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
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荊榛。
龍虎多啖食，兵戈逮狂秦。
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
揚馬激頹波，開流**無垠。
廢興雖萬變，憲章亦已淪。
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
聖代複玄古，垂衣貴清真。
群才屬休明，乘運共躍鱗。
文質相炳煥，眾星羅秋旻。
我誌在刪述，垂輝映千春。
希聖如有立，絕筆於獲麟。（《古風》其一）
打開《全唐詩·李白卷》，第一首就是這首《大雅久不作》。清代編纂《唐詩別裁》的沈德潛認為：“太白詩縱橫馳驟，獨《古風》二卷，不矜才，不使氣，原本阮公，風格俊上，伯玉《感遇詩》後，有嗣音矣！”照他這麽一說，李白應該是一位儼然的正統派。
鄙意未必！
要是有可能求教詩人本人的話，恐怕他也不能首肯，更不會認同自己是詩壇上具有責任感、使命感的道德衛士。雖然在這首詩中，他憂心忡忡地呼籲“大雅”的出現，洋溢著撥亂反正的精神，但以他一生的文學實踐衡量，幾乎很少遵循這個創作準則。現在流傳下來他所寫的九百多首詩和幾十篇文章，大都為“矜才使氣，縱橫馳驟”離正統甚遠的作品。
所以，先要舉出詩人這一首《古風》，是為了說明李白始終處於相當程度的自我矛盾之中。他有時候是自己，有時候就不是他自己，有時候他在做一個想象中應該是什麽樣的自己，有時候失去自己，走到不知伊於胡底的地步。李白從公元701年生，到公元762年死，可以說是一生矛盾，矛盾一生。
姑且相信有上帝這一說，不知為什麽，祂把人造成如此充滿矛盾的一個載體，而人之中的詩人，尤甚。設若矛盾在平常人身上，計數為一，那麽，在詩人身上必然發酵為一百。同樣一件事，你痛苦，他就痛苦欲絕；你快樂，他就快樂到極點，到狂。詩人與別人不同之處，無論痛苦，還是快樂，來得快，去得更快。於是，詩人像一隻玻璃杯，總是處於矛盾的大膨脹和大收縮的狀態下，很容易碎裂。
所以，真正的詩人，都很短命。有些詩人雖然後來還苟活著，實際上，他的詩情，早已掏空，他的五色筆，也被夢中的美丈夫收回去了，壓根兒已不是詩人，隻不過是原詩人或前詩人。寫不出詩，並不妨礙他仍頂著詩人的桂冠，在街頭搖晃，作行吟狀，真惡心！
這首《古風》的寫作年代，由於引用了孔夫子的話，“甚矣，吾衰也”，一個“衰”字，研究者認為是李白晚年的作品。其實，一個人到了真老的時候，往往諱言其老。兩條腿都成天津麻花了，走路打晃，還說自己健步如飛，要繼續拉車；嘴巴都不嚴絲合縫了，哈拉直流，還說自己心神俱佳，要再幹一程。這些人不但自己諱言老字，也嫉恨別人總是提醒他這個事實。所以，李白能在詩中說“我老得不行了”，證明他未必真老。
再說，李白在逝世以前的那段日月，作為一個充軍夜郎，遇赦折返的國事犯，羈旅江湖，家國難歸，那心境怕快活不起來，他筆下隻能寫這種愁眉不展的詩：
竄逐勿複哀，慚君問寒灰。
浮雲本無意，吹落章華台。
遠別淚空盡，長愁心已摧。
三年吟澤畔，憔悴幾時回？（《贈別鄭判官》）
一個“心已摧”的詩人，不可能有興致去研究當時詩壇的風潮、流派，以及詩人們的精神狀態。
同樣，《古風》這首詩，也不可能是他春風得意那一陣寫出來的，太快樂比太痛苦更不容易激發詩的靈感。聲色犬馬，三陪女郎，酒足飯飽，桑拿浴房，這時候的詩人隻有飽嗝可打，臭屁可放，詩是絕做不出的，更甭說去關注詩歌運動了。一千年前，李白在長安城裏，過的是他摯友所寫的那優哉遊哉的日子：
李白一鬥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
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杜甫：《飲中八仙歌》）
再說，作為供奉翰林，李白還得哄皇帝老爺子開心。從宋人王讜著的《唐語林》中的一則故事知道，詩人的馬屁術，也挺有水平。“玄宗燕諸學士於便殿，顧謂李白曰：‘朕與天後任人如何？’白曰：‘天後任人，如小兒市瓜，不擇香味，唯取其肥大者；陛下任人，如淘沙取金，剖石采玉，皆得其精粹。’上大笑。”
當然，李白的作秀，或李白的佯狂，是他的一種舞台手段，他渴嗜權力，追逐功名，奔走高層，討好豪門，是為了實現更遠大的目標，宮廷侍奉，更是他必須全身心投入的得以接近最高當局的惟一機會。所以，他忙得很，至少那一程子，分身乏術，忙得腳打後腦勺，不可能寫《古風》。
下麵這首近似“吹牛皮”的詩，便可了解他那時的得意心情了——
少年落魄楚漢間，風塵蕭瑟多苦顏。
自言管葛竟誰許，長籲莫錯還閉關。
一朝君王垂拂拭，剖心輸丹雪胸臆。
忽蒙自日回景光，直上青雲生羽翼。
幸陪鸞輦出鴻都，身騎飛龍天馬駒。
王公大入借顏色，金璋紫綬來相趨。
當時結交何紛紛，片言道合惟有君。
待吾盡節報明主，然後相攜臥白雲。（《駕去溫泉後贈楊山人》）
英國的莎士比亞，一生中侍奉兩位君王，一位是伊麗莎白，一位是詹姆士二世。前者，他隻有在舞台邊幕條裏探頭探腦的份；後者，他不過穿著驃騎兵的號衣，在宮殿裏站過崗，遠遠地向那個跛子敬過禮。而我們的詩人李白，不僅與李隆基同乘一輛考斯特，由西安同去臨潼，一路上還相談甚密，十分投機。《唐語林》也證實：“李白名播海內，玄宗見其神氣高明，軒然霞舉，上不覺忘萬乘之尊，與之如知友焉。”看來，詩人的得意之吹，固然有發酵的成份，但大致符合實際。他給楊山人寫詩的時候，肯定采取海明威的站著寫作的方式，因為他已經激動得坐不住了。
所以，依我看，那首《大雅久不作》，有可能是他天寶三年（744）第二次離開長安以後，已經有點失落，但未完全失落的期間寫的。有點失落，怨而不怒，是寫風雅頌的最佳狀態，完全失落，一心舒憤懣，就有失溫柔敦厚之意了。
處世若大夢，胡為勞其生。
所以終日醉，頹然臥前楹。
覺來盼庭前，一鳥花間鳴。
借問此何時，春風語流鶯。
感之欲歎息，對酒還自傾。
浩歌待明月，曲盡已忘情。（《春日醉起言誌》）
正因為他還有一份對長安的憧憬，才生出“浩歌待明月”的期冀，才有寫一首《大雅久不作》的感懷詩的可能。無論如何，他終究是和皇帝在一輛考斯特車上坐過，很官方色彩過的。所以，他有一時興來的正統情感，雖然自己倒未必堅持正統，猶如他習慣了寫非主流的作品，興之所至，偶爾主流一下，也未嚐不可。大師出神入化的詩歌創作，在物我兩忘的自由王國裏任意翱翔，就不能以凡夫俗子的常法常理，來考量他了。
對李白這樣徹頭徹尾的浪漫主義者來講，要他做到絕對的皈依正統，死心塌地的在體製內打拚，恐怕是一件最痛苦的事情，繼續做籠中的金絲鳥，無異於精神的奴役。這也是他第二次終於走出長安的底因。如果我們理解李白在人格上，更多的是一個悖背正統的叛逆者，也許就不能苟同這首詩能夠代表他全部的文藝觀點了。
但是，也別指望他能大徹大悟，李白與文學史上所有大師一樣，無不處於矛盾之中。一方麵，建功當世，以邀聖寵，揚聲播名，以求聞達，這種強烈的名欲，使他幾乎不能自已；一方麵，浪跡天涯，嘯歌江湖，徜徉山水，看穿紅塵，恨不能歸隱山林；一方麵，及時行樂，不受羈束，聲色犬馬，胡姬吳娃，離開女人簡直活不下去；一方麵，四出幹謁，曲事權貴，奔走營逐，賣弄才華，沉迷名利場中而不拔。所以，公元733年，他第一次離開長安後，東下徂徠，竹溪友集，人在江湖，其實，還是心存魏闕的，這是詩人一輩子也休想擺脫的“我輩豈是蓬蒿人”的攀高心結。
這不僅僅是李白，世界上有幾個甘於寂寞，當真去歸隱的文人呢？唐代，有許多在長安撈不到官做的文人，假門假勢地要去隱遁，可又不肯走得太遠，就到離長安不遠的終南山當隱士。隔三差五，假借回城打油買醋，背幾箱方便麵在山裏吃的理由，屁顛屁顛地又溜進來青綺門，窺探都城動靜。
“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盡還複來”，《將進酒》一詩中的這兩句名言，注定了詩人不能忍受的，就是不堪於默默中度過一生。公元742年，他的機會來了，由於他友人道士吳筠，應召入京，吳筠又向玄宗推薦了李白，唐玄宗來了好興致，征召我們這位詩人到長安為供奉翰林。於是，他寫下這首毫不掩飾自己的得意之歌。
白酒新熟山中歸，黃雞啄黍秋正肥。
呼童烹雞酌白酒，兒女嬉笑牽人衣。
高歌取醉欲**，起舞落日爭光輝。
遊說萬乘苦不早，著鞭跨馬涉遠道。
會稽愚婦輕買臣，餘亦辭家西入秦。
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南陵別兒童入京》）
最後兩句，我們能夠想象詩人當時那副樂不可支的模樣，幸而他一向佯狂慣了，要是這幸運落在《儒林外史》中的範進頭上，怕到不了長安，就笑瘋了。凡詩人，都有強烈的表現欲，哪怕他裝孫子，作假收斂，作假謙謹，那眼角的餘光，所流露的貪念，是打埋不住的。所以，像李白這樣不遮不掩，不蓋不藏的真性情，真自在，真實的內心，真透明的靈魂，倒顯得更加真率可愛。
李白倒不是浪得大名，“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軒轅以下頗得聞矣”，“十五觀奇書，作賦淩相如”，深信自己具有“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奮其智能，願為輔弼，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的能量，正是這一份超常智慧，卓異才華，使他既自信，更自負。
在《與韓荊州書》中的他，那豪放狂傲、不可一世的性格，和他幹謁求售時急不可待的心情，兩者如此巧妙地結合，不能不令人對其筆力所至、無不盡意折服：“白，隴西布衣，流落楚漢，十五好劍術，偏幹諸侯。三十成文章，曆抵卿相。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皆王公大人許以義氣，此疇曩心跡，安敢不盡於君侯哉！”把自己狠狠吹了一通以後，又把荊州刺史韓朝宗，足足捧了一頓：“君侯製作侔神明，德行動天地。筆參造化，學究天人。幸願開張心顏，不以長揖見拒，必若接之以高宴，縱之以清談，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然後，進入主題，凡吹，凡拍，無不有明確的目標。“今天下以君侯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一經品題，便作佳士。而今君侯何惜階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揚眉吐氣，激昂青雲耶！”
怎樣吹自己，是一門學問，以上引文，不足百字，要吹的全吹了，要達到的目標全表達了，而且，文采斐然，豪氣逼人。我絕無厚古薄今的意思，當今一些作家、詩人在包裝促銷、炒作高賣方麵，可謂瞠乎其後。到底是大詩人，大手筆，連吹，也吹出這一篇難得再見的絕妙文章。直到今天，李白先生吹自己的傑作，還被莘莘學子捧讀，還能讀得十分動情。時下文壇上那些吹者和被吹者，三個月，不，一個月以後，還有人記得嗎？
一個作家，寫了些東西，想讓人叫好，是很正常的情緒。在信息泛濫得無所適從的今天，給讀者打個照會，不必不好意思，無非廣而告之。適當吹吹，無傷大雅。如今鋪天蓋地的廣告，有幾份是有一說一，有二說二的呢？因此，街頭吆喝，巷尾叫賣，推銷產品，便屬必要。所以，別人不吹，自己來吹，老王賣瓜，自賣自誇，不是什麽丟人現眼的事，拉點讚助，雇人鼓掌，也不必大驚小怪。
文人好吹，當然不是李白開的頭，但不管怎麽說，李白的詩和文章，卻是第一流的，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也是眾所周知的。所以，有得吹的吹，並不是一件壞事；讓人痛苦的，是沒得吹的也吹，充其量，一隻癟皮臭蟲，能有多少膿血，硬吹成不可一世的鯤鵬，吹者不感到難堪，別人就會覺得很痛苦了。
但是，假冒偽劣產品，由於質次價廉的緣故，碰上貪便宜的顧客，相對要賣得好些。貨真價實的李白，一腦子絕妙好詩，一肚子治國方略，就是推銷不出去，第一次到長安，他隻有坐冷板凳的份。
愁坐金張館，繁陰晝不開。
空煙迷雨色，蕭颯望中來。
翳翳昏墊苦，沉沉憂恨催。
清秋何以慰，白酒盈吾杯。
吟詠思管樂，此人已成灰。
獨酌聊自勉，誰貴經綸才？
彈劍謝公子，無魚良可哀。（《玉真公主別館苦雨》）
好容易走了駙馬爺張垍的門子，以為能一登龍門，便身價十倍，哪知權力場的鬥爭，可不是如詩人想象的那樣簡單。他兩進長安，興衝衝地來，灰溜溜地走，都栽在了官場傾軋，宮廷紛爭之中。大概，一個真正的文學家，政治智商是高不到哪裏去的；同樣，一個真正的政治家，其文學才華，總是有限，這是魚和熊掌不可得兼的事。不錯，英國的邱吉爾獲得過1953年的諾貝爾文學獎，與其說獎他的文學，不如說獎他堅定的反對共產主義的一生，來得更確切些。駙馬將李白扔在了終南山裏那位道姑的別墅裏，再也不理不問。細雨蒙蒙之中，希望渺渺之時，能不發出感歎係之的悲鳴嗎！
毛澤東曾用毛與皮的關係，比喻知識分子的依存問題。封建社會中所謂的“士”，也是要考慮“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李白為了找這塊可以附著的皮，第二次進了長安。這回可是皇帝叫他來的，從此能夠施展抱負了，雖然，他那詩人的靈魂，“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不能完全適應這份新生活，隻好以酒度日，長醉不醒。而李隆基分派下來的寫詩任務，不過哄楊貴妃開心而已。無法參預朝政，得不到“盡節報明主”的機會，眼看著“光景不待人，須臾發成絲”。最後，他隻好連這份吃香喝辣的差使，也不幹了。終於打了辭職報告，卷起鋪蓋，告別長安。
本來他以為從此進入決策中樞，一顯才智。可在帝王眼裏，供奉翰林與華清池的小太監一樣，一個搓背擦澡，一個即席賦詩，同是侍候人的差使。也許，他未必真心想走，說不定一步一回頭，盼著宮中傳旨讓他打道回朝，與聖上熱烈擁抱呢！我們這位大詩人，在興慶宮外，左等不來，右等不到，隻好撅著嘴，騎著驢，出春明門，東下洛陽，去看杜甫了。
這就是封建社會中的知識分子，總是處於出世與入世，在野與在朝，又想吃，又怕燙，要不吃，又心癢的重重矛盾之中的原因，也是曆代統治者對文人不待見，不放心，斷不了收拾，甚至殺頭的原因。
第二次漫遊，李白走遍了魯、晉、豫、冀、湘、鄂、蘇、浙，公元753年，在安徽宣城，又寫了一首感到相當失落，但仍不甘失落的詩。
青春幾何時，黃鳥鳴不歇。
天涯失鄉路，江外老華發。
心飛秦塞雲，影滯楚關月。
身世殊爛漫，田園久蕪沒。
歲晏何所從，長歌謝金闕。（《江南春懷》）
也許，一個人的性格可能決定了他的命運，同樣，一個人的命運也可能支配著他的心路曆程。十年過去，無論他兜了多麽大的圈子，從那首“浩歌待明月”，到這首“長歌謝金闕”，軌跡不變，仍舊回到最初的精神起點上去。
真為我們的想不開的詩人痛苦。老先生啊，文學史記住的是你的詩，至於你的官銜，你的功名，那是一筆帶過的東西，即使寫在悼詞裏，光榮、偉大、正確、英明、雄偉、遼闊，一直到嗚呼尚饗，全寫了，又如何？念完以後也就完了，沒有一個人會聽進耳朵裏去。但是，人們卻能記住你的詩。所以，一看到我的許多同行，忙忙碌碌，甚至蠅營狗苟，謀這個職務，求那個差使，得著，歡天喜地，得不著，呼天搶地，我就想，有那精神和時間，寫點東西該多好？不寫東西，躺在草地上，四肢撐開，像一個“大”字，看天上的浮雲遊走，又該有多自在？
文人得了官場病！也就沒治了！
我一直在思索，若是他死心塌地的去做他的行吟詩人、雲遊山人、業餘道人，或者大眾情人，或者長醉之人，有什麽不好？可他總是心緒如麻地往長安那個方向眺望不已，難道他還看不出來，那個不可救藥的李隆基，已離完蛋不遠了嗎？就算朝中的清醒者，聘他回長安施展治國才能，坐在火藥桶上的李唐王朝，引線已經點燃，開始倒計時，他能阻止這場帝國大爆炸嗎？
但詩人不，撇開他的私念不論，那一份家國之念的執著，那一份功名之想的強烈，還是令人感動。尤其那一份“欲獻濟時心，此心誰見明”的急迫感，簡直成了他的心獄。在登謝朓樓時，還念念不忘“何時騰風雲，搏擊申所能”。那個昏憒的唐玄宗，早把醉酒成篇的詩人，忘掉在九霄雲外；時隔十年以後的李白，還自作多情地“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擾”，憂國憂民不已，讀詩至此，不能不為中國知識分子這種多餘的癡情，感到深深的悲哀。
他不愛你，你還愛他，這單相思豈不是白害了嗎？
公元755年，李唐王朝的盛世光景，再也維持不下去，安史之亂終於爆發；從此，元氣不複，走向衰弱。同樣，這場動亂也將李白推到皇室鬥爭的政治漩渦之中，成了犧牲品。他還沒有來得及弄清誰是誰非，急忙忙站錯了隊，便草草地於垢辱中走完生命的最後旅程。
他是個快活人，即使在逃亡避難，奔走依靠途中，不乏行吟歌嘯，詩人興會，酒女舞伎，遊山逛水的快活，這是他幾乎不可或缺的人生“功課”，該快活，能快活，還是要快活的。但是，詩人是個矛盾體，快活的同時，也有不快活，便是那場血洗中華的戰亂，他不能不激動，不能不憤怒，不能不憂心忡忡。
馬如一匹練，明日過吳門。
乃是要離客，西來欲報恩。
笑開燕匕首，拂拭竟無言。
狄犬吠清洛，天津成塞垣。
愛子隔東魯，空悲斷腸猿。
林回棄白璧，千裏阻同奔。
君為我致之，輕賚涉淮原。
精誠合天道，不愧遠遊魂。（《贈武十七諤》）
於是，他無時無刻不關注著兩淮戰事，河洛安危，“撫劍夜吟嘯，雄心日千裏”，“中夜四五歎，常為大國憂”，河山灰燼，社稷傾圮，愛國之情，報國之心，還是使得這位快活的詩人，夜不能眠，起坐徘徊。
所以，為李白辯者，常從這個共赴國難的角度，為他應詔入永王幕表白。但那是說不通的，很難設想關心政治的李白，會胡塗到絲毫不知這個握兵重鎮的李璘，正在反叛的事實。他所以走出這一步，是經過了慎思熟慮的。我認為玄武門之變的曆史教訓，對詩人的那根興奮了的迷走神經來說，是一種強刺激。他心中有個算計，就是在決勝局尚未揭曉之前，既沒有勝者，也沒有敗者，誰知這位皇子，會不會是第二個李世民，明天的唐太宗呢？
詩人是以一個賭徒的心理，押上這一寶的。他哪裏想到，這一步鑄成他的大錯，這一錯加速他的死亡。
當他被李璘邀去參觀那一支王牌水師，走上樓船的甲板時，官員們呐喊歡呼，列隊歡迎，水兵們持槍致敬，恭請檢閱。穿上軍衣，戴上軍階，挎上軍刀，行著軍禮的李白，總算體驗到一次運籌帷幄之威風，指揮統率之光榮，頓時間，忘乎所以，嘯歌江上，腦袋發熱，讚歌飛揚，把身邊的野心家，當成明日之星，大發詩興，一下子泉湧般地寫了十一首頌詩。
這實在有點破天荒。當年，李隆基點名請他賦詩，也不過才寫了三首《清平調詞》。而這次卻顯得很慷慨：
三川北虜亂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
但用東山謝安石，為君談笑靜胡沙。（《永王東巡歌》其二）
自詡之後，又別有用心地暗示李璘——
龍蟠虎踞帝王州，帝子金陵訪古丘。
春風試暖昭陽殿，明月還過鵲樓。（《永王東巡歌》其四）
最後，則認為天下已定，佐駕有功，就等著永記公司的老板給他分紅了。
試借君王玉馬鞭，指揮戎虜坐瓊筵。
南風一掃胡塵靜，西入長安到日邊。（《永王東巡歌》其十一）
一個本來“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的詩人，現在，成為政治上的胡塗蟲，這種文人見木不見林的短見，太實用，也太庸俗的功利主義，真使人不禁要為誤入歧途的大詩人李白歎息。
至德元年（756）七月，太子李亨即位於靈武，十二月，一看沒戲的永王李璘，公開打出反叛旗幟，割據金陵。公元757年正月，永王率水師東下，經潯陽，從廬山把詩人請了下來。政治家有時需要文學家，隻不過起個招牌作用而已，李璘舉事，民心不附，當然要這樣一位名流作號召。詩人有其天真的一麵，當真想象他就是東晉的“斯人不出，如蒼生何”的謝安，胡子一撅一撅，下山輔佐王業去了。
其實，李璘集結軍隊，順流而下，分兵襲擊吳郡、廣陵，已引起江南士民的抵抗，李白是清楚的。急於擴大地盤，另立中央的行徑，幾乎沒有州縣響應，更無名流支持，李白也是了解的。否則就沒有猶豫再三，最後經不起敦勸和**，才入幕為賓的過程。
他哪裏想到，那個剛登上皇位的李亨，一見後院著火，大敵當前也顧不得了，回出手來便狠狠地收拾他的兄弟。二月份在鎮江的一場激戰，曾被詩人歌頌過的英武水師，被打得潰不成軍，詩人至此，吃什麽後悔藥也來不及了。
最可笑的，那個主犯李璘，沒有定罪，而從犯李白，李亨卻不肯原諒。
先把詩人關在潯陽獄中，幸好，得到禦史中丞宋若思的營救，取保釋放。出於感激，趕緊寫了一首題目很長的詩，《中丞宋公以吳兵三千赴河南軍次尋陽脫餘之囚參謀幕府因贈之》，獻上去——
獨坐清天下，專征出海隅。
九江皆渡虎，三郡盡還珠。
組練明秋浦，樓船入郢都。
風高初選將，月滿欲平胡。
殺氣橫千裏，軍聲動九區。
白猿慚劍術，黃石借兵符。
戎虜行當翦，鯨鯢立可誅。
自憐非劇孟，何以佐良圖。
所以把這首泛泛的詩作，抄錄出來，因為我實在懷疑，是不是原來打算獻給永王的？如果那個野心家真的坐江山的話，這不是一首寫他創業建功的現成的詩嗎？
這世界上有的是小人，而皇帝有可能是最大的小人，李亨不保他，誰保也不行，詩人保外的日子很快結束，最後，給他定了“從璘”罪，流放夜郎。
《舊唐書》為史家著，對於李白之死，是這樣寫的：“永王謀亂，兵敗，白坐長流夜郎，後遇赦得還，竟以飲酒過度，醉死於宣城。”《新唐書》為文人撰，對於同行多所回避，連醉也略而不談了。
但李白醉酒落水而死，杜甫過食牛肉而亡的傳說，卻在民間一直流傳至今。中國文人的非正常死亡，這是兩個經常提及的例證。有一說，詩人醉酒泛舟江上，誤以為水中月為天上月，俯身捉月，一去不回。有一說，詩人看到江上的月影，以為是九霄雲外的天庭，派使者來接他上天，遂迎了過去，躍入江水之中，有去無歸。
大鵬飛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濟。
餘風激兮萬世，遊扶桑兮掛石袂。
後人得之傳此，仲尼亡兮誰為出涕。（《臨路歌》）
這是他最後一首詩作，這個一輩子視自己為大鵬，恨不能振翅飛得更高的詩人，忘了萬有引力這個規律，終於還是要重重地摔落在地上的。詩人最後選擇了投入江水懷抱中的這個辦法，也許他想到老子那句名言：“上善若水。”這個結局，說不定能給後人，多留下一點遐想的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