀於一旦。同樣，中國曆史上的每一次浩劫，都是由外來的低文明的民族，和無文化的農民，以及帝國主義的雇傭軍所造成的。“文革”期間，凡以破四舊為名，進行打砸搶者，以痞子先鋒自居，打倒一切者，以讀書無用論，大串連點火燒荒者，以知識越多越反動，折磨知識分子者，與拓跋氏肆虐文明，摧殘文化的野蠻心理，不過大同小異罷了。

由於崔浩將漢族的政製和刑法引入北魏，經濟上由遊牧向農耕發展，拓跋氏一旦從馬背上下來，便很快地被漢化了。征服者反過來為被征服者的優勢文化所征服，中國曆史上這幕常見的話劇，不厭其煩地又搬演了一次。

到了魏孝文帝元宏，走得更遠，連自己祖宗的姓氏也改了，拓跋改為元，實施了全盤的生活上的中原化，甚至禁止用胡語，“斷諸北語，一從正音。其年三十以上，習性已久，容不可猝革，三十已下，見在朝廷之人，語音不聽仍舊，若有故為，當加降黜”。禁止穿胡服，“昨望見婦女猶服夾領小袖，卿等何為不遵前旨？”而且“魏主雅重門族，以範陽盧放，清河崔宗伯，滎陽鄭義，太原王瓊四姓，衣冠所推，鹹納其女以充後宮。陝西李衝以才識見任，當朝貴重，所結姻親，莫非清望，帝亦以其女為夫人”（以上均見《資治通鑒》）。直到這個時候，拓跋氏政權才完全擺脫了早先的落後愚昧狀態。

而且，還要將山西大同的首都，遷到洛陽去，那些貴族死賴著不走，其中的堅定頑固保守派，過去憑藉武力，為所欲為，如今卻要受漢人官員的製約。嫉恨文明的同時，作為戰勝者，就要進行殘酷的報複。拓跋氏以人數不多、文化低下的遊牧民族，統治人多地廣文化較高的漢族地區，不得不使用漢族的官吏、士族、和文化人，但又十分忌畏這些文化教養高於他們的被統治者。於是，猜疑忌畏，動輒問罪，大張撻伐，殃及無辜，便成為文化低下的主子們的發泄肆虐的手段。

北魏崔浩的悲劇，就是這樣產生的。殺他的同時，不但“誅清河崔氏無遠近”，連“範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浩之姻親，盡夷其族”。一下子，就把那些名門望族，比拓跋氏文化層次要高得多漢人，一網打盡。因此，劣強而汰優，便是野蠻戰勝文明的苦果。

現在回想陳寅恪那樣的大學者，在“文革”期間受辱於無知的群眾，也就不以為奇。凡落後者，無不反對開化；凡愚昧者，無不仇恨文明；凡文化處於低下狀態者，無不對擁有文化的人嫉恨不已。好一點的，采取戒備疑懼的態度，糟一點的，就是敵對仇視，除之而後快。這些人手中，一旦握有生殺大權，他的第一假想敵，就必是知識分子無疑。哪怕知識分子已經匍伏在他麵前，輸款納誠，三跪九叩，吾皇萬歲萬萬歲。他也不放心，視那個磕頭如搗蒜的文化人，為首先要防範的階級異己分子。

所以，在中國封建社會裏，文化要想發展，主要因素是統治集團不那麽與知識分子為敵，次要因素是社會的相對穩定。若兩者俱備，就出現漢唐文化的輝煌氣象。若兵荒馬亂，遍地哀鴻，征戰廝殺，民不聊生，如果統治者不跟知識分子太作對的話，如晚唐，如南宋，文化發展也不至於完全停滯。要是像秦始皇那樣焚書坑儒，趕盡殺絕的話，哪怕天下太平，五穀豐登，也會出現全國範圍裏的萬馬齊喑局麵。

最眼前的例子，就是“文革”中把作家都關進牛棚的時候，一個個領教無產階級專政，唯知檢討悔過，低頭認罪，苟延殘喘，但求活命，哪裏還有功夫為文學興滅繼絕呢？所以，還真得感謝浩然先生，否則，那十年，在文學史上，就徹底空白了。所以，文化的興廢，藝術的枯榮，文明的發展與倒退，知識分子的生死存亡，全係於統治者的一念之間，確實是數千年中國的事實。

如果，北魏的崔浩，這位豪門子弟，朝廷重臣，有比他大約早一個世紀的前秦王猛那種難得的清醒，了解拓跋氏的野蠻性，和他們對漢文化的警懼性，而不得意忘形，將矛盾激化，曆史又會是另外一個樣子了。所以，有的知識分子，總是過高估計了個人的力量，認識不到文明在野蠻的鐵蹄下，那總的說來是可憐巴巴的命運。最後，落了個身首異處的下場，某種程度上說，是自己把命玩進去的，誰讓他得意之後，還忘形呢？

晉室南渡，一部分大士族如王、謝豪門，到南方去了，留下來的漢族上層人物，自然也就不得不與少數民族政權合作。崔浩和他的父親崔宏，是為北魏的建立作出傑出貢獻的士族代表人物。連魏國的國號，也是崔宏倡議的。雖然有的戎狄之君，用討這些大士族的女兒當老婆的辦法，來改變自己的成份；正如今天，有的作家忽然以為懂得些洋情調，就覺得成了貴族，攀一門高親，認一位名師，也跟著家學淵源，或學富五車起來一樣，都是一廂情願，作不得數的。中原知識分子與拓跋氏政權的精神上的對立，固然是民族矛盾，但實際仍是文明與野蠻的不可調和的矛盾。

三至五世紀，黃河流域在少數民族的政權統治之下，老百姓始終引頸南望，仍是把地處江東的晉，和稍後的宋齊梁陳，視作正統所在。說到底，這種民心所向，表現了對文明的向往，和對野蠻的痛恨。所以，354年東晉大將桓溫率軍入關，駐灞上，三輔郡縣爭先歸附，“持牛酒迎溫於路者十八九，耆老感泣曰：‘不圖今日複見官軍！’”所以，那些外族統治者總有竊居人上的自卑心理。383年苻堅在淝水之戰前，他的弟弟苻融勸他：“且國家戎族也，正朔會不歸人，江東雖不絕如縷，然天之所相，終不可滅。”於是，如王猛，如崔浩，這些為北方少數民族政權做事，而且擔任重職的大知識分子，都是竭力勸阻所輔佐的北族統治者，不對南朝興兵動武，我們可以說是他們靈魂深處的“衣冠家國”的民族情節，不管他是有意識還是無意識，其實質意義還是為了護衛中華文明。相反，在促成對其他少數民族的戰爭上，倒是不遺餘力的鼓吹，說穿了，不過讓他們以蠻製蠻，互相殘殺罷了。

所以，跟少數民族皇帝，進行這種迂回戰，是一場如履薄冰的危險遊戲。

王猛要高明些，因為“少貧賤，以販畚為業”，與社會接觸，深諳世情。史稱他“博學好兵書，謹重嚴毅，氣度雄遠，細事不幹其慮，自不參其神契，略不與交通，是以浮華之士，鹹輕而笑之，猛悠然自得，不以為意”。超脫而又嚴謹，無欲加之慎重，這是他能夠始終保持清醒的原因。

崔浩雖然“博覽經史玄像陰陽百家之言，無不關綜研精義理，時人莫及”，但這位出身名門的貴家子弟，養尊處優慣了，未免高傲自許，自我優越，行止隨意，清高慢世。史稱他“纖妍白皙，如美婦人，而性敏達，長於謀計，常自比張良，謂己稽古過之”。曆仕道武、明元、太武三帝，位列中樞，出謀畫策，言聽計從，不免得意，便少了一份應有的謹懼。

這兩位政治家的幸與不幸，也就在這裏分曉了。

苻堅得王猛，自比劉備得諸葛亮。“歲中五遷，權傾內外，宗戚舊臣，皆害其寵。尚書仇騰，長吏席寶，數譖毀之，（苻）堅大怒，黜騰、寶，爾後上下鹹服，莫有敢言。”然後，“遷尚書令，太子太傅加散騎常侍，猛頻表累讓，堅竟不許。又轉司徒，錄尚書事，餘如故，猛辭以無功不拜”。於是，“軍還，以功進封清河郡侯，賜以美妾五人，上女妓十二人，中妓三十八人，馬百匹，車十乘，猛上書固辭不受”。在政績上，王猛“宰政公平，流放屍素，拔幽滯，顯賢才，外修兵革，內崇儒學，勸課農桑，教以廉恥，無罪而不刑，無才而不任，庶績鹹熙，百揆時敘”。一直到他病重的最後時刻，“堅親臨省病，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陋，吳越乃正朔相承。臣沒之後，願不以晉為圖，鮮卑羌虜，我之仇也，宜漸除之。’”終其一生，以文明來遏製野蠻，給自己畫了一個圓滿的句號。

拓跋燾對於崔浩的寵遇，不亞苻堅對於王猛，但崔不像王那樣拒謝，而坦然受之。魏帝曾“引（崔）浩出入臥內，加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左光祿大夫，賞謀謨之功。世祖從容謂浩曰：‘卿才智淵博，事朕祖考，忠著三世，朕故延卿自近，其思盡規諫，匡予弼予，勿有隱懷。朕雖當時遷怒，若或不用，久久可不深思卿言也。’”信任到無以複加的程度。“又召新降高車渠帥數百人，賜酒食於前，世祖指浩而示之曰：‘汝曹視此人細纖懦弱，手不能彎弓持矛，其胸中所藏，乃逾於甲兵。朕始時雖有征討之意，而慮不自決，前後克捷，皆此人導吾，令至此也。’”

一個人不怕得意，就怕得意以後的忘形，崔浩“自恃才略及魏主所寵任，專製朝政。嚐薦五州之士數十人，皆起家為郡守”。哪怕太子晃很不滿意，他“固爭而遣之”，別人替他擔憂，“崔公其不免乎？苟遂其非而校勝於上，將何以堪之？”果然，太子晃即位，“左右忌浩正直，共排毀之，世祖雖知其能，不免眾議，出浩以公歸第”。

任何一個統治者，都是一個利益集團的總代表。在他認為需要的時候，可以容納非集團的人，予以重任，甚至壓製本集團的反抗，使其為自己效力。但是，這個被使用的人，忘記了是吃幾碗幹飯的，得意加之忘形，嚴重觸犯了這個利益集團，還不知道利害的話，那就該死到臨頭了。

《晉書·阮籍傳》：“（籍）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看來，得意忘形這一詞語，由此而來，是對文人狂狷放浪的形容，並無惡意。不知為什麽，後來，這四個字就多用作貶義詞了。可能文人很像一個太淺的瓶子，裝不進多少得意，經常要溢出來，這就是忘乎所以，而現出德行了。於是，最初用此詞的一些讚賞的意思，便被徹底揚棄。現在，要說一個作家很得意，僅這兩個字，還可能帶有一點中性色彩；要說誰得意忘形的話，十之八九，是被大家所不屑、不齒的小人，或者淺薄之徒了。

仔細分析，這個詞含有兩層意思，得意，是一種精神狀態；而忘形，則是這種精神狀態的外在表現。得意，是自我心理上的滿足，哪怕不得意的自以為得意，或別人管不著的暗中得意，與外界無礙。但忘形，或手舞足蹈，或情不自禁，或張揚賣弄，或無恥顛狂，影響到大家，就會遭到物議了。

如果崔浩清醒，那就趕緊收斂，還來得及。但他已經太忘形了，罔顧一切，就不可救藥了。其實他提倡道教，攻訐佛教，已惹眾怒。他阻止拓跋嗣南征劉宋，支持攻打蠕蠕和赫連昌部落，也使將領反感。他主張恢複門閥製度，與鮮卑貴族分庭抗禮，他經營官僚姻親集團把持權利，都是很不得人心的。這個陷入困境的崔浩，還自我感覺良好，在編撰北魏《國史》的時候，以為自己是北魏第一文臣，將拓跋氏這個野蠻民族的全部曆史，包括穢行醜聞、惡風汙俗，“務從實錄，以彰直筆，盡述國事，備而不典”，而洋洋自得。且刻在大石碑上，立於首都平城的通衢大道上，“往來見者鹹以為笑，北人無不忿恚，相與譖浩於帝，以為暴揚國惡，帝大怒，使有司按浩及秘書郎吏等罪狀”。

碧落黃泉，這個得意忘形的崔浩，路便走到頭了。其實在作家中，也是有類似的人物，還記得在“春風得意馬蹄急”的時候，即使坐在沙發上，也是四肢展開，呈“大”字形的張狂。眼睛抬得很高，凡人不理，誰也不在他的話下，連地球也看扁了。等到大難臨頭，災禍迭生，風雲莫測，吉凶未卜時，便魂飛魄喪，六神無主，瑟縮發抖，惶惶然不可終日，請他坐在沙發上，也隻敢欠著半邊屁股。

得意與忘形之間，確實存在著一道最好不要逾越的界限。得意可以，但絕不要忘形。因為一旦忘乎所以，而又不知節製，失態丟人事小，遭忌惹禍事大，說不定還要付出更沉重的代價。要牢記的一點是：野蠻，固然是野蠻人的特性，但文明人，有時野蠻起來，甚至比食人生番還起勁的。

崔浩被抓了起來，把他裝進一個木籠裏，比後來戴高帽遊街示眾還慘，押送城南，置於地坑。“使衛士數十人溲其上，呼聲嗷嗷，聞於行路”。溲者何物，屎也尿也！文明落在野蠻的報複狂手裏，那種挖空心思的折磨淩辱，便可想而知的恐怖殘暴了。《魏史》的作者，出於一種文化人的同情，不禁歎曰：“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何斯人而遭斯酷，悲夫！”

得意忘形者，能不由此總結一點東西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