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道光十九年（1839），龔自珍四十八歲，終於覺得在北京混不出什麽名堂了。
這種困頓官場無所施展的“一山突起丘陵妒，萬籟無言帝座靈”的感覺，他早就在詞中表現出來：
“縱使文章驚海內，紙上蒼生而已。似春水，幹卿何事？”“如夢如煙，枝上花開又十年。十年千裏，風痕雨點斕斑裏。莫怪憐他，身世依然是落花。”
現在，是到了他必須作出抉擇的時候了。或者，跟著同僚繼續在衙門混吃等死；或者，不再百無聊賴地呆下去。
無奈蒼狗看雲，紅羊數劫，惘惘休提起。客氣漸多真氣少，汩沒心靈何已？千古聲名，百年負擔，事事違初意。
於是，他決定辭官離京，回到家鄉仁和，也就是現在的杭州。
另有一說，龔自珍之所以南下，很大程度上是為了逃避風流債。一位大概有著蒙古血統的貴婦，一位令他驚豔不已的漂亮女人，一位十分欣賞他才華的女詩人，一位與他有了曖昧關係的上司老婆，使他欲罷不能，難舍難分。可是，桃色新聞從來就是不脛而走的，社會輿論從來傾向於正經，而不讚成浪漫，盡管那是相互傾心的愛情，第三者也會遭到譴責，何況那是有皇帝的封建社會。
據說，在友人的勸告下，我們的詩人卷起鋪蓋，倉皇出走。
我不大相信在詩文中惟恐不石破天驚的龔自珍，在個人感情生活上，會是這樣的孱頭。他怕嗎？大概不，如果他真的為了避禍，應該盡其可能地銷聲匿跡才是，可恰恰相反，他“猖狂”得很，肆無忌憚，自由來往。兩下杭州，兩返京師，一次是卸任以後，體會無官一身輕的滋味，一次是徹底罷了東山再起的念頭，將住在北京的家眷接回，當然也包括他那浪**兒子。
可以肯定，他絕非避禍而逃，而是厭倦了死氣沉沉的官場，才出走的。
這一年，他風塵仆仆於京杭道中，往返四個單程。放在今天，這事好辦，即使坐火車，一個禮拜也就妥了。但龔自珍那次旅行，竟然用了一年功夫。途中寫的詩，僅七絕一種，達三百多首。
這就是他的一闋以生命寫就的絕唱——《己亥雜詩》。
現在重讀這些七絕，就會發現走出樊籠、立現新天的詩人，境界較之與才藝雙絕的貴婦繾綣時的詩篇，更有飛躍。我們會被他那屈原《天問》式的憂世感時的精神所激**，會被詩人爆發出的震撼衰世的啟蒙呐喊所衝擊。侏儒，隻求苟活，足矣足矣。真正的詩人，他選擇站立著的自由，哪怕為這一刻付出整個生命，也在所不息，他逃出京師，逃出煩惱和庸俗，就為了無所顧忌地發出自己的聲音。
可以想象，他這一年，沒幹別的，幾乎全用在行吟和行路上了。嘯吟揮灑，優哉遊哉，舞文弄墨，一路風雅。可以肯定，“怨去吹簫，狂來說劍”的龔自珍，這一次，既是補償，也是宣泄，大大地放浪形骸，縱情遊逸。似乎預知自己是個行將謝幕的歌者，性之所至，情不自禁，不受拘束，率意而為，大撒把地歡樂了一番。
憂患出詩，杜工部是這樣的詩人；快樂也出詩，李太白是這樣的詩人；而憂患的同時益之以快樂，那就更出詩，將要告別這個世界的龔自珍，正是在這樣的狀態下，使得他的才華施展，躍上創作的巔峰。
再小的京官，到了外省，自有人會盡地主之誼款待的。何況他曾在禮部當過祠祭司行走，當過主客司主事；主事，約相當於如今的司局級幹部，也算一個方麵的小小負責人，外省官員應該說還是不能不在乎他的。他在《己亥六月重過揚州記》一文中，有一段對自己被追星族包圍，感到很風光的描寫：
歸館，郡之士皆知餘至，則大歡。有以經義請質難者，有發史事見聞者，有就詢京師近事者，有呈所業若文、若詩、若筆、若長短言、若雜著、若叢書，乞為序、為題辭者，有狀其先世事行乞為銘者，有求書冊子、書扇者，填委塞戶牖……
甚至還有漂亮女子“以梔子華發為贄求書者”。從這些麵露得意之色的筆墨中，我們看到，官卑名亢的龔自珍，無論南下北上，沿途的府道州縣，鄉紳士宦，達官豪族，騷人墨客，無不設席接風，慰留陪送，款待備至，鹹相推崇的。
他的外祖父段玉裁，是有清一代的文字學家，至今，他的《說文解字注》，仍是研究漢字的重要著作。在老人眼裏，認為這位外孫“風發雲逝，有不可一世之概”，認為他“造意造詞，幾如韓李之於文章”，所以對他頗抱成龍的期待，“自珍以弱冠能之，則其才之絕異，居可知矣”。
勉勵之餘，也曾告誡過他，小子，要好自為之啊，“努力為名儒，為名臣，勿願為名士”。但是，從嘉慶十五年（1810），應順天鄉試，那年他十八歲，一直到道光九年（1829），第六次會試，才撈到一個進士，這年他三十八歲。殿試的結果，讓他外祖差點沒氣暈過去，名落孫山的理由，簡直讓人不能相信。“自珍既成進士，以書劣不能入翰林，仍官禮部主事，忿怏不勝”（陳應群《耐充室詩話》）。考場熬煎二十年，比《儒林外史》中的那位範進先生要好一點，但也好不到哪裏去。尤其因這樣一個低級錯誤，得這樣一個玩笑結果，使他沒法不惱火，沒法不頹唐。
一個社會，隻有一條路好走，譬如科舉，這社會是不會完蛋的，至少不會馬上完蛋。但對於有才華的人來講，特別是具有超常智慧者，很可能是碰壁的絕路，那他不完蛋又能奈何？做不成名臣，做不成名儒的龔自珍，隻有做名士。“定庵生平性不羈，善作滿洲語，嗜冶遊。晚歲學佛，平居無事時，非訪伎，既訪僧，遇達官貴人，輒加以白眼。生平所得金，皆隨手盡，京師人以怪物目之，夷然不顧也”（孫靜庵《棲霞閣野乘》）。
做名士有何難？晉人王恭早奚落過：“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世說新語·任誕》）看來，隻要有閑，有錢，有一點可以吹牛的資本，便可以徜徉於文壇。對滿腹經綸的龔自珍而言，扮瀟灑，更不費吹灰之力。在這次快樂的旅行途中，一天一首，或一天數首，一路做下來，竟做出一部詩集來。
詩結集付梓，他的生命裏程也到了終點。那時的出版速度是很慢的，我估計他未必拿得到樣書，就謝世了。他是回到家鄉的第二年，也就是道光二十一年，鴉片戰爭的後一年，龔自珍暴卒於丹陽書院。
這是中國文人中又一個非正常死亡者。
對於他的死，有各式各樣編排出來的說法。中國人（其實遠不止中國），對於具有超常才智的傑出人物，出於本能的畏懼，從來是持拒絕、排斥、壓製、扼殺的態度，從來是搞臭、打倒、踏上千萬隻腳、教他永世不得翻身，絕不會張開雙臂歡迎。十年“文革”，說到底，就是基本上低智商的烏合之眾，對於政治、文化精英階層施虐的十年。因此，才高見嫉，不為世容的龔自珍，他的死，布滿了桃色的疑雲。一個特別漂亮的女人，一個特別出色的文人，這裏麵可以想象得出的風流，絕對是飯後茶餘的最佳話題，比任何開胃小菜，更能幫助消化。
據清人孫靜庵《棲霞閣野乘》所述，一說為：
其歿也，實以暴疾，外間頗有異詞。初，定庵官京曹時，常為明善堂主人上客。主人之側福晉西林太清春，慕其才，頗有曖昧事。人謂定庵集中遊仙諸詩，及詞中《桂殿秋》、《憶瑤姬》、《夢玉人引》諸闋，惝惚迷離，實皆為此事發也。後稍為主人所覺，定庵急引疾歸，而卒不免。蓋主人陰遣客鴆之也。
另一說為：
定庵晚年所眷靈簫，實別有所私。定庵一日往靈簫處，適遇其人，因語靈簫與之絕，簫陽諾之，而蹤跡則愈密。半歲後，定庵一日又見其人從靈簫家中走出，因懷鴆以往，語靈簫其入倘再至者，即以此藥之。藥方固出禁中，服之不即死，死亦無傷痕可驗也，靈簫受藥，即置酒中以進，定庵飲之歸，即不快，數日遽卒。
前者刺客行鴆，後者小妾下毒，都比時下熱衷的清代帝王劇，要好看得多。不知為什麽那些製片人，放著好賺鈔票的本子，偏去克隆無聊透頂的宮廷戲，真是眼瞎啊！
無論是那位戴綠帽子的丈夫，為出惡氣，不遠千裏，派特工去結果了這位情敵，也無論是這位心毒手辣的情人，為了小姘頭，轉過身去，把藥下在酒裏，害死老相好。他們把龔定庵弄死的同時，也就等於合上了清代文學史這部書。
他死了，清代的詩詞歌賦，還有什麽精彩可言？
風流倜儻，扮情聖角色，與西林太清春纏綿於情愛之中，是一回事；詩詞文章，開一代風氣，“廉悍偉麗，不立宗派，思想尤淵淵入微”，則是另一回事。龔自珍一死，晚清文壇，便一蹶不振，後續者自然也有，但才智平平，難以為繼。一直到清末的南社諸君，也無法達到他的高境界和大視野。以他詞中的靈韻，詩中的精魂，文章中的器度，論者譽他為清文學史的壓軸人物，“定庵之才，數百年所僅有也”（清人沈曾植語），這些評價，並非過甚之詞。
但他紅得發紫，紅得光芒四射，紅得令黨和國家厚今薄古的文化政策不得不為之稍作權變，卻是1949年的新中國的事情了，這實在令人匪夷所思。“龔定盦”突享盛譽，冠絕今古，全虧毛主席對他的抬愛。凡現年五十歲開外的中國知識分子，都由於毛主席一時興之所至的提倡，才熟讀下麵這首龔自珍七絕的——
九州生氣恃風雷，
萬馬齊喑究可哀。
我勸天公重抖擻，
不拘一格降人材。
那時我二十來歲，忽然在學習會中傳達文件時，聽到這首舊體詩，不由得嚇一跳。因為那時“鹹與維新”，舊東西很不吃香。我還記得會場情景，因為漢字尚未簡化，“龔定盦”的“盦”字，難寫難認，宣讀者愣住了，嘟噥道：一個什麽鬼字？那時，我工作的那個機關，工人階級較多，但也吸收了不少知識分子，甚至還有作家，如楊朔、碧野、關露等，都在那兒呆過。自然會有文化程度較高的同事，告訴那位識字不多的宣讀者，如何念這個鬼字。
機關在東單三條，出口即東單大街，有一家中國書店，那天午休，我專門跑進去翻找龔定庵此詩的出處，費了好大功夫，終於在舊書堆中，查出這首七絕。天哪，作者自注：“過鎮江，見賽玉皇及風神、雷神者，禱祠無數，道士乞撰青詞。”這是怎麽回事？我怔住了。青詞，不是燒給玉皇老子的嗎？迷信色彩很重的東西啊！明代的嚴嵩，寫青詞的高手，憑這一手絕活，才把嘉靖皇帝哄得團團轉的。不過，領袖喜歡這首詩，自然是取其革命精神；至於詩的背景，大家都很聰明，一概略而不提。
收在《己亥雜詩》集中的第一百二十五首的七絕，一時間，其知名度，超過孟浩然那首婦孺皆知的《春曉》，於是，毛喝彩的這首七絕，家弦戶誦，毛心儀的這位詩人，家喻戶曉。五十年代，參加革命的小知識分子，恨不能與舊詩，舊詞，舊戲，舊歌，舊思想，舊語言，舊文化，舊習俗，一刀兩斷地革命到底，沒想到偉大領袖心目中還有一個龔自珍在，我猜測，這對文化部門決定政策的人，多少有些影響，遂網開一麵，不斬盡殺絕。這恐怕是舊體詩詞，曆經政治運動還能苟延殘喘地存活下來的原因，細想想，定庵先生這首七絕，功莫大焉！
毛寫詩，講氣勢，一句“俱往矣”，數千年一筆帶過，何等魄力。而龔的詩，汪洋恣肆，不可一世，健筆孥雲，別開生麵。兩人在詩的構思著力點上，估計有很多相投共鳴之處。毛對這位短命詩人，於其思路之開闊大氣，意象的豐贍奇瑰，行文之大膽吊詭，用詞之趨異厭常，大概很引為知己的。這才將其名句寫進那部《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一書的按語中。
那時我是個小青年，有時生出一些不切實際的呆想，假如龔自珍晚生一百年，或晚死一百年，有資格與偉大領袖唱和的，恐怕隻有他獨占鼇頭，柳亞子，郭沫若，是上不了台麵的。柳的詞，郭的詩，根本無法與龔定庵相匹敵。但是，到了我自己有了點年紀，吃了點苦頭，命懸一絲地受了點熬煎以後，看到柳亞子，尤其是郭老（人皆如是稱）他們每況愈下的詩作，便覺得龔詩人既不用晚生，也不用晚死，還是做他那個時代的龔定庵好。當然，清代人口平均年齡比現在低，但年過半百，就嗚呼哀哉，老天爺對待天才也忒苛刻了些。不然，他還會寫出多少膾炙人口的好詩來啊！
說來說去，文人最怕什麽，一怕生不逢時，二怕短命歸西，後者比前者猶甚。龔自珍為什麽不走運，就是這兩怕，都趕上了。既沒有碰上賞識寵遇他的皇帝，也沒有碰上恩渥寬限他的閻王，一口氣上不來，不明不白地暴卒了。所以，反右和“文革”期間作家的自殺率，比之東洋，比之西洋，要低得多的原因，不是他們的生命特別結實，而是相信生不逢時猶可待，一命嗚呼全玩完，再好的死，也不如再賴的活。
這就是中國文人總結出來的經驗之談，看起來，大家都並不傻，即使傻，也是裝傻，隻有像老舍先生、傅雷先生少數幾個人，才迂腐得實在想不開，走上了絕路。龔自珍和我們後來人一樣，也是活得很聰明的中國文人，有貴婦可以勾搭，他絕不縮手；有考官總不賞臉，他絕不上吊；有女人送他梔子花，他絕不推卻。上帝總是把後背對著他，從未向他展現過笑臉。這個倒黴蛋，盡管非常有才華，有學問，有抱負，有誌向，卻一直受到冷落，整整五十年。他在《鵲踏枝·過人家廢園作》詞中，就形象地描繪他心比天高、命比紙薄的生存狀態：
繡院深沉誰是主，一朵孤花，牆角明如許。莫怨無人來折取，花開不合陽春暮。
花開得再美麗，開得不是時候，不是地方，除了孤芳自賞外，焉有他哉？而且又很快地“林花謝了春紅”，龔自珍的一生，夠不振作的；但是，他不氣餒，而且他壓根兒並不想死，他說過：“予之身世，雖乞糴，自信不遽死。”暴卒，硬是別人強加給他的。
當他回到杭州，以講學謀生，忽然得知老朋友梁章钜任巡按，他還一心想進梁的幕府當上賓，出謀劃策，以挽衰世為己任呢！他是一個極想做大事業、不甘於沉淪下去的人物，他有補天濟世的雄心壯誌，隻是那個世界不給他嶄露頭角的機會罷了。
英才不為世重的悲劇，貫穿了龔自珍的一生，但他還是以特立獨行的人格豐采，金聲玉振的藝術魅力，“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材”的創新精神，為清代文學史造就了最後的輝煌。
他這一頁翻過去了，給自己畫了一個句號，文學的亮點，永遠熠熠生光；他的故事應該到此結束，俗話說，死了死了，死了也就了了。但他卻了不了，正如清人趙翼所言，名父之子多敗德，如今談到這位詩人，就不能不令人想起他的不肖子。隻要談火燒圓明園，就不能不談引英法聯軍燒毀一代名園的龔半倫；龔自珍當然不能為這個喪心病狂的漢奸，負任何責任，但他的這個逆子，玷汙了他一世聲名，這一點，不僅是名父，即使非名父，也是應該引以為鑒的。
因為，隻要提到這個敗類，總是從龔自珍開始寫起，真讓他哭笑不得。“定盦子孝拱，晚號半倫，半倫者，無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而尚嬖一妾，故曰半倫雲。半倫少好學，天資絕人，顧性冷僻而寡言語，好為狹邪遊。中年益寥落，至以賣書為活。英人威妥瑪方立招賢館於上海，與之語，大悅之，旅滬西人均呼為龔先生而不名，月致百金以為脩脯。庚申之役，英以師船入京，焚圓明園，半倫實與同往。橙單騎先入，取金玉重器而歸”（《清朝野史大觀》卷一）。
龔自珍九泉下若有知，最令其不安的，莫過於他的兒子認賊作父，偏偏當了英國殖民主義者頭子巴夏禮的謀主（據章炳麟《檢論》）。可他，對帝國主義侵略者，對英國的野心，早就著文指出，它們是絕對靠不住的禍患：“近惟英夷，實乃巨詐。拒之則叩關，狎之則蠹國。”然而，他兒子卻成了洋奴兼走狗。
據《圓明園殘毀考》，英法聯軍攻入北京後，“所以焚掠圓明園者，因有龔半倫為引導。半倫名橙，自珍子，為人好大言，**不羈，窘於京師，輾轉至上海，為英領事記室。及英兵北犯，龔為響導曰：‘清之精華在圓明園。’及京師陷，故英法兵直趨圓明園。”這種引狼入室的行為，這個十惡不赦的漢奸，龔自珍那時已死，倘還活著，我想他會殺了這個孽子。
鹹豐十年八月癸亥之諭中，有這樣一段話，也足以佐證龔半倫為敵前驅的罪不可逭：“該夷去國萬裏，原為流通貨物而來，全由刁惡漢奸，百端唆使，以致如此決裂。”逃到熱河承德的奕，在詔諭裏出現“漢奸唆使”之詞，當有所指，絕不是普通老百姓，而是有頭有臉之輩，自然是衝著龔自珍這樣有大名聲的人而言，若他地下有知，不知將何以堪？
清人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二十，在一則《名父之子多敗德》的讀史心得中，還舉了很多的例子：
“房（玄齡）、杜（如晦）為唐一代名臣，而玄齡子遺愛，如晦子荷，皆以謀反誅。狄仁傑子景暉，官魏州，以貪暴為民所惡，並毀仁傑生祠。宋璟直聲震天下，而其子渾等，流**無行，為物議所薄。李泌為賢相，而其子繁乃黨於裴延齡。陽城劾延齡，屬繁書疏稿，繁即默識以告延齡，使得先奏。此皆名父之子，而敗德墜其家聲，不可解也。”
這則劄記提到的上官儀，更是死憾不盡。據《新唐書》雲：“初，武後得誌，遂牽製帝，專威福，帝不能堪。又引道士行厭勝，中人王伏勝發之。帝因大怒，將廢為庶人，召儀與議，儀曰：‘皇後專恣，海內失望，宜廢之以順人心。’帝使草詔。左右奔告後，後自早訴，帝乃悔，又恐後怨恚，乃曰：‘上官儀教我。’後由是深惡儀。”
不久，武則天使人出首告密，借這個碴口，把上官家的男人都殺了，女人沒入宮裏作奴婢。我想，刀架在脖子上時的上官儀，會詛咒自己眼瞎，怎麽沒看清這個怕老婆的孬種，被他出賣？但更沒想到的，是他那時猶在繈褓中的孫女上官婉兒，長大成人後，先附武後作惡，後助韋後為逆，忘了國恨家仇，成為徹頭徹尾的敗類。
掉了腦袋的上官儀，死不瞑目。同樣，暴卒的龔自珍，更恨的未必是鴆死他的情仇，而是那個無可救藥的人渣。無論如何，他那顆也曾熱血沸騰的誌士之心，即使在地府，也是無法平靜下來的。
名父之子多敗德，敗到龔半倫這種程度者，是很鮮見的。
然而，大樹底下好乘涼的現代不肖，以先人的名聲，作為生財有道的本錢；以前代的光榮，化作討價還價的資源；以上輩的功勳，充當無惡不作的庇護；以家族的榮譽，幹出為非作歹的勾當。這些敗德之類，不也時常可見於報紙，可見於屏幕，而令老百姓搖頭？想起《三字經》裏那句“養不教，父之過”的話，說不定會遷怒到名父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