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何晏（190—249），三國曹魏正始年間的侍中尚書，玄學家，作家。在中國文化史上，是個很有名的人物。

第一，在中國，“清談誤國”，始作俑者就是他。這種盛行於魏晉間的好莊老，尚虛無，崇玄談，喜頹廢的文人風氣，由他和夏侯玄、王弼等人倡起，“迄乎永嘉，流及江左，猶末已也”（胡三省語）。這是一種與中國文化中正統的、主流的儒學思潮長期存在著的相悖相逆的思想意識形態。

第二，始起於漢代、盛行於兩晉、終止於隋唐的流行服用寒食散，成為有身份、有地位的知識分子的時尚標誌。寒食散，又名五石散，是一種帶有毒性的礦石類藥物。食後痛苦異常，純係自虐，兩晉期間，士人競相仿效，荼毒甚廣。而領導此新潮流，開一時風氣之先者，也是他。

所以，凡涉及清談，涉及服散，就必然要講到何晏。

一個人，且不論對其評價如何，若是能夠在曆史長河中，留下一些或好或壞，或深或淺的印記，任由後人加以評說的話，應該承認總是有他與眾不同的才智、能力、稟賦和天性等等過人之處。倘是資質凡庸一般，好也好不到哪裏去，壞也壞不到哪裏去，一生行狀，無可述及，也就難以卓爾不群，在史冊上留下一個名字了。因為中國曆史，向來都是由皇上指定的那些正統的、主流的文人學士來撰寫，所以，離經叛道的何晏，成為一個不被看好的人物，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命運了。

何晏，字平叔，南陽宛人。他的祖父何進（也有一說是何進之弟何苗），就是引西涼軍閥董卓到洛陽除宦官不成，結果自己把命送掉的國舅大人，依賴妹妹為漢靈皇帝後的裙帶關係，而頓時滿身朱紫起來。漢重門第，魏重流品，一直到前不久的推崇紅五類，“血統論”或“出身論”在中國有其久遠的曆史淵源，和需要時所產生的市場價值。所以，何進雖為大將軍，但很被當時的名門望族所鄙視，因為何進屠戶出身，要在十年“文革”期間，日子，可能好過一些，至少可以當個工宣隊什麽的，進駐某間大學，勾幾個女學生玩玩。可在漢末，卻因這身上的豬騷氣，而不大受人們尊敬。

但時光漸漸磨平人為的隔閡，猶如改革開放後，一下子冒出那麽多原來諱談的海外關係一樣，此一時也，彼一時也。到了何晏這一代，大家早忘了舊賬，自然而然地認為他是名符其實的貴族後代。而且，他的母親尹氏，不知怎麽成了曹操的夫人，因此，他也隨著改嫁的媽媽，成了拖油瓶，成為曹操的養子，大家也就把他當作大少爺那樣抬舉了。

也許，那時的道學不像後來那樣假惺惺得可怕，也許，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嚇人權勢，使他允許自己浪漫。在曆朝曆代的統治者中，他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風流領袖，倒也不必奇怪。如果能把國家治理得像個樣子，老百姓不陷於水深火熱之中，這點浪漫完全可以諒解。這樣，何晏隨從母親被曹操收養，而且，還娶了曹操女兒金鄉公主為妻，成了駙馬爺。於是，何晏本來很高的貴族門第，已屬非同小可。現在搖身一變為最高統治者的養子兼乘龍快婿，拿今天的話講，就是貨真價實的高幹子弟，很可能是要進入中樞，成為領導幹部的第二梯隊了！

但是，侈汰富奢的生長環境，過於優越的外部條件，從進化論的角度來看，對於人的成長發展，能否起到物競天擇，從而強化種群的有利作用，是大可懷疑的。翻開一部二十四史，後悔投生在帝王家者，絕不止一個。至於金枝玉葉，深宮緊鎖，王孫公子，侯門似海，他們的命運有時也並不值得眼紅。班固在《前漢書·景十三王傳》裏分析：“昔魯哀公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嚐知憂，未嚐知懼，信哉斯言也。雖欲不危亡，不可得已。是故古人以宴安為鴆毒，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漢興至於孝平，諸侯王以百數，率多驕**失道，何則沉溺放恣之中，居勢使然也。”何晏一輩子自視甚高，目中無人，罔顧一切，獨立特行，焉知不是從小在宮禁中被薰陶出來的狂妄呢？

何進出身微賤，我不知道他的形象，與吳敬梓筆下範進的丈人胡屠戶，有無相同之處？但從他執政後，很快給東漢王朝畫了終止符這一點看，其智商是很成問題的。然而，正如巴爾紮克所言，不經過三代人的教化，不能成為真正的貴族。到了何進孫子何晏這一代，果然就很有出息了，這位何家的後裔，不但“少有異才，善讀《易》、《老》”（《魏氏春秋》），以才秀知名，而且還是一位在各類史書上都盛讚的美男子，看來，何家的遺傳基因，到了這一代發生了很大的變異。

且不談他的政治背景、家族後台，僅就他的文化素養和他的外貌儀容這點資本，也足以使何晏睨視群倫，把誰都不看在眼下。想到時下文壇，剛有點本錢還不大的作家，隻不過寫了兩篇瞎貓碰上死耗子、趨時邀好的作品，便像凸肚蛤蟆一樣，在春草池塘裏，蛙鼓陣陣地聒噪，實在令人生厭。那麽，有如此家族背景，宮廷奧援，出眾人材，學養不凡的何晏，驕他一傲還不理所當然嗎？

魏晉間，很推崇男性美，曹操就為自己身材短小而頗有自卑感，至於擲果潘安，偷香韓壽，傅粉何郎，都是作為佳話流傳的。何晏的麵白如粉，想來並非虛詞，南朝劉義慶的《世說新語》，就繪聲繪色地描寫過。這部最具權威性的記載中說：“何平叔美容儀，麵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與熱湯餅，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

男子傅粉，在兩晉南北朝時代，很流行。《資治通鑒》稱：“何晏性自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源出《三國誌》裴鬆之注。因為那時的上層社會，浮靡頹廢，****佚，已成風氣。顏之推在《家訓》中描寫過：“梁朝全盛之時，貴遊子弟……無不薰衣剃麵，傅粉施朱，駕長簷車，跟高齒屐，坐棋子方褥，憑斑絲隱囊，列器玩於左右，從容出入，望若神仙。”

魏晉南北朝的性觀念，要比宋以後開放得多，自由得多。但據潘光旦先生譯注靄理士的《性心理學》中考證，男子將臉部敷上白白的脂粉，或穿上鮮豔的女裝，是屬於“性美的戾換現象”，一稱“哀鴻現象”或“服飾的逆轉現象”，意在吸引異性或同性，是一種“有時候和同性戀有些連帶關係，卻不能和同性戀混為一談”的性心理。《晉書·五行誌》稱：“尚書何晏好服婦人之服。傅玄曰：‘此妖服也，夫衣裳之製，所以定上下，殊內外也。’”也證明了這一點。

從以上引證推論開來，他不但具有“性美的戾換現象”，而且有可能是個同性戀者，大概不算過甚之詞。因為用“自喜”這個字眼加諸何晏，與《漢書》中班固形容哀帝的同性戀伴侶董賢“為人美麗自喜，悅其儀貌”中的“自喜”，兩個詞匯的意義相同。這個董賢“嚐晝寢，偏籍上袖，上欲起，賢未覺，不欲動賢，乃斷袖而起”。後來人用“斷袖之癖”作為同性戀的隱語，典出於此。

因此，《三國誌》裴注引《魏末傳》稱：“晏婦謂其母沛王太妃曰：‘晏為惡日甚，將何保身？’母笑曰：‘汝得無妒晏邪！’”他妻子所說的“惡”，諒不是惡行累累，惡跡昭彰，為非作惡，惡貫滿盈的惡，因為“妒”對於女人來講，隻能理解為由於丈夫移情別戀的怨恨，那麽，這個“惡”，自然是指其同性戀方麵的表現了。

總之，何晏受到正人君子傅玄的斥責，說明他在當時，就是一位爭議人物。

好像無論哪個時代，都會有這類以挽救世道人心為己任的神父。他指責何晏穿的是妖服時，可以想象是一張如何不受看的木乃伊麵孔。但何晏好像並不買賬，繼續我行我素。第一，因為那是一個不實行性禁錮，而且經曹操提倡的唯才是舉的社會。曹操說過，即使像漢代陳平那種跟嫂子發生不正當關係，道德敗壞，但有本事的人，我也要重用的。所以，魏晉間名士放浪形骸的行為，根本不算一回事，很可能何晏以他服婦人服，招搖過世為榮呢！第二，他怕什麽，就像魯哀公所言，是個既不知憂，也不知懼的公子哥兒。有誰如他這樣有宮廷後台，有帝室背景，有家族實力，還有同聲共氣的黨羽，以及反正統主流的思潮，所以，他才有恃無恐地為所欲為。第三，他之所以明目張膽地動靜“粉白不去手”，“行走顧影”，“服婦人之服”，既代表了一部分名士的逆反心理，也是對於高壓統治的消極抵抗，甚至佯作張狂，無非藉以逃避政治迫害的一道防線罷了。

據《三國誌》引《魏略》載：“太祖（曹操）為司空時，納晏母並收養晏，見寵如公子。晏無所顧忌，服飾擬於太子，故文帝（曹丕）特憎之，每不呼其姓字，嚐謂之為‘假子’。晏尚主，又好色，故黃初時無所事任。及明帝（曹睿）立，頗為冗官。”於是，我們能夠理解這樣一個才華人品、無不出眾的何晏，直到239年齊王曹芳登極，曹爽親政以前，近五十年間，始終處於抑鬱不得誌的狀態之中，所形成的悖謬逆反心理。

中國古代知識分子，也就是所謂的“士”，與多一個立人旁的“仕”，隻不過時序早晚的差別。仕，首先是士；而士，也必須以成為一個仕為目的。所以，“學而優則仕”，是士的必由之路。但“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也不是沒有可能。於是，耐不得寂寞者，倘不是化為自怨自艾的沉淪嗟歎，就是生出自暴自棄的莫名躁惘。何晏的表現，屬於後者，便是張狂了。

但知識分子中的輕薄之徒，最容易犯的一個錯誤，就是高估自己。由於自我評價與實際值的背離，便會感覺所獲得的報償遠遠不足。由於這種以為欠他太多的債權意識，不滿情緒愈益增加，輕則乖戾張狂，重則敵對抵抗。而統治者才不在乎知識分子的作亂犯上，讓你蹦，又能蹦得多高？隻要老子高興，不過像捏死一個臭蟲那樣，頃刻間便化為齏粉。因此，何晏的結果可想而知，不是以卵擊石，就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事實，也正是如此。

《資治通鑒》載：“何晏等方用事，自以為一時才傑，人莫能及。晏嚐為名士品目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才’，夏侯泰初是也。‘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唯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欲以神諸己也。”他認為：夏侯玄深識遠鑒，所以能精通天下的才誌，司馬師慮周謀全，所以能把握天下的大勢。至於不用費力而飛快向前，不用行動就達到目的，能夠出神入化者，我聽說過這樣的形容，還沒有遇到過這樣的人物。他之引用《易·大傳》裏這三句話，前兩句比喻重量級的夏侯玄和司馬師，後一句的用意非常清楚，就是突出他自己。看來，何晏已非一般的自負，而是頭腦膨脹，不可一世，是注定要失敗的了。

在政治上比不上夏侯玄的雄厚資本，權勢上比不上司馬師堅強實力，何晏隻有在文化領域裏，倚仗其才智，施展其口辯，馳騁一時之雄了。於是，“與夏侯玄、荀粲及山陽王弼之徒，競為清談，祖尚虛無，謂《六經》為聖人糟粕。由是天下士大夫爭慕效之，遂成風流，不可複製焉”。到他做了尚書，有了位望，自然更是門庭若市，談客盈坐，成為當時朝野清談的一位精神領袖。“晏能清言，而當時權勢，天下談士，多宗尚之”。更有一群聲氣相投的諸如鄧颺、丁謐、畢軌、李勝之流，相鼓吹，共煽惑，滿嘴空話，信口雌黃，虛無飄渺，大言不慚。這些人，視**為通達，以信守為頑固，能苟安為高尚，性剛正為欺世；腳踏實地為庸俗，荒誕浮誇為超脫，循規蹈矩為無能，**佚腐朽為飄逸。然後，就在社會上產生出一批所謂的名士，或過度飲酒，終月不醒，或裝癡作狂，全無心肝，或赤身**，滿街橫臥，或長嘯狂歌，凡人不理……當時，作名士，是一種潮流，而名士，若無怪行異舉，奇談怪論，也名不起來，於是，在名士們競相比賽地放浪形骸之下，社會風氣也日益地隨之敗壞。

最嚴重的，莫過於何晏所倡導的寒食散的流行，為患一時了。《世說新語》載：

何平叔雲：“服五石散，非惟治病，亦覺神明開朗。”《寒食散論》曰：“寒食散之方，雖出漢代，而用之者寡，靡有傳焉。魏尚書何晏首獲神效，由是大行於世，服者相尋也。”

胡三省注《資治通鑒》也持此說法：“晉人多服寒食散，今《千金方》中有數方。蘇軾曰：‘世有食鍾乳，烏喙而縱酒色以求長年者，蓋始於何晏。晏少而富貴，故服寒食以濟其欲。凡服之者，疽背，嘔血相踵也。’”由他帶的這個頭，以致造成聲勢，實在是害人不淺的。這多少有些類似“文革”末期，人們不知從何興起了喝紅茶菌，打公雞血，站鶴翔樁，練特異功的一窩蜂式狂熱，又與晚清的義和拳運動，堅信刀槍不入，而扶清滅洋的愚昧行為，同屬人們陷於世紀末的迷茫中，尋求刺激的癖嗜。凡屬上升的，健康的，理智的社會，這些不值一嗤的歪門邪道，根本無立足之地。

從《晉書·皇甫謐傳》裏，看到他服用寒食散的痛苦，就略知遺患之甚了。由於他“違錯節度（想必是藥劑過量或配伍失衡的錯失），辛苦荼毒，於今七年，隆冬裸袒食冰，當暑煩悶，加以咳逆，或若瘟瘧，或類傷寒，浮氣流腫，四肢酸重。於今困劣，救命呼噏，父兄見出，妻息長訣。”這和如今那些上了“大氣功師”招搖撞騙的當，而走火入魔者，純屬沒病找病，活該倒黴，絲毫也不必去同情。所以，清人俞正燮說：“晉人之散，唐宋人之丹，其為鄙惡，直近時雅片煙之比。”魯迅先生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一文中也講過：“吃了散之後，衣服要脫掉，用冷水澆身；吃冷東西，飲熱酒。”絕對是一種殘酷的自虐，近乎靄理士《性心理學》裏所說的“施虐”與“受虐”的性變態。從這裏，似可推斷傅粉何晏的種種異端，恐怕與他不同於正常人的性心理有些什麽關連。

盡管何晏頹廢荒唐，言行不軌，生性**，恃才狂傲，在公元239年以前，自兒時就憎惡他的曹丕，為帝王之尊時，也沒有動他一根毫毛，任其自便。後來，曹睿繼位，這位皇帝也十分討厭他的浮華，對他“急於富貴，趨時附勢”表示嫌惡，但也不曾采取什麽箝製措施，頂多就是“抑而不用”罷了。這說明知識分子表現欲的泛濫，有時候，正如孔雀那華麗的羽毛一樣，雖然能成為致禍之由，但是，倘不對統治者構成什麽威脅，不造成政權安全的危機，也許睜一眼，閉一眼，以示皇恩浩**；如果超過帝王所能承受的界限，恐怕就不會泱泱大度了。

古往今來的“士”，也就是知識分子，有多少人在與統治者的這種考驗耐力的遊戲中，以玩火自焚而敗北呀！文學家玩政治，和政治家玩文學，是不一樣的，政治家玩不好文學，可以不玩，而且哪怕玩得極不成樣子，你文學家還不得山呼萬歲地叫好；但文學家玩不好政治，就得把腦袋押上。何晏的悲劇就在於他近五十年坐政治的冷板凳，一肚子不平，倒獲得相對的放浪形骸的自由。一旦他卷入政治的漩渦中去，就不由自己，即使想退出賽場，重回看台，也由不得你了。

所以，冷落，寂寞，沒有掌聲和鮮花，未必是壞事。

一熱，熱到發燒三十八度，倒要壞事，何晏現在肯定忙得顧不上“服婦人服”在洛陽街頭乘車遨遊了。他現在太得意了，尤其那些輕浮圜薄之徒，滬語所謂“輕骨頭”式的文人，得意之後必定忘形，而且也必定像《紅樓夢》中所言，“得誌便猖狂”的。

“是時，何晏以才辯顯於貴戚之間，鄧颺好交通，合徒黨，鬻聲名於閭閻。”尤其曹爽當政後，用他們的計謀，將司馬懿削職虛權靠邊站後，更加有恃無恐。何晏也由此飛黃騰達，“用為中書，主選舉，宿舊多得濟拔”。於是，他在政治絞肉機裏愈陷愈深，而不能自拔。“晏等依勢用事，附會者升進，違忤者罷退，內外望風，莫敢忤旨”。“分割洛陽，野王典農部桑田數百頃，及壞湯沐地以為產業，承勢竊取官物，因緣求欲州郡”。“晏等與廷尉盧毓素有不平，因毓吏微過，深文致毓法，使主者先收毓印綬，然後奏聞，其作威如此”。為非作歹，橫行不法，以至於有人向曹爽的弟弟建議：“何平叔外靜而內躁，銛巧好利，不念務本，吾恐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將遠而朝政廢矣！”（以上引文均見《資治通鑒》和《三國誌》）

忘乎所以到如此地步，何晏已經成了一個無聊無恥的政客，這樣，離他生命途程的盡頭，也不太遠了。

公元249年的高平陵事件，其實是司馬懿發動的一次政變。駑馬戀棧豆的曹爽，加之圍繞他身邊的狡詐奸宄，不成氣候的浮薄文人，那敵得住老謀深算的司馬懿，結果被收獄處死，嚴懲不貸。最高權力的爭奪，總是伴隨著刀光劍影、腥風血雨的。大難臨頭的何晏，於戰兢兢間，沒想到在砍頭前，司馬懿還有興致跟他開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玩笑，居然教他主持審理這樁大案要案。難道他會胡塗到看不出他的下場嗎？心毒手辣的司馬懿會給他好果子吃嗎？但知識分子的習性，最容易患得患失，於是他機會主義地以為網開一麵，便馬前鞍後，屁顛屁顛地積極行動起來。為了立功贖罪，對他昔日友好，舊時同僚，相契知己，摯親至朋，加以刑訊逼供，窮追猛查不放，無所不用其極，以此來討司馬懿的好，幻想得到寬恕。到這個時候的何晏，風流倜儻全無，言辯文彩不存，連悲劇意味也統統失去，而成了一個醜角。

案子審判告一段落，何晏呈上去，一方麵請司馬懿定奪，一方麵冀圖恩典。誰知翻閱以後，司馬懿豎起大指和食指，作八狀，意思是要屠滅這個數字的家族，方才解恨。但何晏隻報上去丁謐、鄧颺等七個要處決的案犯，司馬懿一個勁搖頭，說還不夠。何晏看那張臉，豈有不明白之理，連忙試探：“難道還包括我？”司馬懿頷首點頭道：“這就對了！”於是，當場逮捕何晏，一並斬首滅門。

何晏著述甚豐，但多散失。傳世有《景福殿賦》一篇，與東漢王延壽《魯靈光殿賦》齊名。另有《論語集解》十卷，是研究《論語》的重要著作。《道德論》二卷，應該是他積數十年清談大成的得意之作，現隻存有部分佚文。據《世說新語》稱：“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詣王輔嗣（弼），見王注精奇，乃神伏。曰：‘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論天人之際矣！’因以所注為《道、德》二論。”假如何晏一生保持這種清醒和自知之明的話，也許不會弄到最後身首異處的下場。

或許，一時的清醒，一時的自知之明，大概不難。一個人，特別是文化人，要求得一輩子的清醒，一輩子的自知之明，恐怕就不那麽容易了。但是，這個目標，難道不應該成為我們的期許或努力為之的麽！

殷鑒不遠，覆轍長存，能不令諸多舞文弄墨者，引以為戒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