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李贄終於趁著剃頭師傅轉身時，拿起那把剃刀，順手從自己頸項間一抹而過。頃刻間，血噴如射，四處飛濺，那位待詔以及在場的獄卒，對這意想不到的突然事故，簡直來不及反應，都嚇呆了，幹站在那裏。

他，神色不變，還是那副淡淡的，甚至有一點譏誚意味的笑容。

這自然是隔了數百年後的臆測，但也是這位老人勢所必然的表情。因為，中國知識分子在活得實在不能再活的時候，大致可出現兩類情況：一類是自殺，寧折不彎，自殺是需要大勇氣的行為，能夠下決心自殺者，通常不是懦夫；一類是不自殺，好死不如賴活著，趴在地下當狗、當狗屎、當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都可以，就是不肯結果自己的生命。

我屬於後者，在我生命中最黑暗的日子裏，逼得我曾經嚐試過自殺。那是在山區，懸崖峭壁，隻要腳一歪，就是粉身碎骨的結果。我怯懦了，因為我見過山區老鄉用這種辦法處置過老牛。耕牛是不許宰殺的，然而這頭牛太老了，而鄉親們又久久沒見過葷腥，於是，隊長叫來一個地富子弟，讓他幹這件事，萬一上麵責怪下來，好拿他去頂罪。即使老牛，它也不想死，當它大半個身子翻滾下去，前麵兩條腿還拚命攀住巉岩，那求生的欲望，讓我益發感到自己弄死自己之艱難。

想到老牛怖死的一刹那，算了，我打消了自殺的念頭，決定當狗。

李贄敢自殺，我佩服他。雖然他不是一個十分的強人，但是，他敢於對那些“陽為道學，陰為富貴，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東西說不；對“言不顧行，行不顧言”的“鄙儒”、“迂儒”、“腐儒”、“俗儒”們說不；對“以孔子的是非為是非”的絕對真理說不；對《六經》、《論語》、《孟子》等等經典著作說不；對體製內一切認為正常的遊戲規則說不……這種反叛精神，在隻許點頭稱是、而不準抬頭說不的封建社會裏，實在是極有勇氣的行為。翻開中國文化史，如李贄般逆潮流者，簡直寥若晨星，如李贄般唱反調者，更是空穀足音，這恐怕就是封建社會得以遷延數千年的根本原因。

李贄不該到北京來的，但他的性格決定他非來不可。還未進朝陽門，隻是在通州，就被告到詔獄裏去。理由很簡單，李贄是禍水，“敢倡亂道，惑世誣民”。在麻城兩次被州撫勒逐出境，現在此人已經到了通州，天哪！“通州離都下僅四十裏，倘一人都門，招致蠱惑，又為麻城之續。”告禦狀者為禮科給事中張問達，壞蛋一個，正是李贄咒罵了一輩子的偽道學、偽君子之類。其實，李贄早幾年就對他朋友山西主考汪可受說過：“得榮死詔獄，可以成就此生。”“那時名滿天下，快活快活。”這一狀告得他正中下懷，但很遺憾，沒造成一點轟動效應。相反，無聲無息，不死不活，於是，他決定自殺。

他學問當然很大，但對於切腹割腕自縊飲鴆之道，似乎缺乏研究，也許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裏，士大夫（尤其明代）寧肯撅起屁股挨板子，鮮有決絕而自殺者。於是，無章可循的他，選擇這種割脖子的方法，來結束自己生命，看來是平素裏他太太殺雞殺鴨，給他的啟示了。雖然未能一刀畢命，但自殺是成功了，他很欣慰，無論如何，他要最後一次讓國人震驚，讓曆史震驚，果然也達到了目的。可以想象，他這一刀下去，痛苦其次，快感是第一位的。

這是發生在萬曆三十年（1602）春天北京的事情。這年，李卓吾已經七十五歲，如此高齡的自刎者，若放在當代，可以申請吉尼斯世界紀錄。老夫子在死亡線上折騰了兩天以後，終於因為喉管被割的緣故，在無法言語的難堪沉默中，與世長辭。嗚呼！大師遠行，凡塵兩隔，再也聽不到他那閩南口音的刺耳之聲了。農曆三月的北京，那應該是一個風沙飛揚的天氣，應該是一個天昏地暗的日子。我想，在這個眾人都不敢說“不”的國度裏，這是送別大師的最好場景。

李贄之死，對他自己是個解脫，對別人——包括愛他的，敬他的；恨他的，怕他的——也是一個解脫。說實在的，大家都感到如釋重負的輕鬆。卓吾老子這一生，尤其到晚年，仍給自己訂下了太多的目標，多到了鬧人的程度，實在是不敢恭維的；其實，這些在他古稀之年還要去奮鬥、去樹立的東西，隻不過是他數十年來所作所為的平麵延伸，同類項的不斷反複罷了。對於他，對於別人，已不再具有什麽令人耳目一新的意義。

有一支小提琴曲，叫《無窮動》，聽一聽那休想寧靜的旋律，對於了解李贄，也許會有幫助。鬧，或太鬧，是中國文人的永遠治愈不了的痼疾。

古人雲：強弩之末，難穿魯縞。誰都會有這一天的。可李贄猶不收弓，猶以為尚能百步穿楊，猶拉開架子躍躍欲試，這是中外古今所有大人物難以逃脫的最後悲哀。觀眾對這類戲演完了仍不肯卸妝的角色，隻有悲憫，而不同情。因為你不能老在舞台中央，占著茅坑不拉屎。李贄應該明白，你就是你，你已經是你。你辭官，你落發，你遣妻送女，你成為雲遊四方的不僧不道的老單身漢，早就定型了。折騰，是李贄，不折騰，還是李贄；鬧，不會多，不鬧，也不會少。

但是，這是一個充滿**的世界，名聲，有時候比金錢更能弄得人魂牽夢縈、顛三倒四。李贄這一生，之所以遠離家鄉，之所以妻死不娶，之所以過著這種仰鼻息於豪門、吃白食於官僚的日子，議論講學，授徒交友，著書立說，招搖過世，就是保持這種體製外的領袖群倫的地位，其終極目標，就是要做一個在世聖人。

凡人物（或其實算不得人物，隻是自我感覺到果然也是個人物），都會程度輕重地患這種病。一旦發現居然人五人六了，從此，就不做那個本色的自己，而偏要做眾人眼中的那個人物了。隻要有那麽幾天，不見報紙上出現自己的名字，不見電視上露出自己那張肉臉，渾身五計六受、軟不拉塌。必須出鏡上報，必須亮相曝光，必須有點動靜，必須鬧點名堂。這樣，才像**患者服了偉哥以後，能夠硬繃起來，能夠堅挺起來。這樣，他個人金槍不倒，倒不打緊，崇拜他的，為愛護他，不得不陪著累；嫌惡他的人，為防範他，不得不跟著累。

李溫陵先生自然也不例外，他是個尤其愛鬧的人，已經鬧得煞不過閘，必須按這種活得很累的生存方式鬧到底。湯顯祖就埋怨過他：老先生啊！“自是精靈愛出家，缽頭何必向京華”，你老人家幹嗎一定要鬧到天子腳下呢？但劇作家哪了解尊師是絕不怕鬧大的底裏，他一定要隨馬經綸禦史到通縣來，也是覺得在麻陽，在南京，鬧動的震撼度不夠大。所以，逮捕令一下，他好像求之不得，連忙招呼下人抬門板過來，他躺在上麵，讓送到京城。誰知審判長不把他當回事，“大金吾置訊，侍者掖而入，臥於階上。金吾曰：‘若何以妄著書？’公曰：‘罪人著書甚多，具在，予聖教有益無損。’大金吾笑其崛強，獄竟無所置詞，大略止回籍耳。”（袁中道《李溫陵傳》）

聽說要將他遣返原籍，李贄覺得這場真是該演完了。他一生兩畏，一畏回鄉，二畏回家，是絕對行不得的，於是，決定自殺，而且采用了近乎“行為藝術”的死法在內，也透出他必鬧到別人目瞪口呆的風格。

1602年春天的北京城，那肆虐的風沙，顯然比現在的狀況還要糟得多。最虔信李贄的公安三袁之一的袁小修，寫過一篇《遊高梁橋記》，講到與其兄袁中郎同去西直門外踏青，被沙塵暴刮回來的狼狽，“坐至丙夜，口中含沙尚礫礫”，可見風沙之烈，也可見彼時的中國人，尚無牙刷和刷牙這一說。就在同樣的三月天，在通州北門外的迎福寺邊，人們冒著撲麵噎口的揚塵，草草地葬送了李贄。“行年七十六，死無一棺”（明陶望齡《歇庵集》），這倒也符合卓吾老子的一貫精神。

沙塵能將元大都的遺址，埋在地下不見蹤影許多年，但是，掩埋李贄屍骸的那抔黃土，卻遮擋不住他那“逆潮流”的精神。爭議一直伴隨著他的名字，討論到明末，討論到清初，褒者有之，貶者有之，官方封殺，民間傳播，死了以後還要讓人不安生，說明李卓吾一生沒有白鬧。

明末清初，一些在野的大學問家，對李贄的行徑持反感態度。如顧炎武雲：“自古以來，小人之無忌憚，而敢於叛聖人者，莫過於李贄。”如王夫之雲：“王氏之學，一傳而為王畿，再傳而為李贄，無忌憚之教立而廉恥喪，盜賊興。”稍後一點，在朝的王士禛也同樣：“餘素不喜李贄之學，其《藏書》、《續藏書》未嚐寓目。近偶觀之，其最害道者莫如《論狂狷》一篇。其言正如醉夢中囈語，而當時諸名士極推尊之，何哉？”更甭說編纂《四庫全書》的紀曉嵐和《明史》的張廷玉了，對李贄簡直近乎唾棄了。

其實，即使如李贄最看重、最推許的，甚至向其請求“公能容我作一老門生乎”的焦竑，也對這位鬧得十分厲害的老友，保持著若即若離的態度。當他考中一甲進士第一名，任翰林院編修時，李贄很想依附於他，他以“身心俱不得閑”婉拒。自作多情的李贄在他《焚書》中，收錄了那麽多的《與焦弱侯書》，其中不乏肉麻吹捧，但焦竑的《澹園集》和《澹園續集》，卻絕不保留一封他給李贄的書信，顯然是有意剔除掉的。他的《玉堂叢話》一書，雖記萬曆以前的文人雅事，但並非隻字不提同時代人，然而找不到李贄的名字。看來，李贄的鬧，對持道統觀念的文人學者來說，頗有點格格不入。

想不到十年“文革”期間，老先生又給挖出來熱鬧了一場。誰讓他四百年前，抬舉那位名叫武則天的女人呢？於是，被四百年後的另一位女人，引為青衫知己。這次，李贄以“高級篾片”的角色，扮了一次三花臉，很不體麵。一時間，他的《藏書》、《焚書》，重印出來，居然把汪曾祺先生的《沙家浜》、浩然先生的《豔陽天》擠到一邊去，堂堂陳列於書店櫃台正中為熱銷品。好在評法批儒，雨過地皮濕地過去，老先生與那些泛起的沉渣，很快沉落下去，總算沒有請到寫作組當高參，萬幸萬幸。

李卓吾一生，以割脖子為代價，不屈不撓“逆潮流”到底，說“不”到底。作為中國文人中特別能鬧者，總覺得自己應該是一個在世聖人者，多少患有一點自大狂者的這一種人，是值得研究和總結的對象。當然，這類人，過去有，現在也有。但如今這等活“聖人”的肚皮裏，除了一副好下水和良好的自我感覺外，別無長物。環視當下文壇，草包實在太多，菜鳥尤其不少，像李贄這樣有學問的自以為的聖人，還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咧！

李贄，福建晉江人，原姓林，有色目人血統，到他祖父一代，已完全漢化。嘉靖三十一年（1552）鄉試及第，也就是俗稱的中了舉。三十五年離開老家，攜家眷到河南輝縣任教諭一職，約相當於縣教育局的督學。三十九年遷南京國子監教官，大概是個什麽教研室主任之流，也是個閑差。因為明朝自永樂遷都北京，不好擅廢他老爹朱元璋的首都，便象征性地在南京建立了一個縮微的政府機構，養一批閑官。

所以，李贄自及第以後，不算怎麽走運，先是丁父憂，後是丁祖父憂，忙於出缺奔喪，即使得到一官半職，也是在清水衙門坐冷板凳，仕途很不順暢。直到1576年，才調任雲南姚安（即前不久發生地震的地區）當知府，這才有一點俸祿外的灰色收入，使口袋稍有充盈之感。此公熬鷹似的熬了二十四年，像一首流行歌曲唱的那樣，“等得太久太久”，實在是相當的不耐煩。換個別人，也許認命，但他，很不願意如此按部就班，從體製內循序漸進上去。他肯定會罵娘的，“熬到出頭之日，還不得到驢年馬月？”所以，他的“逆潮流”的思想，和說“不”的行動，一是他的天性狂狷所致，二也是一生遭際所賜。

在這裏，倒無妨參照《紅與黑》裏的那個於連。重溫斯湯達筆下這個外省青年的心路曆程，也許對四百年前走出泉州古城的李贄，有所了解。那個木匠的兒子，從外省小鎮來到首善之區巴黎，能夠站穩腳跟，大展宏圖，能夠不擇手段，達到目的，能夠無所不為，下作行事，能夠蠶食鯨吞，撈取一切，能夠寡廉鮮恥，背叛出賣，能夠聲色犬馬，與那些貴婦名媛上床，他做這一切的時候，沒有揭竿起義，沒有明火執杖，沒有革命宣言，也沒有推翻政權，而是穿著燕尾服，戴著白手套，含情脈脈，彬彬有禮，溫文爾雅，謙恭謹慎，有時還要委曲求全，通過體製內的合理、合法、合情的正常運作，實現著他的欲求。

這也是過去，現在，將來，所有來到大城市撈世界的外省人的不二法門，尤其來自窮鄉僻壤的外省青年，更是生命力特強，存活率特高的一族。他們所表現出來的敢於投機，敢於冒險，敢於鑽營，敢於巴結，甚至敢於無恥的精神，比之在優越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同齡人，強上百倍。由於出身清苦，處於底層的原因，這些人對於財富的冀求，權力的渴慕，往往表現得非常貪婪，有時達到病態的癖嗜。但是，他們通常不找體製的麻煩，而是在體製認可的範圍裏，無不達到極限地去獲得一切，這種幹勁，是養尊處優慣了的城市人所不具備的。

李贄做不到這一點，雖然他具有這種外省人的心結，但不具有於連那種在體製內打拚的力氣。試想，他應鄉試，二十六歲；到河南，三十歲；遷南京國子監，三十四歲；進北京，三十八歲；赴姚安任知府，五十歲。這個年過半百的外省人，早過了像於連那種風華正茂的年紀。在麻城與幾位小女子、小媳婦談經講道之餘，頂多也隻能流露一點柏拉圖式的情愫而已。做不了，也無法做於連的他，“不如遂為異端”，掛冠而去，“寧貧賤而輕世肆誌”，以逆潮流的態勢，從體製外另辟蹊徑，鬧出一番他的天地，便是他的目標。

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一書中說過：“十分顯然，李贄沒有創造出一種自成體係的理論，他的片斷式的言論，也常有前後矛盾的地方。讀者很容易看出他所反對的事物，但不容易看出他所提倡的宗旨。”這樣的評價是準確的。但卻臆斷：“如果他在1587年，也就是他剃度為僧的前一年離開人世，四百年以後，很少會有人知道還有一個姚安知府名叫李贄者其人其事。在曆史上默默無聞，在自身則可以省卻了多少苦惱。”並認為：“李贄的不幸，在於他活的時間太長。”其實，從這位曆史人物的心理狀態進行探求的話，他的最大苦惱，應該是“不甘為一世人士”，怕不出名；他的不幸，應該是擔心“今世想未有知卓吾子者也”，仍是怕不出名。所以，他寧願苦惱，也不願默默無聞。

名，是他的一股無名毒火，片刻不寧地在燃燒著那顆不安的心啊！

他自殺的前兩年，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過古稀的李贄，被總理河漕的劉冬星，大概相當於水利部長的要員吧，從南京接到濟寧小住。雖然是個小城，但卻是個古城，當年李白、杜甫曾經在這裏作客，至今城內留有遺址。李贄看了一遭以後，感慨係之，“濟上自李杜一經過，至今樓為太白樓，池為杜陵池，池不得湮，詩尚在石。籲！彼又何人，乃能使樓池之名不能滅也！吾輩可以懼矣，真是與草木同腐也哉！”

中國的士大夫，無論其為主流，抑或異端，都好名，尤好身後之名；追求所謂的不朽，幾成一種病態。尤其那些自以為是人物者，做頂天立地的大事業，為名垂青史的大人物，有傳之後世的大著作，立德，立功，立言，是胸臆中總在湧動的心潮，李贄屬於尤其嚴重的一位。早年，這樣的抱負，多少還有點積極的進取勵誌之意，如今，年紀一把，行將就木，還在那裏害怕自己與草木同腐，這就表明李贄到了晚年，求名的亢奮狀態，非但未曾降溫，甚至到了近乎譫妄的程度。

十多年前，他在湖北麻城芝佛院給自己造靈骨塔時，就透出這種神經質。在《豫約》中囑咐弟子：“若其真實有高興至塔前禮拜者，此佛子也，大聖人也，急宜開門延入，以聖人待之，烹茶而燒好香，與事佛等，始為相稱。”難得知己，竭誠相待，自是李贄這番話的主旨，但誇張地捧朝拜者為聖為佛，那言外之意，他這個被朝拜者，豈不是更聖更佛的上上人了嗎？如此直白的自我期許，正應了清初大學者方以智對他的評論：“專罵好名者，正自家好名之至耳！”

李贄也不諱言：“好名何害？好名乃世間一件好事。”因此，求名，邀名，造名，醉名，陪伴了這位老爺子一生，成為他推拭不去的痛苦之源。一直到他下決心割脖子以後，才徹底放下這個沉重的包袱。

據袁小修《李溫陵傳》，他在氣絕之前，曾與這位待詔有段對話：

侍者問曰：“和尚痛否？”

以手書其手曰：“不痛。”

又問曰：“和尚何自割？”

書曰：“七十老翁何所求！”

最後這句話，算是他得到了真諦，至此，離上帝還有一步之遙的時候，李贄放棄了一生要做在世聖人的夢。這一切，表示了他的棄絕，他的斷裂，他的轉折，因為他終於悟到無須乎再追求什麽了，於是可以死了。從這一刻起，升華了的他，屬於他個人身影的那些部分，對於曆史的他來說，逐步在減弱，在淡退，而他一生中對虛偽的儒學體係的抨擊，對偽道學、偽君子以及一切從政者的揭露，對封建社會主流意識的批判，所表現出來的不屈不撓精神、卓爾不群思想、獨立特行品質，漸漸成為曆史上的他的主體或者全部，並且愈來愈光輝。

當然，也無須為賢者諱，甚至羈押於鎮撫司監獄裏，他在一首《書幸細覽》的詩裏，還幻想神宗朱翊鈞讀了他的《藏書》、《焚書》後，如聆綸音，立刻下了一道聖旨：著八抬大轎，由東華門進，朕要這位李老先生為國師呢！從這個極卑微，也極機會主義的細節，也看到植根於儒家文化的中國士大夫，不論其逆反主流到什麽地步，悖背體製到什麽程度，最後，還是服膺於皇上聖明，這就是知識分子兩麵性的天生軟弱了。

他死得相當痛苦，因為他是一個愛潔成癖的人，不停地沐浴，不斷地掃地，是他打發業餘時間的主要消遣。平素裏，凡來訪贄公者，有一條規矩，都要坐得離他稍遠一點，因為他簡直忍受不了別人的體臭。這或許是嘲諷了，幹淨了一輩子的他，想不到最後以大汙穢、大邋遢收場，衣衫盡染，渾身殷紅，創口滴血，鬢須凝結，這是他極不願意看到的狼狽場麵。於是，躺在門板上的他，那本來明亮睿智的雙眼，漸漸失去往日的光彩，一直熬到第二天的深夜，血流盡最後一滴，心髒停止跳動。

李卓吾活著的時候，有人恨他，有人敬他，是個有爭議的人物。死了以後，仍然不能蓋棺論定。有人尊他為聖人，有人憎他為敗類；有人認為他是中國第一思想犯，有人認為他其實沒有什麽思想，不過是好作大語怪論，喜唱反調的另類文人而已；有人看他為道德高尚，行為磊落的學問家，有人看他不過是周旋於權貴之門作清高狀的清客；有人認為他是一個狂熱的傳教士，仆仆風塵，到處宣揚他的教義，有人認為他雖然大罵“今之從政者，隻是一個無恥”，但吃穿拿用，全賴這班無恥之人供給，過著優越富裕的寄生生活。他雖剃度，但不拒酒肉；他卑侮孔孟，卻在佛堂裏掛孔子像……如果我們將他看作一個人，而不是先知，不是神仙，那麽他有高尚的一麵，也有庸俗的一麵，有偉大的一麵，也有渺小的一麵，就是很正常的事情了。

但是李贄，他像黑夜裏灼目的閃電，雖匆匆一瞥，卻喚醒了中國知識分子，是可以而且應該喊出一聲“不”，向萬古不變的封建秩序挑戰的。否則，口口聲聲“奴才該死”、“吾皇萬歲萬歲萬萬歲”，說不定到今天我們還在黑夜裏摸索。

十五、十六世紀，歐洲開始向現代社會發展，但同一時期的中國，更具國力優勢。當1405年鄭和率船隊從泉州港啟碇，向南中國海進發，歐洲還不具備如此強大的遠航能力，相隔近半個世紀以後，發現美洲的哥倫布，才出生在意大利。如果，當時的中華大地上，有更多的如李贄般敢於思想的知識分子，覺得大明王朝也可能換一種方式生存在這個世界上的話，誰知道今天的中國又會發展成個什麽樣子呢？《明史》論朱翊鈞“明亡，實亡於神宗”，其實，中國的積弱之勢，又何嚐不是從明代錯過了這樣一個發展機遇而造成的呢！

這就是李卓吾先生更令人肅然起敬的所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