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吳沃堯，字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的作者，是一位廣東籍的才子，他先在上海做事，後在上海為文，1910年客死在上海，年僅四十四歲。

對這樣一位才思敏捷、倚馬可待的清末作家來說，英年就告別人世，未免太早了一些。即使按那時中國人的平均壽命看，也隻能算是夭逝。而且，死的那天一切都好好的，剛搬了新房子，朋友來慶賀他的喬遷之喜，酒闌人散，夜裏就發急病，一口氣沒過來，便咽氣了。應該說，他的生命突然結束，有一點非正常死亡的嫌疑。

由他留下來的有價值和無價值的筆墨達數百萬字之多的寫作量來看，他辦報辦得太賣命，寫作寫得太拚命，而且，大概玩起來也玩得太沒命。這樣的瀟灑文人，由於太過揮霍生命，很快走到盡頭。

他算得上是中國辦小報的開創之輩，那時的上海，不像現在有書號、刊號的限製，有出版部門的管理，隻有有錢，想出就出，一旦無錢，想不停也得停。所以，經他手辦起來的刊和報，雖名目繁多，但大半短命，如今看起來，其中不少是屬於文化垃圾之類，已無什麽意義。

因為他以賣文為生，不得不製造這些供有閑階級茶餘飯後、消食化痰的作品。為稻粱謀，情有可原，後人是不必深責的。所以，他的筆下，既揭露官場黑暗、士紳惡行，也指斥洋場劣態、媚外醜形，更嘲弄無知愚昧、科舉封建，當然也少不了無聊文字，捧場文章。此人短短的一生，以打筆墨官司，捧長三堂子，罵官府要人，損有錢老板，頗小有聲名，聞於滬瀆。

盡管他樹立的仇人不少，不過，結交的朋友更多。當他躺在棺材裏大出喪時，在洋鼓洋號導引的送殯隊伍裏，他著文捧過的四馬路倚門賣笑的鶯鶯燕燕、花花草草，也掏出小手絹，假裝為之一掬同情之淚，那些他作品修理過的租界寓公、紈袴子弟、沒落官僚、師爺衙役，那些他在文章裏刻薄過的吃洋教辦洋差做洋事說洋話的買辦、西崽、拿摩溫、包打聽之類，或酒肉之交，或牌桌賭友，或妓院常客，或報界同人，不管對他怎麽不滿意，不開心，麵子上的江湖義氣，總是要的，都趕來為這位海上聞人送行。

這時，有一位先生對他的死，發表了一通議論。“吳趼人先生，小說巨子，其在橫濱，則著《痛史》，在歇浦，則作《上海遊驂錄》與《怪現狀》，識者敬之。不意其晚年作一《還我魂靈記》，又何說也！因作挽聯曰：百戰文壇真福將，十年前死是完人。評說確切，蓋棺論定，趼人有知，當亦俯首矣！”

在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清末之譴責小說中，談到《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的作家吳趼人在上海辦報時：“又嚐應商人之托，以三百金為撰《還我魂靈記》頌其藥，一時頗被訾議，而文亦不傳。”

雖然魯迅隻不過記述其事，但春秋筆法，微言大義存焉！我們知道魯迅是光明正大、嫉惡如仇的精神象征，但他的求全責備，隻是他的做人準則。其實，放在當代作家眼裏，可以說屁事一樁，不會在意的，說不定嫌他開價太低，便宜了商人，讓人家抓了大頭呢？

如今堂而皇之地見諸報刊的“廣告文學”或“收費文學”，哪一篇不得大把大把地進賬？早先，編輯和作家，還有“逼良為娼”的感慨，後來，錢不紮手，便樂不得地幹，大有越幹越歡之勢，凡報刊上登出來的吹捧名不見經傳的廠長經理們的文章，十之九是付費的，其中包括介紹人的回扣。這類在文壇上司空見慣的行為，早已見怪不怪了。吳趼人算什麽，小兒科一樁；魯迅太古典主義，一點也不通脫。時下大手筆的老板，掏錢雇兩個作家寫他，和找兩位小姐陪他，那是差不多的意思。

所以，近年來，為某企業寫一篇報告文學，報酬為一輛轎車；為某老板寫一部長篇小說，賞金是一幢房子；為某名流寫一本文學傳記，采五五拆賬分紅；為海外巨子寫什麽白手起家記，那所得幾乎是一筆不小的橫財。諸如此類的寫作，使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也是初級階段題內之意；吳趼人的三百大洋，隻有甘拜下風。說到底，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這有什麽關係呢？馬不吃夜草不肥，人不得外財不富，隻要有錢可賺就行了。但這些人不如吳趼人坦真，明明拿錢，還要撇清，本是圖利，更想求名，魚和熊掌都想要，而且都得到，就比受到訾議的吳趼人高明得多。這就不能不佩服後來居上，青出於藍，還是現代人厲害和狡猾。

我佛山人很大程度上是拘於麵子，答應了中法大藥房老板黃某（據曹聚仁先生說，此人是上海有名的大滑頭），寫了一篇短文《還我魂靈記》，吹噓其製造的“艾羅補腦汁”。他說服用此藥後，如何“文思不澀”，如何“勞久不倦”，證明該藥的功效非凡，共七百八十字，黃老板饋送大洋三百塊，表示酬謝。寫字付潤筆，作文給報酬，應該說是無可厚非的一種正常的商品交換行為。

其實，中國的古代文人，也不是不食人間煙火，講起阿堵物來，也是很在乎，而且並不很清高的。《譚賓錄》記載唐代的李邕“早擅文名，尤長碑石，前後所製，受納饋送，亦至巨萬。自古鬻文獲財，未有如邕者”。清代的鄭燮，狂放不羈，憤世嫉俗，為“揚州八怪”之一，但也不恥談錢，他在《板橋潤格》裏公開侃價：“畫竹多於買竹錢，紙高六尺價三千。”即或是三千枚當十銅錢，也不亞吳趼人每個字值不足大洋半塊的開價，比之前人，吳先生該算得上是一位謙謙君子。

要較之時賢呢，這價碼會令人笑掉大牙的。君不見近日有書商某某，斥資百萬，懸賞他所需要的小說，出手比之前兩年某刊的大獎十萬，闊綽了十倍。但文學能否因注入資金而產生類此倍數的進步，恐怕連鬼都不信。但放心，按照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注釋中所說的利潤的驅動力，肯定會有作家脫得光光地，甘願被這位書商量身訂做，製造中國的馬克·吐溫式百萬英鎊的故事。

這種“老板出鈔票、作家出筆杆”的商業組合式的寫作，不知為什麽，氣味有些不對，總讓人回憶十年“文革”神州陸沉時，旗手號召的“領導出題目、作家出技巧、群眾出生活”的手段，難免有三突出之嫌。但願這一次不是老戲法新翻版的障眼術，也許一不小心，又弄出一部《紅樓夢》也未可知，那中國文學就有福了。

回過頭來再說這位吳趼人，他雖在清代文學史上不占特殊的位置，一位泛泛而言的文人而已。但說到底，文學是一個消費市場，那些頂尖兒的大師，不可能滿足全社會所有讀者的需求，自然而然，就留下一些足夠非大師級作家兜售自己的份額。我佛山人就屬於這一類作家，不算高明，也不算不高明，他有他的讀者，我就是一個。至今還能記得念中學時代，讀他《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的欣快熱辣風味而捧腹大笑的樂趣，所以，對這寫作一生、風流一生、嬉笑怒罵一生的吳沃堯，頗有感想。

德國詩人海涅說過：“文學史是一所碩大無朋的停屍場，人人都在那裏尋找自己親愛的死者，或亡故的親友。”那年，因廣東文學院招聘作家事，曾到吳趼人的原籍廣東佛山一走。我真是渴望在他的家鄉，看到些什麽，知道些什麽，惜未能如願，隻得怏怏而歸。吳趼人甚愛自己的家鄉，故筆名索性叫做“我佛山人”，但也未見故土對這位名家有什麽特別的紀念，深感文人之寂寞無聞。繼而一想，倒也不是什麽壞事，這樣，對故去的文人，說不定反而消停些，清靜些。

然而，爆炒文學，爆炒作家，已成當今時尚。

仔細想去，炒也並非好事，因為在放大閣下那張漂亮臉孔的同時，尊臉上那塊難看的疤痕，也同樣放大了數十倍，而十分顯眼。舉例而言，那位炒得增值，聲名甚於乃兄的周作人，又如何，不也同時讓更多讀者為之不恥乎？而唾棄之乎？難道因為到處印他的《苦雨》，能夠抹煞其當漢奸的罪惡嗎！同樣的道理，那些在“文革”期間，為旗手搖旗呐喊者，寫樣板為虎作倀者，進寫作組做刀筆吏者，舉棍子迫害文化人者，能由於時下的美化，而會使人淡忘他們身上那四種人的氣味嗎！

凡自炒或人炒者，都有所圖，或附驥尾，或攀門庭，或抬人也跟著水漲船高，或壟斷以作發財資本。我佛山人無人來炒，對於《中國小說史略》一書中所提到的被“訾議”的區區三百大洋，也就沒有什麽好事之徒感興趣，他在九泉下討個安生，倒也不錯。幾年前一位寫樣板的作家逝世，馬上被一窩蜂的人圍上去，出現熱烈盛大的場麵。凡在舊社會看見過大出殯場麵的人，都會感受到吃死人，實在是中國人的一種要不得的惡習。特別是吃死的名人，如蠅集蚊聚，更是熱鬧。於是，你也寫悼詞，我也寫祭文，有得寫的寫，子午卯酉，還能頭頭是道，沒得寫的也寫，就難免添枝加葉，胡說八道。寫來寫去，甚至把應為死者諱的一些，也寫出來了。

所以，無論炒死的人，炒活的人，絕不應提倡。因為文壇，實在夠鬧的了。但有些先生或小姐，並不善罷甘休，該要的，全要，絕不禮讓；該拿的，全拿，惟恐拿少。甚至不該要，不該拿的，也不會嫌多的。其實，作家隻要一樣東西，也就足矣足矣，那就是努力將作品寫得差強人意。

但有些文壇混混，因為無作可品；或有作而不可品、不經品，不品則已，一品便馬腳暴露，紕漏無數，洋相迭出，笑話滿紙。所以要名，要利，要官，要爵，要技術職稱，要特殊津貼，要各式各樣的榮譽，要出頭露臉的機會，要在主席台上就座。這其中還包括那些老而不死、老而作耗、老而瘋瘋顛顛的老先生和老女人。一天到晚，嘮嘮叨叨，惹人煩厭，動輒失態，貽人笑柄，遺患未來，造禍後世。這隻能說明初級階段是個很長很長的過程，雖然時代在變，價值觀也在變，但商品交換法卻是相當永恒的。

因此，那副挽聯中的“十年前死是完人”，倒不失為對年紀一把者十分有用的警語，我想，用在舉世聞名的波拿巴·拿破侖一世的經曆上，大概是最合適的了。這位科西嘉的上尉，身體力行他的格言：一個不想當元帥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於1799年“霧月政變”中，建立執政府，為第一執政，接著，1804年把羅馬教皇七世搞來，給他加冕稱帝，這還不夠過癮，1805年兼任意大利國王。1807年對英國實行“大陸封鎖”政策，同年，入侵葡萄牙，1808年入侵西班牙，這時，雖然他的皇後約瑟芬沒少給他戴綠帽子，但情場失意的他，賭場相當得意，驕妄跋扈，不可一世，其勢力幾乎擴張到整個歐洲。但是，到了1812年，他死前九年，窮兵黷武的拿破侖，大舉進攻俄國，這個戰無不勝的家夥，開始走華容道了。

看來，早死十年的這副挽聯，有其道理。年輕作家也許暫時用不著留意，上了一點歲數的作家，真是值得冷靜思索一下呢！

老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寫的就是1821年發動的這場戰爭。對這位法國的小個子，和那位獨眼的庫圖索夫的較量，有著生動的筆墨。1813年，死前八年，拿破侖在萊比錫會戰中敗北，1814年反法聯軍攻陷巴黎，他被迫宣布退位，流放厄爾巴島。1815年，死前六年，不甘失敗的拿破侖卷土重來，率軍於法國南部儒昂登陸，進入巴黎，再登帝座，史稱“百日政變”。但“廉頗老矣”，雖蠢蠢欲動，困獸猶鬥，又能有幾許作為？同年，以兵敗滑鐵盧戰役結束他的戎馬征戰生涯，從此，小個子徹底完蛋，流放聖赫倫那島，直到1821年於這個荒島上病逝拉倒。

曆史總是無情地嘲弄那些最後以敗筆告終的大人物。

若拿破侖恰恰在死前十年，不在橫征暴斂、東討西伐、加劇矛盾、陷入危機的情況下，發動對俄羅斯戰爭的話，他未必成為一個完人，但以處於成功巔峰的光輝形象，載入史冊，是毫無疑問的，絕不是後來拋棄在荒島上，“鬥敗的鵪鶉，打敗的雞”那種落魄的德行。

這說明，中國老百姓常掛在嘴邊的“適可而止”，“見好就收”，“八九不離十”的不求滿盈的哲學體係，實在是具有科學道理的生存方式。任何事物玩到了極致程度，進入所謂的臨界狀態，必然要發生質的變化，並且那勢頭是不可逆轉的。所以，拿破侖隻有一百八十度地走向自己的反麵，毫無轉緩餘地，非滑鐵盧不可。如同伍子胥謝申包胥所說的：“吾日暮途窮，故倒行而逆施之。”他未必想如此，但又不得不如此，這就是人世間悲劇不斷的原因。

話說回來，中國曆史上那些赫赫揚揚的帝王將相，類似拿破侖下場的也不少。一部《二十四史》，由於最後十年裏的荒謬絕倫，而毀了前半生英名者，一數就是一大把。據說是毛主席生前最愛看的一部筆記小說《容齋隨筆》，其中有一篇《人君壽考》，列舉宋代以前的五位高齡帝王，他們分別為六十九歲的漢武帝劉徹，七十歲的吳大帝孫權，八十五歲的梁武帝蕭衍，六十九歲的唐高祖李淵和七十七歲的唐玄宗李隆基，基本上都是在一生中的最後十年，把自己毀掉的。

死前十年，似乎是一個人變好變壞的大限。政治家也好，文學家也好，大人物也好，普通人也好，隱約有這樣一個規律在。真是令吾等上了年紀的人，要引以為戒呢！總是要變的，這是宇宙的發展規律，盡量使自己變得不令後人生厭，就謝天謝地了。

平心而論，這五位高齡帝王，早年都稱得上有為的英君，都曾經有其曆史上輝煌的一麵。即以劉徹來說吧，他即位後，采用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控製思想言論，加強封建統治；采用主父偃的“推恩”策，削弱侯國和地方勢力，鞏固中央集權；采用孔僅和東郭鹹陽的冶鐵、煮鹽、釀酒官府專賣法規，增加朝廷的財政收入；而且開鑿漕渠，大力發展農業生產；同時對侵擾不已的北方匈奴，改變漢初所使用的和親政策，用衛青、霍去病、李廣等名將，大規模出擊，趕走匈奴，收複失土，開通西域。漢武帝時的中國版圖，疆域之大，在曆史上是少有的。

其他幾位長壽皇帝，握權早期，也很有一番作為的。譬如孫權在魏、蜀、吳三國爭雄中，是個頭角崢嶸的領袖人物。任命周瑜為赤壁之戰的元帥，打敗了曹操，委派陸遜為夷陵之戰的司令，打敗劉備，都是和孫權的英明決斷，果敢行事分不開的。他能據有江東一隅五十二年，“國險而民附”，南辟疆土，北禦強敵，碧眼兒的英武，連曹操都佩服得恨不能生這樣一個兒子。

再譬如蕭衍，那是一個博學多才的皇帝，與文人唱和，精通樂律，雅善書法，非一般附庸風雅者寫兩句臭詩、題兩筆孬字可比。他當了皇帝，一開始也曾勤勉政事，巡郡恤獄，勸課農桑，禁抑豪強。至於李淵，要不是他削平了隋末各地的武裝割據勢力，也無法統一全中國，創立偉大的唐王朝。而李隆基在人們心目中，雖然幾乎成了個戀愛至上主義的風流天子，其實他在位前期，頭腦清醒，英武明斷，選賢任能，勵精圖治。開元之治，也是著之於史冊，一直被稱道的。

但洪邁對這五位長壽皇帝，是很不以為然的，他說：“即此五君而論之，梁武召侯景之禍，幽辱告終，旋以亡國；玄宗身致大禍，播遷失意，飲恨而沒。享祚久長，翻以為害，固已不足言。漢武末年，巫蠱事起，自皇太子、公主、皇孫皆不得其死，悲傷愁沮，群臣上壽，拒不舉觴，以天下事付之八歲兒。吳大帝廢太子和，殺愛子魯王霸。唐高祖以秦王之故，兩子十孫同日並命，不得已而禪位，其方寸為如何？”如果查一查年表，簡直令人駭異，這些皇帝自己製造的動亂，都是在他們死前十年間先後發生的事情。

劉徹在可怕的變態心理支配下，一手製造的巫蠱事件，是他死前的五年，也就是紀元前的91年、前92年發生的。孫權廢太子，殺魯王，凡群臣勸諫者，無不當廷杖殺的歇斯底裏大發作，是在他死前的兩年，公元250年，導致東吳宮廷裏一場血腥的清洗。蕭衍餓死於549年，而餓死他的，正是死前兩年，不顧群臣反對，非要接受的東魏降將侯景。此人晚年，昏憒愚鈍，受侯景降，以為得計，誰知引狼入室，作孽自斃，建康化為灰燼，而他自己，八十六歲的老漢，成為侯景的階下囚，饑寒悔恨，也隻有一死了之，隨之，國也就亡了。而玄武門之變，正是李淵晚年昏愚的結果，李世民，李建成，李元吉的奪權鬥爭，兩子十孫頃刻間斃命，實際是他死前十年626年，發生在他眼前的一次宮廷政變。而唐玄宗從752年拜楊國忠為相，755年釀成安史之亂，756年不得不倉皇奔蜀，不得不於馬嵬坡殺妃的一連串的事件，都是在他死前十年間發生的。

不知是作吳趼人“十年前死是完人”挽聯者，善於總結曆史經驗，還是人老以後難逃這最後十年的惡變？古往今來的高齡統治者，在往生命終點走去的時候，好像難以逃脫這十年大限，必定要犯日暮途窮、倒行逆施的老年病。有的皇帝，未必高齡，也存在這種死前十年惡變的可能，如活了六十三歲的隋文帝楊堅，生性儉素，不事繁華，但在595年，他死前九年，背棄自己一貫作風，竟縱容楊素修了一座豪華蓋世的仁壽宮，花費巨萬，勞民傷財，供驅使的役夫民工，在酷暑下施工，死者相繼，連燒屍都來不及。

所以，洪邁不禁嗟歎：“然則五君者雖有崇高之位，享耆耋之年，竟何益哉？”言下之意，這幾位皇帝活這麽長久，對老百姓究竟有什麽用處呢？“老而不死謂之賊”，這個賊，就是賊害後人，貽禍下代，製造災難，天下不寧，還真不如死毬算了，老百姓少受點罪。

孫權清醒時，認識到無論如何不能重蹈袁本初，劉景升廢長立幼，兄弟廝殺的覆轍，但他到了晚年，對太子們或囚或廢，比袁、劉還要嚴酷，造成了他死後繼承人之間的大屠殺，在魏、蜀、吳三國中，吳國宮廷裏的血腥記錄，最駭人聽聞的了。李隆基當年為了提倡節儉，甚至燒毀宮內奢侈品，令後妃以下不服珠玉錦繡，罷去兩京織錦坊。可他到了晚年，縱容楊氏姐妹的奢靡**侈，與他早期的廉政行徑，判若兩人。蕭衍老了以後的沉迷佛法，舍身寺院，荒唐到誰都看得出侯景的狼子野心，他卻信之不疑，至死不悟。這位咎由自取的老人，最後餓死在他的寶座上，也是活該了。如果，這些統治者早死十年，當一個明君，英君，大概是不成問題的。多活十年，便成反麵人物。

年老的統治者走向自己的反麵，當然是生理的，心理的衰老，更主要的是久握權力必致腐化的結果。由於事不躬親，偏聽偏信，自然拒絕直言，喜愛奉承，由於好大喜功，貪慕虛名，自然寵用非人，群小當政，這些都是曆代老人政治的特點。再加之紙醉金迷，聲色犬馬，深閉後宮，嬖幸用政，最後必定是腐敗墮落，胡作非為，窮奢極欲，禍國殃民。有的，哪怕駕崩了，死毬了，也還貽害未來，得多少代人為他一時的荒謬，付出沉重的代價。有的，曆史上寫了，有的，曆史上沒有寫，或來不及寫，但並不等於不存在，或沒有發生過。

現在來看吳趼人所收下的三百大洋，比之那些造禍於民的帝王遺患，不過滄海一粟而已。但為他所作的這副挽聯，卻實實在在道出了一個真理：老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每個人都要老，老而不背晦，不悖謬，不失態，不張狂；老而不倚老賣老，不駑馬戀棧，不瘋瘋顛顛，不嘮嘮叨叨；老而不與年輕人為敵，不要總想出風頭，不做損人利己，或損人也並不利己的事情，不讓他人在背後戳脊梁骨……需要時刻警惕自己嗬。

不一定做得成完人，但按中國人不求滿盈的哲學，做一個八九不離十的人，還是可以作為奮鬥目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