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如果說在十六世紀的中國南方的一個省份裏，曾經有過類似二十世紀以色列那個猶太國家裏實行的基布茲式或莫夏夫式的農業公社存在，一定會被認為是天方夜譚，而令聽者笑掉大牙。
事實不然。明代嘉靖年間，一位叫梁汝元的生員，確實在他的家鄉，江西省吉安府永豐縣，以宗族為單位，建立了一個名叫“聚和堂”的類似公社組織的共同體。這在中國曆史上本應是破天荒的事情，然而，卻沒有太被人注意，更不用說引起社會的重視。因為那時的中國人，真是可憐，思想被桎梏得像一塊不能發酵的死麵疙瘩，任何酵素和催化劑都不起作用。已經適應了四平八穩，規行矩步，酸文假醋，搖頭晃腦的日子，不僅很不習慣於異端，甚至於打心眼裏排斥異端。他們這種無言的扼殺作用，比統治者大張撻伐對付異類的剿滅更有效。
果戈理形容俄羅斯人胃之結實，連王水都能夠克化，那麽中國頑固派腦袋之冥頑不化，毛澤東喻之曰花崗岩，就不算誇張了。改革開放已經二十多年，還有人在咬牙切齒地仇恨不已呢！那麽，梁汝元的嚐試，和中國絕大多數改革者或改良主義者的命運一樣，以失敗告終，又有什麽奇怪呢？
但是，同時代人鄒元標在《梁夫山傳》中說：“爰謀諸族眾，捐貲千金，建學堂於聚和堂之旁，設率教、率養、輔教、輔養之人，延師禮賢，族之文學以興。計畝收租，會計度支，以輸國賦。凡冠婚喪祭，以及孤獨鰥寡失所者，悉裁以義，彬彬然禮教信義之風，數年之間，幾一方之三代矣！”對他搞的這個家族公社持讚賞態度。
稍後的如清人黃宗羲，這位睿智的學者，在《明儒學案·泰州學案序》中，對他興辦集體製的族學，和進行族政的公共管理行為，給以相當的肯定：“（梁汝元）謂《大學》先齊家，乃構萃（聚）和堂以合族，身理一族之政，冠、婚、喪、祭、賦、役，一切通其有無，行之有成。”
如今來看這位改名為何心隱的知識分子，不把自己關在象牙之塔，而是走出書齋，改造社會，說幹就幹，奉行實踐至上主義，在中國文人當中，像他這樣堅持行動哲學，始終身體力行者，實在不多。
不過，何心隱得算是一個另類，因為，與當時士大夫階層的大多數人相左，走了一條體製外，非主流的路。“科舉取士”的當局，“學而優則仕”的讀書人，顯然很不以為然，予以排斥，予以拒絕，並聯手將其封殺，也是勢所必然的。
我不敢十分斷定何心隱是中國最早實行農村社會改革的第一人，至少，他比毛澤東考察湖南農民運動，比梁漱溟、費孝通的鄉村調查，比陶行知的鄉村教育，要早上數百年。這位先行者，不為當時人所聞，不為後來人所知，從來不曾有過什麽響亮的名聲，真是令人感到悲哀。
那時，馬克思主義尚未出現，如果有，我估計他一定會成為最早的共產黨。因為他搞的烏托邦式的家族公社，雖與現代共產主義製度無共同之處，但卻是能找出原始社會共有共享的積極因素，否則，鄒元標也不會作出“幾一方之三代矣”的高度評價。
在舊中國，知識分子的最佳狀態，就是不思不想，不痛不癢，萬壽無疆，皇恩浩**。千萬不要生出離經叛道，與當局主張不同的政見，更不能造反作亂，做出什麽與統治者政策迥異的行徑。梁汝元被追殺，被砍頭，被湮沒，就因為他想改造社會，就因為他想體現個人價值。那還了得，不但為朝廷不容，也為那些死麵疙瘩不容，於是乎上下一致，將其腦袋瓜子摘了下來，頭腦沒了，思想也就沒了，皇帝老子睡得著覺，死麵疙瘩也欣欣然覺得天下太平了。
在中國的大曆史中，何心隱隻能算是一個小角色，我始終想不通，這麽一條小魚，即使想蹦又能蹦多高的他，如此受到統治者、統治集團，和維護統治的死麵疙瘩們的“垂青”，不遺餘力地加以迫害，所為何來？後來，明白了，五千年來，盡管中國出現很多優秀的思想家，但思想家同時又是能夠付諸行動的實踐家者，實在太少太少。對於統治集團來講，也許並不十分害怕秀才造反，倘若，這個秀才一旦成為革命家，那就又當別論了。因為，乖離主流、愛唱反調的思想家，固然是不能掉以輕心的異己一群，不過，這類人通常很容易收拾，隻要舉起一個帶有警告意味的手指頭，他們馬上就會噤口，馬上就會腿軟，馬上就會調轉臉來唱主的讚美詩。而那些能思想還能行動者，往往不那麽輕易就買皇家的賬，也不那麽輕易就被招安，更不那麽輕易就肯斬斷自己腦後那根反骨。因此，梁汝元雖是一粒微細的沙子，可是在統治者和死麵疙瘩的眼睛裏，是絕不能存在的，他被幹掉，那是早晚的事。
大明王朝，到萬曆年間，政權尚稱牢固，名相張居正，其行政係統，也可算是運轉正常，但對何心隱過分、過頭的整肅，不免有一種小題大做的感覺。現在看來，不論哪朝哪代，無論其統治者再腐敗，再昏庸，再低能，都有一種在意識形態上的潔癖，和警懼心結，這根弦會保持著最起碼的清醒。
何心隱從一開始，在家鄉搞的這個聚和堂，就讓當局和站在當局立場上的死麵疙瘩視為心腹大患。表麵上，這不過是初步的、最原始的集約化經營，但它化零為整、聚散為合的示範性質，對建築在汪洋大海般小農經濟基礎之上的封建社會，所能起到的顛覆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因此，對這種組織形式，對這種組織起來的想法，不給任何生存空間，是可想而知的。也是此後二十年裏，地方各級政府不停追殺他的原因。
所以，有這樣一位另類知識分子，在數百年前的黑暗王朝裏，從事過稍有一點共產精神的革命嚐試，失敗了，也值得後人鞠一大躬。比他稍晚一點的李贄，就著實地欽佩他，推崇他：“何心老英雄無比，觀其羈絆縲絏之人所上當道書，千言萬語，滾滾立就，略無一絲乞憐之態。如訴如戲，若等閑日子。今讀其文想見其為人。”（《與焦漪園太史書》）
李卓吾，摩登聖人，“文革”期間抬出來過，以今天的市場眼光衡量，他應該算是一個懂得炒作自己的老作家。一般說，炒作成了星、成了精、成了癮的文壇新秀和老秀，喜歡眾人將目光集中到自己身上，哪怕大家朝他吐唾沫，他也會樂得屁顛屁顛。可人稱狂人的李贄，卻對何心隱“追慕之切”。因為，在思想的視野上，何或許遜色於李，但在行動的魄力上，李難免差池於何。李卓吾除了從書本到書本，幾乎沒有什麽可資誇耀的舉動，因此，讚歎何“英雄無比”，“讀其文想見其為人”，大概是感到愧恧才說出口的。
何心隱的人民公社，遭到覆滅性摧毀清算後，遂離開家鄉，講學四方，行跡遍大半中國。其間，曾經做過一陣浙江總製胡宗憲的幕賓，在平倭寇之亂中，他被認為是一位很有韜略的謀士。也曾經隨著摯友陳學博，在其任重慶知府時期，擔當類似情治方麵的顧問職務；白蓮教起義，他參與鎮壓行動，用了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就將暴亂敉平。
據清人王士禛的《池北偶談》，何甚至跑到少數民族聚居地，“入蠻峒煽惑，以兵法教其酋長”。此事驚動了嘉靖，可見他確是一個不怎麽安分的行動主義者。因為他有一些追隨他的死黨，有一夥信仰他的群眾，也頗有幾位心儀他的友人，因而也做成過幾件大事。
最為人稱道的，就是他秘密策劃了倒嚴的行動。當時，朱厚熜寵幸嚴嵩，京城內外，全國上下，都拿這對奸臣父子沒有辦法。“心隱在京師，辟各門會館，招徠四方之士，方伎雜流，無不從之。是時政由嚴氏，忠臣坐死者相望，卒莫能動。有藍道行者，以乩術幸上。心隱授以密計，偵知嵩有揭帖，乩神降語：‘今日有一奸臣言事。’上方遲之，而嵩揭至，上由此疑嵩。”（清黃宗羲《明儒學案·泰州學案序》）
雖然，何的一些做法，頗有不擇手段之嫌，但他，行動第一，實踐第一，這是中國文化人的一種難得的品格。好侈談，無實幹，喜浮誇，少力躬，大言不慚，不辨菽麥，紙上談兵，臨陣怯場，這種重言輕行的表現，豈止中國如此？凡古老的民族，都容易生出自我優越之感，有了優越感，同時，也就有了惰性。俄羅斯的知識分子，如屠格涅夫的小說《羅亭》，那個被嘲之為“語言的巨人，行動的矮子”的主人公，如岡察洛夫的小說《奧勃洛摩夫》，那個躺在**的爵爺，不都是屬於言多行少的一類貨色嗎？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天花亂墜的人多了，埋頭幹活的人少了，就會壞事。如魏晉時人，戴高冠，著寬服，揮麈柄，崇玄談，最後，國破家亡，新亭對泣，老死江左，統統完蛋。也許這是個規律，嘴巴好使了，手腳通常就不靈活，長處有時會變為短處；懶得去發表長篇大論，倒有更多時間做事，弱項有可能成為強項。何心隱，一生文字，屈指可數，但他的行為，卻多有驚人之筆；而佩服他的李卓吾，著作等身，名震海內，但究其一生事跡，足可稱道之處，又有多少？當然，偉大的人物，通常是不可能類比的。
要是當時的中國文人，都能像何心隱這樣，不去著意表演，不去瘋狂作秀，不去霸占鏡頭，不去誇誇其談，具有毛澤東《實踐論》中所說的吃梨勇氣，變革一下封建社會這隻爛梨，也許不會又遷延了數百年，將中國弄到山窮水盡的地步。
何心隱了不得，下決心要參與到變革這隻梨子的實踐中去。從他改名一事看，可見其革命的徹底性和堅定性。舊時的中國人，講究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他深知自己為製度所不容，為主流所排斥，早晚要倒黴，而且倒大黴，為了不使家人、宗族受到牽連，故有此隱名埋姓，用心良苦之舉。
他所以隱去本名梁汝元，大概與明代用法嚴峻有關。從朱元璋立國開始，重典酷刑，殺人如麻，動不動滿門抄斬，剝皮揎草。他兒子朱棣更窮凶極惡，誅九族還嫌不解恨，要誅十族。何心隱趕上的正德、嘉靖、萬曆三朝，在朝廷上按住臣下的屁股打板子那血淋淋的廷杖場麵，幾成家常便飯。有鑒於此，易姓另名，潛行天下。後來，果如所料，未得好死，不過，也就隻掉了個人的腦袋，與家屬宗親略無幹係，這就不能不佩服他的遠見了。
更神的，何心隱竟然預卜到將來，誰會熱烈地主張幹掉他。
那是嘉靖三十九年（1560），第一次到北京去見張居正。當時，張未發達，在國子監裏坐冷板凳，誰也沒看出張將來會勢傾朝野。交談幾句以後，何心隱就作出預言：“張公必官首相，必首毒講學，必首毒汝元。”果然不幸而言中。最後，雖不是張將他處死，但也是拍張馬屁者，為了討這位元輔的好，殺了何的頭。
細想想，其實又並不神，兩強相遇，誰也不買誰賬，怎麽會沒有一場精神上的碰撞呢？機深如張居正者，慧悟如何心隱者，還看不出來對手之可畏乎？張將來要收拾何，因為認定何必成為他的潛在敵人；何看出要被張收拾，因為相信日後之所作所為，必與張抵牾。矛盾，勢所必然，勝負，也在料中。果然，“比江陵柄國，即首斥講學，毀天下名賢書院，大索公，凡講學受禍者不啻千計，即唐之清流、宋之朋黨也”（鄒元標《梁夫山傳》）。
在這次何、張見麵的前一年，恰巧何心隱在家鄉經營的聚和堂，被官府勒令解體，他是官司在身，行不由己。所以，張居正才毫不留情地諷刺他：“爾意時時欲飛，卻飛不起來也。”張有一飛千裏的鴻鵠之誌，不過要挾帝王之威來飛，自上而下實現他的抱負；何是實幹家，一步一個腳印，隻是藉民眾之力，自下而上點點滴滴地做起。觀點、目標不同，方法、手段相異，體製內、體製外的差別，在朝在野、廊廟林下的分歧，就有了這次針鋒相對、各不相讓的交鋒。
我不知道張居正後來實行的官方改革，其“一條鞭”式的稅法，是否受到何心隱民間改革“聚和堂”的做法一些什麽影響，史無記載，不敢妄擬。但是，何心隱的嚐試，與1958年毛澤東在農村合作化**中所作的事，大致上能找到相似的軌跡，這就很值得欽敬。何心隱在聚和堂中扮演的角色，說他相當於如今共產黨的大隊支部書記，也未嚐不可。
在經濟方麵，聚和堂設“一十二人總管糧於四季，二十四人分催糧於八節，七十二人分征糧於各候。各候完訖，類付於八節之所催者。八節完訖，類付於四季之所管者。四季完訖類付於維養者，交收轉付輔養，以俟率養之所率矣”。這裏所說的維養、輔養、率養各職，是征糧、催糧、管糧等人員的上一級管理幹部。何心隱通過精細的分工，嚴密的組織，公平的分配，用一些合乎現代精神的管理方法，把千百年來的個體小農經濟，實現了初步的合作化，實在是了不得的創舉。
在教育方麵，聚和堂辦了一所不是走讀而是住校的，要過集體生活的公學。實行“總送饌”和“總宿祠”，學員和老師，吃在學裏，住在學裏。這對今天的學生來說，當然毫無新奇之處。但在明代，與普遍存在的家館私塾，毫無共同之處的教育方式，實在是別樹一幟。他所以要把學生集中起來，其目的很具共產黨的破私立公精神：“聚於上族私館，則子弟惟上族之親；聚於中族私館，則子弟惟知有中族之親；聚於下族私館，則子弟惟知有下族之親。私館之聚，私念之所由起，故總聚於祠者，正以除子弟之私念也。”
一個四百年前的中國知識分子，懂得弘揚集體主義的精神，應該說是難能可貴。更令人驚奇的，何心隱還要打破貧富差別，打破族姓差別，使鄉民都享有受教育的權利。“每月朔望，自率教以下十二人，同祠首相聚一坐，樂觀子弟禮以相讓，文以相勗，歡如翕如，而相親相愛之念變皆油然而興矣。”何心隱所說的“率教”，應該相當於現在的教師，還兼有輔導員之責，所說的“祠首”，那自然是校長或行政主管了。用這種每半個月舉行一次的懇談會，使得大家破除私念，相親相愛，看來，早在幾個世紀以前的何心隱，就在努力營造共有，共享，共治性質的烏托邦，能不令後人對他刮目相看嗎？
在政治方麵，他改變了小農經濟的分散經營狀態，也改變了各家各戶，單獨麵對官衙役吏的局麵，而是統一由聚和堂納稅完糧，承擔徭役，地方官員再也撈不到油水。這種在政治上的獨立體，要比在經濟上和教育上的共同體，更不能被統治者接受。“故凡田糧之征，敢不樂於盡分以輸納耶？丁糧之征，敢不樂於盡分以承應耶？又豈敢妄費其財以行賄賂、以求免其所費耶？又豈敢徒勞其力以作奸弊、以求匿其所勞耶？”惟有這種勞動組合的政治結體，一切由聚和堂出麵與地方政府打交道。按章辦事，保護群眾利益，該交的交，不該交的則不交，於是，實際上杜絕官吏的隨意盤剝的行為。（以上引句均見何心隱《聚和率教諭族俚語》與《聚和率養諭族俚語》兩文）
這種以平等為主旨的聚和堂，在某種意義上說，拆大明帝國這個等級社會的台，是一點也不假的。大家都平等了，不但皇帝失業，連那些既得利益者也再無特權可享，怎麽能夠不去當消防隊，將何心隱點起的這把火撲滅呢？
那些隻是不讚同，不習慣，不喜歡，不感興趣於變化和改革的大多數老百姓，未必由於觸犯了什麽利益，也未必有不共戴天之仇，所表現出來的冷淡、冷漠、冷落的心理，也足以讓何心隱不寒自栗。更何況腦袋已成死麵疙瘩、有些地位、有些名氣、有些貲財、有些權勢的大多數有產者，由於利益而結合起來的反對派隊伍，在抵製新生事物時的異乎尋常的抱團，和王八吃秤鉈鐵了心的死硬，才是何心隱和中國曆代改革者和改良主義者麵前一道難以逾越的牆。
聚和堂的成立，當在何心隱放棄科舉的公元1546年；被解散，當在公元1559年，約存活十年左右時間。最後，由於拒交邑令勒收的“皇木銀兩”額外之捐，由於進行抗稅鬥爭出了惡性事故，幾名鄉人死於械鬥，地方官趁機將人命案扣在何心隱頭上，抓捕，判絞刑。後來，經人營救，才改為發配充軍。從此，他的一生，浪跡天涯，在追殺和逃亡的捉迷藏中度過。據王之垣《曆仕錄》，“各省曆年訪拿不獲，具有卷錄”，基本上過著亡命生活，達二十年，一直到被捕，處死。
何心隱之死，說法不一。
一，“公（何心隱）歸，葬兩尊人，遂廬墓焉。未逾期年，而南安把總朱心學緝之，獲解楚，巡撫王夷陵惟知殺士媚權，立斃杖下。”（鄒元標《梁夫山傳》）
二，“江陵（張居正）當國，禦史傅應禎、劉台連疏攻之，皆吉安人也。江陵因仇吉安人，而心隱故嚐以術去宰相，江陵不能無心動。心隱方在孝感，聚徒講學，遂令楚撫陳瑞捕，未獲；瑞去，王之垣代之，卒致之。心隱曰‘公安能殺我，殺我者，張居正也。’遂死獄中。”（黃宗羲《明儒學案·泰州學案序》）
三，“江陵公奪情事起，慧出亙天，汝元因指切之，與鄰邑吉水人羅巽同聲倡和，雲且入都持正議。江陵恚怒，示意其地方官物色之，諸官方居為奇貨，適（妖人）曾光事起，遂竄入（粱、羅）二人姓名，謂且從光反，汝元先逮至，拷死。”（沈德符《萬曆野獲編》）
四，“越隆慶辛未，不佞舉進士，出江陵門。江陵語及心隱曰：‘汝兄最稱其人，然在我坐，不能出片語。’睹江陵色辭，未嚐相忌相仇也。迨歲巳卯心隱蒙難，釁由王夷陵，非江陵意也。”（耿定力《胡時中義田記》）
五，“何心隱者，縱遊江湖間，放浪大言，以非久可以得誌於世。而所至聚徒，若鄉貢、太學諸生以至惡少年，無所不心服。稍稍聞江陵，屬江西、湖廣撫按密捕之，後得之於嶺北。見撫臣王之垣，坐不肯跪，曰：‘群安敢殺我，亦安能殺我，殺我者張某也。’擇健卒，痛笞之百餘，幹哭而已。抵獄，門人涕泣而進酒食，亦一笑而已。途贈金者前後數十，皆不受。獨受一鄉貢士十金，曰：‘而有夙緣，可受也。’遂死。”（王世貞《史料後集》）
六，“何心隱，的名梁汝元，原籍江西永豐縣人，以侵欺皇木銀兩犯罪，充貴州衛軍，著伍，脫逃各省，及孝感縣，倏往倏來，假以聚徒講學為名，擾害地方。萬曆七年新店把總朱心學於祁門縣捉獲，予發按察司侯廉使查卷，提幹連人問理。本犯在監患病身故。”（王之垣《曆仕錄》）
七，“有禦史趙崇善者，挾私憾，追劾先公（王之垣）殺心隱以媚江陵，而推心隱講學時，先曾祖久以戶部侍郎養親家居矣。”（王士禛《池北偶談》）
如果以上明、清諸家能夠有機會了解數百年後的北歐挪威，有一位易卜生的劇作家，創造出“結實的多數派”這樣一個詞匯，也許就不這樣殫思竭慮地尋找殺人凶手了。還用得著大傷其腦筋嗎？不論其為誰殺，如何殺，有一條可以肯定，不是萬曆殺，也不是張居正殺，而是那些大大小小死麵疙瘩所組成的“義勇軍”，將其送上法場的。何心隱之死，就是死在了這些“結實的多數派”的手中。
據說，當《人民公敵》這個劇本在莫斯科上演時，史坦尼斯拉夫斯基成功地飾演了劇中主人公，那位孤獨的醫生。而俄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評論家普列漢諾夫，曾就易卜生這種對多數派的看法，作過理正辭嚴的譴責。如果普列漢諾夫能活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話，看到從慕尼黑啤酒店裏喝得醉醺醺地衝出來的納粹黨徒，見猶太人就打，見猶太店鋪就砸，見猶太教堂就燒，還有大批張著嘴看熱鬧的，起哄架秧子混水摸魚的，嘲笑奚落泄一己之私憤的普通德國人簇擁著、尾隨著——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在政治運動中以積極分子麵目出現的“結實的多數派”——為了表現，為了邀好，做起勁的打手，做顛狂的惡棍，也許不會著文反對了。
無數的曆史事實證明，群眾和群氓，在某些特定場合，這一字之差的界限，有時並不存在。呼嘯的多數人，聲音可以驚天動地，但並不必然擁有真理。通過十年“文革”的教訓，我們大家都明白了的一點：群眾運動，一旦成為無法控製的變數，那便是一場可怕的劫難。
易卜生通過主人公斯多克芒醫生，痛心疾首地說：“在咱們這兒，真理和自由的最大敵人就是那結實的多數派，不是別人，正是那掛著自由思想幌子的該死的結實多數派！想禁止我說真話的，正是這個多數派。多數派從來沒有公理。從來沒有！這也是思想自由的人必須揭穿的一句社會上的謊話。”
如果從古老的《福音書》中，看一看耶穌之死，這位先知不也是被“結實的多數派”釘上十字架的嗎？當審判者從作假證的老百姓那裏找不到檢控的理由，便搞起群眾運動來了，問在場的積極分子，該怎麽處置他？他們回答說，他（耶穌）是該死的。他們就吐唾沫在他臉上，用拳頭打他，也有用手掌打他的。群眾一迭聲地喊：“把他釘上十字架，把他釘上十字架！”那些看守耶穌的人戲弄他，打他，又蒙著他的眼問他說，你是先知，告訴我們，打你的是誰？他們還用許多別的話辱罵他。毫無疑問，耶穌之死的主犯，是祭司長，巡撫，和那個出賣他的猶大，但是，看不到那些助紂為虐的群氓，加速他死亡進程的“結實的多數派”，也是不準確的。
耶穌在死前這樣長歎過的：“耶路撒冷阿，耶路撒冷阿，你常殺害先知，又用石頭打死那差遣到你這裏來的人，我多次願意聚集你的兒女，好像母雞把小雞聚集在翅膀底下。”這位先知的悲哀，恐怕想不到正是這些“結實的多數派”，卻成為最堅定的恨他不死的積極分子。
因此，到底是誰給何心隱的棺材，揳進最後一個釘子，既無從查起，也無關緊要；隻是易卜生所創造的這個詞匯，卻給人們留下永遠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