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在中國，自明初方孝孺被誅十族以後，再也沒有一個知識分子以死報君了。

從此以後的中國人，為主義赴死者，有；為真理犧牲者，有；為情人割腕切脈者，有；甚至，為賭一個什麽東道以生命下注者，有；但是，在最高層麵的權力鬥爭中，像方孝孺這樣傻不唧唧地去為一個背時的皇帝獻出老命者，是不會有了。不是士不肯為知己者死，從此狡滑，也不是以死來一報知己的價值觀，從此絕跡，而是在統治者無休無止的奪權遊戲中，為失敗者殉葬的愚蠢行為，已為智者所不取。

皇帝死了還會有皇帝，而腦袋掉了卻不會再長出一個來。隨後的士大夫，漸漸的聰明起來。陪你玩，可以；陪你死，則決不幹了。為爭權奪位的統治者火中取栗，犯不著，弄不好會燙傷自家的爪子；而最後坐在龍椅上剝吃糖炒栗子的那位，未必會賜你幾粒嚐嚐。於是，做出慷慨激昂者，有之；喊出誓死捍衛者，有之。而為了效忠，甘心陪葬，找來一根繩子勒死自己，或者喝下一碗鴆汁毒殺自己，如此這般的傻瓜，就不多見了。

雖然，由明而清的文字獄迫害，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總是淒風苦雨，如肉俎上，不怎麽見好，但命運盡管不濟，生命力倒是十分頑強。就像東北地區那種叫做“死不了”的植物，看似一段死氣沉沉的枯木朽枝，隻要稍沾一點水，就會透出一線生機，隔不數日，居然青枝綠葉，甚至還能開出一兩朵小小的花來。所以，對“士”而言，即或是苟且的活，也要活下來，絕不去壯烈。

最近的例子，莫過於記憶猶新的“文革”了。在狂飆突起，橫掃一切的日子裏，被批鬥，被打倒，被噴氣式，被關進牛棚，被踏上千萬隻腳的知識分子，若是按照古訓“士可殺而不可辱”的原則，死一千次都足夠足夠，但很少有人抱著王國維“義無再辱”的精神去跳昆明湖。北大清華，離頤和園多近，沒有一位教授學者權威泰鬥，敢步觀堂先生後塵的。幾乎達到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士”，也就是絕大多數的中國知識分子，可以承認自己死有餘辜，罪該萬死，可以趴在地上磕頭討饒，祈求恩典，可以千遍萬遍地深刻檢查，痛哭流涕，就是不可以“寧為玉碎，毋為瓦全”地一死了之。

有什麽辦法呢？軟雞蛋也是有它賴以保全的生存哲學。那時，作為牛鬼蛇神的我，心裏也是這樣想的：不錯，你偉大，但你總有死毬的一天；不錯，我偉小，可也許會活得比你長久。所以，在十年（對我來講，還得加上十年）的比拚過程中，很多人都抱著這樣的宗旨：我要倒下，就是人家看著我死，而我不倒，那就有可能看著別人死。為這一天，為這一刻，無論如何得想方設法活下來，哪怕當癩皮狗，哪怕當三孫子，也在所不惜。

現在，回過頭去看我們那段苟延殘喘的曆史，既不必為之感到羞愧，也不必以此為本錢，喋喋不休，沒完沒了，好像逮到了一個有把的燒餅，那可就是當真的發賤了。應該說，正是這種大家並未相約、共求不死的信念，加之“螻蟻尚且貪生”的本能，十年過後，統計下來，除一兩位，兩三位，實在熬不過來外，都奇跡似地挺了過來。那場史無前例的“文革”作俑者，恐怕始料未及的，乘興而來，敗興而去，最後落一個死的死、亡的亡、抓的抓、關的關的結果。於是應了一句“笑到最後，才是真笑”的法國諺語，修理人者未能笑到底，於是，隻好讓被修理者笑了。

我記得，七十年代末，一次全國性的文藝界大聚會，在人民大會堂，許多被整得九死一生者，劫後重逢，發現不但自己活著，別人也一個個都活著，那額手相慶的場麵，雖有點滑稽，但足以說明“好死不如賴活著”的生存哲學，不但是明清之際“士”的立身之本，也是後來的知識分子在各項政治運動中的不倒之術。事實證明，對於士大夫的修理，雖然見效一時，而無恒久的功能。從長遠的曆史角度來看，最後綁在恥辱柱上的，常常是貌似強大的修理人者，而非軟雞蛋式的被修理者。

所以，商末孤竹國的伯夷叔齊，恥不食周粟，餓死在首陽山。雖然在正史上，是以肯定的口氣來敘述這哥兒倆的原則立場，但這種其實是挺傻帽的行為，在後來的知識分子眼裏，是不以為然的。隻有那些非常一根筋，特別認死理的“士”，才認定天底下都像華山那樣，隻有一條路好走。方孝孺，恐怕是中國最後一位伯夷叔齊式的知識分子。他，隻有選擇死之一途。

其實，就在方孝孺的明代，讀書人也並不那麽傻了。朱由檢在景山上吊，陪他死的隻是貼身太監，沒有一位知識分子為之殉難。那個錢謙益本來想跳水赴死，效忠崇禎的，可是一摸湖水太涼，就不想成仁了。那個龔鼎孳也想以一死回報君王，可是想到漂亮的小老婆馬上要被別人摟著，便打消死節的念頭。所以，方孝孺在朱棣攻下南京、建文帝自焚以後，惟求速死，在這兩位江左名流眼裏，自是不識時宜的方巾迂腐了。

因為，他本可以不死，有一個叫道衍的和尚，很為他在朱棣麵前說了情。

“先是，成祖發北平，姚廣孝以孝孺為托，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殺之。殺孝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成祖頷之。”（《明史·方孝孺傳》）

這個保方孝孺的姚廣孝，可不是凡人。燕王朱棣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奪他侄子朱允炆的江山，某種程度上說，這個和尚所起的作用是決定性的。他對於朱棣來講，遠不是一個普通的軍師或者謀士這樣的角色，說他是朱棣這次靖難之役的總智囊、總策劃，也不為過分。

據明人筆記《革除逸史》載：朱到南京後，“未幾，獲文學博士方孝孺，上欲用之，示其意，執不從，遂就刑”，看來，朱的確打算放對方一馬，甚至，還想重用的。所以，很給大儒一點麵子，召至帝座跟前，下榻握手，捧茶延坐，商量起草登基詔書事宜。朱棣本有乃父朱元璋的流氓氣，但此刻依舊以國師之禮待方，顯然，姚廣孝的話，是相當起作用的。

然而，一切都如和尚所料，方“必不降”，朱也必“殺孝孺”。死難消息一來，他隻有雙手合十，阿彌陀佛，搖頭輕歎了事。因為，姚廣孝與方孝孺，雖同為知識分子，卻分屬兩類，姚是明白人中極明白的一類，絕不做傻事；方則是看似明白，其實並不明白的一類，常常倒做不成什麽事。

方不可能降朱，朱也不可能宥方，他早就估計到這出性格悲劇。但是，若不為方求情，有點說不過去，情求過了，朱也點頭了，他的良心也就得到安寧。雖然他對朱說了“幸勿殺”，並沒有說絕對不能殺，再說他有什麽資格，對未來的皇帝下命令。因此，方不領情，是方的事，朱要殺方，是朱的事，與本人無關。我做到我能做的，不做我不能做的，這是姚廣孝的行事方式。我能做到的偏不做，做不到的偏要做，這是方孝孺透得相當不明白的地方。

最後，朱棣把話對方孝孺說到這種地步：這是我們朱家的事，用得著你狗拿耗子，多管閑事？方偏要管，一個勁地激朱求死，朱哪裏受得了，大開殺戒，方孝孺一案死難者達八百四十七人，充軍發配者不可勝計。方得到了於事無補的壯烈，氣節是有的了，可多少人陪著粉身碎骨啊！古人對此也有微言。“孝孺十族之誅，有以激之也。愈激愈殺，愈殺愈激，至於斷舌碎骨，湛宗燔墓而不顧。”（明錢士升《皇明表忠記》）

中國的所謂“士”，所謂“文人”，所謂“知識分子”，如果一定要分類，不是方孝孺式的——偏執，拘謹，認死理，不知好歹，常常采取霸王硬上弓的方法蠻幹；就是姚廣孝式的——靈活，圓通，識大局，趨利避害，往往以低姿態矮身段不張揚的手法達到目的。非此即彼，非彼即此，至多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曆史有時愛開開玩笑的，偏偏讓這兩類價值取向不同的知識分子，奇巧地組合在同一舞台，同一背景下，一個輔永樂，得到大成功，一個佐建文，結局大失敗。所有看過這出戲的觀眾，都會作出自己的選擇。於是，從此以後，像姚這類明白人，越來越多，像方這類傻而直，呆而方，迂而正的不明白人，越來越少。這或許就是時代的進步了，要是知識分子總那麽傻不唧唧，還真是夠嗆呢！

《明史》中描寫的姚廣孝和方孝孺，一為“目三角，形如病虎”的方外和尚，一為“雙眸炯炯”，“雖粗蔬糲食，視其色，如飫萬鍾者”的讀書種子，一為“頗毀先儒，識者鄙焉”的左道旁門，一為“顧末視文藝，恒以明王道，致太平為己任”，“講學不倦，陳說道德”的一代學宗，兩人幾乎找不到共同點。雖然姚“少好學，工詩”，“宋濂亦推獎之”，按說，方孝孺出宋濂門下，應該與這個看來不三不四的和尚，有些往來才對，然而，史無記載。不過，一個正襟危坐，過於嚴肅的方正君子，與和尚坐不到一條板凳上，說不定有點鄙視和不屑，也有可能。但是，姚能張嘴向朱棣說情，其識見，其器度，就不是書呆子方孝孺可比的了。

方孝孺應該做學問，姚廣孝才是玩政治的，從他一生行狀看，他是一個不那麽安分的和尚，不安於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鍾的日子，是一個迫切追求成就感的知識分子。恰巧馬皇後逝世，朱元璋把兒子從分封地集中到南京來守孝，據《明史·姚廣孝傳》：“太祖選高僧侍諸王，為誦經薦福。”於是，通過關係，與野心勃勃的燕王朱棣掛上了鉤。

這個和尚私下裏對朱棣許諾：“你要用我的話，我會給王爺一頂白帽子戴。”如此露骨的暗示，連黃口小兒都猜得出來，“王”字上麵加一“白”字，不就是一個“皇”字嗎？朱心領神會，引為知己，遂將這位主錄僧，帶回北平。從此，他便成了燕王的思想庫，和進行反中央的地下活動的總指揮。“陰選將校，勾軍卒，收材勇異能之士。燕邸，故元宮也，深邃。道衍練兵後苑中。穴地作重屋，繚以厚垣，日夜鑄軍器，畜鵝鴨亂其聲。”

他那時“住持慶壽寺”，但“出入府中，跡甚密，時時屏人語”，朱棣當然想造他侄子的反，因為，建文帝接受了齊泰、黃子澄，還有方孝孺的削藩建議，正準備收拾他。但是，以一隅反天下，朱棣也不由得不心虛。有一天，他作對聯，剛吟出上句，“天寒地凍，水無一點不成冰”，姚立刻應口而出，“世亂民貧，王不出頭誰作主”。“王”字出頭，即為“主”，看似文字遊戲的小手段，卻起到堅定其信心的作用。

所以，沒有姚的煽動，朱未必敢舉事，沒有姚的擘畫，朱也未必能成事。起兵以後，靖難軍經過兩三年與中央軍的拉鋸戰，姚突出奇招，建議輕騎挺進，徑取南京，“毋下城邑，疾趨京師，京師單弱，勢必舉”，這場無妨說是姚廣孝與方孝孺的角力，玩政治的行家，終於把隻會做學問的書呆子擺平。朱棣很快渡過長江，取得天下，當他的永樂皇帝。

所以，這位特別倚仗的心腹，出來為方孝孺求情，對於朱棣，那影響力是可想而知的。朱棣起事，檄文天下，以清君側的名義，矛頭指向建文帝倚為股肱的齊泰、黃子澄，其實，方孝孺作為建文帝的老師，在他眼裏，也是參與過對他的迫害，屬於鏟除的奸惡之列，是毫無疑問的。然而，姚廣孝求他“幸勿殺”，居然“頷之”，看來姚廣孝麵子夠大。

在中國封建社會中，圍繞在皇帝身邊，有頭有臉有發言權者，說一不二，使帝王言聽計從者，大有人在。但伴君如伴虎，最後能夠得到好下場者，就比較罕見了。姚廣孝這樣一個不官不民、亦官亦民的和尚，作為皇帝的賓客，運籌帷幄，出謀畫策，位極人臣，倚重中樞，最後能夠善始善終，實在是極為奇特的例子。

他披的這件袈裟，固然衝淡了朱棣對他的戒心，更主要的是姚廣孝深諳與狼共舞的遊戲規則。越得意，越檢束；越成功，越退縮；越是登峰造極，也越要激流勇退。可是，能懂得這點道理而做到抽身自退者，實在太少。權力這東西，如海洛因，上癮以後，是太難戒掉的。唐人胡曾《詠史詩》：“上蔡東門狡兔肥，李斯何事忘南歸？功成不解謀身退，直待雲陽血染衣。”那個不可一世的李斯，最後的悲劇下場，不就是他“不解”進退之道嗎？等到身首異處這一天，老先生想起與兒子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兔的快樂不再，刀架在脖頸上，哭悔也來不及了。

姚廣孝按《老子》“功成身退，天之道”，“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的箴言行事。靖難之役，朱棣率軍“轉戰山東、河北，在軍三年，或旋或否，戰守機事皆決於道衍。道衍未嚐臨戰陣，然帝用兵有天下，道衍力為多”，等朱棣得天下後，論功行賞，姚為第一，舉朝上下，竭力推崇，甚至到了“帝與語，呼少師而不名”的親昵程度，他老兄還是堅持在廟裏，當他的和尚，做他的佛事。朱棣急了，“命蓄發，不肯，賜第及兩宮人，皆不受。常居僧寺，冠帶而朝，退仍緇衣”（《明史·姚廣孝傳》）。

這樣一個能夠扭轉明室乾坤的和尚，還保持其清醒的分寸感，一生不敢越位。那麽，有濟世之誌、無匡時之才的方孝孺，就缺乏自知之明了。居然在南北激戰的烽火硝煙之下，還饒有興致地引導建文帝進行複古改製的嚐試，宮殿名，城門名，悉數恢複古稱。官製，也按《周官》重訂，本是翰林侍講的他，改成頗有二十世紀味道的文學博士。當時的老百姓，肯定分不清他這個博士和茶樓酒肆裏的茶博士，有些什麽區別？大概，越沒有什麽真本事的人，越喜歡做表麵文章，以表示那一股虛火的革命**。“文革”期間的紅衛兵，也曾經歇斯底裏地將東安市場改成東風市場，將協和醫院改成反帝醫院，結果又如何，不過給曆史添小笑柄而已。

最不可思議的滑稽，莫過於這位博士計劃恢複古代的井田製度了。在明代曆史上，除了方孝孺，還有一個海剛峰，都是背時的保守主義者，都好笑地進行過這種白日見鬼的討論，可見讓一個或數個嚴重與現實脫節的知識分子，進入權力高層發號施令，是多麽致命的決定。建文帝的倒黴，多少也是他咎由自取，誰教他任用非人呢！應該說，好學不倦的朱允炊，與這位座師切磋學問，是可以的，但是把國家交給這位書呆子，那就是開天大的玩笑了。

據明人薑清的《薑氏秘史》：“初，孝孺被召入京，王叔英預以書告之曰：‘天下事有可行於今者，有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可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亦易，而樂其利。難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難，而受其患。此用世所以貴時措之宜也！’孝孺好古，故叔英及之。”顯然，有識之士早看到了他性格中的保守，愚直，迂腐，偏執的一麵，作為一個學問家，確是好的榜樣，作為一個政治家，就遠遠不及格了，作為一個軍事家，更是糟糕得一塌糊塗。建文帝沒有他這樣一位精神上的導師，也許不至於最後走向自焚的死亡之途。用人不當，貽患無窮，雖然，他為建文帝殉節，死得那樣壯烈，也算對得住年輕皇帝，但若是說方孝孺為朱允炊的催命鬼，也並不冤枉他。

坐鎮北平的姚廣孝輔佐王子；確保後方，率大軍步步進逼京師的朱棣，勝利在望。而齊泰、黃子澄，加上方孝孺，書生意氣，清談誤國，欲罷不能，欲戰不成，弄得建文帝輸不起，贏不了，進退失據，不知所措。同是知識分子，姚廣孝有把握全局之力，一盤棋下得無子不活；方孝孺無審時度勢之能，每步棋都走成了死招。

最可怕的，方孝孺還相信自己特棒，還要瞎指揮。第一手，他搞了一次緩兵計，派人到北平做燕王工作，赦他無罪，要他罷兵，誰知這位信使，到了那裏，連大門也不敢出。第二手，他又搞了一次離間計，想挑撥燕王兩個兒子內訌，哪知道事與願違，朱棣的大兒子朱高熾把送信人和信，一塊兒交給他的父王，以示清白。這就是方孝孺書讀得太多的本本主義了，孫子兵法上有成功的例子，但到你方大軍師此刻就不靈了，你不想想，南京已經不站在優勢一方，北平幹嗎要買你的賬呢？

“燕兵遂渡江，時六月乙卯也。帝憂懼，或勸帝他幸，圖興複。孝孺力請守京城以待緩兵，即事不濟，當死社稷。”（《明史·方孝孺傳》）曆史上有很多從首都出逃，然後回來複辟的帝王，為什麽建文帝就不可以？何況，朱棣雖攻下京師，大半壁江山並不在他的控製之下，回轉的餘地還是很大的。然而，他要求朱允炆“死社稷”，這是方孝孺最臭最臭的一招了。

尤其令方孝孺惡心的，偏偏打開金川門，不戰自降，迎接燕王進京的，是他的好友，朱元璋的女婿李景隆。據《薑氏秘史》：“說者又謂孝孺與景隆父子交誼甚篤，景隆帥師北伐，實由孝孺，既而兵敗，漸有異誌，人多知之，告於帝，帝雅信孝孺，遂不複疑，卒成開門之變，蓋不免於誤國雲。”

他的學生建文帝，聽老師的教導，終於跳進熊熊大火之中，“死社稷”了，那麽，老師要不跟著也“死社稷”的話，還有什麽臉麵活在人間呢？於是，就有了《明史》上的這段對話和隨後的血腥場麵。

至是欲使草詔。召至，悲慟聲徹殿陛。成祖降榻勞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效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成祖曰：“彼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曰：“國賴長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曰：“此朕家事。”顧左右授筆劄，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筆於地，且哭且罵曰：“死即死耳，詔不可草。”成祖怒，命磔諸市。

方孝孺，這個曆史上的惟一，“三代以來所未有也”（薑清語），倒在了血泊之中。然而，頂個屁用，連朱棣的毫毛，也未觸動一根。如果方孝孺聰明一點，智慧一點，轉換一下思路，從長計議，徐圖報複，君子報仇，十年不晚，還未必就能斷定未來的局麵，不會發生變化，誰笑到最後，恐怕還得兩說著呢！所以，以死抗爭的古老做法，在今天看來，便是十分地愚不可及了。

活著，才是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