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參橫鬥轉欲三更，苦雨終風也解晴。
雲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
空餘魯叟乘桴意，粗識軒轅奏樂聲。
九死南荒吾不恨，茲遊奇絕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東坡先生的這首過海詩，是他於紹聖四年（1097）謫放海南島儋耳的三年後，即元符三年（1100）六月遇赦，渡瓊州海峽北歸，到廉州，也就是現在的廣西合浦時所作的。
三年流放，九死一生，竟輕輕巧巧地落在了“茲遊奇絕”四個字上，絕不是一般人的心境能夠想得開的。詩人的樂觀胸襟，豁達精神，不屈意誌，全在筆下流露出來了。盡管此時的他，已是一位遍體鱗傷的詩人，但他精神不死。他的一首《觀棋》詩“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優哉遊哉，聊複爾耳”十六個字，能夠表達出他的人生態度。
據《王氏交廣春秋》：“朱崖儋耳，大海中極南之外，對合浦徐聞縣，清朗無風之日，遙望朱崖州如菌廩大。從徐聞對渡，北風舉帆，一日一夜而至。”
不妨設想，在九百年前過瓊州海峽，可不是現在一兩個鍾頭的事情。即使在現代交通條件下，航行在茫茫蒼蒼、激流洶湧、波濤起伏、浪逐船高的瓊州海峽之中，也是一次令人不由得心情凝重的旅程。何況蘇軾乘坐的是一艘吃水量很小的躉船，要作二十四個小時的不間斷航行呢？
可以想象，他在雷州半島的徐聞港碼頭上告別登舟時，無論送行的親友，還是同船的渡客，自然包括“監解”的官方人員，都不相信年逾花甲的東坡先生還有北返的可能；恐怕連他自己，也作老死海外，有去無回之想。
他與友人範元長的書信中說：“漂零江海，身非已有，未知歸宿之地，其敢必會見之日耶！臨紙哽塞，言不盡意。”與友人王敏仲的書信中，連後事都作了安排：“某垂老投荒，無複生還之望。昨與長子邁訣，已處置後事矣。今到海南，首當作棺，次便作墓，乃留手書與諸子，死則葬身海外，庶幾延陵季子贏博之義，父既可以施之子，子獨不可施之父乎？生不挈棺，死不扶柩，此亦東坡之家風也。”
古往今來，凡是嚐過流放滋味的人，都能體會這種生離死別、回歸無期的痛苦。回想起1957年，一頂帽子，逐出京門，深山老林，四顧無親時，唯有寒號鳥的啼聲，伴我度過那無望的歲月；讀蘇文至此，也不由得心頭發緊，潸然淚下。人之最殘忍，莫過於教你看著自己怎麽一步步地走向死亡。人之最冷酷，莫過於讓你看不得父母妻子兒女而一片片撕裂著自己的心。但是，蘇東坡沒有死，不但沒有像他預計地那樣埋葬自己，也沒有像那些收拾他的小人們所設計的那樣油盡燈滅，不死也死，而是多少近乎奇跡似地生還中原。
據清王文誥輯注《蘇軾詩集》所輯翁方綱注，引《獨醒雜誌》裏的一則小故事：“東坡還至庾嶺上，少憩村店，有一老翁出，問從者曰：‘官為誰？’曰：‘蘇尚書。’翁曰：‘是蘇子瞻歟？’曰：‘是也。’乃前揖坡，曰：‘我聞人害公者百端，今日北歸，是天祐善人也！’東坡笑而謝之，因題一詩於壁間。”
鶴骨霜髯心已灰，青鬆合抱手親栽，
問翁大庾嶺頭住，曾見南遷幾個回？（《贈嶺上老人》）
曆來的皇帝，都把他們不喜歡的文人往冰天雪地裏送，和俄國的沙皇將十二月黨人押往西伯利亞的用意一樣，凍得你靈魂出竅，看你還有興致給朕唱反調？但從未振作過的趙宋王朝，隻擁有中原半壁江山，因此，對犯了錯誤的官吏，隻好往南方偏遠的省份送。那時的嶺南，是蠻荒之地，疫癘之鄉，而發配海南島者，更難逃瘴氣，幾與死刑無異，到得那裏，絕無回返的可能。
蘇東坡很高興自己成了一次罕見的例外，給嶺上老人寫了這首詩。可那些整了他一輩子的小人們，得知沒能將他整趴、整死、整完蛋，還活著出現在大陸南端，光火憤怒，跺腳罵娘。於是，今天發出一道命令，“量移廉州”，明天頒布一紙文書，“改舒州團練副使”，一會兒教你東，“徙永州”，一會兒讓你西，“提舉玉局觀，複朝奉郎”，使得北歸的蘇東坡，疲於奔命，仍過著折騰不已、折磨不止的日子。
這就是千古不滅的結論：隻要遭遇小人，好人就休想安生。
據《宋史》本傳，蘇軾始終“忠規讜論，挺挺大節”，所以“為小人忌惡擠排，不使立於朝廷之上”，常因文字之禍、無罔之災，飽嚐貶謫他鄉之罪，領受顛沛流離之苦。蘇轍在《墓誌銘》裏，有這樣一段對他人格力量的讚語：“其為人，見善稱之，如恐不及，見不善斥之，如恐不盡，見義勇於敢為，而不顧其害。用此，數困於世。”抱著這樣的人生哲學，他能不觸犯小人嗎！一般稍懂得處世道理的人，見到這些決非良善之輩，躲都來不及的，他“斥之如恐不盡”，豈不引火燒身麽？所以，他一生，不是困於文人中的小人，如王安石、呂惠卿、章惇之流，就是困於小人中的文人，如何正臣、舒亶、李定之流。
無論文人中的小人，還是小人中的文人，其危害性不亞於鼠疫、虎列拉和時下在非洲流行的埃博拉病毒。細查一下曆代文字獄的起因，總是小人先來勁，爾後皇帝才下手的。這倒不是為統治者開脫罪責。皇帝政務倥傯，日理萬機，是何等忙碌？哪裏有閑情逸致在金鑾殿上捧讀小說和詩歌。而下了朝回到內廷，三宮六院，七十二嬪妃，後宮三千粉黛，哪一個女人不是似饑如渴，等著他全身心的投入？宮闈之內，床笫之間，文學，又不是偉哥，有什麽用處？所以，小人吃準皇帝不可能了解詳情，就用兩片子嘴，把文人送上斷頭台。
我還發現，那些根本不入流的作家；那些已經寫不出作品的作家；那些寫得不如別人好，一比之下黯然無色而又不甘心的作家；那些壓根兒就以文章為登龍術，為敲門磚，為墊腳石，誌在攀附巴結，其實是打著作家幌子為了達到目的，連殺人之心都敢有的作家；那些吃柿子揀軟的捏，以作家為靶子，為獵物，根本不是作家，卻擠在作家行裏來謀算作家的文學殺手，則是最賣力氣收拾同行的種子選手。
這些人，無一不身懷絕技，無一不人其麵而獸其心，無一不是想將文壇掃**幹淨就剩下他老人家稱王的家夥。這些人，惟其誌不在寫而在整，所以，隻要一有機會，結夥、成群；傾軋、排他；派性、門戶；封王、稱霸；告密、陷害；檢舉、揭發；批判、打擊；壓迫、廝殺。這些人要是串同作惡起來，有時候，連皇帝老子，皇帝他媽，都拿他們沒法辦。
他們到底把蘇東坡抓了起來，其中一條理由，他寫了反詩，“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蟄龍知”，宋神宗也覺得這些人過分。據王鞏《聞見近錄》載：“王和甫嚐言：蘇子瞻在黃州，上數欲用之。王禹玉輒曰：‘軾嚐有‘此心惟有蟄龍知’之句，陛下龍飛在天而不敬，乃反欲求蟄龍乎？’章子厚曰：‘龍者非獨人君，人臣皆可以言龍也。’上曰：‘自古稱龍者多矣，如荀氏八龍，孔明臥龍，豈人君也？’及退，子厚詰之曰：‘相公乃欲覆人之家族耶？’禹玉曰：‘它舒亶言爾。’子厚曰：‘亶之唾亦可食乎？’”盡管如此，還是要將他定罪。仁宗皇後急了，據陳鵠《耆舊續聞》載，她對神宗說“不須赦天下凶惡，但放了蘇軾，足矣！”然而，小人仍舊不買賬。
所以，當一個政權中小人成堆，敗類結夥，就有左右政局的能力。其實，蘇東坡最終被謫放嶺南，再逐瓊島，未必是哲宗趙煦的意見。而是已貶往惠州的他，寫的一首即興詩，惹惱了小人群落：
白發蕭散滿霜風，小閣藤床寄病容，
報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鍾。（《縱筆》）
原來算是蘇軾的摯友，還曾為他說過兩句好話的章惇，後來爬上高位，成了小人集團的領袖人物，也幹起賣友的勾當。這首詩傳到了京師，小人們湊在一起，一為他的文學聲望，感到沮喪，越想消除他的影響，影響卻越來越大，二為他的不妥協精神，感到惱火，本想整得他灰溜溜，他卻越來越自在。於是，大家看著章惇，他冷笑一聲，“蘇子尚爾快活耶？”於是，完全不念舊交，大筆一揮，再貶儋州。
為什麽貶到這個縣份呢？陸遊在《老學庵筆記》裏，道出其中底裏：紹聖年中，把一批元祐黨人貶往外地，蘇軾號子瞻，瞻字的偏旁為詹，就罰往儋州；蘇轍號子由，由字與雷字下半的田字近似，就罰往雷州；劉莘老罰往新州，也因為莘與新兩字的部分相同。從這種挖空心思的刁鑽行徑看，文學殺手比職業劊子手更毒辣陰狠，更卑汙齷齪。
如果考較起蘇東坡之死，其遠因要追溯到王安石實行的新政。
他的一生噩運，就是從這裏開始的。王安石的改革，固然勇氣可嘉，但他的新政措施，峻刻狷忿，法嚴責苛，加之操之過急，任用非人，結果民不受利，反而成害，遂釀成一次政治大動**，朝野大分裂，宗派鬥爭，餘波達半個多世紀，差不多鬧到北宋政權結束。王安石這個人，世稱拗相公，其實，拗是他的外在表現，內心世界裏，有其小人的一麵，至少，他的許多行狀看出他是個不折不扣的偽君子。
如果，蘇東坡的剛直性格，能夠自我斂抑一些，不去忤弄這位權傾一朝的同行；也許，就像當時很多人的看法一樣：“軾稍自韜戢，雖不獲柄用，亦當免禍。”至少，不會在宋代曆次翻燒餅的“政治運動”中一再倒黴，直到搭上一條老命。主撰《宋史》的元代大臣脫脫，不以為然。生就的骨頭，長就的肉，“假令軾以是而易其所為，尚得為軾哉？”
從下麵他寫的一首詩，也可看出他，即使想不做他自己，也難。
早知臭腐即神奇，海北天南總是歸。
九萬裏風安稅駕，雲鵬今悔不卑飛。（《次韻郭功甫觀予畫雲雀有感》）
列寧說過，後院裏的雞，飛得再高，飛不出院牆，隻能在垃圾堆上啄食；山鷹有時也會飛得很低，但屬於藍天的它，永遠要高高飛翔在碧空裏。蘇東坡雖然“悔不卑飛”，但他的這種“性格悲劇”，注定了不可能“卑飛”，這也是種下他一生不幸的根由。
林語堂作《蘇東坡傳》，把蘇軾劃入反對新政的保守派陣營，不完全正確。隻是以司馬光、歐陽修為首的保守派，人多正直，皆為君子，蘇軾從思想感情上，從人文精神上，更容易彼此呼應，心際相通，因而貼近交融，自在情理之中。而以王安石為首的改革派，悉為奸佞，絕非善良，使得蘇東坡從良知上，必然要疏遠這類食肉類動物。
他從未全麵否定新政，他在《上神宗書》裏，隻是站在老百姓的立場，覺得王安石的做法，峻急傷民，持不讚成的態度。同樣，保守派上台後，全麵否定新政，徹底停止改革，他也並未感情用事地附和聲援，而且，頗悖眾議地認為新政中的某些措施，未必不可繼續執行。說蘇軾是一個溫和的改革派，或者，一個進取的保守派，或許更接近於曆史的真實。正因為這樣，可憐的東坡先生成了兩邊都不討好的尷尬人。就像《伊索寓言》裏的那隻蝙蝠，鳥類看它是獸，獸類看它是鳥，都對它抱有敵意，這種被拒絕的日子，就變得很難過了。
何況王安石，很嫉妒，如果，蘇東坡的文學成就，不是那麽令王安石不安，假如蘇東坡是個鴉鴉烏的，有他不多，無他不少的作家、詩人，王安石也許就不會把他當回事了。那些二三流的文人中的小人，或等而下之的小人中的文人，也就不會一路追殺下去，置之死地而後快了。蘇東坡的詩，蘇東坡的文，蘇東坡的字，蘇東坡的畫，在當時所造成的“轟動效應”，“流俗翕然，爭相傳誦”，“宣傳中外，孰不歎驚”，絕非今天文壇上那些老少癟三們的作秀造勢所能比擬。
帝王都成了他的追星族，放下美麗的後妃，陶醉在他的詩文中，讀到激動處，夜起徘徊。當時的高麗人、日本人，派人常駐都城開封，不惜重金，高價收購有關蘇東坡的一切出版物。公元九世紀的後半葉，那是一個文學上的蘇東坡時代。“東坡之文，落筆輒為人所傳誦”，“士大夫不能誦蘇詩，便自覺氣索”，而且“禁愈嚴而傳愈多”，“傳於人者甚眾”。一直到今天，九百年來，像一塊兀立不動的文學基石，支撐著中國文學史。可不是時下那些一哄而起、轉眼即逝的文學泡沫，除了留下一股令人掩鼻的醃臢味外，便什麽也剩不下了。
王鞏《聞見近錄》載：“天下之公論，雖仇怨不能奪也。李承之奉世知南京，嚐謂予曰：‘昨在侍從班時，李定資深鞫蘇子瞻獄，雖同列不敢輒啟問。一日，資政於崇政殿門，忽謂眾人曰：‘蘇軾真奇才也。’眾莫敢對，已而曰：‘雖二三十年所作文字詞句，引證經傳，隨問即答，無一字差舛，誠天下之奇才也。’歎息不止。”李定為王安石黨羽，力主極刑除掉蘇軾，以泄私憤，連這樣極無恥的小人，也不得不折服其奇才，可見羅大經在《鶴林玉露》中所講，蘇東坡被時人敬服，以至於他“所經過之地，溪翁野叟，亦以為光華”決非虛言了。
文學的較量，隻有絕對高出一頭的人，才能表現出優裕雍容的“費厄潑賴”的紳士雅量。王安石雖文采出眾，詩文佳絕，為唐宋八大家之一，但同為“大家”，亦有長短高矮之別，他在蘇軾麵前，還是要矮一頭的。所以，他指使禦史台中他提拔起來的走卒，將蘇軾打入大牢，折騰得死去活來，不能不說這其中夾有文人妒意。
十個文人，九個相輕，這種文學上的計較，常常導致文人相整的格局。而蘇東坡的文學成就又幾乎是不可逾越的，他的對手沒有一個肯甘拜下風，然而，又無一不在文學的競爭中，敗下陣來。這些賭輸了的文人中的小人，和小人中的文人，便隻有借助於非文學的手段，把蘇東坡扳倒。尤其，蘇東坡說：“某生平無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自謂世間樂事，無逾此者。”“吾文如萬斛泉湧，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裏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他這樣一說，更刺激了以王安石為首的文人兼小人群落，氣得發昏章第十一，也使他們更瘋狂地收拾他。
蘇軾應該明白老百姓的一句口頭禪，越是半瓶子醋，越晃**得厲害。文人相輕，本是一種習見的現象，中國文壇上，這類半瓶子醋又特別的多，這樣，誰也瞧不起誰，誰也容不得誰的場麵，也不知看過多少。不但文人自己看不勝看，連老百姓也都熟視無睹，遂也不以為奇了。若是文人居然不相輕，居然心服口服地欽敬某位同行，那才是怪事一樁呢？有幾個文人能像歐陽修那樣，一讀到蘇東坡的文字後，馬上給梅聖俞寫信說：“取讀軾書，不覺汗出，快哉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一頭地也！”
回顧時下文壇，令人高山仰止者，雖大有人在，但像歐陽修那樣提攜後進者，也並不多，而患有王婆子賣瓜的自我感覺良好症者，更為數不少。這類喜歡文人相輕的人，多自負，少自審；好自炫，乏自謙；有自大之狂，無自知之明；總自視甚高，自鳴得意，自以為老子天下第一，卻從不把別人放在眼裏，這也是文人相聚時少不了的風景線了。
於是，輕人者，被人輕；被輕者，也輕人，大家彼此彼此，不分軒輊。說作家謙虛誠篤者少，浮狂傲氣者多，不算誇張之語。即或有的作家陽作恭順和遜，那骨子裏的倨慢驕侮，即或是傻子，也能夠感覺出來的。還有的，也許當著麵，嘴上不得不說些好話，什麽還不錯啦，什麽蠻可以啦，什麽比上一部作品大有進展啦……其實，他心裏的月旦雌黃，真的全盤托出的話，我敢擔保，會使那位想聽到佳評的對方，心髒病都要氣犯了。
其實，僅僅是文人相輕，應該是看成一件無所謂的事情，不必太當回事。一位作家，看不上某位同行和他的作品，事屬正常。品位之差，胃口之別，好惡不同，格調有異，評價自然也就很難一統。你再好，哪怕你拿到外國或中國的什麽文學獎，我可以不喜歡，即使你的作品已經撈到外國版稅或中國稿費，我也有權發表不敢恭維的評論。
同樣的道理，一個作家對自己的作品，也不必要求每個人都叫好；不叫好，便視為大不敬，那就是霸道了。何況本來就不是那麽好，因此，挑出點毛病，講出些不是，或者搖頭唾棄，置之若敝屣，被徹底地糞土一番，也不會天塌地陷。要是作家不能承受這種或熱或冷的待遇，一聞好評，欣喜若狂，一聽批評，如喪考妣，那該像玻璃杯經不起高低溫的迅速轉變一樣，就要炸裂成碎片了。
話說回來，文人相輕，不完全是一件壞事。若不相輕，何來競爭？惟其不讓人相輕，就隻有發奮寫得更好，讓人家想輕你也輕不成；惟其要輕別人，自己寫得很不上路，英雄氣短，也張不開這張嘴去數落別人。因此，意氣用事也好，情感作用也好，純粹就是為了賭氣也好，或者什麽也不為，就由於看對方不順眼也好，而相輕某一位同行的話，撇開其消極的一麵，設法使自己寫得更出色些，具有輕人的本錢，也是有其積極的，值得嘉許的一麵。這大概就是毛主席說的兩分法了。所以，不必把文人之間這種爭長較短的行為，看得太嚴重了。曹丕在《典論》裏說這四個字的時候，口氣也是輕描淡寫，看得並不嚴重的。但是，就蘇東坡之死而言，怕就怕這種文人相輕的情結，發作到像王安石恨不能整死對方的病態心理，那負麵效果，便是不好估量的了。
千萬別小看了這些文學跳蚤，別以為他們就咬不死人，書生的悲劇，詩人的噩運，作家的痛苦，文人的災禍，哪一件文字獄案中，沒有他們可疑的黑手介入呢？現在，蘇東坡不知在南遷途中，掉了多少層皮以後，萬幸不死，終於踩著跳板，踏上大陸。
等待他的將是什麽呢？文人之受小人挫折，往往是靈肉兩傷。他在北歸路途中給朋友的通信中，一再說到“衰病枯槁，百念已忘”（《與謝民師書》），“已前者皆夢，已後者獨非夢乎”（《答李端叔書》），他的精神麵貌、身體狀況，日甚一日地衰弱，死神的影子，喪鍾的聲音，對這位文學巨人來說，不可能沒有種種預感。六十五歲的大師終於感到欣喜過後的迷茫了。
荒涼海南北，佛舍如雞棲。
忽行榕林中，跨空飛拱檁。
當門洌碧井，洗我兩腳泥。
高堂磨新磚，洞戶分角圭。
倒床便甘寢，鼻息如虹霓。
童仆不肯去，我為半日稽。
晨登一葉舟，醉兀十裏溪。
醒來知何處，歸路老更迷。（《自雷適廉，宿於興廉村淨行院》）
這是他到大陸後最初寫出來的詩，“歸路老更迷”的“迷”字，多少道出了他興奮之餘，悲悵隨之的複雜心境。
芒鞋不踏利名場，一葉輕舟寄淼茫。
林下對床聽夜雨，靜無燈火照淒涼。（《雨夜，宿淨行院》）
這首同期作品，更可佐證回到大陸以後那種迷亂、淒冷、衰邁和孤獨之情。終於他寫了一首類似“遺言”的五言詩，給他的兒子們：
皇天遣出家，臨老乃學道。
北歸為兒子，破戒堪一笑。
披雲見天眼，回首失海潦。
蠻唱與黎歌，餘音猶杳杳。
大兒牧眾稚，四歲守孤嶠。
次子病學醫，三折乃粗曉。
小兒耕且養，得暇為書繞。
我亦困詩酒，去道愈茫渺。
紛紛何時定，所至皆可老。
莫為柳儀曹，詩書教氓獠。
亦莫事登陟，溪山有何好？
安居與我遊，閉戶淨灑掃。（《將至廣州，用過韻，寄邁迨二子》）
讀到這首銳氣消失，退意濃厚的詩，隻能得出一個結論，蘇子老矣！和他元豐二年（1079）四十三歲時，所寫的那首情緒化的詩，已無共同之處了。
平生文字為吾累，此去聲名不厭低。
塞上縱歸他日馬，城東不鬥少年雞。
休官彭澤貧無酒，隱幾維摩病有妻。
堪笑睢陽老從事，為餘投檄向江西。（《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責授黃州》）
當時，他從開封禦史台的詔獄裏放出來，盡管荊棘滿途，小人當道，他根本是不買賬的，才寫出這篇挑戰的檄文。雖然不知會是一個什麽跌宕起伏，命途難卜的局麵，在等待著他，但是，“出門便旋風吹麵，走馬聯翩鵲噪人”，“卻對酒杯疑是夢，試拈詩筆己如神”，坐了幾個月的大牢，詩情激發，文思泉湧，到了不可抑製的程度。
可六十五歲高齡的他，已經找不到那股生命的活力了。
心似已灰之木，身若不係之舟。
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自題金山畫像》）
小人是社會生活中的可怕病毒，誰招惹上了，誰就得付出沉重的代價，而文人中的小人，又具有格外歹毒的惡本質。翻開一部中國文學史，如果進行一次大師級人物的統計，你會發現，若是按人口比例，我們中華民族的文學大師，其總數是大大低於外國的。這其中的一個毋庸諱言的原因是，中國的文學小人群落，說得上是繼往開來，絡繹不絕，無論哪朝哪代，總有這類東西跳出來施虐作惡，挫折得那些有可能成為大師者，不能成為大師；已經是大師者，不能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
朱弁在《曲洧見聞》中說：“東坡文章，至黃州以後，人莫能及，唯黃魯直詩，時可以抗衡。晚年過海，則雖魯直亦瞠若乎其後矣！”然而，當他再次踏上大陸南端的土地，他的生命也就進入了倒計時了。那位鄉間老翁所言，“天祐善人乎？”其實也不盡然的。雖說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但老天爺（如果有的話），有時候常站在小人一邊的。君不見十年“文革”期間，那些得意過的整人的人，如今繼續在得意著的，張狂著的，還算少嗎？
雖然，蘇軾之死，是屬於“壽終正寢”的一類，他在死前半月給維琳方丈的信中說：“嶺南萬裏不能死，而歸宿田野，遂有不起之憂，豈非命也夫！然生死亦強故爾，無足道者。”但是，若沒有小人們給他造成不幸曆程，也許未必會如此一病不起，迅速地走向死亡。
據他逝世前與錢濟明的信中所述症狀觀察，“某，一夜發熱不可言，齒間出血如蚯蚓無數，迨曉乃止，困憊之甚。細察疾狀，專是熱毒，根源不淺”，顯然，積毒爆發，不可收拾，療治無效，不語而終。同時代人朱彧的《萍洲可談》裏說得更明白：“餘在南海，逢東坡北歸，氣貌不衰，笑語滑稽無窮。視麵多土色，靨耳不潤澤。別去數月，僅及陽羨而卒。東坡固有以處憂患，但瘴霧之毒，非所能堪爾。”所以，被小人迫害至死的蘇東坡，很大程度上也是屬於非正常死亡之列的中國文人。
蘇軾活了六十五歲，如果天假以年，能夠擁有與他活了七十三歲的弟弟蘇轍那樣的壽命，那麽他在中國文學史上的成就，肯定會攀登更高的峰巔，不知該如何的光輝燦爛呢！
於是，便是他生命史上最後一次的輝煌，據邵博《邵氏聞見錄》載：“東坡自海外歸毗陵，病暑，著小冠，披半臂，坐船中，夾運河岸，千萬人隨觀之，東坡顧座客曰：‘莫看殺軾否？’其為人愛慕如此。”有史以來，有哪一位文人受到過這樣隆重熱烈的萬民夾道的歡呼？
這次盛大的謝幕式過後，不久，一代文宗就撒手人寰了。
如果，從蘇東坡之死，我們能夠汲取到什麽教訓的話，那就是捷克作家尤利烏斯·伏契克在《絞刑架下的報告》一書中的結尾兩句名言，值得永遠牢記：
人們，我是愛你們的！
你們可要警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