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南北朝劉宋時期的謝靈運，是中國詩歌史上的一朵奇葩。他曾經說過，天下文章的才華，一共隻有一石，曹植占去八鬥，他自己得一鬥，餘下的一鬥，便是古今文人共分了。
曹植獨得十分之八，謝客這樣說，大有溢美之嫌；但他自認能得十分之一，倒也不是故作謙遜。他很狂，狂得讓人討厭，然而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他所起到的作用，以及他的詩，他的文，他的畫，稱量起來，一鬥之才，也還符合事實。
正因為這點才，謝敢十分的狂。現在有些人沒有什麽才，隻不過一點小聰明，因緣時會，寫出一點小東西，便眼睛長到頭頂上去；其實，不過是可憐的傻狂。兩者不可同日而語。凡有點真才華的文人，都少不了程度不同的狂，但謝客的狂，太厲害，太過分，最後，付出砍頭的代價。
臨刑那一天，他還來勁，提出一個絕對屬於詩人意氣的要求，希望將其胡須剪下來，施舍給南海祗洹寺，作為塑維摩詰羅漢像時用。這位大詩人，出身王謝世家，是個貨真價實的貴族。謝家子弟，皆風流蘊藉，令姿秀群，而謝客尤富陽剛之美，那部於思於思的大胡子，倍增豐采，令人心儀。一直到唐代，他的胡子還在羅漢塑像上完好保存。唐中宗的安樂公主，是個霸道而且**的女人，“五日鬥百草，欲廣其物色，令馳驛取之，又恐為他人所得，因剪棄其餘，遂絕”（章絢《劉賓客嘉話錄》）。
謝在剪須的同時，還寫下一首絕命詩：“龔勝無餘生，李業有終盡，嵇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殞。……送心正覺前，斯痛久已忍。恨我君子誌，不獲岩上泯。”
詩中所說的“斯痛久已忍”，絕對是這位貴公子的個人看法。其實，他很不能忍，而且根本不懂得忍。要懂，也就不那麽狂了。他的一生，尋釁，鬧事，犯狂，裹亂，始終不肯安分，不停折騰，最後，把未想深究他、但也不想跟他玩的宋文帝劉義隆惹火了，隻好腦袋搬家。
謝靈運之死，算不上文字獄，因不是由文字獲罪。他是太熱衷政治，熱昏了頭，卷入劉宋王朝的最高層的權力之爭中，最後隨著廢為庶人的皇兄劉義真，一塊成為輸家。在帝王眼裏，一個山水詩寫得極漂亮的詩人，算個屁！將他逐出建康，謫放廣州，在那裏，還狂，地方當局隨意扣上一個謀反的罪名，將其棄市。
詩寫畢，赴法場，刀起處，人頭落。這一年，是元嘉十年（433），謝靈運僅四十九歲。他要多活幾年，其成就一定大大超過才高八鬥的曹植。
詩人，是文人中的特殊一族，我認識的一些寫詩的人，多多少少都有點可愛也可嫌的毛病，說不出在什麽地方有與凡人不同之處。所以，詩人之死（當然不是全部），也往往有別於常人。好像詩人死得和大家差不多的話，就俗了。倘不將其死，死出新鮮花樣，對不起廣大觀眾和讀者似的。這樣，俄羅斯第一詩人普希金，死於決鬥；第二詩人萊蒙托夫同樣，也死於決鬥，就不值得奇怪了。事實也證明，你也許記不住他們的詩句，可記住了他們的死，這種奇特方法的死，比他們寫過的那些詩，更加膾炙人口。
這兩位外國詩人，一因老婆被別人睡了，綠帽子戴得很不舒服；一因麵子上很覺坍台，被貴族奚落得頗不受用。“斯痛久已忍”的爆發，很容易趨向極端。要是碰上寫小說的，寫散文的，就不會有這種過激反應，我當“右派”二十二年，一條隨便什麽樣的狗，都趴在我頭上拉屎撒尿，又如何？不也強忍下來。可俄國詩人咽不下這口鳥氣，是可忍，孰不可忍，於是拔出槍來，向對方叫陣。寫詩是詩人的強項，玩槍（包括玩政治）未必就是高手，一按扳機，人家毫毛沒掉一根，自己卻當場飲彈身亡，死便成了詩人最後的一首詩。
比之洋詩人，國產詩人要孬種一些，從古至今，敢於訴求於決鬥，來解決“斯痛久已忍”者，絕無僅有，甚至如謝靈運，跟最高當局來一個公然不賣賬者，也頗為罕見。說來可憐，中國文人習慣於自殺和被殺，寧肯磕頭如搗蒜，缺乏“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精神，寧肯寫檢查把自己描繪成一個王八蛋，就是不敢有於抗爭中“吾與汝俱亡”的勇氣。
我一直想，這可能與屈原開了這個軟弱的頭有關。三閭大夫甚愛楚國，而楚國不甚愛他，失落之極，哀怨之極，想忍下去，忍不住，想做什麽，做不了，一個人在汨羅江邊徘徊來，徘徊去，希望楚懷王在最後一刻，派個通訊員來，請屈大夫回都城去高就（這是中國文人永遠的夢），那也就可以不死。偏偏路上不見有來人的影蹤，於是，采用自沉之道，一死了之。
中國的第一詩人如此這般地死，中國的第二詩人李白，豈能不如法炮製，果然他也采取了同一手段，你說巧也不巧？李白，與屈原同樣，也懷著這個永遠的夢，東奔西走，幹謁，投誠，示忠，效勞，但均不甚得意，很想做點建功立業的事情，結果不但沒得到他想要的，還差點搭上自己身家性命。後來，赦免了，從夜郎放回，放回又如何，年事已高，詩壇沒有他的戲，或許無所謂；政壇沒有他的戲，他可真是很在乎的。那晚，酒也喝高了點，就決定走前輩那條不歸路。船行江心，他在月光下，看到江水中自己的影子，告訴船夫說，你看你看，老朋友來接我去榮華富貴了。說罷，撲通一聲，跳下水去。中國第一號和第二號的大詩人，同是自沉，又死出一個相似而不盡相同的場麵，一個在絕望中死，一個在希望中亡。詩人就是這樣追求特殊的一族。
但謝靈運終於鬧到被砍掉腦袋，實在是由於他狂到了極致。中國詩人被殺頭者不少，但在殺頭的詩人中間，他是最出色的一個。
鍾嶸在《詩品》裏，給予他很高的評價，褒揚有加，我懷疑他是不是收下了謝客的紅包。這是近年來評論家口袋之所以稍微豐滿的一個大家都心知肚明的原因。但謝死後三十六年，鍾才出生，授受禮金的可能性近乎零，所以，隻能看作這位評論家對謝的高看和情有獨鍾。他認為謝“才高詞盛，富豔難縱”，並分析謝說：
其源出於陳思，雜有景陽之體，故尚巧似，而逸**過之。頗以繁富為累，嶸謂若人興多才高，寓目即書，內無乏思，外無遺物，其繁富。宜哉！然名章迥句，處處間起，麗典新聲，絡繹奔會，譬猶青鬆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塵沙，未足貶其高潔也。
所以，他的結論是：“謝客為元嘉之雄。”
同時代人鮑照，湯惠休，都用“如芙蓉出水”來形容謝靈運的詩。稍後，梁簡文帝蕭綱，一個寫豔詩的皇帝，也說“謝客吐言天拔，出於自然”，“巧不可階”。再往後，杜甫有“焉得思如陶謝手”，蘇軾有“陶謝之超然”的讚美，到了明代，陸時雍在《詩鏡總論》裏講：“熟讀靈運詩，能令五衷一洗。”看來，在陸先生眼裏，讀謝客的山水詩，就像是沐浴在富含負離子的真山真水之中，靈與肉得到**滌，而渾身舒泰通暢，這個評價就更神乎其神了。
後人常將他和陶淵明放在一起，曰“陶謝”。但陶潛生前是不怎麽出名的，在謝公子的眼裏，不過是個窮兮兮的鄉巴佬而已，五柳先生隻是後來經昭明太子的鼓吹，才在文學史上與謝並列。而謝康樂，據《文選人名錄》稱，謝靈運“幼而聰慧，善屬文，舉筆立成，文章之盛，獨絕當時”。《宋書》謝的本傳裏也說：“每有一詩至，都邑貴賤，莫不競寫，宿昔之間，士庶皆遍，遠近欽慕，名動京師。”
他知名度之高，比當今的暢銷書作家還要賣座。從史料上，看不出他曾經炒作，曾經請評論家到場鼓吹，曾經靠臍下三寸的性描寫贏得讀者，曾經以他很帥的麵孔印在書上自稱美男作家賣弄色相。也沒見他拉關係，拜碼頭，吻老爺子，跟諾獎評委套磁。這是一位絕對靠自己作品的實力，硬碰硬的詩人，因為他很自信他擁有的那一鬥之才，他之所以敢狂，正是有這份本錢。他在文壇上的舉足輕重的地位，不是禦賜恩準來的，不是唬誑騙哄來的，而是實打實地憑他作品說話的。謝靈運革除走進死胡同的玄言詩，創山水詩給文壇帶來清新之風，即使從詩歌史的角度看，也是了不起的。
魏晉時期的文化人也挺有意思，服五石散，喜逍遙遊，常酩酊醉，作頹廢狀，講求清高，崇尚無為，終日空談，語必黃老。反映在文學上，便是鍾嶸批評的那種“理過其辭，淡而寡味”的玄言詩。而謝靈運始興的山水詩，則是對這種空泛詩風的一次反撥，他用他的大量作品，來實踐他的文學主張，蔚然形成風氣。謝靈運在人品上，確有許多值得異議的地方，但在文壇上，卻從來不用非文學的手段扳倒別人，或咬誰一口來突出自己。
年輕時，謝靈運也是個恃才自傲，自視甚高，曾經是一個“好臧否人物”的人物。後來，經他叔叔的勸告，“言論自此衰止”（《宋書·謝瞻傳》），就用自己的大量詩歌來證明他的存在了。作家，隻有作品才是最有說服力的東西，光在那裏不斷地發表宣言，要大家奉之為圭臬，可又拿不出一定數量和一定質量的作品來佐證自己文學見解，說到底，不過是一些文學癟三罷了。
大概耍嘴皮子，是中國人千百年來不曾死絕的惡習，誇誇其談，滿口飛沫，天花亂墜，雲山霧罩，別人全不是，就他是，或者，先說自己不是，然後派別人的更不是。魏晉人尚空談，至少還有清雅飄逸的器識、灑脫不羈的風度、通脫豁達的悟性、可資鑒識的智慧。當今一些文學惡少身上，除去那張大嘴，和一堆泡沫語言外，還有什麽呢？
謝靈運的狂，是建築在他的文學本錢上，別忘了，他還擁有別人所沒有的物質財富。晉人南渡，講究門閥等級製度的社會未變，詩人恰巧生在了頂尖兒的王、謝豪門，那時還未呈現“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的蒼涼景象，這就注定他是個縱情享受，逍遙自在，姬妾環繞，僮仆成群的太快活的公子哥兒。謝靈運一出世，就和權勢、金錢、名望、家族力量聯結在一起。《南史》說他：“性豪侈，車服鮮麗，衣服多改舊形製，世共宗之。”這個華麗家族所擁有的政治上和經濟上的特權，更促成他那些可愛而又可嫌的詩人毛病，如果不加檢點的話，隻能往負麵方向加劇發展。《宋書》稱他“為性偏激，多愆禮度”，“博而無檢”，正是這些性格上的弱點，使他很快地狂到了生命的終點。
劉裕篡晉後，不得不買這些名門世家的賬，仍讓謝靈運襲其祖職，“封康樂公，食邑三千戶”。由於這樣一個源遠流長的家族背景，而擁有的身份、地位、權勢和財富，很容易養成他根本不把別人放在眼裏的傲慢。這倒也罷了，但跟皇次子劉義真，成了關係匪淺的鐵哥兒們以後，就不再是那個自由不羈、放任奢豪、為所欲為、無所顧忌的名士派，而是一個隱則自詡為山中宰相，出則進入宮掖為太子賓客，在家田連阡陌、富甲一方，在官率意而為、放任行事的特權人物。
就以他在會稽的始寧墅而言，據他所作《山居賦》的介紹，園中有兩座山，山與山間有河流，“自園之田，自田之湖，泛濫川上，緬邈水區”，可以想象那是多大的規模。“每出入，自扶接者常數人，民間謠曰：‘四人攜衣裙，三人捉坐席’是也”（《宋書·五行誌》）；尤其“好為山澤之遊，窮幽極險，從者數百人，伐木開徑，百姓驚擾，以為山賊”（《資治通鑒·宋紀四》）。這樣的奢靡浮華，享樂無厭，行為不檢，擾民滋事，謝大詩人的狂也不免太過分了。
狂狷，也是文人性格的一種，但無節製，便會膨脹，他當然不滿足於這種僅僅是闊綽的生活現狀，因為他“文章之美，與顏延之為江左第一，縱橫俊發，過於延之”，這些名氣、聲望、成就，加上自負，那根詩人的神經，就開始發熱起來，漸漸不安於位，“自謂才能宜參權要，常懷憤憤”。
中國文人，十之九自稱清高，但真清高者少，假清高者多，說是不想做官，其實，每晚都在做“學而優則仕”這個永遠的夢。有的人，甚至像年輕寡婦盼著再醮似的急不可待，忍不住要去染指權力。像謝靈運這樣自以為是的精英，東宮太子身邊的親信，問鼎中樞，更是其朝思暮想的一件事。其實，詩人不適宜搞政治，最好的狀態，就是做詩，一旦想得到詩以外的東西，常常會出問題。
於是，他插手劉宋政權的最高層的接班矛盾，《資治通鑒·宋紀二》載：“南豫州刺史廬陵王（劉）義真，警悟愛文義，而性輕易，與太子左率衛謝靈運、員外常侍顏延之、慧琳道人情好款密。嚐雲：‘得誌之日，以靈運，延之為宰相，慧琳為西豫州都督。’”能夠得到皇子如此明確的許諾，可見在宮廷鬥爭中卷入之深。凡錯誤地估計客觀形勢的人，總是先對自己的估量錯了。詩人根本不知道這種火中取栗的勾當，弄不好是要燙到自己的爪子的。他不但把手伸進鍋裏去，還在熱鍋裏攪和，這不僅僅是不安分，而是很大程度上的利令智昏了。
可天真的詩人，哪是職業政客的對手呢？熱衷於仕途的謝靈運，以為有劉義真這把保護傘，毫無警懼之心。“大臣徐羨之等惡義真與靈運等遊，義真故吏範晏從容戒之，義真曰：‘靈運空疏，延之隘薄，魏文帝所謂文人類不護細行者也，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於悟賞耳。’於是羨之等以為靈運、延之構扇異同，非毀執政，出靈運為永嘉太守，延之為始興太守。”
外放的黜降，未足以使謝靈運清醒。緊接著，劉義真為之說好話的結果，是連這位候補皇太子也弄到京城之外當散王了。如此嚴重的事態，謝靈運照樣在遊山玩水，吃喝玩樂。他還發明出一種登山用的旅遊屐，一頭高一頭低，上下山時顛倒穿用，十分方便，可見他並不把劉義真的沒落當回事。太狂的人，往往失去正常人應有的感覺。
一直到大臣們設法把劉義真幹掉，擁立了劉義真的弟弟劉義隆為帝。宮廷政變的斑斑血跡，這才使謝靈運意識到情況不妙，可他除在一些詩中用借寓的手法，流露出傷感情緒，並無任何收斂自己的措施；而且他馬上看到對自己有利的一麵，因為上台後的劉義隆還建康後，並沒有懲罰他以前與劉義真交往的那一段，還不顧舊惡，征他為秘書監，“賞遇甚厚”，使他神魂顛倒，不但狂放如故，甚至益發地二百五起來，認為連帝王也不敢拿他怎樣。
其實，劉義隆眼裏的謝靈運，比喻得動聽一點，牆上掛的一幅字畫，蛋糕上嵌的一顆紅櫻桃，中看不中用的裝飾品而已。所有封建統治者看待文化人，都是用來裝點門麵的。《宋書》本傳載：謝靈運“既自以名輩才分應參時政，初被召，便以此自許。既至，文帝唯以文義見接，每侍宴談賞而已”。賞花吟月，敬酒行令，奉旨賦詩，歌功頌德，謝先生的任務，不過是擺擺樣子，表明皇帝如何地偃武修文，如何地尊儒重士，如何地太平氣象，陪著喝喝茶，聊聊天，開開心，解解悶，使得龍顏大悅，也就該打道回府。
詩人應該是聰明人，但也有不明細的時候。所謂禦用文人，和給皇帝搓背捏腳、按摩撓癢的小太監們，那地位也差不太多的，不過是要讓皇帝舒服罷了。但是，“王曇首、王華、殷景仁，名位素出靈運下，並見任遇，靈運意甚不平，多稱疾不朝直；或出郭遊行，且二百裏，經旬不歸，既無表聞，又不請急”。謝靈運以為鬧鬧情緒，甩甩架子，給皇帝一點顏色看看，會對他另眼相待。這就是詩人在自討沒趣了，皇帝會在乎他一個詩人的去留嗎，就算所有的文人，都患了虎列拉，死光了，劉義隆不照樣當他的皇帝？
於是，一紙公文，將謝靈運解職回家，給了他一點麵子，算是他請了病假。回到會稽的詩人，神經依舊，略無收斂之意，“遊飲自若”，前麵提到他一人出行，二百隨從的逢山開路，遇水塔橋，嚇得地方當局以為來了什麽叛軍。要加以防範的旅遊，就是他在回始寧後發生的事。結果“為有司所糾”，“坐免官”。發配嶺南，到那裏以後，狂如故，又被他的反對派狠狠奏了一本，誣告他“買兵器，結健兒”，要謀反，皇帝這回真的惱火了，“詔於廣州棄市”。
司馬光說：“靈運恃才放逸，多所陵忽，故及於禍。”詩人隻活了四十九歲，正是創作旺期，把腦袋玩掉了。如果他不那麽折騰，不那麽張狂，不那麽樹敵，隻是寫他的山水詩，當他的頭牌詩人，也許不至於弄到殺頭的地步。但他心太野，手太長，想得到的東西太多，結果什麽也得不到，不但得不到，自己還把腦袋放到斷頭台上。
那個讚賞過謝靈運的梁簡文帝，在《誡當陽公大心書》裏，對他兒子講了一個很重要的為人和為文的觀點：“立身之道，與文章異。立身先須謹重，文章且須**。”所以，詩人要狂，無狂也就無詩；隻有狂，才能促使靈感爆發，意興升華，才能出現詞句的沸騰，智慧的閃光。但切不可太狂，尤其不可傻狂，更不可狂到詩外。所以，凡為詩人者，小狂風雅，中狂討嫌，大狂送命，這筆賬還是真要好好算一算，看怎樣一個狂法，更劃得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