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行走作家

我沒有認真讀過“日本學”方麵的著作，對日本文學史也所知甚少，隻想寫出兩次訪日都未能解開的一點疑惑：為什麽有那麽多的日本作家從中國汲取創作資源？

如日本文壇泰鬥級的人物芥川龍之介，就有一部著名的小說叫《南京的基督》，是寫秦淮河畔一個妓女淒美的傳奇經曆。

一九八九年我到井上靖先生的府上拜訪，他曾細致地跟我講過二十七次到中國采訪的一些重要細節和心得，對自己晚年所創作的兩部中國題材的長篇作品非常重視，這就是《敦煌》和《孔子》。二〇〇三年初冬我再次訪日，在參觀井上靖展時他的女兒跟我說：“我多次聽父親講過，小時候讀四書五經和背誦《論語》對他後來成為作家有很大的影響。一部《論語》讀了三十年才讀懂，到六十歲時簡直迷上了《論語》，所以要下大功夫寫《孔子》。”

神奈川文學館館長中野孝次先生對我說：“我們已經有十四年沒有見麵了，在這段時間裏我出版了五十六本書，最多的時候一年能寫出七八本，每本的印數都在萬冊以上。有一本采用了《論語》的形式，書名就叫《中野孝次的論語》，已經印到了第八版。還有一本隨筆集《清貧的思想》，借禪家的思想分析當代日本社會存在的種種問題，以及現代人的諸多困惑，印了十三次，賣出七十五萬冊。”

他已經七十八歲了，怎麽還能保持如此旺盛的寫作勢頭？是什麽樣的書一年能寫出七八本？莫非其中有些是小薄冊子……剛見麵時我問候完了他也曾禮貌地問候他夫人好嗎？當年他們夫婦陪我在大街上尋找中餐館，走路極快。中野先生以一個老人的敏感回答說：“我夫人很好，我也很好，現在我走路仍然很快。每天晚上七點到淩晨四點是我休息的時間，從淩晨四點到十點寫作，每天三千字。不看電視，不接電話，不參加一切招待會，包括葬禮。”

這簡直就是一部寫作機器，他拿出《清貧的思想》贈給我，並非是小薄冊子，有二百三十多頁，精裝，印製很大氣，在版權頁上明確地標出了版次和印數。日本的人口隻相當於中國人口的十分之一，書籍報刊的發行量卻大得驚人。前不久世界發布了全球報紙發行量的排行榜，排在前兩名的都是日本報紙——《朝日新聞》和《讀賣新聞》，日發行量都在千萬份以上。中國隻有每天發行近二百萬份的《羊城晚報》榜上有名，名列第二十位。

日中文化交流協會的代表理事辻井喬，是個思想深刻的作家，也多次到中國來，去年在北京現代文學館以《日本文學的現狀》為題進行了一場講演，將當代日本文壇的現狀歸結為四點：“一、富裕社會的惰性。由於生活富裕，反映人們要求改善社會和自我生活環境的文學意識正在減弱，把自我封閉在小集團中，或處於冷漠的自我疏離狀態中。二、通俗音像作品泛濫，把人們包圍在虛擬的人際關係的網絡中，喪失了原本是通過身體語言、表情、知識和思想聯係起來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三、重大社會主題的消亡。文學的素材和讀者的關注點轉向身邊瑣事和男女間微小的差異上，熱衷於表現性，而缺乏對人性的本質及其矛盾進行深刻的發掘，喪失了對現實的批判精神。四、緊張感的消失。終日處在一種鬆弛之中，關心的隻是如何享樂，忽略了資本主義是如何改變人性的這一優秀文學的重大使命。”（李錦琦譯）正是這樣一位優秀的小說家，最近出版的《桃園記》，卻是一部以中國漢代名將李陵為主角的曆史小說。

日本筆會副會長三好徹，十三次來中國采風，最新的一部長篇小說《革命浪人》，是寫孫中山的（學林出版社已出版了中譯本）……在我所接觸的範圍內還有一些日本作家也經常到中國來，從中國的曆史中汲取文學營養乃至直接引為創作素材，比如《華麗家族》的作者就曾兩次來天津采訪過我。這無可厚非，中國曆史也是人類曆史的一部分，中國作家可以寫，外國作家也可以寫。我不知在世界文學史上，除日本之外還有沒有第二個國家會有這麽多作家熱衷於寫鄰國的故事？

日本文學界有一種稱號叫“行走作家”，不停地行走，不停地寫作。不少作家喜歡到中國行走，然後大量寫中國，這當然跟中日兩國在曆史和文化上的淵源有關。同時，也不能否認這些行走作家和行走作品有兩大優勢：一是受日本讀者的歡迎，日本讀者喜歡中國的曆史故事和傳統文化，相當多的人能對《三國演義》、《水滸傳》裏的故事津津樂道；二是這些作品都極有可能會被譯成中文，我想沒有一個外國作家會對進入中國這樣一個有著十幾億人口的圖書市場不重視。但是，日本作家對中國的興趣多界定在曆史題材範圍內，他們來中國行走也隻是想進入曆史隧道，觀光和考察豐富多彩的中國曆史文化。

早稻田大學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所的岸陽子教授曾向我介紹說，兩年前她挑選了六位在中國當代文壇上正活躍的作家，組織人將他們的部分作品譯成日文，每人一本，每本隻印一千冊，至今除去其中的一本賣得差不多了，其餘五本還都積壓在倉庫裏銷不動。而岸陽子教授自己編寫了一本解釋《三國演義》的書，卻印了一版又一版，銷路甚佳。這或許和文學本身關係不大，我不相信中國作家寫中國會不如日本作家寫中國寫得好。有什麽讀者就有什麽作家，是讀者培養了圖書市場，而市場左右著圖書的銷售。市場永遠都是一隻喂不熟的狼，一貫奉行實用主義、拿來主義，有用就拿來，不喜歡的就扔到一邊。

韓國人李禦寧在《日本人的縮小意識》一書中說：“日本文化是一種拿來主義式的文化，這種文化是把外部的東西拉至內部，呈現出典型的縮小意識。所以在曆史上日本把自己的文化教授給外國的很少，日本文化史又被稱為外國文化學習史，起初從朝鮮學習漢字和曆法，後來又從中國直接學習，接受了諸多文化。到德川時代，向荷蘭學習，繼之又向以英國為首的歐洲諸國學習。太平洋戰爭之後又被美國文化淹沒。”（張乃麗譯）此書在日本成了暢銷書，這說明日本人讚賞至少是接受了李禦寧的觀點。日本思想史學會會長源了圓在《日本文化與日本人性格的形成》（1992年北京出版社）一書中也說：“日本的傳統文化，在某種意義上是中國的‘衛星文明’。”

既然如此，喜歡行走於現代中國土地上的日本作家，為什麽不反映現實的中國生活呢？辻井喬說：“日本在激進的近代化過程中，認為歐美的思想是先進的、優秀的，明治維新以前日本固有的思想都是落後的、可恥的，而當時的許多思想是源自中國大陸。這也許就是造成否定、歪曲中國現代文化的原因之一。”還有如日本民族學會會長江孝勇等一批日本學者認為：由於戰敗的打擊，刺激了日本人的自尊心持續增長，本來心裏就對曆史問題有很多想法，以前是覺得不說為好，一直保持沉默，現在則有一種想把自己的想法說出來的傾向。巨大主義、膨脹主義思想正在日本盛行，到處都標榜是“經濟大國”，在國家前麵加一個“大”字，便意味著將要有尷尬的事情發生……

這就是現實，日本的行走作家之所以紛紛走進古代的中國，正是受了這種現實的影響。任何國與國之間的文化交往，必然會受到兩國關係以及政治、經濟、民族情緒等諸多因素的左右。

2004年早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