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魔術和經濟奇跡

——參觀大阪變壓器廠所想到的

我不敢說熟悉工廠，卻可以說對工廠懷有一種特殊的感情，對工廠永遠有好奇心。因此，每次出國——不論去社會主義國家還是去資本主義國家，都必須看他們的工廠。今年春天的日本之行也不例外。而且在參觀日本的工廠時我思想最為活躍，天上地下、古今中外，想得很多。當然想得最多的還是工業發展和經濟奇跡的關係……

日本的大阪變壓器廠。

主要產品：近二十種不同規格和型號的變壓器、各種電焊機和切割機、焊接和切割機器人。

全部從業人員：一千七百三十九人。

現有資金：七十三億日元。

年銷售額：五百多億日元（約合四億多美元）。

不足兩千人，每年創造四億多美元的產值，這是夠驚人的。我問工廠的負責人：

“你們的產品主要是在日本國內銷售，還是銷往國外？”

“銷往全世界。主要是歐、美一些技術發達國家。”

工廠的負責人彬彬有禮，用謙和的語調說出很狂的話。這“狂”主要是我的感覺。“銷往全世界”——我在國內很少碰到敢說這種大話的廠長。對大阪變壓器廠來講這是事實，所以不能叫狂妄。隻能說他對自己的事業充滿自豪和自信。

工廠並不大，比我想象的還要小。用了不到兩個小時就把主要車間都看完了。原來那一千七百三十九人包括遍布日本各地的二十幾個營業所和生產分廠，而總廠的從業人員隻有五百五十六人。

廠區內到處都一塵不染，更像個科學宮或展覽館。然而主人卻說他們是家老廠，已經有六十九年的曆史。日本民族崇敬曆史，對自己的傳統格外珍視。宣揚自己是老工廠老字號，跟老設備、舊廠房、到處都破破爛爛是兩回事。古老的大阪變壓器廠，一切都是新的，廠房、設備、技術、管理、產品，都是現代一流的。

就像在日本西服革履與和服木屐共存一樣，誰也沒感到不和諧、不舒服，不該共存。西服革履代表西方影響，和服木屐是日本的傳統。

工廠開動機器的時間為上午八點半到下午五點一刻，工人基本上是白班。主人介紹說日本的技術勞動力相當值錢，第一年進廠的學徒工每月就能拿到十三萬日元（約合一千一百美元）。這跟技術勞動力缺乏有關。許多有門路的家長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進工廠當工人。

我走進每個車間都能聽到一種柔和的樂聲。上午十一時，下午三時，考慮到工人們有點累了，就播放半小時音樂。車間裏人很少，不要說沒有閑人，就連幹活的人也不多，生產基本上是自動化。生產激光切割機的車間隻有二十個工人，每月生產十二台，每台售價六百萬日元。

跟著工廠的頭頭在廠裏轉一圈兒，總是要碰到一些人，對他們的那種秩序、氣氛、人際關係（盡管是表麵的）頗有感觸。下級對上級的尊重、服從，同仁之間繁冗的禮節客套，是工廠的又一種潤滑劑。雖然是客套，要我們這樣的外國人學會它運用它卻是相當困難的。我並不敢輕視日本的客套，甚至有興趣研究它。曾讀過周一良教授寫的一篇關於日本文化的文章，他解釋了日本人喜歡用的“義理”兩個字。“義理”的核心就是“忠”，忠於君主，忠於職守，孝順父母，下級無條件服從上級，對自己歸屬的團體要負責。

“義理”更包含責任和義務。認真嚴肅地扮演自己在社會中所擔當的角色，熱愛自己在社會中所處的地位。資本主義大工業經濟的發展不僅沒有改變日本的這個傳統，恰恰相反，這個傳統倒成為日本經濟起飛的重要推動力，滲透在工商業管理、經營、生活的所有領域。做一個現代職員，似乎天生就要服從自己的上司，隨時準備為公司獻身。可想而知，日本工廠裏職工的工作熱情是怎樣的了，帶有一種瘋狂的色彩和苛刻的責任感，不能不令人肅然起敬。

當然，更令我驚奇的是他們的產品。

焊接機器人用一兩分鍾的時間在一塊不鏽鋼板上推出“日中友誼萬歲”六個剛勁有力的中國字。激光切割機一眨眼的工夫可以在鋼板上畫出一個戴著極其複雜頭飾的少數民族婦女的生動形象，線條無比均勻，曲線變化無窮但優美流暢。仔細看，才會發現那線條其實是切縫，隻有零點五毫米粗。最大可切割十六厘米厚的鋼板。如果不是親眼所見，我實在難以想象。因為我在機械行業工作了幾十年，對電焊和切割並不陌生。大阪變壓器廠的電焊和切割卻是對我的想象力的挑戰，像變戲法。

當主人拿出一個精美的大本子要我題字的時候，我未假思索就信筆寫下當時的感受：“工業魔術，名不虛傳。”

正因為他們工業的發展像魔術，才有經濟奇跡的誕生。早在兩年前，日本就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富的國家。國民資產總額按當時的匯率約為四十三萬七千億美元，而美國的總資產隻有三十六萬二千億美元。六十年代初日本人的食品還定量供應，短短三十年就產生了奇跡，他們的奇跡是怎樣發生的呢？

日本民族老有一種危機感。這危機感使他們變資源匱乏、國土狹小的劣勢為優勢。日本人注重實用，以“需要”和“利”作為觀察問題的思想核心，喜歡技術，善於模仿，並在模仿中有所創造，尤其在科學技術方麵。

我提出什麽是“企業”的問題，跟大阪變壓器廠的負責人探討。在討論中我也提到在中國的《經濟社會體製比較》上看到的一篇日本人小宮隆太郎的文章，他給企業下的定義是：“所謂企業，在日本的詞義中是‘籌劃事業’的意思，籌劃新的事業就是企業。像中國某些工廠那樣隻參與反複循環的定型的生產活動和隻著眼於產量擴大的組織體很難稱之為‘企業’。企業不該年複一年地重複生產同樣的商品和提供同樣的勞務。”

小宮隆太郎還提出，真正的具有活力的企業應該在以下八個方麵有自主權：一、研究開發；二、新產品開發和引進；三、市場經營；四、決定擴大和縮小雇用職工的人數，解雇和錄用職工，決定工資製度；五、與外國企業實行技術合作和合營事業；六、擴大生產設備的規模；七、在其他地區建設新廠，設置新的銷售網點；八、與其他企業合作、合營以及吸收和新設子公司。

變壓器廠的負責人基本上也讚成小宮的意見。

我則有相當的保留。不同的製度有不同的企業，不應該使用一個衡量標準。

參觀日本的工廠有個令我苦惱的問題，就是不能集中精神，思路常常開小差，想到自己的工廠，想到在國內看過的一些同行業的工廠。我們喜歡談論外國人。我的一些“國外隨筆”寫的全是一個中國作家怎樣看外國。參觀大阪變壓器廠之後，突然被中日工業和經濟的差異所困惑，很想知道日本人怎樣看中國？他們常掛在嘴邊的“友好”，是一句世界性的套語，還是一句真誠的話？“友好”到什麽程度？

日中學院院長、早稻田大學經濟學名譽教授安藤彥太郎談得非常直率：

“日本政府裏沒有日中友好單位，政府基本上也不是很友好的，隻是出於政治需要，為了賺錢，口頭上說友好。日中友好單位全是民間組織，政府不給經費。日中學院就是民間的，政府不喜歡。嚴格地講日本人民對中國也不一定就那麽友好，真誠主張日中友好的是接近你們的人。”

我感謝這種真話，雖然到日本之後就被一種友好的氣氛包圍著，心裏卻不無疑慮。行前我看一些有關日本的資料，台灣《遠見》雜誌一篇文章說：“凡是有市場的地方，就有日本商品；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日本觀光客；凡是當年日本軍閥所無法征服的，今天透過日本商社都能做到；凡是談到日本人的組織管理，沒有人不佩服；凡講到日本人小氣、排外、自私，沒有人不歎息。在世人心目中，日本人真是既令人尊敬又令人討厭。”

我不願先入為主，很想通過自己的考察否定別人強加給日本和強加給我的頭腦的結論，但我心裏不能不多存一問：“日本對發達國家尚且如此，何況中國貧窮落後，他們的好意從何而來？”

安藤先生是經濟學家，熟悉中國，熱衷日中友好事業。夫人岸陽子是漢學家，喜歡把中國文學介紹給日本讀者。他們的書房裏掛著郭沫若的書法真跡，印刷的毛澤東手書《沁園春·雪》，門框上貼著從北京琉璃廠花五分錢買來的紅紙黑字對聯：“實事求是”。從這個家庭的氣氛就可以猜出他們的政治傾向。安藤健談，繼續日中友好的話題：

“日本是狹長的島國，季節變化明顯，節奏必須快。到了夏天就必須趕快穿夏天的衣，吃夏天的飯，辦夏天的事，不然一眨眼夏天就過去，又該做秋天的打算了。日本又是海洋性氣候，多霧，神秘，迷迷糊糊，喜歡美的短命的東西，比如日本的國花——櫻花，一開就謝。也可以說美的東西往往是短命的，如閃電、彩虹。中國則講求合理的。日本講求怪的，不追求合理。江戶時代是朝著中國一邊倒，把《朱子百家》當國學進口，吸收了中國的思想文化才有基礎搞明治維新。明治維新以後日本強盛起來，開始侵略亞洲各國，一般的日本人有一種侵略別人的習慣。對古代的中國很尊崇，你們要到京都、奈良參觀寺廟就會感受到這一點，什麽都是從中國學來的。但對現在的中國卻很看不起。”

我相信這種分析，或者說這分析證實了我的某些感覺。

日本文化交流協會常務理事白土吾夫先生的一席話，代表了日本上層社會中堅定的日中友好派的觀點。他說：

“中國是重型坦克，日本是自行車。一開始自行車跑得快，轉彎也快，還挺得意。將來誰得意還很難說哩！

“如果爆發戰爭，日本三個月就沒糧食吃了，半年就得癱瘓。戰爭打起來不靠進口仍然能支撐下去的隻有中國和美國。現在日本大量浪費電和木材是罪過。人類應該生活得樸素點。”

我在日本考察了半個月，他是唯一講到日本的困境、危機並為此不安的人。

他還說：

“當年日本侵華，殺死一千萬中國人。轟炸重慶時不分目標，清掃式轟炸，包括紅十字會的醫院。中國不要戰爭索賠，這應該是一千億美元！”

為什麽不要戰爭索賠？該不該要？能不能要到？我知道得很少，無法就這個問題跟白土吾夫先生進行討論。

白土吾夫儀表堂堂，有政治家的深沉、威嚴和機敏，眼睛極有神采，兩道眉毛又重又長。他頗為欣賞自己的眉毛：

“我這個人其他方麵沒有什麽好誇耀的，隻有一雙眉毛很像周恩來總理。”

我認真端詳他，果然不假。豈止眉毛，連上半個臉都有點像周總理。

他到中國一百二十多次，見周總理四十三次。

這兩個數字讓我吃驚，讓我想到很多……

東京其他一些希望日中友好的有識之士，談起來也都多次到過中國，多次見到過周總理。

我不能不佩服周總理對日本的見識。

是周總理、魯迅、郭沫若乃至孫中山、宋慶齡這些偉大人物的個人魅力和影響，團結了一大批日本的上層人物。盡管艱難，日本始終有一部分中上層人物在真誠地推進日中友好。

我在京都的大街上就見到過日本右翼的宣傳車，有“**”中造反派的氣勢。車上插著兩麵大旗，一麵是白地紅太陽的日本國旗，另一麵是藍地白**的天皇旗（**是天皇家的族徽）。車頭架著高音喇叭，在馬路上大呼小叫，無非是“堅決保衛天皇製度”等等。

一位做日中友好工作的小姐很動感情地對我說過，在日本搞日中友好是很困難的，要錢沒錢，要人沒人。相比之下，做日美友好工作則很容易，人多錢也多。她急切地希望中國強盛起來，她的工作也會容易做些。

歸根到底還是中國太窮太落後，不僅害了自己，也牽累了一些對中國懷有美好感情的外國朋友。這是我以前所沒有認真想過的。

別人怎樣看我們不是非常重要。我們畢竟有自己的立場和原則。但也不可把外國朋友的話全當耳旁風。

我倒給自己總結出一條規律：在國外不論看到什麽東西也不如參觀工廠的時候印象深刻。觀景覽勝總感到浮光掠影，在工廠的感觸則是實在的深刻的。我有個夢想，希望有朝一日不是同作家們，而是跟企業家們一同出國訪問，聽聽中國的企業家怎樣議論國外的工廠。

1989年冬