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中文協的辦公室

我必須小心翼翼地用最平實的語言寫出對這間辦公室的感覺。誇飾會損害它，而簡慢又會傷害我對它的敬意。它就是日本中國文化交流協會辦公的地方，位於東京都銀座附近一棟樓的七層，有一間大屋子，我估摸有五十平方米上下。整個事務局，包括專務理事、常務理事以及普通幹事共計十三個人，都在這間屋子裏辦公。

我跨進門的第一感覺是受到衝擊般地眼前一亮，繼而是被震撼，並由衷地感動了，心裏熱熱的。是因為它的簡樸和擁擠嗎？或許是吧，但它擁而不擠，十三張辦公桌被一架架一排排一摞摞的圖書、資料和文件環護著，烘托著，牆上和書櫃上貼滿了有關日中文化交流方麵的圖表和招貼畫，在它四麵牆的最上方留出半米高的地方，擺滿日中文協曆任會長和代表理事的大幅照片、獎狀、塑像、海報等紀念物：中島健藏、井上靖、水上勉、高山辰雄、團伊玖磨……

這讓我想起上次來日本（1989年），井上靖先生還風神健朗，請我們一行到家裏做客，在小庭院裏散步、聊天。團伊玖磨先生也在一次聚會上一邊喝著酒一邊生動地向我描述了六次拜見周恩來總理的細節……如今竟都已作古了，就連白土吾夫先生也坐進了輪椅。

近四十年來，日中文協邀請了二十批共一百多名中國作家訪日，就是在這間辦公室裏籌劃和處理了所有的事物性工作。一些當代中國文壇上泰山北鬥式的人物，諸如巴金、冰心、曹禺、周揚、老舍、張光年等等，都曾造訪過這間辦公室。這裏真稱得上是氣象萬千，一片輝煌，這才是名副其實的日中文協的辦公室。它豐富實用，運轉迅捷，多色彩，多功能。

可是，日中文協的專務理事佐藤純子先生卻說：“現在中國變化很大，有些人隻認錢，看我們辦公條件差，馬上想到這個組織很窮，幹不了什麽事，所以現在有人要求拜會，我們都婉拒。”（《人民文學》2003年11期陳喜儒《佐藤大姐》）我對日本的辦公條件不甚了解，在中國或許真的很難在大機關和大企業裏再找得到這樣的辦公室了。當今世界的潮流是隔離，每個人都要求有自己獨占的空間，即使萬不得已大家擠在一間房子裏，也要用牆板分成許多鴿子窩。我曾進過一家保險公司的豪華大樓，總經理占據了三樓的整整一層，有按五星級飯店標準裝修成的衛生間和供中午休息一會兒的臥室，他的辦公室足有排球場那麽大，我當時對那位老總說了句被認為是冒酸水的話：“你一個人占這麽大地方就不怕鬧鬼呀？”

而這裏卻有另外一種和諧，一種精神，一種忙碌的文化氛圍，似乎隻有在這樣的地方才能辦好日中文化交流上的事情。盡管這間辦公室裏的空間已經非常珍貴，卻仍然留出一塊地方擺放著一張長條桌，我進去以後大家都圍坐過來，一杯熱茶，幾塊小點心，氣氛融融，心也融融，有一股濃濃的人情味。我猜他們平時也是這樣開會和會客的，但我想不出是什麽樣的人坐在這兒會不溫暖，不動情，反而敢傲慢。

已經離不開輪椅的代表理事白土吾夫，每周還要到辦公室來一次。被陳喜儒先生尊為大姐、要天天上班指揮和調度辦公室事務的佐藤純子先生，也已經六十九歲了，且獨身一人。她對我說：“二十三年前丈夫就病故了，年輕的時候因工作壓力大也沒有要孩子，想想真沒有資格做女人。”聽了這話我有些傷感，更多的卻是敬佩。她於一九五七年畢業於昭和女子大學英語係，然後就投身於剛剛成立的日中文化交流協會的工作，“當時協會裏加上她也隻有三個人，右翼勢力猖獗，協會經濟拮據，曾連續三年發不出工資”。然而她始終毫不動搖地把最美好的青春年華貢獻出來，可以說她這一生就做了日中文化交流這一件事。

然而這是一件大事，如今的日本中國文化交流協會廣泛地團結了要求日中友好的日本文化界人士和團體，曾開展過著名的“乒乓外交”，為實現兩國邦交正常化做出過重要貢獻。協會現有五千多個人和團體會員，如日本第一次建國的都城、被譽為“日本人精神的故鄉和心靈的家園”的奈良市政府，多年來就一直是日中文協的團體會員。人活一世能幹成一件事就不容易，特別是終生堅持了自己的信仰，生命是充實的，到老來也足堪欣慰。其實若沒有強大的信仰，也是很難堅持一生的。

最可喜的是這一信仰傳承下來，協會本部吸收了一大批青年才俊，讓我沉實地感覺到了這間大辦公室裏所孕育出的希望。希望是種子，有種子就會發芽。希望也能喚醒勇氣，沒有任何勢力能毀滅堅毅的希望。所以，日中文協的辦公室裏不斷地增加新麵孔，而且是非常年輕的麵孔。嬌俏柔和的長野微，北京話說得那叫地道，活脫脫就像個北京姑娘。原來她初中畢業後就單身闖北京，用八年時間在北京完成了高中和大學的學業，回國後就成了日中文化交流協會中一名年齡最小的成員。她少年穩重，辦事機敏幹練，十分招人喜歡。事務局局長助理小阪裕二，和未婚妻是在中國相識並一見鍾情的，中國成了他們的福地，成全並見證了他們的愛情。事務局次長中野曉曾是大學帆船比賽的冠軍，當年是靠一個字一個字地死記硬背“老三篇”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學會了中文，現在還能流暢地整段整段地背誦毛主席的文章。已經到過中國一百三十七次之多，對中國可謂百看不厭……

可我在參觀神奈川近代文學館井上靖展時，館內事務局長國正道夫介紹說，該館在節假日平均每天接待參觀者二百人左右，但鮮有五十歲以下的年輕人，這就是說現在的年輕人對文學的熱情正在減弱。卻有一批二十幾歲、三十幾歲、四十幾歲的人加入到日中文協的行列中來，熱衷於日中文化交流事業，為信仰而努力。這怎不令人感動，甚至會情不自禁地檢討自己：你為信仰又堅持得如何？

一個多月前我在剛接到邀訪通知時還有些猶豫，一是手頭正被一部長篇纏著，進展還算順利，不想耽擱。二是想到目前國際上的諸多事端和民間情緒，對出訪沒有應有的熱情。當邁進了日中文協的辦公室，就知道自己不虛此行。重訪日本跟第一次來的感受不一樣，我開始試著理解許多中國學者和日本作家們為什麽會幾次幾十次地你到我這裏來，我到你那裏去。日本作家對中國文學有相當廣泛的了解，中國作家對日本文學也了解得不少，你知道我跟我知道你差不多，見了麵有話可說，有話想說，這在國際文化交流中是相當獨特的，甚至是唯一的。又熟悉又陌生，越是了解得多，越會感到兩國文化上的深刻差異。

人的交往也是如此，第一次相識隻說明有緣，有了第二次會麵才能續緣、結緣。我在機場一見到協會的常務理事橫川健先生仍然身板筆直，動作敏捷，立刻就生出一種親切感，剛踏上異國的陌生情緒頓時消散。十幾年來我想到日本就想到他，謙恭有理，麵麵俱到，說一口流利的普通話，是四川大學政治經濟係一九五八屆的高才生。那年在東京會館的隆重歡迎會上他為我當翻譯，我是認真做了準備的，作家又常患“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臭毛病，真難為他竟沒有卡殼，我一直心存感激。還有袁信之先生，在我的印象裏他應該是個小夥子，我上一次訪日他整整陪同了我半個月，從關東到關西，又從關西到北海道，他是日本的活地圖、活字典，思維精細，對我照顧有加。十四年未見，竟然頭發花白，開始駝背，人也有些消瘦，我忽然有一種想擁抱他的衝動，卻隻能客氣地伸出右手……

這就是日中文協，在這個以跳來跳去為時尚的現代社會，文協雖然增加了許多新人，老人卻都還在，沒有人辭職，沒有人跳槽。文協中不止一個人向我介紹已去世的會長團伊玖磨先生的公子，說他是個優秀的建築師，最近還出版一部頗受好評的長篇小說。那神情那口吻就像是在說自己的家裏出了個天才，仿佛整個日中文協都為會長有這樣的公子感到欣慰，感到自豪。難怪這個團隊能留得住人，能容得下人，會員們寧願付費也要參加它的活動。

日中文協的人讓我認識了日本的另一麵，改變了我對日本的一些看法。我想不僅中國會感謝他們的工作，日本更應該感謝他們的努力。

2003年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