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清初的這兩起文字獄案，可以說是無任何聯係。

莊案發生在康熙二年（1663），洪案發生在二十八年，相距二十六年之久。莊廷明史》案，大開殺戒，“名士伏法者二百二十一人”。而洪昉思國喪期間演出《長生殿》案，由於玄燁本人比較喜歡這出戲，皇帝對皇帝戲大抵在意，“覽之稱善”過，因此，從輕發落，沒殺一個人。（清陳康祺《郎潛紀聞》）

然而，這兩起案子，卻有一個可怕的共同點，都是因為犯了小人而壞事的。

小人，實在不是東西，原來隻以為我命交華蓋，總碰上讓我觸黴頭的小人，後來，我發現，好多人都程度不同地遭遇過，吃盡小人的苦頭。後來，我又發現，敢情，在中國，小人還是一個很古老的詞匯。據《潁川語小》這部書考證：“君子小人之目，始於大禹誓師之詞，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蓋謂廢仁哲，任奸佞也。”看來遠古洪荒的夏商周時代，還是物質貧乏、民智未開的原始社會，就有小人為禍，由此可見小人是一種多麽悠久而又普遍的現象。

所以，凡有人類活動的場合，隻要存在著競爭機製，攸關到每個人的物質和精神的利益，就要爭；有人得到的同時，有人得不到，出現不平衡，就得鬥；得不到的人想得到，要從得到的人那裏得，就得奪；得到的人要保護自己的利益，還想得到更多，就要廝殺。在這種你搶我奪的過程中，更習慣於采用暗器傷人者，就是小人。小人，一般都心毒手辣，不如此，則做不成小人，也就得不到他想要的一切。莊廷和洪昉思，就是不幸被小人咬住不撒嘴的倒黴蛋，成為清初文字獄中的要案。

平心而論，知識分子舞文弄墨，敢跟皇帝公開叫板、存心搗亂者，極少極少，大多數，或是出於不通時務，不曉世事，不夠檢點，不知深淺；或是出於無心之失，偶然之錯，行文不慎，落筆走火；或是出於不知好歹，秉筆直書，不知忌諱，碰上槍口而犯了錯誤。若遇到心胸寬容的領導人，放他一馬，量他一條砧板上的魚，又能蹦得多高？但中國大多數皇帝，哪怕胸無點墨者，都患有意識形態恐懼症，哪怕是字裏行間的蛛絲馬跡，也不能隱忍的。所以要收拾他認為是跟他搗亂，其實未必就是真敢搗亂的知識分子，常常采用文字獄的手段，殺一儆百，使士子們噤若寒蟬。

然而，封建社會裏的文人，若是一個真正的藝術家，無論是優處廊廟，還是卑居林下，其良知是不允許在老百姓的疾苦前麵背過臉去的，因此，難免就要發出一些皇帝老子不愛聽的聲音。可是，大多數皇帝，日理萬機，忙得不可開交，未必有可能發現文人們“反動”、“惡攻”、“大不敬”、“推翻政權”的言論，這就給整文人的小人們，提供了一個立功邀賞、如魚得水的廣闊天地。經過他們的提醒、暗示、告發、揭露、大批判、小報告、咬耳朵、檢舉信，把皇帝這根神經挑動起來，於是，磨刀霍霍，知識分子的血光之災，就降臨而來。

私刻《明史》一案，株連之廣，殺戮之眾，妻女沒為奴婢，家人遠流邊戍，處罰的狠毒程度，令人發指，但被康熙賞賜所沒收莊廷全部財產的揭發者，偷偷躲在一邊樂，樂得嘴都合不攏，也是事實。

小人之可惡，可恨，可怕，由此可見。

話說回來，文字獄，不是中國的特產，外國也有，統治者不大喜歡與他作對的文人，這一點，全世界都差不太多。法國的作家左拉，為受誣陷的軍官德萊福斯鳴不平，寫了《我控訴》一文，被軍事法庭定了罪。他在將要關進牢房服刑前，逃亡英國，隱名埋姓，這是很典型的外國文字獄。

自秦始皇起，統治者對於知識分子，從來采取敏感、在意、防範、警覺的態勢，到了明、清，這根弦繃得更緊，疑懼、猜忌、排斥、仇視，形成了一種病態的過分反應。文網森嚴，文禍叢生，動輒就拿知識分子開刀。一談文字獄，通常指明、清兩代對於文人的迫害。所以，這兩朝的知識分子，誠惶誠恐，抱戴罪之身，磕頭搗蒜，惟求皇恩浩**；一個個如履薄冰，戰戰兢兢，日子特別不好過。不知道什麽時候飛來天外橫禍，即使死了，還會拖出棺材戮屍。所以，誰敢不夾著尾巴，低頭做人呢？

明代第一個開整知識分子之風氣的是朱元璋，這個出身和尚、當過流氓的皇帝，以現代醫學觀察，他的精神狀態是很不健全的。定都南京以後，可能與他早期為流氓無產者時受壓迫的經曆有關，養成了對文化人絕對是偏執狂的仇恨。老覺得知識分子是不可靠的異己分子，老覺得他們看不起自己的大字不識兩鬥，老覺得腿上的泥巴和手上的托缽是他們的嘲笑目標，因此，他興起的文字獄，令人防不勝防。凡是與“僧”，與“賊”同音同聲可以附會的文字，如“生”，如“則”，其實風馬牛不相及，但他不行，像西班牙的鬥牛見到紅披風一樣，馬上暴跳如雷，一拍禦案，推出午朝門就斬。解放前，我在南京劇專讀書，學校離明故宮頹址不遠，一想到那些連掉了腦袋也不明白何以砍頭的文人，真感這種純屬個人的感情用事而製造的文字獄，死者實在太冤了。

清代第一個開整知識分子之風氣的是玄燁，莊廷私刻《明史》案，也是清代文字獄的第一案。雖然，康熙的文化程度，比朱元璋不知高多少倍，但是，他也有西班牙鬥牛的那塊特別忌諱的紅披風，誰要不識好歹地刺激到他的禁忌，就會有沒頂之災等待著你。如果說，和尚、流賊、泥腿子出身的朱皇帝，恥於別人提及他不光彩過去，那麽，滿族主子康熙，更在意非議他是竊主中華的異族政權。

朱皇帝的文字獄，應該屬於比較低級趣味的挑剔找碴，透出一股無賴氣。而康熙挑起的文字獄，就是高層次的挖空心思了。莊廷一案，他所以大張撻伐，大開殺戒，就因為碰到了異族非正朔的敏感問題。

修史一事，新政權是很忌諱的，官方早於順治二年（1645）就設立《明史》館，固然是為了總結前朝的成敗得失，更主要還是為了新政權禦臨天下、一統江山的需要。作為外族統治者，如何抹去殘酷屠殺的可恥記錄，如何修改對於自己以往的不利記載，如何證實其統治中華的合法合理，這一切，絕對要求輿論一律的。因此，私人治史，自說自話，很大程度上具有相當風險。如受莊案牽連的查繼佐，他著的《罪惟錄》，一直在夾壁牆裏藏到辛亥革命後才公諸於世。可見莊廷想在這個危險領域，撈到些什麽，明擺著是在討死了。

問題在於莊廷很有錢，錢多了，人就會發燒，就得想辦法消費，但他不像別的富家翁，或討幾個小老婆，或養幾個女戲子，或蓋幾處大宅院，或買若幹假古董；要不，捐個候補道台，弄個不大不小的官來做做，這些，他都不屑於幹，而是一心求名。

名，有兩種求法：一種是靠自己點滴積累，很慢，也很辛苦；一種說來就是所謂捷徑了，莫過於買名，隻要舍得扔鈔票，多大的名都可以到手。時下一些老板，找作家給他寫傳記，一些明星，求槍手給她寫身世，一些官員，要記者給他寫專訪，一些健兒，讓左右給他寫生平，都寧耐不住地走這條捷徑，實在是求名之欲火在胸中折騰的結果。不過，莊廷富而求名，隻求文名，雖說附庸風雅，但也雅得大氣。頗花費了一些銀兩，成立了以他為首的《明史》編纂委員會，甚至邀請了像查繼佐那樣的曆史學家，幫他主持筆政。

不知是老天成全他呢？還是把他往火坑裏推，事情就是這樣的湊巧，正好有一部尚未脫稿的手抄本《明史》，流落民間，因子孫不爭氣，在找買家。據《郎潛紀聞》載：“明相國朱文恪公，嚐作《明史》。國變後，朱氏家中落，以稿本質千金於莊廷，廷家故富，因竄名己作刻之。”

但是，在刻印付梓時，發現手稿中的崇禎一朝史實，付之闕如。因為原作者為明人，寫此書時，明尚未亡，他無法預知朱由檢最後會在景山歪脖樹上吊死，故而他子孫拿出來賣的，是一部未完成的《明史》。於是，續作補璧的重任，落在查繼佐的頭上。根據他著作的《罪惟錄》一書來看，這位有成就的晚明史專家，應該是當仁不讓的。現在很難了解富翁莊廷除了求名以外，是否也有一點與清廷抗禮的叛逆意識？但查繼佐的確是反清複明的堅定分子。於是，在他筆下，“補崇禎一朝事，中多指斥昭代語”。

我一直在想，莊廷並非目不識丁，會看不出續稿中的犯禁違礙之處？也許，他早先下定決心編纂《明史》，是有意要與官方的史館，唱唱反調，回歸曆史的真貌吧？如果是這樣，那他可比當代花錢買名的名流，可敬可佩多了。

接著，他又鑄下另一大錯，把自己的大名印上去，還嫌不過癮，買名以後，還要借名，在這部已是他領銜主編的《明史》上，“卷端羅列諸名士，蓋欲借以自重。故老相傳，二百餘人中，多半不與編纂之役”。所以，《郎潛紀聞》的作者陳康祺歎曰：“甚矣，盛名之為累也。”

接著，可怕的小人登場了。“歸安知縣吳之榮罷官，謀以告訐為功，籍此作起複地，白其事於將軍鬆魁，魁移巡撫朱昌祚，朱牒督學胡尚衡，廷並納重賂以免，乃稍易指斥語重刊之。之榮計不行，特購得初刻本上之法司，事聞，遣刑部侍郎出讞獄”。

這位告訐私刻《明史》案的主角，則是屬於喪心病狂的始作俑者了。如果他拿到這部書，明知不妥，也不想害人，懶得告密，看看，放在書櫥裏，也就拉倒。我想，皇帝不會跑到琉璃廠書肆去翻找違禁書籍，找不到口實，自然沒法掀起一場大規模的政治運動。世事之惡，人心之壞，就在作俑者存心挑起事端，好從中大撈一把。吳之榮是知識分子中最歹毒的一類。不惜以他人的頭顱和鮮血，來染紅自己頂子，也是古往今來，屢見不鮮的升官發財之道，這個被罷了官的壞蛋，正愁找不到一個立功的機會，如今等於從天上掉下來的餡兒餅，他有什麽理由不出賣同類呢？

他第一次跳出來告，被莊廷擺平了，因為出版家有錢，買通關節，將書中違礙處改了改，也就蒙混過關了。哪知道，他是那種咬住一口，死也不肯撒嘴的敗類。第二次又跳出來告，更卑劣無比地將未修改的原版書送上去，這一回，告成了。他之所以一告再告，吃準了皇帝對於文人壓根兒的不放心，他抓住這部私刻《明史》中，對滿清入關的不敬文字，無限上綱，告一個人還在心不死，留戀殘明，妄想複辟那失去的王朝，這罪名還不夠大？

凡是幹這種賣人勾當的敗類，下手時是一點也不抖的。

老實講，當時的清政府，君臨天下，統治著偌大的還未完全控製的國家，不能不對被統治者中的知識分子，保持著高度警惕；尤其對那些具有反清複明意識的精英人士，正愁找不到機會來個一網打盡呢！好，正中下懷，於是，皇帝拍板，第一，“之榮卒以此起用，並以所籍朱佑明之產給之，後官之右僉都”。這也是所有“作俑者”為之奮鬥的原動力。第二，很簡單，一個字：“殺！”大批人頭落地。

這種食肉類知識分子，因為吃慣了人血饅頭的緣故，上頭一有動靜，他們馬上挽胳膊擄袖子，尋找吞噬對象，上頭沒有動靜，他們也會挑事，讓上頭有動靜，然後趁機好咬誰一口，所以，盡量躲得他們遠些，也算是一種消極的保全方法。

私刻《明史》一案中，死得最冤最無辜的，莫過於那些列入編纂委員會的一班名流，有的知道自己掛名，有的甚至不知道自己掛名；有的收到信封裏裝著的審讀費，有的光聽說有好處費還沒拿到，結果，吃了大官司。莊廷，也像現在的書商一樣，講生意經，以為掛上這些大牌、大腕、大老、大人物的名字，一可顯出學術品味，二可在圖書市場上擁有賣點。誰知道，大清皇帝正想殺雞給猴看，要漢族知識分子規規矩矩做事，老老實實做人。於是，這些名流，閉門家中坐，禍從天上來，一個個手鐐腳銬，押赴刑場，皆做了刀下之鬼。

清人龔自珍詩雲：“避席畏聞文字獄，箸書都為稻粱謀。”“文字獄”一詞，典出自何人何書，無從查考。但是，創造這個詞匯的古人，大概沒想到後來的知識分子，要為這三個字，付出多少頭顱和熱血！不過，劇作家洪昇的國喪期間演出一案，鬧得沸沸揚揚，最終卻沒有掉一顆腦袋，隻是將犯事者開革了事，落了個“可憐一曲《長生殿》，斷送功名到白頭”的結果，康熙可能覺得，“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作史與作文比，史比文重，而吹拉彈唱，倡優俳隸之屬，上不得台盤，就不那麽認真計較了。

據《郎潛紀聞》載：“錢唐洪太學昉思昇，著《長生殿傳奇》初成，授內聚班演之。聖祖覽之稱善，賜優人白金二十兩。於是諸親王及閣部大臣，凡有宴會，必演此劇，而纏頭之賞殆不貲。內聚班優人請開宴為洪君壽，而即演是劇以侑觴，名流之在都下者，悉為羅致，而不給某給諫。給諫奏謂，皇太後忌辰設宴樂，為大不敬，請按律治罪。上覽其奏，命下刑部獄，凡士大夫及諸生除名者幾五十人。益都趙讚善伸符，海寧查太學夏重，其最著者。後查改名慎行登第，趙竟廢置終其身。”

陳康祺在文中稱為“某給諫”而不指名道姓，倘非筆下留情，我想，很大程度上是出於對小人的厭嫌之心。

假如，那位沒被邀去參加慶壽聚會、會後觀劇的“某給諫”——也就是給事中黃六鴻，不是那麽小人的話，不被邀請，也就不去應酬，關起門來睡大覺，自然天下太平；洪昇繼續耍他的筆杆，當他的作家，文壇上風光依舊，詩界領袖王漁洋也會為他的得意門生寫了這麽一出傳奇而欣欣然。然而，壞就壞在他們碰上了黃六鴻，因為小人這東西，是社會的癌症、人類的瘟神、善良的克星、邪惡的代名詞，你不招他，他也會打你的主意，何況你得罪了他？其實，請帖多發出十張八張，招待會就會擠得水泄不通嗎？既然那麽多頭麵人物都到了，你不讓他來，不是存心激怒他嗎？錯就錯在這份疏漏上了，自助餐擺放在台麵上，還怕多他一張嘴嗎？

想不開呀，若是把他嘴堵上，不就沒得他好挑事找碴的餘地了嗎？

當然，也未必如此。小人之難纏，就在於他吃了你，喝了你，跟你稱兄道弟，親切擁抱，貼左邊的臉後，還要貼右邊的臉，即使這樣，也斷不了要算計你。即或那天晚上，黃六鴻應邀出席，洪昇和他握手，交流創作心得，那時沒有洋酒，花雕總是準備著的，難免要碰上幾杯，再有兩位男旦湊趣，必是喝得昏天黑地。如果他不是小人，帶著濃重的醉意回府，肯定一覺睡到天亮。但小人則不然，他想睡也睡不著，躺下來也要披衣坐起，寫參奏，告他們一個“國恤張樂大不敬罪”。

有的史家說，洪昇的倒黴，是朝廷中南派和北派黨爭，或滿族官僚與漢族官僚一次政治較量的犧牲品，但是，要沒有黃六鴻扮演這個始作俑者的角色，官不追，民不究，也就偃旗息鼓了事。別說黨爭不興，皇帝老子想找事端，也是挑不起來的。於是，不禁想起“文革”前夕，毛主席關於“裴多菲俱樂部”的兩條很嚴厲的批示，若非有“積極分子”上書在前，我想，以後“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時，文藝界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不至於在那場浩劫中，噍類無多。

不過，我總是不把處於朝廷這場政治鬥爭漩渦中的“某給諫”黃六鴻，想象得太卑劣，他一定打小報告把那次飯局的參與者，統統置於死地，似乎也沒有多大道理。因為，他既然自認為應該有被邀請出席的資格，那麽，顯而易見，他和劇作家洪昇，和內聚班的班主及演員，和其他到會祝壽的文人雅士，有過從甚密的關係才對。至少，他們同屬一個經常在一起活動的文化人圈子，是毫無疑問的。可以想象，他應該是和這些人時不時地在彩排首演的場合，碰頭見麵，互致問候的。到了幕間休息的那一會兒，說不定在劇場貴賓室裏，一塊喝喝咖啡，抽抽紙煙，上上洗手間，聊聊對演員、對劇本的初步觀感，很融洽的才是。

按理，文人相輕，互相拆台，有可能；當麵恭維，背後撇嘴，更可能；打小報告，給他們上一點眼藥，也不是不可能。但不至於下毒手，或者，不至於想讓他們一個個都完蛋。能夠解釋的理由，隻是麵子上下不來，一時之忿，題奏上去，誰知他請得了神，而送不了神，他知道康熙也看過這出戲，評價還不錯，估計會給點顏色看看，但不致傷筋動骨，哪曉得後果卻是嚴重得出乎他的想象。這一本，不但許多與會者遭殃，革掉頂子，永不錄用；而處於創作高峰期，正春風得意的洪昇，也從此完蛋，被削籍除名，遣返回鄉，再也寫不出作品了。

這位才子太可憐了，肯定會求德高望重的王漁洋，在康熙那裏為他緩頰，那是他的恩師啊！可皇帝發火，誰有勇氣敢碰逆鱗？王漁洋也救不了這位高足，隻能眼看他打鋪蓋卷離開京城。我想，當後來，黃六鴻先生得悉回到杭州老家的洪昇，心情抑鬱，百無聊賴，無法振作，放浪西湖，會不會感到一絲歉疚呢？會不會後悔自己奏的那一本呢？會不會責備自己，使這位寫《長生殿》的才子，成了再也不能歌唱的百靈鳥，那實在是太作孽呢？

但對一個蛇蠍心腸的小人來說，恐怕就不會產生這種良知了。所以，當他在北京城裏獲知南方傳來的洪昇溺死的消息，他會鬆一口氣說：其實，他早就該死了。

洪昉思這一次生日派對，過得十分地不開心。盡管腦袋未掉，他這一輩子也就交待了。功名泡湯，其實，想開了，那是可有可無的東西，“學而優則仕”，得著了，當然不錯，得不著，也不至於要了性命。他倒黴的是，經此一劫，元氣大傷，長時間的翻不了身。一個有才華的作家，寫不了作品，在那裏虛擲時光，忍受社會的歧視和排斥，這就不是一般的痛苦了。

好容易半生潦倒以後，終於在地平線上看到一絲曙光，南京方麵發出邀請，讓他出席他的五十出《長生殿》的全部公演。我想，這位才子接到這封請柬，準會血壓升高。他知道這大紅請帖，意味著什麽，那時的中國，還沒有落實政策這個現代詞匯，因而也沒有平反甄別、補發工資、重新歸隊、重操舊業這一說。皇帝是不會錯的，金口玉言，錯了也是正確的錯。夠了，洪昉思莞然一笑，聖祖的光芒又投射到他身上，能不雀躍乎，歡呼乎，能不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乎？

洪昇雖然沉寂多年，但他在清初文壇，也是一位重量級的人物，曾先後受業於詞曲家毛先舒，詩人王漁洋、施閏章等人，這些前輩，都很賞識他的才華。二十歲已作有許多詩文詞曲，二十二歲《嘯月樓集》出版，受到李天馥、馮溥、王漁洋等名流讚譽而聲名大振，這班大老自然也會在可能的情況下，向處於困境中的他伸出援手。於是，政府方麵的一位很有重要背景的文化人出麵了，也就是《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江寧織造曹寅，重排《長生殿》，舉行一次盛大的演出活動。

按現代話語，洪昇是康熙二十九年受的開除公職、遣返原籍的處分。康熙四十三年，與康熙有密切關係的曹寅，在南京，而不是在北京，為這位失落到極點的劇作家，某種程度上的恢複名譽。因為曹寅實際是康熙派駐南京，監察江浙一帶知識分子動靜的。因此，他的一舉一動，無不以康熙的意旨行事，顯然，這也是統治者對付知識分子的兩手，打，是一個方麵，拉，也是一個方麵。於是，劇作家作為上賓，邀請出席，從杭州到了南京。但是，文字獄對於文人的傷害，是從身體到心靈，無所不及的摧殘，洪昇看完戲後，不知是太高興了，還是更憂鬱了，在歸途中於烏鎮酒醉，登舟墜水，不幸身亡。

一個社會裏，利益愈少，則競爭愈劇；途徑愈難，則爭奪愈甚；而明裏暗裏的衝突愈激烈，小人則愈加繁殖。於是，想通過非正常的手段，獲得正常途徑得不到的一切的小人，為達到更豐厚的回報率，手段的使用上，隨著惡的程度增高，無所不用其極的可能性，就更加大，受害者的痛苦，也就更加深了。

黃六鴻雖然把洪防思參了，但他自己，也好像並未撈到什麽，或許，他屬於極少數不成功的小人。而一心把自己的快樂建築在別人痛苦之上的吳之榮，一次不成，再告二次，弄得浙江省的官吏，和北京負責審判此案的刑部侍郎，也怕這條惡狗將他們咬住不放。因為他一路咬將過來，一路血跡斑斑，誰都相當地忌畏他，躲之不迭。所以，這類小人總是永操勝券的。

但是，沒有皇帝要製造文字獄的話，會有吳之榮、黃六鴻這樣的小人跳將出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