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一

我讀到一部近人編的《宋詞選》，其中選了舒直一首《蝶戀花》：

芙蓉落盡天涵水，

日暮滄波起。

背飛雙燕貼雲寒，

拋向小樓東畔倚欄看。

浮生隻合尊前老，

雪滿長安道。

故人早晚上高台，

寄我江南春色一枝梅。

這首詞，寫出一點懷舊的感情，好，說不上；壞，也說不上。如果不是因為舒亶的名字，也許不會有人用正眼瞧的。但這位懶堂先生，卻是一個壞蛋，因為他作為“烏台詩案”主控官，與另一壞蛋李定一起，受王安石驅使，一心想把蘇軾弄死。由於這樣一個背景，後人記住了他，他很一般的作品，也就沒有被湮沒在曆史的故紙堆裏。

這倒吻合晉人桓溫所言“既不能流芳百世，複遺臭萬載邪！”若是不管用什麽方法，能把自己的名字附著在曆史上的話，整名人出名，倒不失為一種求得“不朽”的訣竅。

舒亶有《舒學士詞》一卷，趙萬裏輯。不過，不傳而已。《全宋詞》存其詞五十首，幾乎全為令詞。評者認為他“雅語深情，得花間派真傳”，顯然，他的文風，屬趨時一派。凡沒有真功夫，而進入文學這一領域者，通常都搞新潮，這是一條顛撲不破的文學定律。宋代，從皇帝到官員，文學素養要較別朝為高，幾乎每人都寫得幾首濃詞豔賦。因為那時的應酬，官伎侑酒，猜枚行令，歌女展喉，按譜度曲，因此，倚聲填詞是一種席間的風雅。舒亶任職禦史台，上有靠山，下有爪牙，巴結的人很多，畏懼的人則更多，少不了吃請。飯局上，自然有漂亮小姐纏著他，寫兩首小令唱唱。

後來，“元祐更化”，舊派上台，哲宗罷新政，新黨人物紛紛落馬。禦史台把臭名昭著的舒亶，趕了出去。新政的鐵杆黨羽中，他算是比較早的落寞者。這首詞中可以讀出他的心態，既有落寞的淒涼，更有重登政治舞台的期盼。

“故人早晚上高台”，這是最堪玩味的一句。故人是誰？不言自明，就是大名鼎鼎的王安石，他的恩公。

在中國封建王朝中，有兩個神宗，一為宋神宗趙頊，一為明神宗朱翊鈞，之所以著名，都搞過成功或不成功的改革。宋神宗支持王安石變法，“斷然廢逐元老，擯斥諫士，行之不疑。卒致祖宗之良法美意，變壞幾盡。自是邪佞日進，人心日離，禍亂日起，惜哉！”（《宋史·本紀第十七》）這個半截子改革，不但未能奏效一時，而且導致黨爭分裂，互訐不止，北宋從此益發衰弱，最後隻好南渡。明神宗支持張居正新政，倒是一直堅持到這位首輔壽終正寢。但張師傅一死，皇帝翻臉，滿門抄斬，雞犬不留，也還是一個半截子改革。“明之亡，實亡於神宗”（《明史·本紀第二十一》），張的新政也救不了頹敗的大明王朝，從此一蹶不振，直到崇禎吊死煤山。

中國曆史上的維新、變法、改良、改革，從王莽、桑弘羊起，到康、梁、譚嗣同止，未獲成功的原因，非常複雜，但重要一條就是這些領袖人物，往往缺乏真正的治國才能，和足夠的人格魅力。坐而論道者多，浮躁偏激者多，而且這些人中，多多少少具有精神上的缺陷。精於謀劃的張居正如此，亂來一氣的王安石尤如此，所以，王比張的政治壽命更短；幾年之內，把宋朝搞得一團糟以後，回南京賦閑去了。

舒亶當然希望王荊公東山再起，好回到想收拾誰就收拾誰的禦史台。一般來講，在官場廝混久了，得到的，怕失去，失去的，希望再得到。春風得意過的人，就怕秋風蕭瑟，那落寞，那冷落，頗忍受不了。如今，長安道上的雪，已經在為別人沸沸揚揚地落下來，賞雪沒他的份，尋梅沒他的戲，好淒清，好孤冷，好傷心，隻好端起酒杯，對著已是別人的世界，憑欄獨眺，黯然神傷了！

罷相後的王安石，回到金陵去了，滋味和他的這位部下，大略相似，也寫過一首同樣意境的詞《桂枝春》。當然不是與舒亶唱和，主子和奴才之間，利用歸利用，瞧不起歸瞧不起，沒有多少共同語言的，我估計王甚至不屑搭理舒。

到底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果然出手不凡：

登臨送目，正故國晚秋，天氣正肅。

千裏澄江似練，翠峰如簇。

征帆去棹斜陽裏，背西風，酒旗斜矗。

彩舟雲淡，星河鷺起，畫圖難足。

念往昔，繁華競逐。

歎門外樓頭，悲恨相續。

千古憑高，對此漫嗟榮辱。

六朝舊事如流水，但寒煙衰草凝綠。

至今商女，時時猶唱，《後庭》遺曲。

王安石對金陵太熟悉，當初就是在這座城市裏大造聲勢而發跡的。那時，中國還未有“作秀”一詞，他已深懂“作秀”之道。一心想改變積弱國勢的宋神宗，求才若渴，好像有了王安石，大宋王朝就有救了，一天連發幾道急令，沿途驛卒將坐騎鞭策出累累血痕，從開封趕往南京，請他去上任。那時的王安石，如日中天，紅得發紫，氣勢如虹，眾望所歸。現在，完了，過氣政客，下台官員，失意明星，落魄文人，都是“挑水的回頭，過井（景）之人”。一句“千古憑高，對此漫嗟榮辱”，越琢磨，越體味出王安石滿肚子的不是滋味。

這是他不想道出，可又不能不道出的真心情，難怪蘇軾讀了這首詞後，不由發出“此老乃野狐精也”的感歎。蘇是大家，王也是大家，大家之間，總有惺惺相惜之處。盡管這兩個人，同是文友，更是政敵；偶有過從，很少來往。但王首先是政治家，然後是文學家，倒黴也倒不太大；蘇相反，第一是文學家，第二才是政治家，一跟頭栽下就起不來。所以，常失敗的蘇對王能看得透，坦然而自信，雖空間有限，時間無窮，政治敗而文學不輸；占優勢的王對蘇則甚計較，拘謹而戚戚，雖將其扳倒而並無贏的感覺，不免空虛。到了寫這首《金陵懷古》詞時，王對蘇似心結尚在，蘇對王則豁然開朗。這大概就是兩位文人高低上下的差異所在了。

王安石變法，在神宗支持下出台，輿論大嘩，遭到保守派的抵製，可想而知，他要反擊，也屬自然。當時，朝廷內外，反對者甚眾，有一位叫範縝的大臣，上書反對他，“疏入，安石大怒，持其疏至手顫”，但他犯了一個策略性的錯誤，判斷蘇軾為保守派的首領，先要把他幹掉。決策錯了。其實，蘇軾並非全部否定變法，隻是新法在具體落實的過程中，過於峻急傷民，與民爭利，而持有異議而已。

據宋人王栐《燕翼詒謀錄》，可見實施新法中的“青苗法”其弊何在，“上散青苗錢於設廳，而置酒肆於譙門，民持錢而出者，誘之使飲，十費其二、三矣！又恐其不顧也，則命娼女坐肆作樂而蠱惑之”。本來，春季借給農戶的小額低息貸款，秋後還款付息，農民國家均得利的“青苗法”，本是無可非議的事情。但在執行的過程中卻變成誆騙農民的一個局。

王安石此人絕對聽不得任何反對意見，這樣，把一個可能爭取的同盟者，推向對立麵，我想，“拗相公”的“拗”，顯然是從他精神上的缺陷，思維易走極端而來。我始終相信，想將蘇東坡送上斷頭台的最致命的原因，不完全是因為他的《上神宗皇帝書》，不完全因為他是保守派的核心人物，而是文人相輕，到文人相嫉，到文人要把文人幹掉的惡心理。王安石也逃不脫。

因為蘇東坡的詩詞歌賦，甚至為皇帝擬的詔書文告、道德文章，都要勝王安石一籌。清人袁枚在《隨園詩話》裏說：“王荊公詩無一句自在，故其為人拗強乖張。”就衝王之矯揉造作，蘇之坦**率真，兩種性格上的差異，也能理解人品的高下之分，文品上的高低之別，是再正常不過的事。王安石忍受不了他實際上屬二流作家的事實，尤其不能忍受蘇東坡根本不把他當回事的調侃。

倘非王安石作了暗示，就是他安插在禦史台的那幾個狗腿子，承其意誌，視其臉色，拍其馬屁，大打出手，於是，深文周納，捕風撲影，蘇軾成了王安石實施新政後的第一個倒黴的大文人。

擒賊先擒王嘛！王安石會“嘿嘿”一笑的。

雖然，王安石的變法，為史家肯定，雖然，他的“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精神，為後來的離經叛道者，視作精神指南。但是，他相當小人，而且，很偽君子。

到了南宋，就出現一篇醜化他的平話《拗相公》，存於《京本通俗小說》，後被馮夢龍收進《警世通言》。出於政敵反宣傳的精彩段子，自是不可全信。但是，讀他未發跡時，《上歐陽永叔書》之二中“某以不肖，願趨走於先生長者之門久矣，初以疵賤，不能自通”這幾句話，頗有“文革”中寫效忠信的那股卑微口氣，就不以為然了。接著讀《宋史》，知道曾鞏曾經將王安石介紹給歐陽修，歐“為之延譽”，王才漸漸得誌的。可他很快把最早的牽線人拋到一邊。再後，青雲直上的他，連曾經鼓吹他的歐陽修，也要排擠出政壇，斷情絕義，令人不齒。這期間有人建議應該留下這位有經驗的政治家，“安石曰：‘歐陽修附麗韓琦，以琦為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壞朝廷，留之安用？’”歐陽老被逐出開封，回安徽滁州去築醉翁亭了。

這些見諸正史翻臉不認人的事例，實在讓我對王產生新認識。姑且認為王安石出於“革命”大義，並非小人行徑。但衝他起勁反對的那些政敵，如司馬光，如歐陽修，如蘇軾，都是在文學上有建樹的大手筆，我又不禁懷疑大義之外的小人心胸。因為文人，通常不能寬容比他稍好一些的同行，王安石是毫無疑義的大家，但同是大家，也還是存在某些質素上的差別，因此，借助於非文學的手段，將同行置之死地，便是可以理解為下作了。

這種下作，從來也不會絕跡的。而王安石豢養的狗腿子，則是等而下之的小文人，就更是**裸的嗜血之徒了。宋人倉皇南渡，是在金兵壓境，迫近開封的情況下，一次毫無準備的大撤退，所以，政府的文書檔案，散落開封街頭，無人過問。到了南宋，朋九萬從民間搜集到當年監押蘇軾時的審訊記錄，將其出版，書名《烏台詩案》。烏台是宋代開封禦史衙門所在地，由於那裏有幾棵大樹，烏鴉營巢於上而得名。這本書收集了元豐二年（1097）審訊蘇軾的全部材料。

於是，我們看到了舒亶的“生花妙筆”，他參奏道：“包藏禍心，怨望其上，訕謗謾罵而無複人臣之節者，未有如軾也。蓋陛下發錢以本業貧民，則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試郡吏，則曰：‘讀書萬卷不論律，致君堯舜知無術。’陛下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陛下謹鹽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其它觸物即事，應口所言，無一不以譏謗為主。”

這種文字獄的慣技，玩的人，和被玩的人，都太了如指掌了。

李定更不是東西了，一般來講，小人是東西者也少，他尤甚。封建社會，提倡孝道，父母喪必報丁憂，三年內不做官，不婚娶，不赴宴，不應考。李定迷戀官位，竟然瞞喪，為世人所不齒。他跳出來配合舒亶，參蘇軾四大該廢的理由，就更惡毒了。“軾先騰沮毀之論，陛下稍置之不問，容其改過，軾怙終不悔，其惡已著，此一可廢也。陛下所以俟軾者可謂盡，而傲悖之語，日聞中外，此二可廢也。鼓動流俗，言偽而辨，當官侮慢，行偽而堅，此三可廢也。陛下修明政事，軾怨不用己，遂一切毀之，以為非是，此四可廢也。”

他所說的“廢”，就是舒亶說的“重典”，“按軾懷怨天之心，造訕上之語，情理深害，事至暴白，雖萬死不足以謝聖時，伏望陛下用治世的重典，付軾有司，論如大不恭，以戒天下之為人臣子者。”賊咬一口，入骨三分；要是小人咬住你，你就隻有等死了。

中使皇甫遵到了湖州，捉拿蘇軾，那情勢就十分可怕了。蘇軾在給文潞公的一封信裏，寫得很淒慘：“某始就逮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相隨，其餘守舍皆婦女幼稚。到宿州，禦史符下，就家取書。州郡望風，遣吏發卒，圍舟搜取，長幼幾怖死。既去，婦女恚罵曰：‘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他在給陳師仲書中，很痛苦地回憶這件往事：“悉取焚之。比事定，重複尋理，十亡其七八矣。”

受他這次案件牽連的人不少，王安石想把所有變法反對派一網打盡。駙馬王詵因來往甚密，被削除一切官職，司馬光、範縝等被罰銅二十斤。還有一位王鞏，一向生活奢侈，連外出旅遊，也要讓仆人帶著自家的佳釀，決不肯在村店野肆喝酒的貴公子，也因與他來往，被發配到荒僻的地方。蘇軾後來在一篇文章裏寫道：“饑寒窮困，本書生常分，仆處不戚戚固宜，獨怪晉卿以貴公子罹此憂而不失其正，詩詞益工，超然有世外之樂。此孔子所謂可與久處約，長處樂者。”

幸虧這世界上還是好人占多數，“予得罪於吳興，親戚故人皆驚散，獨兩王子（立、敏）不去，送予出郊，曰死生禍福，天也，公其如天何！返取餘家致之南都。”“蘇軾自湖州赴獄，親朋皆絕交。道揚，太守鮮於冼往見，台吏不許通。或曰：‘公與軾相知久，其所往來詩文，宜焚之勿留，不然，且獲罪。’冼曰：‘欺君負友，吾不忍為。以忠義分譴，則所願也。’”

但是，這個不沉的友情之湖，對小人而言，是永遠也不會出現的。小人之間，隻有利害，毫無情誼，隻有勾結，不講信義，他們一旦失去咬人的可能，便覺得全世界都有可能咬他，這種日子，就很難過得坦然自若了。

拗相公，拗了一輩子，最後死於驚恐之中，是一點也不奇怪的。

二

王安石（1021—1080），字介甫，號半山，撫州臨川人。他的變法，在曆史上的影響，要較他的文學成就更大些。然而，他也是個怪人。宋人葉夢得《石林燕語》記載：“王荊公性不善緣飾，經歲不洗沐，衣服雖弊，亦不浣濯。與吳衝卿同為群牧判官，時韓持國在館中，三數人尤厚善，無日不過從，因相約，每一兩月，即相率洗沐定力院家，更出新衣，為荊公番號拆洗。介甫雲出浴見新輒服之，亦不問所從來也。”

“經歲不洗沐”，“衣服雖弊，亦不浣濯”，其實也沒有什麽了不起，但《宋史·王安石傳》裏說：“性不好華腴，自奉至儉。或衣垢不澣，麵垢不洗，世多稱其賢。”這就有點莫名其妙了。世風好諛，大人物的一舉一動，那怕放個屁，追隨者也會頂禮膜拜的，所以，才有“馬屁精”這一美稱。不過，一年到頭不沐浴，一件衣服穿舊穿髒也不洗滌，怎麽能和“賢”聯係上，我真佩服古代馬屁精的想象力。也許他們心目中的賢人，都是從內到外，不那麽幹淨吧？

宋人彭乘《墨客揮犀》裏，還記載了另外一個小故事，也可見此公的性格：“王荊公為大學士時，嚐訪君謨。君謨聞公至，喜甚，自取絕品茶，親滌器烹點，以待公，冀公稱賞。公於夾袋中取消風散一撮，投茶甌中並食之，君謨失色。公徐曰：‘大好茶味。’君謨大笑，且歎公之真率也。”這個烹絕品茶，希望得到王安石稱賞的人，大概也屬“馬”派，有什麽真率可歎？說得好聽些，一個不通曉，或者假裝不通曉人情世事的怪人罷了。

不過，從古到今，文人中間，怪者也多，倒也不足為奇。

王安石是一個搞政治的文學家，在野二十多年，冷板凳坐得太久，要不作一些怪的話，也是怕人把他忘記的。所以，凡是在文壇跟頭把式，出點洋相，製造新聞，興風作浪，不那麽老老實實坐在那兒寫作者，十之九，都有其廣義上的政治企圖。因為搞真正的文學，是要費點力氣的，而作怪的話，興之所至，率意而為，那就容易多了。

例如作《登樓賦》的王粲，喜歡作驢叫，實在怪得可以。他死後，安葬畢，來送喪的曹丕對一些參加追悼會的文人提議，仲宣生前愛作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於是，每人皆引吭高聲效驢之吼鳴，墓前的那個交響場麵，肯定令人亢奮，但也確實是荒誕不經的。同時期，還有一位阮籍，喜歡作長嘯，聲聞數百步。他既不是戲曲演員，需要吊嗓子，也不是美聲唱法，要練發聲，長嘯不已的話，也會讓人不得其解的。所以，由文人組成的文壇，忽而傳來一聲驢鳴，一聲虎嘯，大可不必太在意的。因為，他不這樣怪一下，怎麽能讓大家側目而視呢？

至於王安石的怪，到底屬於哪一類的怪，千古論者，看法不一。甚至當時的皇帝，那位宋仁宗，也弄不清他是真怪，假怪，還是裝怪，何況我們後人乎？據邵伯溫《邵氏聞見錄》載，仁宗有一次賜宴，自然也算是盛典了。但他請臣下的客，倒具有一點西洋情調，與會者得自己在池塘裏，釣上魚來，然後或紅燒，或清蒸，與大家共享同樂。

王安石不喜歡釣魚，也不善釣魚，坐在那裏，便把一碟子用麵粉做成的魚餌，一粒一粒地扔進嘴裏，吃了個精光。第二天，宋仁宗對當朝宰相講，可能是韓琦吧，所以，王安石記他一輩的仇。仁宗問韓，這個王安石是怎麽回事呢？他是極虛偽，還是極呆傻呢？一個人保不齊誤吃一粒兩粒魚餌，但總不能把那麽一大盤子的小麵球，統統吃下去的。所以，宋仁宗不怎麽賞識他，也不曾重用他。因此，他的怪，就是蘇東坡的老爹蘇洵所說，大奸加上大愚的混合物了。

但他對宋神宗，又好像並不怪。宋人曾舒《南遊說舊》記載：“王介甫以次女適蔡卞，吳國夫人愛此女，乃以天下樂錦為帳，未成禮而華侈之聲聞於外。神宗一日問介甫雲：‘卿大儒之家，用錦帳嫁女？’甫愕然無以對，歸問之，果然，乃舍之開寶寺福勝閣下為佛帳，明日再對，惶懼謝罪而已。”由此看，他有時要裝裝怪，有時也不敢怪的。

文人的怪，恐怕不是一加一等於二那樣簡單，有時，表象和本質會很不一致，怪誕的背後，沒準更加世俗，說到底，怪的行為舉止，無非是文人一種引人注目的表演手段而已。

有一年元宵節，王安石陪著神宗皇帝，君臣二人，邊談邊行，乘馬進宣德門。沒想到執勤衛士，持槍把他攔住了，拉住了他的馬，不許他進去。那時，他已經是參知政事，相當於副首相，宰相肚裏好撐船，本不必發那麽大的脾氣。但他居然上奏章，要逮捕法辦。禦史蔡確不同意：“宿衛之士拱扈至尊而已，宰相下馬非其處所，應訶止。”王安石“拗”起來，連神宗也拿他沒辦法，隻好為他“杖衛士，斥內侍”，而“安石猶不平”。

但是，他要把他的兒子王雱推薦給神宗皇帝時，按他的怪和拗，直接提出來，也未為不可的。可他卻繞了個大彎子，先把他兒子寫的策論和《道德經》注疏，刻了板，再印成書，再拿在市場上賣，再從讀者的呼聲中，上達天聽使皇帝聞知，采取了這種迂回戰略，此公究竟是真拗呢，還是假拗，真是要打個問號的。

在中國曆史上，唐宋兩朝，是文人做官最多的年代，唐宋八大家，最起碼的也做到地委一級。此前的漢魏時期，皇帝是不怎麽把文人當回事的，司馬遷自己都認為史官不過倡隸優卒之流的小人物，司馬相如、枚乘也不過文學侍從罷了。禰衡被曹操罰作鼓吏，楊修隻是隨軍參事，竹林七賢中有的官職不低，但無實權。此後的明清時期，文人做大官者，就更少了，進入中央決策機關，能參與政要、發號施令者，絕無僅有。雖然有些禦用文人，隨侍皇帝左右，寫些應製文章，但隻有吾王萬歲萬萬歲的捧場權，幹政是輕易不敢的。唯有唐宋兩代，文人的價碼要高一點，像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軾，在被黜被貶被流放的情況下，還能當上地方官。而王安石，改變了整個國家現行政策者，亙古以來，也隻有他一人而已。

王安石為了實現他的出人頭地的遠大目標，以不做官的手段求官，幾乎等待了他的前半輩子，能下這麽大本錢，連同時代的人，都認為他怪得可以，因為朝廷再三請他出仕，他硬是拒絕任命。有一次，給他一個修起居注的差使，“閣門吏齎敕就付之，拒不受，吏隨而拜之，則避於廁。吏置敕於案而去，又追還之，上章至八九”，如此這般地堅辭，可見他是懂得以怪製勝的，其實並不怪的人。

他慶曆二年（1042）考中進士，時年二十一歲。一直到四十六歲，也就是熙寧元年（1068）得意，經曆了仁宗、英宗兩朝，一共二十五、六年之久，講學金陵，不與奔競，“館閣之命屢下，安石屢辭，士大夫謂其無意於世，恨不識其麵。朝廷每欲俾於美官，惟患其不就也”。由於他謝絕到朝廷裏就任，恬退守職，聲名日盛。越表示不做官，朝野上下越希望他出來做官，越做出怪的行止，也越是吸引觀眾。輿論造得如此之足，竟被視他為“一世之偉人”，朝拜者、敬禮者、請安者、侍奉者不絕於門，“以金陵（指王安石）不作執政為屈”。如此極盡鼓蠱煽動之能事的效果，試想這是傻不唧唧吃了一盤子魚餌的人，製造得出來的嗎？

治平四年（1067）正月，神宗即位，立即任命王安石為江寧知府。九月，又擢升翰林學士兼侍講，這比坐直升飛機還要快，因為他決心要把這位隔牆吹喇叭，名聲在外的奇才，從外任調入京師予以重任。因為當太子時，他的太子司文書事韓維（後來王安石把他一腳踢了），經常對政局發表看法。每逢這位王儲讚同時，韓就表示，此非臣之意見，乃王安石之見解耳。所以，神宗耳朵裏早被王安石的名聲灌滿了，王安石和韓維密信往還，很了解這位新皇帝對他的態度。看來，此公身在金陵，心在汴京，並不是無抱負的傻吃魚餌的呆子，更不是厭倦仕途的塵外之人，隻不過要看時機和什麽樣的皇帝罷了。

所以說，怪也好，不怪也好，裝怪也好，都有其現實的考慮。王安石不是不想出仕的，嘉祐三年（1058），仁宗把他從江東刑獄調到中央來任度支判官，他也曾對仁宗皇帝抱有幻想，上過萬言書的。結果，碰了個釘子，未被采納，他懷才不遇，適逢丁憂，隻好退隱金陵，待機而動了。英宗一朝，他因為反對過這位皇帝繼承大位，知道不會有好果子吃，所以給他官做，他也不做。等到神宗登基，他認為是時候了，聖旨一到，他不再拒絕做官，馬上接受了任命。

不過，他也許覺得一反常態地熱衷仕途，和他多年營造的恬淡拒任的形象，不那麽吻合，到底還是稱病，拖延了七個月才進京。弄得神宗也疑惑起來，是真有病呢？還是冀圖高位？

他二十多年，韜光養晦，拒不出山，製造空氣，聲譽鵲起，也有其策略上的盤算，因仁宗、英宗兩朝任職的範仲淹、晏殊、文彥博、歐陽修、司馬光，這些文學上的對手，要想超越的話，還得憑借政治上的優勢才行。而在封建社會裏，最大的政治上的靠山，就是皇帝。他深知仁宗、英宗不可能對他另眼相待，所以，隻有踞守金陵，等待時機了。

神宗上台，宋王朝積弱的國勢，至此愈益衰敝。仁宗時，國庫就“所出無餘”，英宗時收不抵支，出現赤字。範仲淹在仁宗慶曆年間，也搞過新政的，碰了個大釘子，隻能守成求穩了。新皇帝對這些無計可施的老臣，當然不滿意，而每年必須要“賜”給西夏的五萬兩銀、十三萬匹絹、兩萬斤茶，以求和平的費用，還不包括節日期間要“贈”番邦的銀、茶、絹、帛、衣著的沉重負擔。王安石給仁宗上的萬言書，石沉大海，因為那時國家的日子好過些。但現在，處於內憂外患局麵下的神宗，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王安石的變法上。他一展雄圖的時機到了。

但是，任何一次政治變革，即使很細小的改革，都別指望會順利付諸實施的，勢必要觸犯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假如這部分人的力量足夠強大的話，那麽，變革行動不出母腹，就會被扼殺了。宋仁宗的慶曆新政，清德宗的康梁變法，就是這樣失敗的。假如保守派的力量雖然強大，但進行政治變革的力量，與之旗鼓相當的話，那麽，若是能堅定地排除變革過程中的障礙，若是變革者的營壘始終保持精誠團結，若是能夠證明這場變革確實給老百姓帶來福祉的話，也許，有取得成功的可能。

王安石盡管把所有反對變法的人，都放逐了。作家是最不堪一擊的，歐陽修回家養老去了，司馬光靠邊站了，蘇東坡修西湖去了。但王安石無法製止由於權力再分配，而造成自己陣營中的分崩離析的現象。他最得力的推行新政的副手呂惠卿，也是把他出賣、導致他最終失敗的主力。這個福建人，曾是王安石最賞識的，羅大經的《鶴林玉露》載：“荊公嚐言：‘當今可望者，惟呂惠卿一人。’又曰：‘章子厚才極高，但為流俗所毀耳。’……量足以容君子，識足以辨小人。”王安石欣賞的這兩位，都是不可救藥的敗類。

民諺“鯰魚找鯰魚，嘎魚找嘎魚”，表現出老百姓的智慧。人以類聚，物以群分。小人和小人勾肩搭背，君子和君子清茶一杯，所以，司馬光在他憤而辭去一切職務時，給神宗上書論事，指斥王安石“以為賢則賢，以為愚則愚，以為是則是，以為非則非。諂附安石者，謂之忠良；攻難安石者，謂之讒慝”。王安石下台以後，在南京，天天要寫“福建子”三字，以泄他對呂惠卿的怨恨。凡是執迷地、強直地、無限反複地做同一件事而不停歇者，在醫學上會被視作精神病的症狀之一，王安石如果不是小人，不是偽君子，不是怪人的話，那麽，可以斷言，他在精神狀態上，是個很不健康的人，當無疑問。

但變法失敗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在於青苗、保甲、免役、手實諸法，有利民的一麵，也有擾民的一麵；而貫徹執行新法，依靠的仍是舊的官僚行政機構，結果本來有利於民的政策，也會變質而給民眾帶來深重災難。《拗相公》是宋人話本，其中所描寫老百姓對於變法的深惡痛絕之情，不能說沒有一定的真實性。

當然，還有並非不重要的一點，那就是進行政治變革的領袖。若不是一位具有感召力、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人物，而是一個怪人，一個拗相公，必然失去最起碼的群眾基礎。作為文學家，這種性格色彩，足以魅人；作為政治家，怪誕乖戾，險譎詭異，躁迫強直，剛愎自用，“逆意者雖賢為不肖，附己者雖不肖為賢”，從一開始，就注定了變法失敗的命運。

蘇洵為此寫了一篇《辨奸論》，也有人認為是假托的，無論如何，反應了一種民意。“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誌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複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其禍豈可勝言哉？”這個人，就是王安石了。接著，就談到了他的怪。“夫麵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麵，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最後，他的結論是：“凡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奸慝、豎刁、易牙、開方是也。”因此，碰上這類以怪待價而沽，以怪欺世盜名，以怪招搖過市，以怪不可一世的文人，還真得想想蘇老泉的這番話。

王安石罷相以後，回到金陵去了。他的住宅附近，有一個地名叫“謝安墩”，指揮淝水之戰的謝安，又名謝安石，曾在此地落腳過。東晉至宋，也是好幾百年的事了，王安石這個怪人，也怪得太無邊無際起來，為這個“謝公墩”姓謝而不姓王，寫了一首絕句。“我公名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尚隨公。”

文人之怪，怪到如此地步，也算是登峰造極了。

王安石最後還是失敗了，倒不是正人君子把他擠出了朝廷，善與惡較量，善是絕對不會操勝算的。相反，惡與惡鬥，倒必有一場全武行的好戲。王安石實際是敗在了他一手提拔的呂惠卿手裏。蘇軾在南京見到下野的拗相公時，還曾好心地關注他過去一些政治上的舉措得失。他連連擺手說：“別問我，別問我，現在已是呂惠卿主政了。”而且還神秘兮兮地對蘇軾交待，“此話出於我口，入於你耳，萬萬不可使他人所知”。

他這樣緊張其事，不是沒有來由的。由於王安石當年給呂惠卿寫過一封私下的信，上麵特地注上一筆：“勿使上知。”也就是不要讓皇帝知道他們之間的秘密。結果，這個可以說是更壞的小人，徹底的兩麵派，隨時準備反戈一擊的叛賣者，把這封“勿使上知”的信件，交給了皇帝，結果自然可想而知。從此，他就固定在這個無法令人尊敬的形象上，他傷害了幾乎一代好人，也就隻有讓後人永遠保持對他的歧義了。

被整得一敗塗地的蘇東坡，倒有機會在金陵與這位不可一世的王安石，有一麵之緣。“東坡過金陵，荊公野服乘驢，謁於舟次。東坡不冠而迎揖曰：‘軾今日敢以野服見大丞相！’荊公笑曰：‘禮豈為我輩設哉？’東坡曰：‘軾亦自知相公門下用軾不著。’荊公無語。乃相招遊蔣山。在方丈飲茶次，公指案上大硯曰：‘可集古人詩，聯句賦此硯。’東坡應聲曰：‘軾請先道一句。’因大唱曰：‘巧匠斫山骨。’荊公沉思良久，無以續之。乃起曰：‘且趁此好天色，窮覽蔣山之勝，此非所急也。’田畫承君，是日與一二客從後觀之，承君曰：‘荊公尋常好以此困人，而門下士多辭以不能，不料東坡不可以此懾伏也。’”由這樣一個小場麵，便活畫出東坡的率真和王安石的矯情，也寫出東坡之屢敗和王安石所以能得意一時的原因了。

小人，像大腸杆菌一樣，植根在社會的肌體之中，一遇機會，就要爆發出來。不過，君子當道，正常細胞能夠抑製得住病菌的繁殖，小人被抑製，即使鬧，也不敢太張狂。但有的時候，邪惡占了上風，正直受到排斥，於是，病毒泛濫，不可控製，小人便把自己的快樂，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之上。蘇軾這樣正派的文人，就要吃苦頭了。但是，整人的那些小人，無論怎樣猖狂一時，結果，隻能是得到萬世罵名。曆史的價值，也就體現在這種公平上了，否則，小人豈不更得誌了嗎！

甚至，連列入唐宋八大家的王安石，在今人眼裏，也不過爾爾！有誰還會在書本之外提及他咧！可蘇東坡呢？凡他平生足跡所至的地方，無不給後人留下一片好風景，留下幾首好詩文，留下在挫折中不屈不撓的身影，留下做一個光明磊落文人的風範。

在文學史上如蘇軾者又有幾人？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經得起挫折。我還發現，就在我們周圍那些標榜清高、甘於寂寞的同行，十個有九個半，不過嘴上說說而已。會為得不到一個芝麻綠豆大的官位，沮喪痛苦，難過萬分。會為得不到一個狗屁不頂的虛銜，哭天號地，哀哀欲絕。還有一些人，就更下作了，一天到晚，懷蠢蠢欲動之心，存絕不退卻之念，用東張西望之眼，作掂斤簸兩之算。哪怕大幕已經落下，也還是不肯脫下戲裝頭麵，擦去鉛華脂粉，還自己一個本色的人。

王安石始終也未做成本色之人，臨死的前一天，在野外騎驢獨行，他看見一位農婦向他遞交訴狀，然後就消失不見了。回到家後，一摸衣袋，那份訴狀也無影無蹤了，他千真萬確記得，當時很認真地接過來，放得好好的。這樣，越想越怕，越怕越想，於是，第二天，他在恍惚和驚嚇中死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