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金聖歎，快人也，亦狂人也。
他的死，要細細考較起來，恐怕也就死在他的快和狂上。文人的狂，常常是遭嫉致禍的根本。而金聖歎，還由於他個人性格上那種追求快人快語，“不亦快哉”的快，更使他加速走向死亡。
幾千年來的封建王朝的統治，如同鐐銬，桎梏了中國人頭腦裏的思想生機，那種蟻民的本分感，樹葉兒掉下來怕打破頭的恐懼感，根深蒂固。每一個中國人，從早到晚，都惟恐越軌似的戰戰兢兢，如履薄冰。這種誠惶誠恐精神狀態，最典型的表現形式，莫過於三跪九叩的磕頭了，撲通一聲，一下子矮了半截，是皇帝老子最樂意看到的場麵。
低下自己的頭，就意味著這個人必須意識到，不能逾越按部就班的社會秩序中自己所應扮演的角色。該你開口的時候開口，不該你開口的時候，一定要閉嘴；該你用手的時候用手，不該你用手的時候，一定要打住。所以，一言一行，一舉一動，乃至一飲一啄，一衣一飯，務必要合乎規範，即使年過古稀，到了從心所欲的年紀，也不能逾矩，否則，就受到社會的排斥。
金聖歎，真狂，他所以狂，因為，他真有才氣。不但他自己這樣看自己，反對他的人也這樣看；有人也許偏不這樣認為，可不得不承認社會輿論“盛讚其才”的事實。有才氣的人，無論過去現在，往往恃才情而不通世情。金聖歎在別人眼裏，便是一個落落寡歡、孤傲使氣、目中無人、自以為是的怪物。
然而，他詩寫得好，《易》解得好，禪悟得好，評點更是領一代**，可謂才華橫溢。而才華這東西，愛外露。淺薄的文人，如半瓶醋，生怕自己肚裏那點貨色放餿了，生怕人家不知道，亂晃**，忍不住地要表現出來，讓大家鼓掌。不鼓掌，開作品討論會把你請去鼓；你還不鼓，用紅包塞在你口袋裏，看你鼓不鼓？
無論作品是真棒，還是假棒，掌鼓得越響，也越起副作用。因為文人最怕得意，得意往往忘形，忘形就有可能顯德行，就會被別的有心人看在眼裏，記在心裏，當時按下不表，到了時候，就要跟你秋後算賬。這也是古今知識分子犯錯誤，栽跟頭，倒大黴，掉腦袋的由來。
因為這些知識分子先生們壓根不明白，對皇上來講，賴以不墜的封建社會那寶塔式的等級結構中，穩定是第一位的，秩序是第一位的。沒有秩序，談不上穩定；沒有穩定，也就無所謂秩序。上尊下卑，長幼有序，等級分明，有條不紊，這個國家機器才能正常運作。因此，不會允許某個人在這個機器架構的規定位置上，膨脹到範圍以外，打亂平衡。若有誰不識相，非要膨脹的話，首先是群眾不答應，群起而攻之，這是最厲害的一招。後來，一次一次的政治運動，一定先把群眾發動起來的道理，就在這兒。以群眾治群眾，最省事，也最見效。當然，塔尖部位的統治集團要不答應，要看你不順眼，那就等著倒黴罷！因為他們手裏握有權杖，如果哪個文人偏不覺悶，鬥膽膨脹，對不起，雷霆萬鈞，就要給一點顏色看看了。
金聖歎之死，說起來十分地莫名其妙，魯迅先生說得好：“就事論事，倒是冤枉的。”當時，連反對他的人，也覺得“不以其罪”枉殺為憾。但為什麽大家非要他死不可？說了歸齊，就是他太不買這個社會秩序的賬，因為金才子的行為舉止，完全不合乎規範操作的結果。
稍稍狂一點，或許能被容忍，狂發大了，誰也不放在眼裏，就要挨收拾了。
我以為，他的死，有一條最重要，但似乎哪位審判官都不願明說的罪狀，就是他把《水滸傳》抬到與《莊》、《騷》、杜、馬並列的才子書地位，悖背了已被社會認定了的孔孟之道，推翻了數千年已成**的儒學正宗。四書五經、經史子集，竟比不上講強盜的演義小說，豈有此理？在有皇上的時代，一位不官不民的文人，擅自發布作品排行榜，亂作評斷，顯然被認為是信口雌黃、妄自尊大。這就太犯規了，可謂罪之一。
若以今天的觀點看，他這股文學上的勇銳之氣、非同凡常的識見，是值得讚許的。但在那個社會裏，從他嘴裏說出來的這番真知灼見，就要引起物議了，因為中國人習慣於人微言輕，隻有上頭的精神，才是金科玉律，隻有皇上的聖旨，才是金口玉言，惟上惟官，不管對錯，遑論真假，都是虔信不疑的。但你金聖歎算哪方神仙？敢於大言不慚地作出這種判斷。這就太犯忌了，可謂罪之二。
不是說《水滸傳》不能過高評價，而是這句話出自草野之人金聖歎之口，不行。若是這寶塔式的秩序架構中，一個比金聖歎聲名更顯赫的廟堂人士講出來，大家就會當作至理名言了。當然，官方未必讚同這部提倡造反的書，所以也就沒人講。金聖歎作此驚人之語，不但是與當局別扭，也觸犯了那些有資格發言而不發言的級別高、資曆深、地位重要、一言九鼎的人士。這就太狂妄了，可謂罪之三。
在等級製，尤其家長製的社會裏，誰率先走在前麵，誰緊跟尾隨在後麵，誰先開口講話，誰後發表意見，誰先劃圈，誰先拍板，誰先舉杯，誰先下筷，那鐵的秩序是不容破壞的。連梁山泊眾弟兄，別看平時大碗喝酒，大塊吃肉，一到忠義堂，還是要排出座次的，黑旋風李逵再粗鹵，也不會大模大樣坐在及時雨宋江的交椅上。為了確定盧俊義和宋江的一二把手的位置，為此消滅了祝家莊數百口人，這算什麽混賬邏輯？因為，任何僭越行為，例如你越過應該在你上麵的那個人，不但上麵那個人不答應，下麵的人也不允許，破壞遊戲規則，那是誰都不會原諒的。
於是，自以為可以不受這種遊戲規則約束的金聖歎，活了五十三歲，就把腦袋玩掉了。
沒有辦法，誰讓金聖歎是個大才子呢？才子的最大毛病，就是按捺不住要表現自己，古今知識分子，似乎大體也如此。不該講的話，按捺不住要講出來；不該寫的文，按捺不住要寫出來；最後，連他這個人，也是在不該跳的情況下，按捺不住要跳出來。這種情不自禁的表現欲，如孔雀的翠羽，獵豹的斑紋，實際倒成了招災惹禍的根苗。
現在想起來，我恭逢其盛的反右派運動，所流行的“陽謀”說，就是對於知識分子這種毛病，把握得太透太透。看吧，你們總是要跳出來的，果然也就真跳出來了，那就請君入甕了。遠在十五世紀的金聖歎，也不能違背這個英明論斷。一旦冒頭，就讓人逮個正著，隨即大倒其黴，還沒等他醒過味來，喀嚓一聲，人頭已經落地了。
細琢磨，也奇怪，他是反清人士，清朝的順治皇帝死了，與他何幹？這個金聖歎跑去哭哪門子廟呢？魯迅先生在《談金聖歎》一文中說，“談起清朝的文字獄，也有人拉上金聖歎，其實是很不合適的。他的‘哭廟’，用近事來比例，和前年《新月》上的引據三民主義以自辯，並無不同，但不特撈不到教授而且至於殺頭，則是因為他早被官紳們認為壞貨了的緣故。”很大程度上，倒是他自己跳出來找死的。
清代的皇帝，凡駕崩，傳文各地後，官吏士紳循例要到當地萬壽宮或廟宇等處哭奠，稱哭廟，以示效忠和吊唁之意。而清代各地道觀中，都有供奉皇帝萬歲牌的生祠，叫作萬壽宮。據此判斷，金聖歎去哭順治皇帝的這座廟宇，大概是現在蘇州市城區最繁華地段的玄妙觀，應該是不會錯的。
從金聖歎寫過的《晝寢女道士》、《中秋夜戲贈女道士》、《戲作留贈女冠》幾首算不得**的詩看，當時的金聖歎，未必稱得上性解放主義者，但也是個狂放不羈、瀟灑浪漫的風月中人。此人好飲酒外，對女人大概也有興趣，除良家婦女外，廣泛涉獵到女道士、女尼，夠有良好的胃口。比他早半個世紀的李卓吾收女弟子，已很被自以為正經的人大加疵議，金聖歎跑到道觀裏，堂而皇之地在女道士房裏睡午覺，可見江南士紳們視他為壞貨，也是振振有詞的。像他這種性放縱的行為，即使當今雖有新潮風氣，至多隻敢偷偷摸摸找三陪小姐，還佯稱體驗一下生活的青年作家，也是瞠乎其後的。
在中國，凡才子，都自命風流，好像洋才子也同樣。看普希金，看喬治·桑，那份浪漫，真令我們羨慕，中國至今沒有超過《紅樓夢》水平的愛情小說，最根本的一條，中國作家有幾個擁有過轟轟烈烈的愛情呢？所以，外國作家的風流故事，一串一串，而中國作家中僅有的一點男女苟且之事，則相形見絀了。這是由於在規行矩步的封建社會裏，男女情愛，稍稍出格一點，都會視作要墮入阿鼻地獄的罪行。所以，反對金聖歎的人，就拚命在這一點上著文詆毀他，說什麽“蘇州人述其邪**之事尤多”，還說他“嚐奸有服之婦人”，“誘美少年為生徒”，即使果真如此，又如何呢？
不過，從這些詩，知道他能在女道士的房間裏**休息，可見來往密切，因此，他到玄妙觀哭廟去，是不是有點弗洛依德因素，想在漂亮的女道士麵前露一手，也未可知的。文人，一抓住能在異性麵前表演的機會，無論老者少者，在性激素的催情作用下，便禁不住要搔首弄姿，引人注目，這也是古今通病了。
金聖歎大可不去的，既然鼎革以後，辮子留起，可心中仍忠於那個吊死煤山的崇禎，連名字都改了，叫金人瑞，標榜自己為明末遺民。那麽，有什麽理由去為新朝的順治皇帝嚎喪哭奠？但他在家裏怎麽也坐不住，文人有幾個耐得寂寞的，沒新聞還要製造新聞呢？沒人吹自己還要化名寫文章吹自己呢？踱了幾個圈後，到底還是馬褂長袍，國喪冠戴，素色小轎，麵帶哀容，沿著現在蘇州的觀前街，去趕這份熱鬧。
蘇州，是個小城，直到今天，也不大，三步兩步，他就趕到現場。
這位老兄，除了五十歲男人的那顆**漾不起多大漪漣的春心外，還有一種難得知己的慷慨，在胸膛裏湧動。我想他會這樣來尋找心理平衡的，要是別的什麽滿族皇帝，我這遺民也許就沒有這份積極性了。但愛新覺羅福臨，卻是非哭不可的，因為這位聖上曾經對幾位翰林院大學士說過，金聖歎的著述，非尋常文字，你們要好好看看，不能一概而論。於是，對於這位第一讀者的知遇之恩，他必須去對大行皇帝，痛痛快快地哭一鼻子不可。
如果，他沉住氣，不去，諒不至於弄到殺頭的地步，雖然，他的狂妄讓人覺得有收拾他一下的必要，但也不會要他的命。結果，他哪裏知道，這一去，自投羅網，走上了不歸路。
明亡以後，新的統治者，也沒有把他放在眼裏，一級作家太多，他這二三級作家，自然不顯眼了。但他自視甚高，風流倜儻，卓爾不群，俯視一切，議論風發，因此，也一直不怎麽買新朝的賬。雖然他把《水滸傳》抬到天高的地步，可在朝廷，和正經搞學問的大儒們看來，終究是野狐禪之類，也使他喪氣。他在當時，既不如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那樣擁有學界泰鬥的名氣，也不如莊廷、姚思孝、屈大均等輩拒絕清廷召聘，堅貞不屈，令人景仰。金先生失落之餘，隻好閉門家居，以著書立說自娛，偶有興致，醉唱歌哭，聊作顛狂，看他《不亦快哉》的自述，日子過得應該說是愜意的，但精神上不快活，也是事實。
有一次，他去南京應會試，以《如此則動心否乎》為題作文，寫到最後：“空山窮穀之中，黃金萬兩，有美一人，試問夫子動心否乎？曰：動動動……”他一口氣連寫了三十九個“動”字，表演了一通大大的玩世不恭。我想任何一位考官，批閱到這份卷子時，不氣得胡子飛起來才怪？這種遊戲文字，侮弄當道，說明他對新政權的抵觸情緒，何等激烈；拿今天的時髦話語來說，拒絕投降的意誌，是多麽堅決了。
但中國的文人們，從來是說歸說，做歸做，並不總那麽言行一致，心口如一的。當麵拒絕投降，背後輸誠納款，表麵光明磊落，內裏蠅營狗苟，直到今天，依然如此。文章漂亮，聲名狼籍；嘴上高調，心裏齷齪，這等人也是有過的。金聖歎剛剛寫完“不曾誤受秦封號，且喜終為晉逸民“的詩句，表明與新朝劃清界限；墨跡未幹，聽到順治帝誇他文章如何如何佳妙之後，馬上忘了矢誌不渝的誓言，立刻磕頭燒香，山呼萬歲，深感皇恩浩**了。
其實，順治誇他文章，也不過是傳聞而已，是否屬實，兩可之間。但文人一聽到對自己文章的好評，從來見風就是影的。他很當真地在《春感八首》的詩裏，做了好多美夢，把一個自稱遺民的人，對新朝感激涕零的麵目，刻畫得絲絲入扣，那卑微的心理狀態，也真是可憐兮兮得很。
順治庚子正月，邵子蘭雪從都門歸，口述皇上見某批才子書，論詞臣，‘此是古文高手，莫以時文眼看他’等語，家兄長文具為某道。某感而淚下，因北向叩首敬賦。
文人比《水滸傳》裏的好漢，更容易接受招安，統治者隻要將肉骨頭晃晃，馬上就會搖尾巴的。所以，知識分子的氣節，在動亂年代，板**歲月裏，往往是最經不起嚴峻考驗的。變節失身，賣國求榮，俯首稱臣，搖尾乞憐，一部《二十四史》，比比皆是。就看明末清初，比金聖歎名氣大得多的文人，如錢謙益、吳偉業、周亮工、侯方域、龔鼎孳之儔，很快地變換旗幟，剃發蓄辮，胡服左衽，迅速地與昨天還要誓死抵抗的異族統治者，或同流，或合汙，或像一攤屎一窩尿地苟延殘喘，金聖歎隻是去哭哭廟，就算不得什麽的了。
這時，金聖歎到了玄妙觀門口，撣一撣馬蹄袖，理一理方巾帽，從轎上下來，有一種掩抑不住地暗自得意的神氣。今天他的光臨，與所有與會者不同的，獨他是受到過這位大行皇帝賞識的作家。被皇帝老子叫好，和今天泛濫的、貶值的這個獎那個獎，是不能同日而語的。所以，他出現在眾人麵前，當然也出現在從門縫中瞟他的女道士們的眼裏，當他環顧左右時的一臉驕矜流露出來的時候，很顯然，他找到了自我感覺，簡直好得不能再好，到了非常之好的地步。那臉上分明寫出了他心裏想說的話：敢問在座諸公，哪一位能像這樣承蒙聖眷，獲此殊榮呢！
老實說，在玄妙觀裏哭廟眾人間，真是無一人站出來，回應這位才子的挑戰。
金聖歎評點的《水滸傳》，魯迅先生是不大以為然的：“他抬起小說傳奇來，和《左傳》《杜詩》並列，實不過是拾了袁宏道輩的唾餘。”其實，袁宏道也是承接著李卓吾的“唾餘”，比金聖歎早半個世紀的李卓吾，也是個狂人，比他狂得更狠些。袁宏道說：“人言《水滸》傳，果然。”“若無卓老揭出一段精神，則作者與讀者千古俱成夢境。”
我不知道外國文學中，是否也有中國這種與作品同時並進的文學批評？我曾經猜測過，評點是中國漢字未能大量印刷前，依賴抄書匠一筆一劃的勞作時的餘興節目。猶如西方中世紀教堂地下室裏，在羊皮書上抄寫《聖經》《福音書》的教士，用鵝毛筆對每一章節前第一個拉丁字母，所作的花飾一樣，是同樣性質的自我表現。邊抄邊議，本是職業謄寫者的消遣，但到了文人手裏，評點便具備了文學色彩，由於以金聖歎為代表的評點派，不但將不登大雅之堂的通俗文學作品，推崇到與官方正統讀物平起平坐的地步，而且，作為文學批評方式的一種，評點，在中國文學的地位也確立下來。
魯迅一談起金聖歎，搖頭之餘，總忘不了舉的一個例子，就是許褚赤體上陣，中了好幾箭後的評語：“誰叫你赤膊。”其實這句給先生留下深刻印象的話，並非金聖歎所言，而係評點《三國演義》的毛宗崗父子借名假托的。可見，金聖歎在評點領域中，是位扛鼎人物，連魯迅先生也搞胡塗，誤以為是他說的了。
金評《水滸傳》，不少酸腐，頗多牽強，可他的真知灼見，也令人茅塞頓開，使讀者重新認識《水滸》的佳妙之處。看得出，他讚賞梁山好漢，說到底，內心深處是主張他們造反的，因為他同樣對朝廷不滿。而文人不滿，能有什麽作為？至多是字裏行間，發發牢騷，關起門來，腹誹而已。知識分子雖然很容易不滿，也愛不滿，但絕不敢太不滿的，尤其不可能像石碣村阮氏三兄弟那樣殺人越貨、嘯眾起義、落草江湖地表示不滿。所以，知識分子靈魂中那根不敢造反的弦，始終在起作用。這樣，讚成造反，可不敢肆意地宣揚造反，反對貪官，絕不能反對皇帝，最終，金聖歎隻有腰斬《水滸》，招安一途了。
他隻能這樣評，這樣改，這就是金聖歎評《水滸傳》時的心理矛盾。雖然他的良知使得這支評點之筆，不能為貪官汙吏組成的朝廷唱頌歌，因此，他不敢直言不諱地道出“罪歸朝廷，功歸強盜”，但卻能大聲疾呼：“蓋不寫高俅便寫一百八人，則亂自下生出；不寫一百八人，先寫高俅，則是亂自上作也。”這在那個死水般的封建社會裏，說出官逼民反的症結所在，也算得是振聾發聵的聲音了。高俅，何許人也，皇帝身邊之親信也，親信既然成為動亂之源本，那麽皇帝在扮演一個什麽角色呢？衝這一點給老百姓的啟示，金聖歎也就不會被統治者所容忍了。
一部中國文學史上，要沒有這些為世俗不容，被主流排斥，具反叛精神，持背悖狀態的文人，不那麽按部就班，不那麽循規蹈矩，搗一點亂，添一點彩，唱一點反調，鬧一點笑話，存心和大人先生、官長老爺、權威人士、丘八將軍們過不去的話，掉腦袋，進法場，滿門抄斬，充軍烏蘇裏台，那文學史也不免太死氣沉沉了。
自殺的李贄（1527—1602）和他殺的金人瑞（1608—1661）似乎是一部上下集電視連續劇裏的輪流擔綱的主角。雖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金對這位前輩而言，其智慧是無法望其項背的，但把自己的生命搭在了自己的狂上，卻有相同之處。我們讀文學史，狂人多，熱鬧也多，文采也盛。雖然傻狂，也真是讓人受不了，盡管如此，文人的狂狷，對文學的進展，還是有一定的推動作用。若是作家成為一個個等因奉此的員司，照貓畫虎的文書，點頭哈腰的衙役，失去**的閹豎，惟長官意誌，作帝王玩物，寫奉命文學，當禦用文人，那文學沒準就停滯不前，黯無聲息，倒恐怕是更大的悲哀了。
現在，還能看到金聖歎的墨寶，是順治戊子（1648）二月四日寫的一幅真跡：“消磨傲骨惟長揖，洗發雄心在半酣。”筆力雄渾，形體肥厚，具有一點東坡風骨。在此前一年，抗清英雄陳子龍、夏完淳殉難，這都是發生在江南一帶他身邊的南明悲劇，使他複國之望完全滅絕。尤其“十五從軍，十七授命，生為才人，死為鬼雄”的夏完淳之死，更令他心灰意冷。所以，按照他手跡中消極情緒來推斷，他不會去尋釁鬧事的。
中國的知識分子，受到先天的軟弱性所製，從來不是很富挑戰精神的。金聖歎在明代就有懷才不遇之憾，新朝又不倚重他，盡管他對當局不滿之極，也隻是待在家裏，一壺老酒，一碗濃茶，關起門來罵皇帝罷了。因為這是所有膿包型文人，進行自我宣泄的既安全、又痛快的高招。那時候不會在他電話上裝竊聽器，也未必有人去打他的小報告。所以，他跑去玄妙觀，發表演說，支持諸生的逐官運動，確實有很大的偶然性。
據清代王應奎的《柳南隨筆》載：“大行皇帝（按：指順治）遺詔至蘇，巡撫以下，大臨府治。諸生從而訐吳縣令不法事，巡撫朱國治方昵令，於是諸生被係者五人。翌日諸生群哭於文廟，複逮係至十三人，俱劾大不敬，而聖歎與焉。當是時，海寇入犯江南，衣冠陷賊者，坐反叛，興大獄。遷議遣大臣即訊並治諸生，及獄具，聖歎與十七人俱傅會逆案坐斬，家產籍沒入官。”
當時蘇州的縣令任惟初，史稱“酷吏”，加之“不法”，顯然是一個不得人心的混賬官僚，諸生們上揭帖，要求將其逐出蘇州。諸生，相當於大學生，揭帖者，也就是後來的大字報或小字報，看來，這是那時的學潮了。誰知巡撫朱國治偏護這個下屬，頭一天抓起五個鬧事者，殺雞給猴看。這下子，惹起公憤，第二天，正好哭廟，諸生百徐人集中在此，群情沸騰，準備大鬧。
金聖歎是位按捺不住的快人，在這樣的場合下，他跳出來仗義執言，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了。第一，他從來不會站在維護官府的立場上，因為非禦用文人總有一種反主流的天然傾向。第二，他有打出順治這張王牌的資格，胸有成竹，以為國喪期間，誰也不敢把皇帝看中的他怎樣？第三，作為文士，對於諸生們的正義要求，不可能置若罔聞。反對貪官汙吏，他不會不認同，這就是所謂的使命感和責任感了。
至於那些女道士的存在，會不會使他的丹田附近生出一股陽亢之氣，使得他不放過這個出風頭的機會，也不是沒有可能。他要是稍為沉著些，不那麽迅即反應，也許太平無事，哭奠以後，回家喝老酒不誤。但他經不起諸生們的慫恿：金大師，你要不出來講話，誰講話？你要不主持公道，誰主持公道？你要不替我們青年學生做主，誰給我們做主！金聖歎錯就錯在他的快上，不但不三思而後行，一思也不思，腦袋一熱，向萬歲牌磕了個頭，便發出聲張正義的聲音。
“我抗議——”
你抗議，管個屁！官員們會把他金聖歎當回事！
曆來學潮的組織者，常以人多勢眾，把事情搞大，來脅迫統治者接受條件的做法，並不是很靈的。當權者會怕你們這些手無寸鐵的文弱書生，螳臂當車的血肉之軀，往往促使他們下狠心加以瘋狂的鎮壓。這位巡撫才不在乎金聖歎，一聲令下，給我統統的抓！於是，歪打正著，在他心目裏，這個挑頭的壞貨，早就打算收拾你，好，既然跳將出來，也五花大綁地被押走了。
金清美《豁意軒聞錄》，寫了這位才子的結局：
（金聖歎）棄市之日作家書，托獄卒寄妻子，臨刑大呼曰：“殺頭至痛也，滅族至慘也，聖歎無意得此，嗚呼哀哉，然而快哉！”遂引頸受戮。獄卒以信呈官，官疑其必有謗語，啟緘視之，上書曰：“字付大兒看，鹽菜與黃豆同吃，大有胡桃滋味，此法一傳，我無遺憾矣。”官大笑曰：“金先生死且侮人。”
看來，這位狂人，這位快人，玩世不恭，一直到死，也不變分毫。
也有一說，金聖歎往刑場的路上，大呼：“斷頭，至痛也。籍家，至慘也。而聖歎以不意得之，大奇！”於是一笑受刑，這幾句話，倒也很具有他評點《水滸傳》的潑辣灑脫的風格。
古代的文人，一般的叫讀書人，即童生，秀才；稍像點樣子的叫士；堂皇一點的叫名士；有點譜的叫士大夫。雖然各個稱呼，還存在著具體而微的差別，但都屬於現在叫著知識分子的這個階層，諒無疑義。這些文人，在握有權杖的統治者眼裏，算東西，又不算東西。用得著的時候，是東西；用不著的時候，也就不是東西。大概與孔夫子所說：“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的評價差不多。用老百姓的話來說，近不是，遠也不是，太給臉不是，太不給臉也不是。所以，予取予奪，是皇帝說了算，而不是文人說了算。要砍下你金聖歎的腦袋，你就得乖乖地讓他砍，頂多幽默一下，以博一笑。很大程度上，知識分子其實做不了自己的主，這便是千古文人為之一哭的許多悲劇的由來。
過去，我們時常聽到這句表達知識分子生存狀態的話，叫做“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是很有道理的。毛必須附著在皮上，但如果大膽假設一下，金聖歎像美國的高科技億萬富翁，微軟總裁比爾·蓋茨那樣，毛和皮為一體，依附在自己知識財產這樣一個物質基礎上，做那樣一個掌握自己命運的知識分子，江寧巡撫手中的那些刀槍斧鉞，又能其奈他何？說不定，三品頂戴的這位地方官員，還要向金聖歎先生鞠躬如儀呢！
很遺憾，他沒有這些經濟實力，隻有毛，而無皮，隻好交出腦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